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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尔文先生的读者们像达尔文先生那样放得下这事，应该不太可能。如果达尔文先生没错，那么我们想知道那些细菌或者活体上的微生物是来自哪里。假设目前按照他持有的观点，微生物曾是地球上的唯一物种。它们无法从湿冷又粘乎的状态，进入并穿越我们称之为干燥介质的空间，而后生存下来——穿越得慢，会死；穿越得快，会着火，就像流星进入大气层时一样。并且，靠拟人化的东西在地球上创造出些什么的这类想法，与整个进化论主张的“将自身作为结果，而不是缘由”的精神不符合。从我们本身推回到单细胞生物，人类突然变成是由不可想象的事情开始（生命），并且，仅是我们人类，还规模如此之大——从这里再推回到我们最初开始的起点，此类论点就更加缺乏立足点。
只有另外一种概念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微生物是随着时间推移，来自于一些我们完全不能称之为生命的东西；实际上，它们应来自宇宙物质或宇宙力量，以某种或多或少类似于人类发展的方式成长起来。
我首先问过自己，是否不应该把生命分解成一个不可思议、极其精妙的复杂构造来解释。小猫看到人类绑鞋带时，认为鞋带是有生命的，因为它们不理解鞋带穿进穿出怎么会引起鞋带头跳动。当然，它们会辩解，“当我们不理解一个东西如何会动，我们会认为它肯定是自己动起来的，因为除了自发性的理由以外，我们并不能理解别的动因。如果是自发性的，那它就有生命，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自行动作，或者我们没法明白它怎么可以自己动起来，除非它是有生命的。任何体型不太大的、有生命的东西都能被折磨或被吃掉——所以，让我们跳上这鞋带头吧”。于是，它们跳了上去，小猫们在鞋带之上。然而，当我们给予这猫比它平时所习惯于看到的生活状况还要多出现一些的情况，它就立刻变回一个综合了一切生存本能特征的小猫咪，成为屈服于悬殊力量之下的猎物。让她看到被包扎后还能跑出一些距离的玩具老鼠——形状，颜色以及老鼠该有的那些行为——那么，所有好猫都会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有些特征还没表现出来，但明显的鼠类特征已经出现。于是，她就会欢天喜地带着渴望跳上这玩具，就跟之前跳上鞋带一样。
假设这玩具还能更复杂些，它没被包扎，跑一下，停下来，再跑；假设它还可以模仿吃喝行为，甚至做出老鼠用爪子给自己洗脸的动作，我们会不会骗自己，觉得是出现了其他生命？尽管事实上并没有。那么，我们理应怀疑一部机器是不是复杂到在发生每个连续紧急的事件时，都能有一系列相应的行动方式，且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案，更何况，它看上去还如此像一个真实活着的生物这件事。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得朝这个方向去思考和命名：是否，该生命并不简单等同于一个极其复杂的、部件由外部环境情况驱动的机器；是否，事实上，人类并非作为人形意义的玩具老鼠，能持续个七八十年，而不是少一半的时间，就具备了更多功能并且还更经久耐用？当然，我会觉得很不安，如果我因此把所有植物和人都比作机器，因为如果都被叫做机器，那么这些机器必须跟那些其他所有机器一样——拥有同一个设计师，然后有一些人把它们打包分类再进行分工。不过我觉得目前这概念可能要等一等，等大家都完全准备好了，且经过检验事实，最后确实能证明这信念合理合情，才能像今天那样完全就接受一个无中生有出来的设计师。
若是如此，人类就完全不存在了，仅仅是一堆拥有如此高复杂度的机器，那么我们便能省事省力地，直接定义这类机械组合为“活着的”。为啥机器就不能最终成为像我们一样复杂的组合，或者说，要复杂到哪种程度才算是“活着”——一如万物生存的本来面貌那般活着？哪怕能有一个使它们变得更复杂的实际案例，我们都会尽力去认可这样的美好设想能够变成现实。
我并不认为我当时了解到的这种观点，既否认生命和意识，也同样否认这类特质，我觉得它们反倒认为此特质在每个细胞里无处不在，结果使得有机体和无机体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有种不必在意它究竟算是有机还是无机的意思。我们尽可能在理论上去否定它，但其实还是会觉得，一个有机体，除非死掉，否则在一定程度上，多多少少是生命和意识共存的。
