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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表停了吗？没有。可是指针似乎纹丝不动。不能去看。想想别的事情吧，随便什么：回想这一整天，与往常一样平静，只有等待让人坐立不安。
早上温馨的起床时间。安德雷蜷缩在床上，戴着眼罩，一只手撑着墙，非常孩子气，就好像他在睡梦中需要测试这世界是否结实可靠似的。我在床沿坐下，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这才拿掉了眼罩，受惊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八点了。”
我把早餐放在书房里，然后拿起昨天刚刚收到、但已经翻了一半的新书。还是说沟通的问题，尽是陈词滥调！如果大家都努力沟通，一定会有效果。当然不是去和所有人沟通，两三个就可以了。我常常不让安德雷发脾气、发牢骚，也不让他埋怨自己，他肯定也有些话并不想跟我说，但总体上讲我们相互之间是非常了解的。我把滚烫的、沏得浓浓的中国茶倒进杯子里。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看刚收到的信件，七月的阳光毫无阻拦地照进来。有多少次，我们这样面对面，坐在书房的小圆桌旁，桌上放着滚烫的浓茶？明天还会这样，明年，十年以后……这个时刻就像回忆一样甜蜜，就像许诺一样快乐。我们是三十岁？还是六十岁？安德雷的头发很早就变白了：开始，头顶的白霜衬托着他年轻的轮廓，给他添了一些潇洒。这种潇洒今天还在。他的皮肤粗了，有皱纹了，但他嘴边和眼角的笑意依旧和过去一样迷人。即便影集里的老照片保留了他年轻的风采，可我还是喜欢他现在的脸，我眼里的他是没有年龄的。多年来的生活中，有欢笑，有眼泪，有愤怒，有约束，有倾诉，有沉默，有冲动，有的时候我感觉时间并没有流逝。未来还远无尽头。他站起来：
“你好好工作吧，”他对我说。
“好，你也好好工作吧。”
他什么也没说。在他的这种研究工作中，有些时候就是没有进展，可他现在有点不太接受这样的现实。
我打开窗户。巴黎城似乎已经被炎炎的夏日摧垮了，街上有一股沥青的味道。我目送安德雷离开。也许就是在目送他远去的时刻，他的存在对于我来说才是最真实的；他高大的身影逐渐变小了，而每一步走出的都是回家的路；他的身影消失了，街道像是空了，但实际上这正是一个动力场，会把他重新推向我，他的自然归属；想到这里我总是由衷地感动，比他在家的时候更觉得幸福。
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我住在七层，能够看到巴黎的很多地方。鸽子在深灰色的楼顶上飞来飞去，花盆式的烟囱。还有高吊车的车臂，红的，黄的——五个，九个，十个，我数了十个——它们似乎在阻挡天空；向右看，我的视野被一堵巨大的墙挡住了，墙上像是有无数小孔：那是一座新建筑；我还看到不少新建的摩天大楼。埃德加·基内大街的空地什么时候变成了停车场？我眼前的风景总是在更新，而我的脑子里却并没有过去的任何印象。我倒很想把新旧的两道风景比一比，好好看看其中的不同。毫无可能。世界就是在我眼前不断地创造出来的，我总是很快地适应它的新面孔，而感觉不到它的变化。
我的桌子上有不少书稿和白纸在等着我，可是我脑子里的词句却在旋转，让我静不下心来。“菲利普今晚过来。”他差不多一个月没有露面了。我走进他的房间，看见他的书、纸还都乱放着，灰色的旧毛衣、紫色的睡衣搭在椅背上。我还不知道是不是该把这个房间翻新一下，现在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我也不想就此承认菲利普今后不再属于我了。我回到书房，一大束新鲜玫瑰的芳香在这里弥漫着。我奇怪我竟然从来没有觉得家里空荡荡的。我们什么都不缺。我的目光掠过沙发上那些色调柔和的靠垫，几个波兰布娃娃和斯洛伐克大盗，还有葡萄牙公鸡，一切都各据其位。“菲利普就要来了……”我呆呆地坐着。伤心，想掉泪。但也很欢喜，难以抑制的欢喜。
