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马克斯·哈托克教授

重温萨缪尔·巴特勒的著作《潜意识记忆》将给予我们非常宝贵的指导；小说《埃里汪奇遇记》第二、三章告知我们作者是怎样写出《机器之书》的，同时为之后的书籍和理论埋下伏笔，包括《生命与习惯》（1878年），《进化论，旧与新》（1879年），以及本书《潜意识记忆》（1880年）。他第四部与生物学理论相关的著作叫做《运气？还是诡计？》（1887年）。

除书籍外，他对生物学的贡献还有几篇论文：“有关罗曼斯的《动物精神进化论》的评论”，该评论曾和《运气？还是诡计？》、《达尔文主义的僵局》（收录于1890年4-6月版环球评论）一起被编录进《之前著作的节选》（1884年）。他去世后，这些著作被统一编成《关于生命、艺术和科学》且于1904年重新出版。最终，由h.菲斯汀·琼斯先生编辑的《萨缪尔·巴特勒后期笔记本摘录》的部分内容，将发表于现正刊印的《新季度评论》(New Quarterly Review)里。

所有的著作中，《生命与习惯》（1878年）可谓是中流砥柱，它就如同主建筑物，而其他著作则是以此为基础的副墩和侧建筑群。书中的主张被归纳为《潜意识记忆》四大主体部分：“（1）亲缘特质的遗传同一性；（2）以祖先为样本的后代某些特定行为的记忆；（3）被重复出现之关联性状所激发的记忆潜在性；（4）由潜意识引发的习惯性行为。”在此，我们还必须加上第五部分：自人类学会制造和选择工具以来，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带有目的性。

巴特勒曾说（《生命与习惯》，第33页）希望“此书可被当作理解达尔文主义的好助手”，但最终生物学家们却把此书看成一个大笑话，面对这样的结局，作者他也只能深感痛苦和失望。还得提出的是，这笑话的味道也很不对劲。的确，《潜意识记忆》的主流思想，很大部分源于拉马克的观点，而早在1870年赫林就已解读过（但是巴特勒也是在他的著作出版后不久才发现的），但值得一提的是，人们也乐意接受这个观点，并且由贺克继续扩充，最终经过瑞·兰卡斯特的升华之后，开始饱受赞扬。但是对巴特勒本人的著作，人们却开始傲慢起来，但即便是像古罗马人那般（傲慢），巴特勒也能毫不费力地证明，大家其实都不由自主地是被同一类想法所激励——“仅仅是用词略有不同” 。

回看过往，《生命与习惯》不受重视的渊源显而易见。查尔斯·达尔文进化论的发表，破天荒地令一个理性的博物学家纵使在存有异议的情况下，也能接受正统学说，由此也赋予“自然关系”一词真正的涵义；并迫使老一派仍然信奉特殊和独立物种学说（创世论）的博物学家们，也觉得这一理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当代博物学家眼下的目标，是致力于弥补他们的知识欠缺，以增强对整个生物学脉络的了解，使其走向统一。在这过程中，他们意识到目前手头上的科学装备不再合适，故一边忙碌于发明新技巧，一边还得兼顾现实——除了少数评论家，譬如圣·乔治·米瓦特自从为非科学界的聚会发表简短演说后，就被人们几乎遗忘了。

巴特勒的自我介绍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路人甲”，没有披上科学的外衣，无法令所谓正统领域的那些格鲁迪夫人们满意：由于缺乏辨识度高的科学方法以及对困难的程度有着错误的感知，他过于干脆地使用文学手法来诠释科学问题。不过，正是这种无所谓的观念赋予了他的工作更多的爆发力——就像塔拉斯宫的戴达兰大无畏地面对阿尔卑斯旅途中的一切困难，最终征服了少女峰，因为他笃信这一切困难无非像是狡猾的瑞士当地人用来沽名钓誉的小把戏。不过，个性鲜明的论述风格和讽刺手法对他十分不利。这类极具讽刺意味的文学作品从《格列佛游记》开始就是如此（没啥好结局），难道他还没感觉到？难道他不蔑视社会崇尚的本质，并想借“伪生物学”扬名立万？在《生命与习惯》一书中，从一开始巴特勒就对如雷贯耳的名人们表现出满满的不屑一顾，诸如马可·奥勒留、培根爵士、歌德、拉格比公学的阿诺德，还有W·B卡朋特博士，此外，他对皇家科学院那群人也评价甚低。对于巴特勒而言，真正的科学家是对理想和目标有清晰的认知、燃烧的热情、教士般的信仰以及占卜师般对未来的洞察力——或许，他这样的方式效果确实令人欣喜，但所有重视思想和个人自由的人们仍然会对此密切观察、多加注意，免得他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最糟糕的加害者。对于抹黑他著作的那部分读者群，他便开始贬低其作品以及作者本身。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探讨最好最顶级的知识，但这是谁的辛苦成果，我们却往往不得而知。巴特勒继续写道：“重要的是，别让那些粗心大意的读者们对我有所偏见。毕竟，我写下的一切都已饱受谴责。”

巴特勒写《进化论，新与旧》（1879），是因为他确信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莱德·华莱士以及他们的崇拜者们对于布冯、伊拉斯姆斯·达尔文，还有拉马克开拓性成就的那些评价不够公正，给予的赞美也太过吝啬。在他看来，本就应该收到褒奖的、非常有价值的前进化论思想和理论，却并没有受到过重视。基于此点，他给出了非常精妙的阐述和诠释。分析布冯思想时，巴特勒采用了他擅长的文学语言手法，隐晦地表达出其理论富含的真意。正由于这份对不公平的敏感，他的后期作品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论战“科学江湖”，其中缘由也就一目了然。

