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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上世纪争议性的课题，很少有像巫术和魔鬼论这类信仰戛然而止的现象更令我们讶异。我发现，这类转变被频繁提及，而那些见证改变的人们却鲜有被实例记录下来，同时，也缺乏现代学说去解释：为什么直到今天，这些几乎每个人还都或多或少深信不疑的概念会突然被颠覆。与此同时，尽管一个观点的传播普及往往快于该观点的衰落，只有那些对我们人类自身感兴趣的后代们也许才会注意到，被大众嘲讽了一个多世纪的进化论，会突然流行普及，并成为受过教育的民众们普遍接受的观点。
改变无可争议，在这信仰的变迁中，达尔文先生和华莱士先生的作品作为主要催化剂，也无需争议。达尔文先生和华莱士先生与进化论普及的关联，一如科布登和布莱特的名字显著地与《废除谷物法》紧密相连。大致说来，在世的哲学家里，还没有谁能像达尔文先生一样在英国人中拥有如此广泛的知名度；不仅如此，达尔文的魅力更遍布整个欧洲，事实上，是遍及每个历经文明演变的国家：并非驻扎于追随文化精英阶层的文盲大众们心中，而是根植于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以及专家学者们的心中。的确，法国，作为布冯和拉马克的祖国，肯定算个例外。但在英国和德国，科学界普遍认可达尔文作为“达尔文主义”的奠基人，认为他可能是思想最深刻、知识最渊博的现代哲学家。
举个几礼拜前发现的例子，我注意到赫胥黎教授在庆祝《物种起源》演讲稿在皇家科学院发表的第21个年头时，形容达尔文先生的洞察力是“极其厉害的”（据一个亲耳所闻的人转述，我在此引用其原话）；瑞·兰科斯特教授所著的《退化》，发表于我即将完成这几页手稿之际，该书中对此有所提及。我从他的文字里摘取了一段主旨相近的文字，以作佐证：
“突然间，当今最杰出的博物学者，我应该说是当今人类最杰出者，查尔斯·达尔文，用科学史上偶然冒出的一个伟大猜想，赋予了生物科学颇具创造力的洞见。”——《退化》，第10页
这是非常强烈的语言表达，但跟长期处于科学前沿的人们每逢提起达尔文先生就必定经常用到的形容词相比，也并不算夸张。讲远一点，在1879年的2月，德国人就曾把他们某科学期刊的一整版专门用来庆祝达尔文先生的七十岁寿辰。尚且在世的英国人里，还没有谁受到过外国人如此厚待——当然这是应得的公正待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还是应当看到不同观点所达到的高度，尽管达尔文的声誉已然像约拿的葫芦藤一样生长壮大，也有小众的队伍，会对如此伟大的权威持有异议，不满达尔文先生作为哲学家的声誉；不过很显然，这类质疑不会长久。但是我相信，即便在当下的时代，因为达尔文先生和华莱士先生，公众也已经普遍接受了进化论。对此，我们将永远欣喜不已，感激不尽。不过，再过五十年或八十年，我们如今对“物种起源”说的普遍赞赏，在后辈眼中则会显得难以理解。就像我们的父辈曾经对伊拉斯姆斯·达尔文博士诗歌的热情，但到了我们这辈也就不再持续；已被达尔文先生光环所笼罩的人对此还一无所知。因此，我只想在此多说几句，以便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对整个事件的解释更为清晰。我这么做极其便利，因为与此同时，我也可以更好地解释自己如何推演出这一理论，后来又在《生命与习惯》一书中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最后，实际上，这也许算是本书前几章的中心思想。我应当把在布拉格的爱德华·赫林教授十年前的一篇演讲马上翻译一下，它里面蕴含的观点与我随后提倡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阅读它时我惴惴不安，仿佛像是我早知道赫林教授的想法，但还不说明自己是引用他的。我把翻译手稿给一个朋友，并询问他，这跟《生命与习惯》比较感觉怎么样，他回复说这不就是你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么。