我决定出去感受感受夏日的气息。一个高大的黑人在漫不经心地扫地，他穿着深蓝色雨衣，头戴一顶灰色的毡帽。以前在这里扫地的是个古铜面色的阿尔及利亚人。埃德加·基内大街上到处是女人。因为这几年我从不在上午出门，我对这里的露天市场非常陌生（摊位这么多，货物如此丰富）。一个小老太太一手紧紧握着她的空篮子，一瘸一拐地从一个摊子挪到另一个摊子。过去我从来不注意这些老年人，我把他们当成会走路的死人，现在我看到他们了，其实都是只比我大几岁的男人和女人。这个老太太是我那天在肉店注意到的，她向老板要了一点零碎肉给她的猫吃。“给猫吃！”肉店老板等她走出去后，笑着对我说，“她根本没有猫。她回去自己炖着吃！”过一会儿她肯定会趁清洁工还没打扫的时候，在摊子底下捡一点菜叶、剩余水果之类的。每个月靠一百八十法郎艰难度日，如今法国这样的人超过一百万，还有另外三百万人的境况也好不了多少。
我买了水果、鲜花，在街上闲逛了一会儿。“退休”这个词我以前很不喜欢，听上去给人感觉像是被社会抛弃了。我一直觉得整天闲着没事非常可怕。我想错了。退休后时间确实很多，但我可以安排。没有限制、没有任务的日子真是惬意！不过时不时地，我也有点恐慌。我想起我刚工作的年代，我的第一批学生，还有在外省度过的秋天。正式退休的那一天似乎也一样久远了，但却像死亡，虚幻而不真实。其实这只是一年前的事。人生的分界线经历了很多，而退休这一道是最严格的，像铁壁铜墙。
我回到家，坐到我的书桌前：如果没有手边的工作，我一定难以体会刚才闲逛的乐趣。快一点钟的时候，我停下工作，去厨房布置餐桌。我的厨房完全是旧式的，和童年时祖母家的厨房一样：农家大餐桌，长凳，铜制厨具，天花板上有外露的房梁；只是煤气灶比以前的先进了，还多了冰箱。（冰箱是什么时候在法国出现的？我家的冰箱是十年前买的，但当时已经很普及了。那究竟是什么时候？二战前？二战结束后？这又是一个我想不起来的事情。）
安德雷很晚才到家，他事先告诉过我，离开实验室后要去参加一个关于打击力量的会议。我问他：
“会开得怎么样？”
“我们起草了一份新宣言。不过我也不抱什么幻想，这个宣言不会比前几个影响大。法国人根本不会关心。不关心打击力量，不关心原子弹，什么都不关心。有时候我真想卷铺盖走人，去古巴，或者去马里。真的，我做梦都想走。到那些地方咱们可能还有点用。”
“那你就没法工作了。”
“那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遗憾。”
我把生菜、火腿、干酪和水果全摆在桌子上。
“你这么泄气呀？你们原地踏步这也不是第一次嘛。”
“不是。”
“那怎么回事儿？”
“你反正不想明白。”
他经常跟我说，现在所有的新点子都来自别的同事，说他自己年纪太大，不可能再有新发现了。我不相信。
“噢！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对他说。“我就是不相信。”
“那你就错了。我上一个点子，是十五年前的事儿。”
十五年了。他这个低谷确实持续了很长时间。可是，他需要时间去寻找新的灵感。我想到瓦莱里的两句诗：
每一个沉默的原子
都是结成硕果的契机。
漫长的孕育之后，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成果。这个阶段还没有结束。我了解这个过程：疑虑，失败，停滞不前，然后是一缕光明，一片希望，一条被认可的思路；再经过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的急切等待，就会有成功的喜悦和沉醉。我不懂安德雷的课题，但我的顽固信心过去一直能鼓励他。现在我仍旧信心十足，可是为什么没办法传递给他呢？我真不愿意相信今后再也看不到他眼中闪烁那种有新发现的快乐。
我说：
“没有什么能证明你不会有第二次灵感了。”
“一定不会了。到我这个年纪，人的头脑总是按照习惯性的路子运转，所以不利于发明创造。我也一年比一年无知了。”
“咱们过十年再说。没准你在七十岁的时候会有最大的发现呢。”
“这就是你的乐观主义，但我肯定，这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你的悲观主义！”
我们俩都笑了。但是确实没什么可笑的。安德雷的失败主义毫无根据。不错，弗洛伊德是在他的书信中说过，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能再发明创造，说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比安德雷现在的年纪大得多。话说回来，我虽然有信心，却仍旧为他感到痛心。安德雷不能振作起来的原因，是他在整体上处于危机之中。他至今还没有真正承认自己的年龄，对此我很不理解。我今天照旧对很多事情感兴趣，他却不是。过去他什么都喜欢，但现在想要拉他去看个电影、画展，或是去朋友家吃饭，都是非常困难的事。