事实是，巴特勒从未意识到查尔斯·达尔文对这些法国先驱者本质上就毫无兴致，更不用提他的亲祖父伊拉斯姆斯了。这种超越巴特勒信念的功利性忽略令他不解。然而，在当时自然科学的处境下，当我们回想起达尔文在剑桥的学生时代，也就是三十年代早期及一二十年后，他的此番所作所为却都是实在的，也容易被我们理解的。灾难学说构成了当今的学说框架：也波及到研究植物学和地质学的教授们——对此达尔文有着如印度门徒对宗教领袖般的炽热忠诚。正如甘克教授最近指出的，仅仅是到了后期，当莱尔爵士发现岩石的碎裂过程是局部且区域性的，并没有全球灾难说渲染的，大规模生命和现存物种必然被毁灭的场景；随后一个更合适现代的进化理论才可能被大众所普遍接受。我们可以肯定达尔文收到过很多严肃的警告，当时，一切对“法国大革命发源地”的思考和推测都是危险的。巴特勒太忙于吸收和消化新的发现，从而没意识到一个流传广泛的理论将会带来怎样深刻的影响。

更令人遗憾的是，巴特勒显然对以上所提到的关键点完全缺乏认同，这也导致了他的系列生物学著作最终留下相当多的、非常尖锐的、有关他个人的争议。也许，正如巴特勒的老熟人及敬仰者萧伯纳提出的，他的立场也曾动摇过，因为对有机物世界缺乏意识的哲学理念感到强烈不满——此理念一般被认为是源于查尔斯·达尔文的理论。不过，我们有必要记住，在查尔斯·达尔文理论中并没有明确阐述潜意识理论，达尔文本人也从未像他的数目众多的信仰推崇者那样明确地接受此类观点。

《潜意识记忆》（1880年）——我们已能从蛛丝马迹中推测中巴特勒的主要理论。1870年，爱德华·赫林博士，当今最富盛名的生理学家之一，维也纳大学的教授，在皇家科学院开幕典礼致辞时，发表了一篇演讲：“记忆——有机生物体的普遍功能”。当时《生命与习惯》这本书的观点还很具有前瞻性，经常造访科学院的弗朗西斯·达尔文也令巴特勒注意到赫林的这篇演讲。巴特勒本人是仅仅从《自然》杂志里读到才知悉的。后来贺克在一本叫做“Die Perigenese dera Plastidule” 的小册子里对它作了进一步发扬光大，E·瑞·兰卡斯特博士对此也是赞赏有加。我们也许已注意到，在瑞·兰卡斯特爵士的论文集《科学的进步》（1890年）（见插图）里被插入了空白的一页——我们差点就以为那是漏写的“白板”——其实不然，这背后有份关于自己曾经主张后天习得特性之可转移性的道歉声明。

《潜意识记忆》很大程度上是叙述巴特勒个人观点与赫林教授演讲之间的关联，涉及大量文笔细腻理论丰富的解释和转述。赫林教授本人，事实上，确信巴特勒的用词也有利于将他的演说，当作大众科普来推广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它附带了一个假设，即，记忆的机制是原生质细胞的特殊振动，以及对反复出现的该振动做出相应反应的能力。我个人并不认为单纯介绍此理论会有任何收获，即使是把它当成一个很正式的假设；有没有依据支撑该理论还未知，因此，它仅是一个关于假设学说的演讲。然而，巴特勒不仅在此书中大篇幅论述该假设，还在书里第五章赋予它温情脉脉、激情澎湃的重点讲解（介绍赫林教授的演讲一章）。当然他也指出了自己“尽管在第一眼就倾向于信服它，但本人并不为此假说买单。 ”

紧接着赫林教授演讲的便是巴特勒翻译冯·哈特曼教授《潜意识哲学》里的节选段落，涉及大量注释，以阐述拟人化的“潜意识”具有超强的掌控能力和建造能力的“个性”，以及他自己关于潜意识过程如何作用于意识和记忆的认知与该观点的区别。

以上就是此书对于生物哲学理论的基础贡献。最后章节还针对人类行为进行了通俗易懂、指向清晰的总结，这跟古板的宿命论和反对它的驳斥论其实是一个做法。

自《埃里汪奇遇记》一书发表以来，巴特勒建立了自己强大的思维逻辑，不过在第二章，巴特勒阐述了自己如何从该思维中撤出；至此，他的成就在于，他不仅把生物从非生物里区分开，还把后来的机械或工具概念从广泛意义的物体概念里分离出来。机械或工具就是生命体的外部延伸器官，像生命体内部的功能器官一样：与时俱进，相互交错，或是在过去、当下、未来某些需求的驱动下，机体本身作出的主动选择。“广泛意义的物体”都有历史性，但无目的性（因此有些生物不会把它们转化或利用成工具并赋予一个目的性）：机械或机器受“为何？”以及“如何？”影响，而“广泛意义的物体”只有“如何？”，仅此而已。