是的，倘若仅仅说是想法，它确实如此，且赫林大约早我七八年写成。我想对于他，对于读者，甚至对于我自己来说，在解释清楚我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得出结论之前，先展示赫林教授的演讲，能够诠释整个思维过程的前因后果，以引导出我个人看似雷同其实有别于他的结论。因此，尽管它看上去显得推理路径几乎一样，但其实，十分独立。我因此得请求读者把之前的篇章，从某些角度来看，当成仅属于我个人的一些解释，也算是我对一个重要事件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做出的些许贡献。我同时希望，通过展示我的循序渐进过程，能让结论本身变得更加容易被大家接受和理解。
《物种起源》出现之际，我正在去往新西兰的路途中，所以直到1860或者1861年我才拿到它。我在阅读中发现“自然选择理论”被反复提及，好像是“进化遗传理论”的同义词，尤其是在总结部分。我没发现它在这两个理论里有多重要——倘若“自然选择”确实能被称为一个理论（译者注：这里指进化论）——如何才能不混淆在一起，一个“逐代改良的遗传学说”的说法可能是对的，一个“通过自然选择而逐代改良的遗传学说”
就可能经不住细究。
如果任何人要让我归纳一下达尔文先生的理论是什么，我恐怕会不分先后地回答“自然选择”或者“进化遗传”，反正两个几乎没什么区别。我观察到很多在这课题研究上处于前沿的作者也抓不住这里所隐藏的差异，所以，经过反思后自我安慰：假若我是被误导了，那就是跟大伙儿一样，大家都被误导了。
我——在此也加上普通大众——也没有注意到一些对此课题不熟悉的读者可能会忽略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按达尔文先生所指，变异累积导致了物种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偶然性以及属性，但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归因于已知的因素，并且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来说明，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物种朝着一个既定方向稳定地发展下去，繁衍世代，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数目庞大的个体。我们并不知晓进化论在过去百年里已经悄无声息却持续稳定地打下了如此牢固的群众基础。布冯，我们只知道名字，但它听起来太像“小丑”，所以不太可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我们也听说了拉马克，类似法国蒙博多勋爵的一个角色；但我们从他的反对方的讽刺漫画里得不到任何东西，也无法从致力于贬损他扭曲他的那些观点里，去真正理解他的教义。伊拉斯姆斯·达尔文，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被遗忘的小诗人，我们当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没听说过《生物生命准则》
。因此，我们也不太可能知道，拉马克学说在很大部分上是由布冯的观点发展而来，很可能也有借鉴伊拉斯姆斯·达尔文。所以这位最后被提到的作家，尽管他的观点大体上是原创的，但却是基于布冯才建立的学说，布冯远远超越了前人，而他的继承者却没有比他进步多少。