“你现在不喜欢出去玩，这多可惜，”我对他说。“这个季节天气这么好！我刚才还想到应该再去枫丹白露森林转转，到我外祖母家那边看看。”
“你真好玩，”他笑着说。“你全欧洲都走遍了，现在又想再看看巴黎的周边啦！”
“这有什么不好？难道说因为我去过雅典的卫城，尚波
的大教堂就变得俗不可耐了！”
“你说得对。实验室再有四五天就放假了，然后咱们就开车去转一圈。”
其实我们要在巴黎待到八月初才走，所以完全有时间多转几个地方。可他想去吗？我问他：
“明天星期天。你没空吗？”
“没有！你忘了，明天晚上有个新闻发布会，有关种族隔离问题的。他们给了我一大堆资料，我还没有看呢。”
西班牙政治犯，葡萄牙的被囚禁者，伊朗的受迫害者，刚果、安哥拉、喀麦隆的造反派，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的游击队，等等，他总是尽全力想援助他们。会议，宣言，集会，传单，谈判，他都随叫随到。
“你做得太多了。”
“怎么太多了？不做这个我做什么？”
当世界不再精彩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只有去杀时间了。我也有过一段难熬的时期，在十年前。我的身材使我灰心丧气，菲利普成了大人，我写的那本关于卢梭的书获得广泛赞誉后，我有点无所适从。年龄的增长让我恐惧。后来我开始了对孟德斯鸠的研究，我还帮助菲利普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指导他选择了博士论文的课题。索邦大学请我去授课，我讲的内容比我们学校的课更有意思。我接受了自己身材的变化。于是我好像再生了。现在，要不是安德雷这样整天跟他的年龄作对，我完全能够忘记我的年龄。
他又出去了，我则又在阳台上站了好一会儿。高吊车的红色车臂在蓝天中舞动。一只黑色的飞虫在蓝天的背景下划出一道长线。我发现这世界永远是年轻的。我过去喜欢的很多东西都不存在了，而又出现了不少其他东西。昨天晚上我从拉斯帕伊大街经过的时候，天空的颜色是深红的；我感觉像是走在一个陌生的星球上，那里的草是紫色的，地是蓝色的：其实不过是几棵大树遮挡了一家店铺的霓虹灯招牌。安徒生六十岁的时候，对二十四小时能够穿越瑞典感到无比兴奋，因为这段路途在他年轻时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我也有过同样的体验：莫斯科如今距巴黎只有三个半小时的路程。
我坐出租车到了蒙苏里公园，我和玛蒂娜约好了在这里见面。公园里的草坪刚刚被剪过，新鲜的草香让我心醉：我想起我和安德雷背着旅行包在田野上踏青的日子，这似乎也是我儿时在上面玩耍过的草地的味道。无数的遐想和回忆，让我觉得，经历漫长的人生旅途其实也是非常美好的事。这人生旅途上的故事，我没有时间给自己讲述，但它们常常在不经意的时候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过去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计划、各类约定；而今天，使我为之所动的都是对逝去日子的回想。
“您好！”
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中间，玛蒂娜正喝着一杯柠檬汁。她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蓝眼睛，穿着一件短式连衣裙，橙色和黄色相间条纹的，似乎也带一点紫色。真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四十岁的女人。我三十岁的时候，听到安德雷的父亲说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是“漂亮的年轻女人”，曾经不屑地发笑，今天我形容玛蒂娜用的完全是同样的词。现在我觉得所有人都很年轻。她微笑着对我说：
“您把您的书带来了吗？”
“当然。”
她看了我给她写的赠言，激动地说：
“谢谢您。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读了。可是这段时间是期末，事情特别多。我得等到七月中旬再看。”