我在这个课题上也研究了接近二十年，我所写下的以及推翻的理论仅被我发表了一小部分。所以我也不能清晰记得1863年时候自己的立场。因此，我现在也不能假装在这课题上有深入的看法。每当我思考生命时，我就会发现这个课题如此艰难，以至于自己会沉迷于死亡和机体的问题不能自拔；每当我思索死亡或者机体组织时，我又会发觉这是多么不可思议，还是称之为生命更容易接受些。我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有机体和无机体之间的明确界限是模棱两可的。这反倒使得我们的其他想法更能遥相呼应，它们也因此更容易被世人接受。即，把每个单细胞都看成一种生命，然后才引入死亡这个概念——就像一个团体或者公司被瓦解——这样做比生硬地从无生命细胞开始，再强行赋予它们生命的方法要好。所以，我们所称做的无机体世界，必须被看作是具有一定生命力、本能，也有一定局限性，有意识、意志力以及有统一行动能力的世界。不过，这仅是我近来才形成的观点。
必须由假设开始，无论有多荒谬。所以我从假设人类是一部机器开始——这是我从一连串纠结里最能轻松做出的选择。在如此研究了一段时间后，我提出“机器演变成生命体”的推论，在1862年或1863年写了关于机器的整个篇章的框架，后来重写成（小说）《埃里汪奇遇记》。这个框架在1863年6月13日，于新西兰坎特伯雷的Press期刊上发表，现在大英博物馆保留了一份拷贝。
·我能够立即感觉到，尽管从这条线索可以找出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我迟早还是会放弃它。所以我迅速扔掉了关于机器和我们人类关联结合的这种观点。取而代之的，是类似我们自己制造且可随身携带的四肢。1863年6月13日后的一些天或者几周内，我又在Press期刊上发表了一封信，以进一步推动此类观点的宣传。我丢失了有关这封信的唯一拷贝件，所以这些年我也再未见到它。我的第一次阐述肯定不会太好；第二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其实更糟，尽管自我感觉比第一封信阐述的观点更为深入、更具有前瞻性。但我在写作《埃里汪奇遇记》之前就遗失了拷贝件，因此只能在书里给出一些零碎段落；况且，其他观点里还有更有趣的东西。我也许应该说明在1865年7月1日发表于Reasoner上的观点，是第一封信中间内容的扩展。
在1870年到1871年我写作《埃里汪奇遇记》期间，考虑到最好的看待机器的方式，是把它们当作我们自己随身相伴、随意支配的四肢。但我并不满足——如果不是急于要完成The Fair Haven这本基于当年在新西兰写好框架，1865年已在伦敦出版了小册子，从而要再进一步发展的著作——我当时其实立刻就应该着手，继续这个课题的研讨。
后来，当我一完成写作，就立刻重新投入到这旧课题中去了，像我所做的其他工作那样，这也已然投身于此十多年了：从把机器当成四肢，延伸到也把四肢当作机器。我当时立刻感觉自己（理论基石）更加的脚踏实地：把“肢体”形容成“器官”已经说明一切；除非“肢体”作为工具或者机器的概念与人们的常识相符合，否则它不可能在当下流行。那么接下去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四肢和器官当成是为了方便自身而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呢？
第一个自然而然浮现出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连它们是什么都不清楚，那怎么制造它们呢？由此，也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即，谁能做无意识的事情？说“习惯”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容易。但能不能说一个人是因为习惯或者因为他的祖先曾经做过一件事，而不是他自己，所以他也会遵循同样路线，去做同样的那类事情？那么也许，他和他的祖先就是同一个人。或者，他们之后成为同一个人。什么叫雷同？我记得巴特勒主教关于“个人身份”的布道。我现在再读一遍，还是能很清晰地看到，如果一个十八岁的人认为由他自身发展出来的婴儿和他相同，那他就可能说，“我是在我六个月大的时候做了这件或那件事情”，那么这个宝宝一出生，也能公平地宣称自己和父母身份一样，“几个月之前我就是你。”——通过以此类推，由于原始细胞的包罗万象，那么现在地球上每一个生物都能宣称自己和其祖先代代相承。