《潜意识记忆》里的一元论观点占了压倒式上风，巴特勒写道：

“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有机体和非有机体之间的区别已经被裁定；这更符合我们的认知，因此也更容易被广泛认同，即把每一个细胞都当成生命体，再开始倒推死亡是由于细胞群或细胞组织的破裂，这样的推论好于从无生命细胞开始再假设其有生命；因此，我们所说的非生物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定成活着并具有本能，同时也受制于某些因素，且具有意识、意志以及协同性的生物。不过，这是我直到后期，才开始形成的观点。”

以上引用的最后一句，我用了斜体字去显示作者本人或多或少对自己巴特勒式言论所体现的矛盾之处有所察觉。在收尾的章节里，他又写道：

“我们应当尽量把这些所谓的非生物，当成跟生物有共同特质的生命体，而不是反过来，把生物体当成跟非生物有着共性的无生命体。”

本书最大的争议我已于第四章作了总结，不过，在剩余章节中也略有涉及。比如在对克劳斯《伊拉斯姆斯·达尔文的一生》官方翻译的篡改解说里就有提到，一面之词赫然纸上。但我们并不会在此处或别的地方，再探讨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功与过。

“运气？还是诡计，才是生物进化的主要依据？一种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后期理论增添光环的企图”《运气？还是诡计？》（1887年），该书中秉持的观点是他所有生物学相关著作的收尾。这是一本劳心劳力的辩护集，更加强行宣扬赫林-巴特勒关于生物世代相传性状的延续论观点，以及潜意识记忆的整个形成过程；但这次说教，却一反往常；虽然对贺伯特·斯宾塞、罗曼斯、还有其他人做了些暗示，这些暗示并没有——哪怕是在《生命与习惯》发表后——被他们明确辨识出，但是，反过来看，却带着一副断断续续的沉闷面具。不是运气而是足智多谋，不是物竞天择的无聊排挤而是智慧奋进的主动机制，才奠定了生物多样化的基础；与这观念并行的还有，不是因为令人欣喜的天时地利，而是查尔斯·达尔文马基雅维利式的精明，让他在文明世界里凭借一个毫无新意也不充分的进化论学说，在运气的助力下，成功成为翘楚。由于时运不济，那些更启发心智的早期进化论学说反而一败涂地。关于这部分的争议，我对巴特勒的观点倒也认同不少；我必须把他观点的不足之处归咎于对当今生物学家们既缺乏亲身了解，也不熟悉他们的思维和工作模式，这使得巴特勒最终处处低估了“自然选择”学说在广泛意义上所扮演的汰旧迎新的重要担当。

《运气，还是诡计》一书的结尾阐述了一元论观点占上风的事实，以及赫林教授进一步扩充了的振动假设学说，且该部分在《潜意识记忆》里做了最大限度的保留。

“我们猜想的学说，是基于生物种类的自然本质受限于其动态性状，且这些性状都是源于体内持续发生的振动。外界物体的振动以某种方式发生后，大脑会接受到部分信号。但如果行为本身本就依赖于该振动，那么该振动的所有倾向和目的都必须加以考虑——当然，还包括隐形的振动。因此，同类振动将构成记忆内储存的物质，并对大脑正在储存的物质进行修正，虽然程度十分微小，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它会持续产生并持续修改传感神经和运动神经组织，最终达到知行合一。”

“我建议读者宽容地思考这两项推测，仿佛感受到我离开地面正在空中安全地翱翔······我相信这两项都大致正确。”

1885年，巴特勒在他的笔记系列里为以上观点写了概要（见《新季刊评论》，1910年第116页），跟《运气，还是诡计？》书中一样，模糊地凑成一套理论后，再由纽兰兹和门德勒夫引入化学概念。这位《生命与习惯》的作者，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估计也有悉心考虑过自己温和的信仰表达，“我相信这两项推测都大致正确”，等于敲定了其中一项特别值得怀疑。所以，在对此的公开宣扬之后，尽管“大主教在他众多信仰里表明对此观点的认可，成为一个确凿的事实；但在那些特别在意逻辑是否清晰、思维是否具有条理的读者看来，他在对自己所信仰的事情上，脑子仍然不够清楚”（见《生命的习惯》第24、25页）。

综上所述：巴特勒对振动学说的基本态度一直贯穿整本《潜意识记忆》；从一开始他就将此当成“开心宝贝”把玩不已，随着时间推移，对此学说也是青睐有加。可惜的是，他本人却没有尽全力为此学说提供理论依据，反而是像对待自己《生命与习惯》书中观点的态度那样——大张旗鼓地举起，避重就轻地放下。

巴特勒最后关于生物学的文章是一篇叫“达尔文主义僵局”的论文，里面包含大量对华莱士和魏斯曼的具有价值的批判。有典故记载，巴特勒故意把华莱士的著作《达尔文主义》介绍成“华莱士主义” ，因为华莱士的种质理论排除了获得性状习性的遗传可能。事实上，这也是启发达尔文最终发现泛生论的主要因素，当时虽不被广泛认同，但比跟它同样正统的魏斯曼的种质学说相比，流传度和接受度更广。