“我回头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知道她会喜欢的，因为她和我总是意见一致。尽管她自己也是老师，而且结了婚有了孩子，但她对我还保留了一点那种学生对老师的敬畏态度，不然的话我是完全可以把她当成平等朋友的。
“现在教文学真是很难。要是没有您写的这些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她又有点儿羞怯地问：
“您对这本书满意吗？”
我笑了，说：
“实话说，挺满意的。”
她目光里还有个问号，但她没敢提出问题。我就先说了，她的沉默似乎催促我把有些话赶紧说出来：
“你是知道我写书的意图的：我从研究战后出现的各种文学批评入手，想推出一套新思路，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但愿我这个目的达到了。”
这不只是一个愿望，我对此深信不疑。我的心里似乎充满了阳光。在晴朗的天空下，我喜欢这些树、草坪，还有弯弯曲曲的小路，我过去曾经和同学、朋友经常在这里散步。他们中有几个已经去世，有的杳无音信。幸运的是，我与一些学生和年轻同事交了朋友，不像安德雷那样孤家寡人；比起和我同龄的人，我更愿意和这些年轻人交往。她们激发我的好奇心，也把我引入了她们的未来。
玛蒂娜用掌心轻抚着书皮，说：
“我还是想今晚就翻一翻。有人读过了吗？”
“只有安德雷读过。不过，文学嘛，他没有太大兴趣。”
他对什么都没有兴趣。而且他还是个失败主义者，对我的事情也抱着一样的态度。尽管他没有直接跟我说，其实他心里断定，我再写什么也不可能突破以前的成绩了。我根本不理他这些，我知道我新出的这本书比以前的好，第二卷还会更上一层楼。
“您儿子呢？”
“我给他看了，还给他提了很多问题。他今晚正好要回来，应该会跟我谈的。”
我们谈论了菲利普，谈到他的博士论文，也谈了谈文学。她跟我一样，是个热爱文字和善于舞文弄墨的人。只是她的工作和家庭叫她忙得团团转。她开着她的小车送我到家门口。
“你这一段还会来巴黎吗？”
“不会了。我从南锡直接去约讷省度假。”
“假期你写点东西吗？”
“我很想，可我总是没时间。我没有您这么充足的精力。”
这不是什么精力的问题，我一边上楼一边想：我不写作就不能生存。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让安德雷由着菲利普自己选择别的路，而费尽心思非要把他培养到学术领域来？对于我，从童年到青少年时代，是书把我一次次从伤心绝望中拯救出来；我确信文化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也不容任何人动摇这一信念。
玛丽－让娜在厨房里准备晚餐，都是菲利普最喜欢吃的菜。我进去看了看，然后翻了翻报纸，花四十五分钟完成了报纸上的填字游戏；有时候，我很喜欢长时间趴在填字格子上去想那些藏而不露的词；这时我的脑子就像显影剂，它的用途就是把深藏无影的词显示到空白的格子里。
填完最后一个格子，我到衣橱里找出了我最漂亮的连衣裙，是粉灰色的。我五十岁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是太暗就是太艳；现在，我懂得什么衣服可以穿什么衣服不能穿，穿衣不再使我苦恼，但也毫无乐趣而言。我过去与我的衣服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已经消失。不过现在我对自己的身材还算满意。当时是菲利普，有一天突然对我说：“哎，你看，你胖了。”（他后来似乎没看出我瘦下来了。）我于是开始节食，还买了一个秤。年轻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是永远不必为身材担忧的。结果呢！我越是不喜欢自己的身材，就越得为此操心。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再不情愿也必须认真对待，就像是老朋友，哪怕邋遢无趣，他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也应该伸出手。
安德雷买回了一瓶香槟酒，我立刻放进了冰箱。我们两人聊了一会儿以后，他给他母亲打了电话。他经常给她打电话。老太太腿脚和视力都很好，至今还是共产党的活跃分子；只是她已经八十四岁，一个人在南部小镇生活，安德雷不太放心。他对着电话那边大笑，我还听到他惊叫，表示反对，然后又不做声了，一定是玛奈特老人家在滔滔不绝地讲。