同理，如果八旬老人可宣称婴儿为自身身份，婴儿也可对其发育所源自的受精卵作此宣称。假设这样推理下去，八旬老人还能证明他此生还曾做过一条鱼。基于同一逻辑基础，这就和他昨天曾经活着这一事实那般肯定。
我记得赫胥黎教授保留不同观点。他写到：“这不是真的，比如，爬行动物曾几何时确是一条鱼，但爬行动物也怀孕”（这里所说爬行动物的事也是人类受精卵的事），“在它发育的某个阶段，是一种机体组织，倘若这种机体组织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就应该被归属于鱼类。”
这就像在说，“这样一张图片被学院所拒绝并非真事，但它被提交给皇家艺术学院院长和理事会这件事是真的，以期待在下一次即将到来的展览上被展出，但是很遗憾，院长和理事会无法为它提供足够空间，等等。”——属于讨好读者们，说些他们想听的那种托辞。所以，我应大胆地坚持这位八旬老人曾是一条鱼的观点，或者按赫胥黎教授更希望的，是“一个该归属于鱼类的有机体。”
不过如果一个人曾经是一条鱼，那他可能曾经做了一百万次鱼，因为他肯定知道，也必须承认他的有意识回忆出了差错；并且，这也并非由他自己也许想起来也许想不起来的曾经做过的事来鉴定，而是伴随他在法庭上的签字，一并提交的、针对自己每一样所作所为能令人满意的证明文件。
这就让事情变得简单多了。受精卵的发育这个本能的过程，现在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同样的人，在连续几代里的同样行为重复。那么自然而然，它们就随着漫长岁月在无意识情况下形成，并且考虑到这些最显而易见的、产生记忆的事实，我们便可以消除所有对“习惯”的进一步疑虑——习惯是基于记忆的，是所有遗传现象的基础。
我是在1874年的春天才领悟到这点的，于是开始写下来。当时我得去加拿大，所以在紧接着的一年半里几乎没完成什么。《生命与习惯》的第一段，我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在52页那一段，写下如下段落：——
“这是一个人想和他自己的过去分道扬镳时的异见。倘若他希望新观点和以往的大相径庭，就必须屈服或者消亡；他应该表现出没有自然本能，譬如饥饿或者口渴，也不要去取悦这些欲望；应该成为一个‘吃奇怪食物’的人才对，且脸颊‘应该消瘦’，就像吃怪东西濒临饿死的状态。他的过去亦如世代的生命累积，此时此刻都在他身上活着。‘这么干，就这样，就这样，我们也都是这么干的，’祖先灵魂的嚎叫在他体内爆发。远处人影朦胧，随着钟声来来往往，飘向一座高山；周围清晰喧闹，紧迫感就像是救火的警报。”
这段写于1874年，我刚到加拿大的日子。我第一次攀登蒙特利尔山，被它极其美丽的风景所震撼。那是一个美好的夏日夜晚，俯视仿佛近在咫尺的且神圣的圣劳伦斯河，超越国度的宽广充满了比意大利还要绚烂的颜色。当时我坐下来歇了一会，开始给《生命与习惯》一书做些随记，我一直在思考，并且写下了上面那段文字的开头几行。这时候，蒙特利市圣母院的钟声响起，一声又一声，优美地回荡在我的周围。我在如此舒畅的环境下，插入并写下了刚才引用段落里的后面几行。从此，我几乎再未对它做过修改，所以对此记忆犹新。
尽管在加拿大期间非常忙碌，没可能完成一本书的写作，但我从未放弃随时做笔记以备未来之需。我在1875年底离开加拿大，并于1876年初将这些笔记整理成更显得一气呵成的文体形式。我把关键问题写成了一本有三十页的压缩本，并放在我熟视无睹的书册里。我发现其中有两个日期：——第一个，“1876年二月六日，礼拜天”；和第二个，在笔记的最后部分，“1876年2月12日。”
从这些笔记里我发现到目前为止《生命与习惯》一书所包涵的理论都已完整呈现。它涉及了四个主要原则：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人格统一性；祖先行为和子孙特定行为部分的记忆关联性；记忆的潜伏性，直到一系列相关联想法的再现才重新点燃；以及由习惯行为产生的潜意识。
这些笔记第一页的前半部分可在此作为一个例子，如下所述：
“我们和低等动物相同的习惯和功能主要是在子宫内获得，或者无意识形成，如我们的四肢（及形成），眼睛，等等，如我们消化食物的能力，等等......”