接受巴特勒和赫林主要假说所存在的最大困难，是源于每个生物学家本就都很熟悉这些内容，即使是门外汉也能毫无障碍地对此进行阅读。每个人都知晓组成“动物”和“植物”的是一连串的特性单位——细胞群，而细胞群又是由简单的单细胞构成——单细胞内的原生物质经过整个有机体运作且按类别修正后，依照各自成长机制进化。大部分人也很熟悉复杂生物都起源于单细胞生物，方式多为成熟后脱离自双生亲缘（由单一细胞融合成双细胞，再脱离父母体）或者双性繁殖。这种细胞被称为“胚芽细胞”（或胚芽），胚芽细胞无论是单一细胞还是双生细胞，都始于连续不断的分裂，进而形成大量生长机制复杂的原代初级胚胎细胞，虽然细胞最初的本质类同，但是以几何倍数分裂增长后，再加之异化和移植过程，原本的单一性早就不复存在，而是经过不断修正，最终形成具有整体功能的结缔组织细胞群。受活动的影响，细胞的生长能力和再繁殖的能力得到抑制——此状况动物比植物更为普遍，高等物种也更甚于低等物种。这些细胞组织，或是其中部分，受到外界刺激作出反应并被植入记忆。其他的某些细胞群，可能紧挨着某一器官，或是被结缔组织包围，并靠此获取养分，它们被称为“次级胚胎细胞”或“生殖细胞”。生殖细胞可以在生物体生长的早期就分化形成，但对植物而言，生殖细胞往往生长后期才分离，成为植物的一部分。从各种案例中，都能探寻到胚芽和生殖细胞复制复杂有机生命体的过程，或者说，在这一过程中显性基因得以保留，再形成新的结缔细胞组织或新器官，这点在植物上尤其明显。

再者说，我们人类以及广义上的所有动物，都有一类结缔组织用来接收和存储外部世界影响，并指导其他器官做出相应反馈——“神经系统”；但当神经系统病态发育或者失去活力无法正常工作以协调整体器官时，我们如何才能定义和辨识生殖细胞的本质，它们的运作机制是否秉承同一血脉，鉴于结构如此简单，是否又在关键时刻无法正常运作，从而显示“记忆”缺失？我的回答是，我们没法在此推导出任何结论。这里唯一要解释的是，我们是否应从生命体的行为来反推“记忆”能力；巴特勒，赫林、贺克，以及诸多的当代学者们，都已论证了这类假说说服力强、可行性强。但是，我们很容易高估这类复杂手法。现代相机使用者，熟知每个部件及其操作功能，但对镜头捕捉光线的基本原理毫无认知，也许就会说照片的形成与小孔成像原理根本毫无联系；我们对有机体心理学状态和机制的无知程度，实际上远甚于我比喻中的拍照者。众所周知，植物体内活动缤纷，皆归因于一个类似于“心智”的功能从中协调，以满足生存需求；植物没有大脑这类中央总指挥性质的器官，也没有我们中枢神经系统这类专门负责内部指挥协调的体系。正如奥斯卡·赫特维希所说，我们人类对于个体生长机能的无知，对遗传获得性状的一知半解，导致我们总是纠结于已知事实。

然而，有关胚芽和机体的学说令雅各，努斯保曼，高尔顿，兰卡斯特，特别是魏斯曼，把生殖细胞和“种'（高尔顿）认定成”在体内'而非“身体的”。事实上，无论在体内还是体外，是否可独立再生亦或在胚芽分裂中产生，它们都被当成同源的整体，学术上特别称之为“种”或“生殖细胞质”，这种观点已被狂热推崇。当要用“记忆”观点来替换时，意义并不大，特别是魏斯曼的这类异想天开型假说：解释了在特定时间和环境下，幼小胚芽从生殖细胞和机体中分化的过程；细胞群开始分化，最终形成各种结缔细胞组织和器官。这种观点也许还能被接受，只要能证明存在某种地位显赫、把控全局的神灵。与之相比，克拉克-麦克斯韦的运动排列理论就只处于雏形状态。然而，这种观点倒让很多知名生物学者着迷，虽致力于此项课题上的研究，却忽略了很多同样有能力的生物学工作者，因为不自信而隐藏自身观点里最激进的部分，比如著名的催眠术实践。正是由于非魏斯曼者们一直在此话题领域以外研究着其他各种事物，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研究工作才获得正面的评价。不过他们在这方面做的任何研究工作都极大地影响了正统“魏斯曼流派”（不管魏斯曼本人对此标签同意与否），以至于迄今为止，他们的努力和成果都好像不复存在。

巴特勒相信没有一个学派会期盼自己的探索无疾而终。他也一样，希望自己研究工作中的确凿之处能够成为主流观点，他平静地等待着自己发表于时代认知之前的真理有朝一日会被认可，被世人铭记。

拉马克观点从来不乏捍卫者，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美国；虽然在英语国家里，赫伯特·斯宾塞并不认同活力论（生机论）。植物学家瓦因斯和韩斯洛，动物学家科宁汉，都一如既往地反对魏斯曼学说。当然，我不认为赫林和巴特勒的影响已波及到他们。在美国，大部分古生物学科学家都是坚定的拉马克学说支持者，著名的比如库伯，他更指出，能量转换在生物体里是罕有的。

我们已经注意到贺克对拉马克“微粒的波浪生成” 理论的接受和延伸发展。奥斯卡·赫特维希，索邦大学的德拉格教授，以及其他声名显赫，且不仅关注也对现存的生物学理论流派以及历史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同为拉马克学说的拥护者。我们也可以提一下另一个拉马克主义者——当今化学物理派系的领头羊，菲利斯·丹特。