“她给你讲什么了？”
“她越来越肯定，总有一天五千万中国人会开进苏联。要不然他们会随便发射一个炮弹什么的，好引发一次世界大战。她还指控我替他们说话，弄得我根本讲不清。”
“她身体好吗？不太心烦吧？”
“我们去她会特别高兴，她可不知道什么是心烦。”
她以前是小学老师，抚养了三个孩子，退休把她从劳累中解脱出来，到现在她一直非常开心。我们谈论了她一会儿，也说到了大家都了解得很少的中国人。安德雷翻开了一份杂志。我不住地看表，但表针像是不动了。
突然他就出现了。我常常吃惊地发现，他的脸上有着我母亲和安德雷截然不同的两种轮廓，融合在一起却非常和谐。他紧紧地拥抱了我，说了一些好听的话，我也使劲地搂住了他。然后我过来吻了伊莱纳的脸。她的脸是温热的，但她的笑容是冰冷的。伊莱纳。我总是忘记她的存在，而她总是在菲利普的旁边。她一头金发，眼睛是灰蓝色的，嘴唇丰满，下巴尖尖的，额头很宽，看上去既有一点散漫，也有一点固执。我很快就抛开了她。我的眼睛里只有菲利普，就像从前每天早晨我叫他起床的时候一样。
“真的连一滴威士忌都不要吗？”安德雷问道。
“谢谢。我要一杯果汁好了。”
她总是这样恰如其分！她的穿着打扮是恰如其分的讲究：头发整齐服帖，刘海遮挡着她宽阔的前额，精致的淡妆，一丝不苟的套装。我在翻看女性杂志的时候经常会自言自语：“这不就是伊莱纳嘛！”我在见到她的时候又经常认不出她来。安德雷说过：“她挺好看的。”某些时候我表示同意：她的耳朵和鼻子都很秀气，涂成深蓝色的睫毛更显出她皮肤的白嫩。可是一旦她动一动头，脸似乎就滑下去了，别人只能看到她的嘴和下巴。伊莱纳。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菲利普总是喜欢这种穿着讲究、表情冷淡、附庸风雅的女人？大概是为了证明自己有魅力。他一直并不认真。我想如果他是当真的……我以为他是不会当真的，然而一天晚上，他对我说：“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跟你说，”他当时的样子像是个过于兴奋的孩子。我感觉胸部受到了重重的一击，血液全部涌上脸颊，我使出全身的力量来克制嘴唇的剧烈颤抖。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窗帘已经放下，台灯的光线照在沙发上，我和他似乎远隔千里。“你会喜欢她的，她是那种工作很认真的人。”她是电影厂的监制。我见过这类“跟得上时代”的女人：有一份轻松的工作，自称很有修养，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穿衣讲究，居室布置一丝不苟，对子女管教严格认真，善于社交，等等，总之方方面面都完美无缺。但实际上对于她们什么都不重要。我对这种人毫无兴趣。
六月初大学一放假，他们俩就到撒丁岛旅行结婚去了。刚才晚餐的时候——我一个劲地让菲利普多吃（来，把汤喝掉；再吃点牛肉；在去上课前得好好吃点东西），我们问起了这次旅行。伊莱纳的父母很富有，是他们出的钱，作为送给女儿的结婚礼物。餐桌上，伊莱纳不太说话，有点像那种聪明女人，喜欢等待恰当时机说一句非常到位的话来引人注目；她时不时地冒出两句，我个人觉得真是引人注目，因为她说的话不是太蠢，就是没有任何意义。
吃过饭我们回到书房。菲利普看了看我桌上的书稿。
“你有进展吗？”
“还行。你还没有看我的样稿吗？”
“确实还没顾上。不好意思。”
“那你就看成书吧。我可以给你一本。”
他的忽视让我心里很不好受，但我什么也没说。我问他：
“你呢？现在你该正经写你的博士论文了吧？”
他没有说话。他跟伊莱纳交换了一个奇怪的眼神。
“怎么？你们还要出去旅行？”
“不是。”他停了片刻后笑着说，“哈！你一定要生气了，你们肯定要责备我，可是我已经拿定主意了，这一个月里我反复想过了。现在我在当助教，根本没法兼顾博士论文。但是如果不读博士，将来在大学里也没什么出路。所以我打算离开大学。”
“你说什么？”
“我打算离开大学。我还年轻，还来得及改换方向。”
“这怎么行？你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不能轻易放弃。”我恼火地说。
“你替我想想。过去教师这行是金饭碗。可如今大家都觉得，一边对付学生一边攻读博士根本做不到，因为现在学生人数太多了。”