“我们能说鸡一被孵出来就马上知道怎么跑起来......但孵化前并不懂吗？”
“在它被孵出来之前就已经知道很多事情了。”
“它长了眼睛和羽毛和骨头。”
“但它本身对这些一无所知。”
“它出生后长出更多羽毛，骨骼更大，发育形成生殖系统。”
“不过它依然对此一无所知。”
“那么它什么时候才会知晓这一切？”
“它不知道的这些，潜意识知道。”
“知识停留在不确定的范围里。”
“当我们非常肯定，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当我们情绪强烈，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会这样。”
于是我开始写我的书，但考虑到我的本职工作依然是画家，在写作上花的时间相对来说非常少，于是我慢慢地写。1876年五月中旬，我离开英格兰前往意大利北部，直到八月上旬才回家。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错过了1876年7月13日的自然期刊内容，雷·兰卡斯特教授介绍赫林教授演讲的发言——尽管当时的我从未读过自然期刊——我也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错过它。回程的路上，我继续慢慢写作。到1877年的八月，我认为我得完成书中所有的想法和目标。我第一个证明（达到）的日期是1877年10月13日。
当时我还没能发现，我以为领先的想法其实已经有人发表了。我咨询了很多朋友，当时没人知道的比我更多；对于他们，也是对于我而言，这是如此崭新又愚蠢的一个概念。不过，鉴于一件未知的事情是否已被人提过，最后可能所导致的后果，我还是非常小心地防止被宣传成是我的独创。我既没有这么宣称也并无此意愿；如果一个理论包涵了某些真理，它几乎就会同时在不同人群里都出现。一个理性的人会仔细地排疑查据，直到前辈们的论证确实支撑该理论，才会最终得以确认。那时，我还是看不出有什么雷同，很担心正在做的事情，虽然没有发现什么论据上的瑕疵，也没觉得逻辑有什么问题，是否导致偏离结论，但我依然是清醒又严肃地对待我的课题。同时，我也缺乏胆量去做进一步的公开。正因为如此，我一直担心不晓得从什么角落里，突然冒出些乌漆麻黑的东西对着我直面喷来。现在我特别庆幸自己当时对赫林教授的演讲一无所知，所以两个人才在各自不晓得对方的情况下，分别地、独立地研究，然后最后推理出同样的一个结论。如果我当时要是已经看到，很可能，我就干脆不写了，或者要写也会着重于其他方面了。
这本书在出版之际，我原本打算加一个章节进去，是关于达尔文先生假设学说里的泛生论——我觉得如果是达尔文先生的，就肯定是正确的意见。同时我也相信，如果自己能够理解，就会在《生命与习惯》一书里想出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我当时还没发觉我所争论的议题是达尔文主义，而非新达尔文主义。我的字里行间依然充满着“自然选择”的暗示，有时候，我甚至希冀《生命与习惯》能成为达尔文先生本人最为欢迎的达尔文学说的一个附庸。这时候，有个朋友来访，被我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跟“泛生论”有关——他是1877年9月22日来访。第一件他提及的，就是他很久没有听到一件事情，能够像“把所有生命关联到记忆这件事”那般令他感到如此高兴。我告诉他这正是我所做的，并询问他是从哪里获知的该理论。他回答我说，是前些日子雷·兰卡斯特教授在自然期刊上的一封信，不过不记得具体日期，就记得是针对爱德华·赫林教授的一篇演讲所做的纲要简介——爱德华·赫林教授是该学说的创始人。我说我应当不要去看，因为当时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研究工作，并正在付诸出版事宜。如果如预料那样，很可能，我阅读赫林教授时就会发现些什么——但当时我已没法彻底改动自己的研究了——那么也许我就会打算重写我的书了。那一刻知晓已经太晚了，再怎么大改也没法旗鼓相当，所以这事后来就不了了之，双方都对此保持缄默。不过，我事后写信问过这位朋友，请求他能否在自然期刊具体的哪一页里找到这篇演讲，他最终没能找到，所以我就此罢手。
