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等待世界的诞生

我最关心的主题之一，是我们与时间之间关系的困境。在我的小说《耶稣撒冷》（巴西版本的书名为《在世界诞生之前》）中，每个人物都承受着过去的痛苦。对于他们来说，此前的时间变成了一种不治之症，也成为一座迷宫，其唯一的出口，就是开始另一种人生。

故事的概述（如果一本书能够被概述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名叫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的男人离开城市，将他的家人带到一片遥远的荒野。他将之命名为“耶稣撒冷”，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孤独、沉寂与遗忘的国度。希尔维斯特勒向他的儿子编造说世界已经终结，这里的五个人（都是男人）是人类仅有的幸存者。在这片从未有任何神祗到来的土地上，禁止唱歌、回忆、祈祷、哭泣与写作。他们似乎与宇宙再无联系，但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破坏了这种隐居生活，并解开了出人意料的谜团。

无论在个人还是国家层面上，发生在“耶稣撒冷”的事件都是对我们境况的譬喻。正如维塔里希奥的家庭一样，我们无法成为自身存在的主人。我们的生命似乎消耗在了一场贫乏无趣的叙事之中。我们的故事情节可以如此精确地概括：曾发生的事情很少；将发生的永远不会到来。

对于一些人，比如士兵扎卡里亚·卡拉什来说，回溯过去的唯一方式就是停留于过去之中。这些人没有过去。他们就是过去。他们搬了家，却带着昔日的橱柜，里面装载着内心的幽魂。士兵扎卡里亚在体内保存着历次战争的子弹。这些子弹镶嵌在他的血肉里，就像是用以交换的货币：他用伤口来换取遗忘。

另一些人，比如小儿子姆万尼托，也即故事的叙述者，则被强制剥夺了过去。他与旧时生活唯一的联系在于梦境。同他一样，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只能梦到我们的过去。我们不再拥有过去。我们拥有的是“前过去”。

我们生活在七十年代的莫桑比克，那时的革命者掌握了权力。革命胜利意味着要兑现承诺，要开创一个新世界，建立一个与苦难过去截然相反的社会。莫桑比克革命做了许多事情，却无力建设这样一个新世界。有些人相信，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恶意的背叛。并非如此。确实存在背叛，但却无法解释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要在我们身上寻找。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承担着自己曾经的重负。我们首先是我们曾是的人。

正是这种无法摆脱的重担使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沉浸于臆想之中。这部小说讲述的是重新开始的不可能性，在我们体内无法开始一次全新的存在。

这种失落感延伸到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片大陆。人类从未像当下这般生活富足。我们也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现在的时间并不属于我们。我们全都生活在一种当下之中，而这种当下过多地被它自身占据。这是一种不允许我们在场的现在。

在另一件事情上，我们也和小说中的这个家庭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号称全球化的村庄里，却只是一群租客；我们不认识地主，却需要向他支付痛苦的租金。我们的存在就像卡拉OK里的场景，人们在其中模仿着他人的歌曲与唱词。在这个被一些人称为“全球化”的村庄里，在这个始终在表演的村庄里，完全听不到独属于我们的声音。这不仅因为别人不肯聆听我们，更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自己的声音。

这番论述中没有任何伤感怀旧的意味，我意不在此。事实上，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过去更为临近。比这更进一步：过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构成未来的材料。因此我谈论的其实是未来。

我常常在不同的机场登机、落地。在所有这些机场中，我不断确认，我们的现代性就是一种国际机场。在这个仿佛按照单一模板建造的空间里，我们擦肩而过却彼此视而不见。在这片空间内，我们都不是居民，我们全都在此路过。我们仅仅与其他人一样，都是短暂的过客。我们走过貌似宽敞的走廊，但这些走廊都被商店包围。我们进入那些商店，却没有真正的需求。机场没有过去。在其中言说的只有明亮的指示牌与提示的广播，言说的内容只有当前与可以预计的未来。

我将机场作为灰暗独断的现实来谈论。然而，我要近乎羞怯地承认：我喜欢机场。无论如何，在这个独特的空间里，有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人在其中穿梭。他们全都在以自己的独特性，来对抗表面独断的同质性。即使在蚁群的忙碌之中，依然存留着一些私密情感的分享、告别的泪水、重逢的笑容、孩童仰望空中那些大型飞行器的惊异。我们人类的能力，要比我们设想的大得多。

我以同样的方式爱着我们的世界，尽管它如此匮乏，如此不公。我爱这种淘金者的寻觅，在绝望的土地上偶遇最微小的希望。我同时也爱着意欲否定这个世界的斗争。

我们父辈的故事开始于对一句老话近乎神圣的回忆：“想当年”。这神奇的程式构成了一把钥匙，用以开启一个藏有无尽财富的宝箱。这种回忆的力量在任何地方都已不复存在。但每一代人都会怀念一种建造于天堂之中的过去，这同样是事实。在所有情况下，都有一种超越的回应；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会将怀念最终变为现实。我们也懂得向未来施法，将它作为一段应许的时间与乌托邦的驻地。

这是耶稣撒冷居民得到的教训：需要学会拥有疾病，却并不生病。正如叙事者姆万尼托在书的结尾处所说：“我爸爸是错的：世界没有死。毕竟，世界从未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