《生命与习惯》一书中，巴特勒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否也在别处受到特别关注，我们还需小心求证。1893年，路易斯安那大学的生物学教授亨利·奥尔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关于遗传学的一个理论》。这里他坚持了一个观点：神经控制整个身体，并将这种能力遗传给生殖细胞，指导它们在新个体里获得独自运作的习得性能力。我虽没发现巴特勒或赫林的名字被提及，有趣的是在这字里行间，意思已足够明确。

1896年，我写了一篇论文：“遗传的基本原则”，这篇论文好似“路人甲”般无关紧要。被某一主流评论搁置一年多后，最终稿子“被遗憾地拒绝”。几个礼拜后另一编辑同样给予了否定。最终，它被1897年十月版的《自然科学》接受并刊登，同年也在德国《生物学报》上得以发表。我在此引用最后的段落：

“该理论（赫林-巴特勒）确实只有暂定特性，缺乏完整对应性，但也恰恰因此蕴含了无限可能。记忆、意识、潜意识、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都与生物一连串的行为息息相关。隐藏于潜意识中的隐形表达，直到相应刺激性真正发生前，都只停留于协调器官生长和运作，包括生殖细胞的发育。我们对内部运作机制一无所知：这现象可能正如赫林提出的，跟分子振动有关，要么就像罗特根射线区别于普通光线那样，明显区别于普通物理振动；我们也倾向于认为，它涉及了极其错综但井然有序的生态演替里各种复杂的化学变化。以目前的研究水平而言，遗传的课题只能从精神的角度去诠释，而不是从物质过程着手。”

大家将会看到我对赫林关于细胞振动产生记忆机制的迷信说法提出疑问，同时，我也建议把这种振动看作是一种生物化学的变化节奏。J·J科宁汉于《机械力学发展档案》（1909）中发表了一篇名为“遗传学的基因理论”的论文，其中对这一观点有作系统详细的表述，但文章中并没有直接的痕迹显示该论文曾受到过我的关于生物学理论发展趋势的论文的影响。

在后达尔文主义诸多争议里，有一个争论在后期引起最大的关注：以或多或少的“波动”形式导致细微变异的相对重要性，或者叫“非连续变异“，或按德·弗里斯定义的叫”突变”。达尔文在最初印刷的四版《物种起源》里对此概念的重视度远高于后期出版的版本；达尔文本人摇摆不定的态度，通过物理学家弗莱明·严克发表在《北英国评论》的一篇文章，也被众所周知。这篇文章的数学逻辑无可挑剔，但它所基于的假设是特殊变异仅仅发生在单个个体里，实际上，达尔文专门研究的本地物种变种现象里确实经常出现这些实例。达尔文本人并非数学家或物理学家，我们从阅读他的自传可以知悉，他把工具类准则或者说光学测量仪这些都当作是能够获得精确性的一种手段：所以他非常尊重弗莱明·严克的数学式演绎推理，也可以说他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这观点。

威廉姆·贝特森，后为剑桥大学生物系教授，早在1894年就非常重视非连续变异现象，并收集和整理了相关事例，记入他的论文“变异研究的案例”。现在看来，如此重要的工作虽然显得十分少有，但却依旧体现其非凡的价值，虽然当时并没引起人们太大兴趣。它是在当时发表后又过了好些年头，才被人发掘出来。

1901年胡戈·德·弗里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发表了“突变理论”)，指出突变或不同方向性的非连续变异可能在不同个体中会同时发生，但发展方向不同。园艺学中，样本的芽变可能同时朝着多种方向发展，每种芽变也可能由变化各异的不同样本所体现。

德·弗里斯证明了，在很长时间里样本体内有可能仅仅是波动，然后突然在此情况下发生芽变，并伴随着具有相对连续性的长期间停顿间隔和基因交替突变。对于德·弗里斯和他这流派，以及路德·布邦克来说，果实类和花类植物的种类丰富性正是此种物质在自然选择下的基因突变。“已知宇宙和未知宇宙”在1879年（5月，6月，7月）的《检阅者》上发表，经修改后于1909年再次刊发，巴特勒预测了这明显的区别：

“这种情况下，器官肯定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之一，或者两种形式都有：要么缓慢连续地随周围环境变化，及时兑现哪怕极其微小的适应性修正，要么就尽量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去实现更大的颠覆性的变化。”

“这两样在主旨上都是相同的，在量变上的区别是一个具有规模化，另一个就如同将波浪与大西洋比较；这两样也都有优势和劣势，所以有些生物体选择用这种、另外一些生物体选择用那种方式。它们会在表层从容易获得的部分开始；不过也有些生物体按照灾难论规则，长时期毫无动静，随后在更短的时间内突然发生更为猛烈的变化......问题在于被称为芽变的那部分是否并不属于长时间被感受到异动后才体现的变化，而是，非倾向性的、非按部就班的、因自疗需要的适应性修正：因此一旦这类变异发生，就是以一种革命性方式。或者，还有（仅指类似事件），就像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仔细推敲后，才试图去做些什么的时候，但无论怎么整理思路也百思不得其解，突然间，某个令人愉悦的想法就冒了出来”（14，15页）。