因此我们不知道，其实按照前人所记，物种的变异累积并不偶然也非确定，而是有公认的规律——叫做“需求意识”——或者，我们这样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一个有核心支持的进化论，如它所示，漫长时间里庞大数目的个体共同持续忍受或缓慢调整需求是进化论的核心基准；另一个是没有如此假设作为基准的理论，但认为一代的变异总是依赖于后代的可取消和可擦拭过程。我们不知道新理论会以一种低调的方式的存在，比旧理论宣扬的还要少，并宣称如果在前人的著作中，相关体系的主要观点针对现代理论有所启发的话，困惑就会有所减轻。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新的闪光点应该只会更多，而不是更少；带着这种坚信仔细地阅读下去，我们感觉到达尔文先生其实在主张目前所有生物来自于一个简单的，或者说，无论任何（变异）速度都起源于非常少的原始物种种类；这是其他人都没有的、史无前例的观点，或者说，如果前人要这么干了，那他们就把这整个课题搞砸了，这烂摊子，无论是什么——反正我们也不会被告知——现在都被达尔文先生一次性地给统一解决了。
整个故事的进化论部分，我的意思是，进化论的事实真相，是达尔文先生的著作在我们心目中至今印象最深的特色部分。因为对此充满感激，我们早就准备好去接受他的研究成果；一如达尔文先生策略性宣称的那般，以及来自有影响力杂志的评论家们狂热支持的那般；其实他们对于早期进化论著作者们的立场和达尔文先生本人对前辈们的立场也差不多。然而，大概没有什么比达尔文先生贯穿他著作的、无所不在的坦率更令我们对他产生青睐，他跟对手的著名辩驳也主导了我们，使得我们松懈了警惕。我们从未思考过，可能有更危险的唱反调者还没有被提到。达尔文先生也没有告诉我们，他的祖父和拉马克曾经对这或者那已提及过些什么。况且，他还低调地展示了暗自学习的过程，以及感激我们大伙儿令他最终克服了困难；任何关于他的理论所带来的价值的最终观点，都会肯定他在科学界树立的这种基本上属于典范式的完美坦率和无私。于是，朋友们和敌人们都会因此而对达尔文先生致以敬意。
哪怕像《物种起源》这样被广泛认可，在一开始受到的敌视也不会少于评论。不过攻击都做了错误指向；他们从一个怀疑的角落出发，且领军人物们并不比普通大众认识得更为深入，从而没有发现迷恋达尔文先生这一潮流所存在的真正弱点。他们对着他最强项发起攻击，并且首先，作为一个普遍规则，我们可以肯定他们这种神学作家的面貌，基本上在当时都早已被盖上了个“既狡猾又不老实的”印章，所以，最终他们都会被当成是科学精神的对立面。结果，看吧，科学界人士就会越来越坚定地把自己归属到达尔文先生的阵营，而很明显他们的对手——我记得的他们中所有那些名气更响的——所有反对立场都被歧视了。我们还没提到现在那些叫做针对“达尔文主义”的辩论，带着偏见地把现象归类到结论，认为只有一个进化论，且达尔文先生是它的先知。
对我们错漏和疏忽的指责，最初取决于达尔文先生本人。一开始，也是最关键的，《物种起源》的编排就像一种文学式麦基洗德
，无父无母不靠别人。它的开篇如下：
“登上小猎犬号时，我还是个自然主义者，被南美洲栖息生物在过去和现在的陆地分布以及地质关联所震惊。这些事实证据在我看来就像是突然对物种起源射出了几道光——我们最伟大的哲学家中的一位，曾定义其为“神秘的奥妙”。在归途中，1837年，我猛然想到，通过耐心地累积和反馈所有各类事实证据，我有可能从这问题中得出一些结论。经过本人五年来对此课题的思考推测和一些随手小笔记，我在1844年衍生出在我看来是很有可能的结论框架：从那段时期到如今，我一直孜孜不倦在追寻着同一目标。我希望大家可以原谅我插入这么多个人细节，因为我希望通过这些细节来表明，我并不是急于要给出一个定论。”
在最近的版本里这些段落语句也没改变，除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方面。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带领我们完全脱离前辈著作者们留下的线索踪迹呢？假设他们写了任何值得我们关注的观点，或者实际上，假设达尔文先生能够在第一时间跟我们提及任何之前的著作者，并给予他们本就值得拥有的认可。但是，没有。整件事情变得就是达尔文先生自己思考发展出来的，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太多关于他祖父伊拉斯姆斯·达尔文博士的事情。
克劳斯博士，实际上有不同想法。在1879年2月的KOSMOS期刊上，他把达尔文以一种晚辈全心全意继承父辈事业的形象描述出来，通常这种投入是人们对于一个伟大知名诗人的作品的感受。