“这倒是真的，”安德雷说。“三十个学生，就是三十个个体。五十个，就是闹哄哄的一大群。不过总是可以有办法让你自己挤出时间完成学位的。”
“不行，”伊莱纳非常决断地说。“教书，搞研究，这些工作挣钱太少了。我表哥是学化学的。他原来在国家科研中心工作，一个月才拿八百法郎；后来他进了一家生产色素的公司，现在能挣三千。”
“也不只是挣钱多少的问题，”菲利普补充道。
“就是。关键是要跟得上形势。”
就这么几句话，她终于透露出了对我们的看法。哎呀！这几句话说得小心翼翼的，我们完全能感觉到她的心理。（我可不想伤害你们，你们不要怨我，这也不是我的错，有些话必须得跟你们说清楚，但是我不想说得太多。）安德雷确实是大科学家，我呢，作为一个女人，成就也很突出了。可是，我们与世隔绝，只知道实验室和图书馆。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更想与社会直接沟通。菲利普性格活跃，我们这样的生活可能并不适合他，在其他领域他也许会更有作为。
“再说了，博士论文写完就作废。”她说出了她的结论。她为什么要说这种难听的话？
伊莱纳没有傻到这个地步。她的确存在，她很重要，她已经把我这些年费尽心思和菲利普共同走出的路一笔勾销。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帮助菲利普。有时候困难很大。“我这篇文章写不下去了，我头痛，我要请病假。”“不行！”菲利普中学时候那张清秀的脸暗下来，绿色的眼睛愤怒地盯着我，说：“你太没有人情味了。”安德雷插话道：“就这一次好吧……”“不行！”我坚持着。还有一次我们复活节放假去荷兰旅游，把菲利普留在巴黎复习。“我不希望你考试考砸了。”他满脸愤恨地说：“你们就不要带我去，我才不想去呢，我反正一页书也不看！”后来，他的成绩好起来了，我们的关系也融洽了。这样的融洽正在被这个伊莱纳毁掉。她又一次把菲利普从我这里抢走了。我不愿意当着她的面发火，我忍住了。
“那么，你想干什么？”
伊莱纳正要说，菲利普拦住了她。
“伊莱纳的爸爸给我找到了好几种选择。”
“哪一类的？做生意吗？”
“还不清楚。”
“你旅行结婚之前就和他谈过了，为什么不早一点跟我们说？”
“我想先琢磨琢磨。”
我心中的怒火一下子烧了起来，他有了离开大学的念头时竟然不和我商量，这简直是不可原谅的。
“我早就知道你们要责备我，”菲利普说，神色很不快。
他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阴郁，我很熟悉他这副样子。
“不是，”安德雷说。“人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你呢，你责备我吗？”
“我不认为挣钱是一个崇高的目标。我对你的决定很吃惊。”
“我说过了，不是光为了挣钱。”
“那是为了什么？说清楚一点。”
“说不清楚。我还要再跟我岳父谈谈。不过我只会接受我觉得有兴趣的工作。”
我又跟他谈了一会儿，以最平静的语气，试图让他明白他的博士论文的价值，让他回想他过去的计划和打算。他非常礼貌地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的话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没办法了，他不再属于我了，永远不会了。连他的外表也变了：新潮发型，名牌服装，完全是巴黎十六区的富人风格。我生了他，刻意地培养了他。可今天我却像是个陌生人，只能远远地观看他的生活。这恐怕是天下所有母亲的共同命运，但谁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的命运呢？
安德雷送他们到电梯口，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脑子里又是一片空白……这一整天的好心情，这种充实的感觉，其实就是因为菲利普要回来，回来一起吃饭。我每次等待他的时候，好像觉得他只要回来就再也不会离开，但他总是会离开。我与他之间的隔阂远比我设想的深。我再不可能指导他的工作，我们再不会关注同样的事情。难道金钱对他来说就如此重要？或者他只是在向妻子让步？他真的很爱她吗？不知道他们两个人在床上是什么样的。大概她在外表上能满足他虚荣心的同时，也懂得怎样给予他肉体的满足：我想象得出，外表风雅的她完全能够成为床上的荡妇。两性相悦在夫妻生活中的位置很重要，但我常常轻视这一点。对我来说性爱已经不存在了。我一直认为没有性爱意味着超脱；忽然我明白了，这不是超脱，而是缺陷，是一种感觉功能的丧失；这使我看不到拥有性爱的人的需要，他们的苦恼和快乐。我似乎对菲利普一点也不了解了。我只知道，生活中没有他将无比难过！因为有他，我才逐渐接受和适应了自己的年纪。他把我引进他年轻人的世界。他带我去看勒芒二十四小时耐力赛车，看视觉艺术展，甚至参加了一次大型表演集会。只要他在，我们家里的空气就是活跃新鲜的。这个家没有他，就寂静无声，日子一天天流逝，不会再有突如其来的任何事情，我会习惯这样的生活吗？