汉斯·德瑞希则是从另一角度切入。他初期主要致力于研究达尔文和贺克的种系发生领域：从个体发展的样本，到连续地质层不同化石的比对，他们开始逐步地往家谱和血统种系方面研究，最终倾尽全力研究谱系源头的寻根溯源，从而建立了分门别类的学术准则。德瑞希认为这肯定是徒劳的，因为根据历史的蛛丝马迹去重建和复原，这种方法几乎不可能实现。于是，他发展了一门更加完整的关于生物体于物理化学层面的知识体系，试图从科学角度去解释表象，同时保持作为生物学家的相应研究，旨在加深我们在这些领域里的认知。在他的“生物发展的分析理论”一文中，他全面地解说了他的观点，为寻根溯源的工作提供说明，查漏补缺，并顺着那些可能存在真相的线索去尝试找到未来的方向。只可惜，这些工作反而令他觉得自己最终无法实现这个任务，使得他后来成为了像巴特勒那样狂热的活力论支持者。他最完整的一段关于他最新观点的陈述，能在“生命哲学”（1908-9）也就是1907-8的吉福德演讲集里找到。在此，他假定有一种质素（类精神的）存在于地球的所有生物体中，指挥着机体的能量运作和其目的性，在此，他还用了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生命原理”的说法来阐述。但关于特性遗传的疑问依然存在，他也并没有强调——假若他接受——所谓特性和个性的延续性。不过，他早年对待严肃理论和学说的那种年轻气盛的不耐烦，后来倒是都消失殆尽。

接下去赫林和巴特勒的影响就很及时且被广泛认可。1906年，西诺·埃格纽·瑞格拿诺，一个对科学所有分支都有着强烈兴趣的工程师，后来创办了国际评论期刊，现在直接叫《科学家》，用法语发表了一期论文，名为“习得性遗传——关于遗传和同化的假设” ，在此我们不做详解。只提一下他基于赫林—巴特勒理论且在赫林关于连续振动假设的不完善基础上进了一大步，提出记忆中心会储存略微变化的能量物质以及释放接收同类能力的物质，就像一个蓄电器。他后期的章节，“记忆现象和生命现象”显然是基于赫林理论。

后来成为生物学和地质学教授的雷德瑞克·沃拉斯顿·胡顿写的《进化论的启发》（1907，去世后发表，仅限私人流传），最先在新西兰都拿汀，随后在基督城，也引起了一股热烈的活力论潮流。他这篇文章还吸收了赫林的教导。除此之外，他还指出：“萨缪尔·巴特勒先生的著作《生命与习惯》同样也主张遗传可归因于潜意识记忆。”

詹姆斯·马克·鲍德温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斯图亚特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在19世纪90年代最先注意到所有生物的反应特质，并称之为“循环反应”。我们从他最新的《发育和进化》（1902）一书中读到：

“这个普遍的事实即是：有机体对局部位置的集中刺激产生反应，使得对其有利的条件、行为和刺激源得以持续，同时，也使得对其产生抑制性的条件、行为和刺激源得以停止。”

这句话用詹尼斯的术语来讲（如下），就是说生物体通过改变其“生理状态”获取直接好处，或通过减少有害条件获得间接好处。

然后还有：

“对受刺激部位的这种能量集中形式，随着获取快感和好处的条件变化而引发不断的更新，这样连续重复的行为叫做‘循环反应。’”

当然，对于重复可导致疼痛或在有害情况下产生的愈合行为，仅仅是循环反应的负面例子。我们一定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作者；他从来没有明确说过动物或植物会表露知觉并因喜好或希望某种重复而特地去做，或因讨厌而停止重复，巴特勒倒有可能这么讲。鲍德温非常坚持地认为，基于化学及物理学的发展基础，现在的解释并不比过去的解释更详细，仍然没有对生命的过程作出过完整解释。

同样观点在H.S·詹尼斯研究单细胞原生生物活体，即最简单的生命体时，就做得特立独行。他认为只要做到精准并且观察到位，就能让我们解释出一个基于机械性本能情况下的全部行为表现，和原生生物自身设计精妙的行为模式。就像德瑞希，他也不认为这些是无用的行为，而是相信这些低等生物的行为也有目的性和企图性——一种叫做“试错”的方法——只能用心理学的调用操作来解释。他指出，机体在受刺激后“状态”改变，所以对同类重复性刺激的反应是其他行为。或者，按他所指，第一次刺激导致机体传输出一种新的“生理状态”，由于这种状态变化是对机体有好处的，可叫做“初级中立状态”，我们视此说法和“循环反应”为同类理论。这也包含了我们接下去要考虑的塞蒙的“记忆”或印记学说的本质。我们在此引用一段描述大胆设想的话，（以下，真的，已是最谨慎的表达了）这可以很好地对比《生命与习惯》里诸多天马行空的描述：——

“对于行为的调控，我们已经定义为，最起码对于高等一些的生物，叫做智慧（从单细胞生物、珊瑚类、和蠕虫类已经取得例子）。如果其他方面也有此类调控，那就没有理由拒绝将此类行为也称为智慧。将内部生理变化和再生过程拿来和智慧做比较，有些时候会被当成异端和不科学。但是智慧仅仅是一个名称，形容赋予行为过程中存在的调控的能力，具有先验性。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其他方面的同类过程就没有这种调控。如果智慧这术语只能依附于特指此类调控，我们确实没有对它存在于其之外的其他方面有直接认知，且对其本身的认知也仅限于行为。但是在主观考虑下，行为的调控（智慧）跟其他方面的调控没有本质上的可区别特征。”（《调控的方法》p. 492）