这大概算是一种巧妙的讽刺，是暗示达尔文先生没有仔细阅读他祖父著作的方式，但我觉得克劳斯博士不是从这个点出发，因为他接下去说到，“年轻达尔文的每一项工作都可以和他前人研究里的至少一个章节相媲美：遗传的奥妙、适应性、动物和植物的保护性构造、性别选择、食虫植物以及对情绪和社会性冲动的分析，对，甚至关于幼体的研究，这些都已经在老达尔文的篇章里讨论过。”
所以，尽管达尔文先生的开篇词句显得单纯，但它所包涵的意义却让我们不得不警惕。当他告诉我们，在一个漫长旅行的回家路上，“突然想到”他的课题之所以有结论，是通过收集和反馈一下之前耐心累积的那些事实；我们也会因此突然想到，当人们背叛了基本的良知，他们其实是处于一种只会“突然想到”其他不相干事情、而非基本事实的一种游离状态。介绍里还有个词“耐心地”（Patiently）应该可以概括一切。我不想对这句话再仔细分析，但得在此重复一次接下去的两行话：——“经过本人五年来对此课题的思考推测和一些随手小笔记。”我们都读到了这话，成千上万的我们，不过都此视而不见。
如果《物种起源》第一章都没有提及伊拉斯姆斯·达尔文博士，我们也不应该惊讶为何布冯没有被提到，或者拉马克只在参考里出现两次——第一次出现，他和他的研究就被冷静地抛至一边；
第二次，
就一个细节点被表彰了下。《自然创造史的遗迹》一书作者是被英语世界读者所广泛熟悉的，写作也更近代，且就在家门口。他在最早的比较显眼的一页被误导性地概括了一下，然后就默默无闻地消失在《物种起源》后面的篇章里。在达尔文先生后来的版本里（我相信是第三版的第一次发行，当6000册已经卖光后），他才真正用几页来介绍他所谓的一个“简短非完美框架”，说明关于他之前的物种起源观点的发展历程。但公众对于一本书做出宣传后所留下的印象，其实是第一版就传达的——也是唯一的、少有例外的被阅读过的版本；在第一版《物种起源》里，这些伟大先驱者们，不是被达尔文忽略了，就是曲解了。而且，所谓“简短非完美框架”最终呈现出来的，真的是极其简短，非常不完美，以至于（我认为达尔文是故意如此），很多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早期进化论理论的那些奠基者们和达尔文先生本人之间所存在的真正问题关键，都被省略了，没有写出来。
问题在于：到底变异（变种）是主要归因于已知的通用原则，还是不归因于此？——微小变异的累积是否导致了，在很长时间里，许多单一个体，共同以一个确定方向或者多个确定方向生长和发展时，产生出特殊和共有的差异化？或者，是否它们并非如此？用一句话概括来提问，这些变异是基本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呢？
显而易见，目前科学界领军人物到现在几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点。我被告知赫胥黎教授在关于即将到来的《物种起源》诞辰庆典的演讲里，从未暗示过任何有关这种分歧的存在。他甚至没有提到“自然选择”，我敢保证。而是表现得和泰达尔教授
一样，仅是相信“进化论”是“达尔文先生的理论”。在大英百科全书最新版本上刊登的，他写的关于进化论一文里，我发现只有一个含蓄隐约的关于达尔文先生和他的前辈们观点不一致的看法。赫胥黎教授显然是对这些作者除了名字以外所知甚少；如果他晓得多些，他就不可能写出“布冯对进化论的基本规则没有贡献”
，还有伊拉斯姆斯·达尔文，“尽管是一个热心的进化论者，却没有在前人理论基础上做任何真正的发展”
这样的语句。这篇文章让人非常不满，有种即刻散发出的、弥漫着背叛和无知的令人不舒服的感觉。
假如这类情况在今天都还是主流状态，那么1860年的公众，几乎没有例外，就都只知道一种进化论，即，达尔文先生创立的进化论。所以，这也就没有啥好令人惊讶的了。作为普通大众的一员，在距离最近的人类居住地十八英里的地方，骑马到书店还得花上三天时间的地方，我作为达尔文先生狂热粉丝之一，写下了一篇针对《物种起源》的哲学对话（除诗歌和人迹罕至处的游记以外，最令人反感的形式，即文学体裁能产生的效果）。作品在新西兰坎特伯雷的杂志上发表，是1861年或者1862年吧，连我自己都早已丢失了我唯一的拷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