我问安德雷：
“刚才你怎么不帮我劝劝菲利普？你一开始就让步了。要是我们两人一起，没准能说服他。”
“我们应该给人自由。他从来没有真正对教书感兴趣。”
“可是他对他的博士论文很有热情。”
“有一定的热情，但他心里没底。我理解他。”
“你谁都理解。”
以前安德雷对待别人和对待自己一样严格。现在，他的政治观点没有放松，但在生活中除了对他自己严要求以外，对谁都特别宽容：他原谅人，替人解释，接受任何人。有时候我都觉得无法容忍。我接着说：
“你认为挣钱能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吗？”
“我不太清楚咱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也说不上是不是还缺别的东西。”
他是真的这么想，还是想激怒我寻开心？他有时看到我过于坚持原则会这么做。正常情况下，我就由着他拿我开心，并不当真。可是这一次我没有心思开玩笑。我提高了音调：
“要是你觉得别的活法更好，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改变我们的活法？”
“因为我们做不到。”
“我们做不到是因为我们选择了适合我们的活法。”
“不是。对我来说，了解事物，发现事物，这是我的癖好，我的疯狂爱好，其中没有什么道德标准。我从来不认为别人应该模仿我。”
我心里倒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模仿我们，不过我不想谈论这个问题。我说：
“现在说的不是别人，是菲利普。他会变成一个利欲熏心的人，我把他抚养长大可不是为了这个。”
安德雷边想边说：
“对于一个年轻人，父母太成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他担心自己如果沿着父母的脚印走，可能永远比不上他们。他可能更愿意试试别的路。”
“菲利普搞学术一直很对路。”
“那是因为有你帮他，他其实是在你的翅膀底下。老实说，没有你帮助的话，他不会达到今天的这个水平，这一点他自己非常清楚。”
我和安德雷在菲利普的教育问题上一直有很大的分歧。或者是因为菲利普选择了文科而不是理科，让他很失望；或者可以归结到心理学上父与子之间的对立情结，他总觉得菲利普是个庸才，这样的想法必然把菲利普引向平庸之路。
“我知道，”我说。“你一直对他没有信心。如果说他不自信，那就是因为他从你的眼中看出你对他缺乏信心。”
“就算是吧。”安德雷摆出让步的姿态。
“总的说来，主要的责任在伊莱纳。是她推着他。她就想让她丈夫多挣钱，而且离得我越远她越高兴。”
“行了！别玩恶婆婆那一套了。伊莱纳还算不错。”
“还不错？她说的话多么难听。”
“个别情况啦。有时候她挺精的。我看她这人还是蛮聪明的，只是时不时感情上有点不平衡。再说，如果她只看重钱的话，她也不会嫁给菲利普这样没钱的人。”
“她看出来菲利普有能力挣钱。”
“不管怎么说，她选择的是菲利普，而不是什么纨绔子弟。”
“你要是觉得她好，那就好呗。”
“爱屋及乌吧，既然菲利普爱她。”
“这倒也是。可伊莱纳真让我灰心丧气。”
“你得看她是从什么家庭环境出来的。”
“她根本就没有出来，问题就在这儿。”
我年轻时候最厌恶的是无所事事、卖弄风雅的贵族子弟，现在我觉得这些兜里装满票子、到处呼风唤雨的产业阶层更令人作呕。
我们两人沉默了一阵。我看着窗外，霓虹灯招牌从红变绿，店铺橱窗闪闪发光。美好的夜晚。我真想下楼和菲利普到快要关门的露天酒吧去喝一杯……没有必要叫安德雷陪我出去了，他已经开始打瞌睡了。我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菲利普要娶她？”
“嗨！这种事情，我们局外人，是永远弄不懂的。”