詹尼斯没有提及遗传理论方面存在的问题。他用无脊椎动物做了一些关于获得性特质遗传的试验；但就像我们经常所见那样，因为用的是断肢类，这试验还是没做到点子上。

在诸多不同意见中，有个常见的对赫林阐述“记忆”的批评：这点他本人早已知晓但未予理睬。

“我们完全可以，”他说到，“扩大‘记忆’这一词汇的含义，把不知不觉产生的感觉、观念、感知都囊括在内。但不久后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做，便扩大了它的范畴，它也因此成为最原始的力量。同时，这种统一化的界限也形成了整个意识生命的源头。（潜意识记忆，p. 68）

这段话，伴随着赫林的遗漏，把记忆这概念延伸至一个如此意义广泛的新名称，有着清晰的界限和习惯性附带的瑕疵，也正因为如此，这也鼓励我们在接下去要研究的清单里把它加上。理查德·塞蒙，最早从纯技术角度来观察和研究现象并因此获得很高名望的动物学家和人类学家，他要是在这些国家，就肯定能成为萨缪尔·巴特勒最为讨厌的那些皇家科学院院士之一。塞蒙的著作全名是《有机体变化中记忆基质的获得性规律》（《慕尼黑期刊1》，1904；2，1908）我们可以翻译为《记忆基质，在有机体生存转化中的一个存留规律》。

从中，我随意翻译和引用一下第二章的开篇一段：

“我们已经发现很多例子，无论是单细胞生物、植物还是动物，当一个有机体从对刺激作出反应，再到逐渐消停时，它的受刺激部分已经遭受了一个持续的变化：这一变化会集中地烙进生物物质中，我称其为‘印记’或者‘烙印’；所有的印记之总和在该有机体内被称为‘印记储存’。这里我们要区分：什么是从祖先处遗传下来的，什么是它通过自身行为而获得的。一个生物体的单一印记或印记集合的任何表象，我都会冠以‘记忆现象’这一名词；生物体的各种具有这种可能性的烙印就统称为‘记忆基质’。”

“正如我刚才定义的，我选用了我自己赋予的称呼。我有很多理由不用合适的德语定义诸如记忆力，深刻的印象这类词语。首要一个原因是，我得把德语定义里通常包含的意思进行大范围地延伸，这样往往会引起无数误解和导致漫天争议。如此一来，事实上，也会造成‘潜意识现象’被大家错误地定义，像Erinnerungsbild这种词现在很狭隘有限的意思就会被附加到更广泛的概念上去......对于动物而言，纵观历史，可以这么说，在刺激的接收和传输不断发生时，动物发育出了一套器官——神经系统。然而，我们并没有证实神经系统具有功能的唯一性，尽管它于人类这里已经得到了高度发展，跟神经系统的直接兴奋性能在种族的历史发展里不断地取得进展的情况一样，神经系统接受印记的能力也在增长。但感受性和持久力都不算是神经系统的专有能力；实际上，对于活着的生物体，很难把持久力和感受性分开来讲。”

塞蒙在此以刺激和烙印作用于狗的神经系统为例：

“一开始它生来平安也还没遭什么罪，突然有天，它被一小男孩连续投掷攻击......此刻，它实际上受到两种刺激：1.小男孩弯腰捡起石头并扔过来的视觉刺激；2.被石块打中后的皮肤疼痛刺激。两种刺激都留下了烙印，与此类刺激相关的组织成分被永久改变。于是，当时人类快速蹲下的形象已经不再会构成持续的特殊反应。反应已是一种常态，并且可以保持到生命消失：狗会夹起尾巴飞快地逃走，往往（好像）已经感受到巨大的疼痛。”

“这里我们从一个方面去深入研究刺激的烙印作用。它依附于活着的生物，并在此情况下持续变化，令第一次受到刺激后便随即而来的、或同步发生的（在此情况下，小男孩蹲下，飞扑而来的石块，骨头上的疼痛）刺激，都不需要像头一次受刺激那般，是在懵懂状态下突然受到整串刺激后才引起连锁反应——a. 而是因部分或不同的刺激；b. 在此情况下，单纯的往地上一蹲。我把这类已改变且可持续释放的反应定义为‘兴奋痕迹复现式反应’。并且，当此种反应假定是由于同种类的刺激才产生，便可被定义此为‘兴奋痕迹复现式刺激’。”

它们被定义为“兴奋痕迹复现”刺激，作者坚信也希望大家认同这就是正确的结果，或者说是前一个被刺激印记的输出。我们已经知道，印记等同于詹尼斯所定义的已转变“生理状态”。而且，获得印记并使结果看上去有益于个体的此种能力是鲍德温定义的“循环反应”，但塞蒙没有说明他曾有参考这两位学者的观点。

在讨论过赫林和贺克的研究之后，塞蒙于第一版的序言里（重印在第二版）写到：

“1878年巴特勒的《生命与习惯》对该问题作了更多细节处理。尽管这次发行他只熟悉赫林的文献，巴特勒从许多角度对生物繁殖不同情况的巧合现象，给出了远比赫林要详细的解释。即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观点经不起推敲，巴特勒的描述还是展现了许多精彩之处；不过，整体而言，这更像是赫林理论的退步而非进一步发展。事实也证明它对于今天有影响力的那些理论体系，确实没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还需进一步审视这一判断。巴特勒曾振振有词地说，在《生命与习惯》一书里，关于杂种、长寿、成年、以及不孕等问题的处理，要比赫林更进一步。既然塞蒙对于“记忆基质”相关现象的延伸处理很可能被当成《生命与习惯》里描述“记忆基质”章节的重写，我们就籍此把它当成巴特勒的“精彩观点”之一来看待。巴特勒回避了关于他的设想应明显进步于赫林记忆推论的正式解释，塞蒙也没有试图去解释“记忆基质”。不过，我建议，我们可从如下段落里去体会塞蒙苛评的真正所指：