在这事情发生的几天前，我碰到另外一个朋友，跟他解释了我所做的工作。他告诉我应该去读米瓦特教授[注12，前]的《物种起源》——当时如果我去读了，就能发现原来有两种“自然选择”的说法。我像很多人一样，也难怪，觉得“自然选择”和“进化论”是差不多的一回事；针对进化论的如此之多的攻击对自己一直也没什么影响，所以最后也就没有阅读此书——我当时还不晓得一个作者可以在不针对进化论的情况下，针对新达尔文主义。不过我的朋友给我寄了一份拷贝。我阅读后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争论里，我也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回应。不过，我只是阅读了米瓦特教授的一小部分文字，当前段提到的朋友告知我情况异常的时候，我对当时发生了什么还有点稀里糊涂。
当我读完这本《物种起源》后，我意识到关于变种的确切定义是肯定需要的——变种的累积导致特定和单一的区别，如果没有这些差异，就没有有机体的发展进程。我订了《物种起源》的最新版本，将达尔文先生跟米瓦特教授做了比较，结果发现他的答案在许多方面并不尽人意。我后来丢失了最初那本达尔文先生的《物种起源》，所以接下去的很多年都没有再读过这本书。我现在重温，本能地翻到本章，这曾把自己吓了一大跳的段落：
“然而，推论大部分本能是由习惯而遗传到后代，是严重的错误。很明显，我们最熟悉的奇妙本能，比如，蜂巢蜂和许多蚁类的行为，不可能是由习惯就能获得。”
这说明，按照达尔文先生的意思，我已经犯了严重错误，我对于他的笃信，虽然当时不晓得为何有些动摇，但也没那么容易被米瓦特教授说教几天便轻易把自己的信念摧毁。整个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于是我就继续阅读，直到完成这章节后才发现，自己确实浮躁，容易犯错。这句总结很鼓舞人心——“我很惊讶迄今为止无性昆虫这显而易见的例子居然没有人去发展并完善，以反证拉马克进一步提出的关于遗传性习惯的著名学说，”
。这句话有种静谧清醒的力量，比任何具体解释要来得更有说服力。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拉马克时，针对性地提出的关于遗传性习惯的教义（《拉马克著名理论》第一版第242页有此段落）。当时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长期以来忙于各种充斥着呱噪声音的陈旧理论——而那一刻，我已写完书里的三章，正要付诸出版——这真是个严重的错误。
然而，经过反思，我还是发现大量压倒性证据显示，结构和习惯主要是基于记忆。我尽可能多地间接收集了拉马克的言论，留出时间学习他的《动物学哲学》以备后用，在可以找到的资源中大量阅读许多关于蚂蚁和蜜蜂的信息。又过了些日子，我找到了条出路——现在越仔细地阅读《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我反而就越怀疑达尔文先生和拉马克之间显而易见的立场对立。对比后者观点，前者显得多么地牵强及天马行空。后来我读到达尔文先生对一揽子不同反对意见的回应，有一个段落如此开头：“在这本书的早期版本，”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6605/6605-h/6605-h.htmfootnote24a）我在《生命与习惯》里曾郑重提到过；
可这回我们之间的分歧非常激烈，必须得按照既定游戏规则来进行抗争。所以在这之后，我浏览了我著作里更早完成的那部分，删除了某些支持目的论的观点里不经意也不连贯的表达——这些必要修改只改变了文风——因为，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我的整本书其实都贯穿了目的论的精神。
我现在发现自己已忙得不可开交，再也腾不出手去管“泛生论”。我用上面引述的达尔文先生的话，是希望强调“把大量本能归为遗传习惯”是一个严重错误。1877年11月初和整个10月，我写了《生命与习惯》的第十一章，标题为“本能作为遗传性记忆”；我接着又连续写了四个章节：“无性昆虫的本能习性”、“拉马克和达尔文先生”、“米瓦特先生和达尔文先生”、以及总结归纳部分。整本书于1877年12月4日完成装订，但根据贸易惯例，日期被标注为1878年。大家将会感觉到，这五章是仓促写成：一部分原因估计是，我针对达尔文先生不得不说的话写得很直接了当；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我认为是我的一不做二不休态度。所以说，我评论达尔文先生的研究和评论其他人的完全一样，铭记在心的，是他毫无疑问的已作出的、无法估量的贡献——也必须总是被算作在内的——都赋予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