“我在这里避免和新拉马克主义者们讨论拉马克理论的发展。他们倾向于把单一初级的生物器官，看成是复杂精神力量的一种工具——意思是说，拟人化的、具有意志力的概念。这种处理手法已经不属于将繁复现象归纳成更简洁准则的科研做法，也不算是基于人类智慧做出推理，或从更简单要素归纳的科学惯例。恰恰相反，他们采用了最让人厌恶的一种方法，即从最复杂和不确定情况中设个基准，然后生硬地造出一个说法。这种方法的使用，之前有萨缪尔·巴特勒，最近有鲍利，我视此为一个巨大且危险的（科研）倒退”（ed. 2，380页 -1，笔记）

所以说，巴特勒所谓的倒退，和德莱希、巴德韦、詹尼斯他们其实是属于同一个思维逻辑，和弗朗西斯·达尔文最明确公开宣布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也是一回事。塞蒙更是坦率地承认：“要阐述清楚生理刺激的现象是由那些直接反应导致，几乎不可能。并且，这是那些曾经相信这是可能的人，自己直接导致的误区，已经使得活力论倒退了许多。”倘若没有詹尼斯和德莱希的先驱研究经验，塞蒙肯定无法完成他的“记忆基质”理论，他及时放弃了机械反应论者的那条死胡同，重归理性的活力论。

不过跟我们的话题最息息相关的，还属1908-1909年的达尔文庆典。1908年，在都柏林举行的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查尔斯·达尔文的儿子、合作者和自传作者弗朗西斯·达尔文博士，被推选成为他父亲和阿尔弗莱德·罗素·华莱士的《自然选择》第一版发行庆典的主持人。从他当时的发言中，我们发现赫林、巴特勒、欧根尼奥和塞蒙关于变异的理论都得到了应有的地位——自然选择必须先找到变异理由才能有接下去的行为——这些理论也被公开认可，作为“个体”与“种”的理性学说在发展道路上的奠基。有机体本质上是有目的的，不考虑生理因素便无法合理解释生物形态和功能相关联的观点，就此成为最有力的断言。很遗憾过去巴特勒的工作明显地被误解，我们也很高兴地听到弗朗西斯·达尔文引用了巴特勒翻译赫林理论的一段话，以示他本人对巴特勒的敬意。

籍此纪念查尔斯·达尔文百年诞辰和《物种起源》发表五十周年之际，基于剑桥大学哲学院的建议，剑桥出版社近几年来发表了一系列由植物系教授A.C·瑟华德编写的，名为“达尔文和现代科学”的文集。在这代表当今科学最高水平的29篇论文中，有这样一篇特别能让塞缪尔·巴特勒的读者们觉得感兴趣：W·巴特森教授的《现代科学光芒里的遗传和变异》，关于他的学说——“非延续性变种”——我们已在之前引述过。在这篇论文里，一个真正的生物学家对巴特勒无与伦比的洞察和犀利尖锐的批判力，给予了高度而全面的认可。这个认可现在尤其可贵，因为巴特森本人显然并不相信获得性特征的遗传（传输）；以下段落本身已经清楚表达了他对巴特勒的钦佩：

“所有这些，表明了遗传的定性和特定顺序，对变异也是如此。此特定顺序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由自然选择来左右它的存在，而是生物基本的化学和物理天性导致的结果。研究变异的秩序性从一开始就是当代才有的事情。生物的机体和性能是有序的，而非杂乱无章。无论我们目前研究范围和程度有多么初级，我们从未发现无处不在的秩序在此环节有丝毫的缺失，也无法设想生物体有哪怕片刻是处于非有序的状态。”

我们现在对巴特勒跟生物学以及生物学家的矛盾已通过以上资料一目了然。我们也由此看到，他被赫林所期许；并且，态度的鲜明和原创性都属于他自己。和赫林一样，他并没有因为真伪难辨的理论岔枝中关于振动的设想而从此掩盖自己的光芒，哪怕这设想因为没有被赋予更多说服力，导致最后拖累了整个理论；哪怕如塞蒙所宣称的，它根本不需要任何具体深入的研究。巴特勒在他那个时代没有打动生物学家们，即使像罗曼斯那样有理由去理解和支持他的亦没有打动。但他让赫林的研究鲜活如初，从而令其避免了被打入过时理论的冷宫。用奥利弗·温德尔·霍马斯的说法是，他“去极化”（消除）了进化论思想。我们在此引用一个年轻的生物学家作为一个热心又武断的魏斯曼主义者，在忍不住阅读了《生命与习惯》一书后，写下的话语：“这本书对于我而言是一种激励和转折。”如此读后感是塞蒙或赫林所无法引导出来的——他们并不直指人心，他们无法说服已信他论的知识分子，也无法盲目相信明天的一个新发现就能让一个人和他所创造的所有东西灰飞烟灭。我们必须打开心胸去接受真理，去拒绝偏见；一个塞缪尔·巴特勒式的风暴，在将来也可能需要，就像过往那样，去撕破绝对专业领域里培训出来的伪造。

马克斯·哈托格
1910年4月，科克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