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低垂着脸，一个指头按着牙床位置的脸颊，最近他经常做这个动作。
“你牙疼吗？”
“没有。”
“那你怎么老按着牙床？”
“我看看这地方疼不疼。”
去年，他差不多每隔十分钟就数一次脉搏。那时候他确实血压有一点高，但吃药以后一直稳定在一百七十左右，对于我们这个年纪是很正常的。他的手指继续按着脸，眼睛愣愣的，完全是一副老朽的表情，我似乎不得不相信他就是个老朽了。猛地一下子，我觉得很恐怖：“菲利普走掉了，我今后就只能天天跟这个老朽在一起了！”我真想大喊一声：“不，我不愿意！”他像是听见一样，对我笑了笑，然后又恢复了原样，我们便起身去睡了。
他还在睡，我要去叫醒他，然后一起喝浓浓的中国茶。但今天早晨似乎与往日不同。我必须提醒自己已经失去了菲利普。我早就应该清楚这一点。其实在他向我宣布结婚的时刻，就意味着他离我而去了；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差点被一个奶妈取代。我一直都在想象什么？因为他总是要求很多，我就认为他离不了我。因为他很容易受我的影响，我就以为他是我自己的翻版。今年，我看到他在伊莱纳面前，以及在伊莱纳父母面前的表现都跟在家里很不一样，我就认为他是在做戏，而只有在我面前的他才是真实的他。但他却选择了离开我，打破我与他之间的默契，拒绝我处心积虑为他设计的前程。他就要成为一个陌生人了。
算了！安德雷常说我是盲目乐观的人，也许我正在自寻烦恼呢。我并不是认为大学之外都一无是处，也不是说博士学位是人生的必经之路。菲利普说了，他只接受有兴趣的工作……可是我不相信伊莱纳的父亲能给他找到什么有意思的工作。我不相信菲利普。他以前就时常不告诉我实情，甚至说谎，我了解他的缺点，从来没有因此责怪过他，他的缺点对我来说，甚至就像身体缺陷一样，叫人心软。但是这一次他迟迟没有告诉我他的打算，让我很气愤。既气愤又焦虑。以前每次惹我生气之后，他都知道怎样给我消气，可这一次他恐怕很难平息我的怒火了。
安德雷怎么还没有到？我伏案工作了整整四个小时，头很沉，我在沙发上躺下来。三天了，菲利普没有任何消息；他通常是不会这样的，尤其是在他觉得我着实伤心的时候，总会不停地打电话或写不少信来。所以这一次我感到特别意外。我不明白，我心里像挂了铅，我的痛楚已经无法遮掩，整个世界似乎都暗淡下来了。安德雷，他的脸一天比一天阴沉。瓦特蓝本来是他目前唯一还愿意见的朋友，可就因为我请此人来午餐，他跟我翻了脸，他说：“他让我心烦。”所有的人都让他心烦。那我呢？很久很久以前，他对我说过：“从拥有你的那一天起，我就永远都不会难过了。”可他现在似乎并不幸福。他不像过去那样爱我了。今天，对他来讲，什么叫爱？他不能离开我，就像不能改变老习惯一样，但我已经无法让他快乐。
这么说或许有些过分，可我确实认为他有错：是他采取了这种一切无所谓的态度。
有钥匙开门的声音。他进来后吻了我一下，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回来晚了。”
“有点儿晚。”
“主要是因为菲利普到学校找我来了。我们就在咖啡馆坐了一会儿。”
“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回来？”
“他想单独跟我谈谈。然后让我告诉你他的想法。”
“什么想法？”
（他要去国外，很远的地方，去很久很久吗？）
“你肯定不会高兴。他那天晚上没敢跟我们说，但事情已经定下来了。他岳父给他找到了工作。在文化部的一份工作。对于他的年龄，这个位置是很有前途的，他这么告诉我。不过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这怎么可以！菲利普他！”
这根本不行。他的政治观点是和我们相同的。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冒了很大风险（这场战争把我们都搞垮了，但现在给人感觉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他参加反对戴高乐的游行，曾经遭到棒击；他在上一次选举的时候跟我们投了同样的票……
“他说他在变化。他现在认为，法国左派否定一切的做法根本不会取得成效，觉得左派已经完了，可他还想拼搏，还想有所作为，去行动，去建设。”
“这全是伊莱纳的话。”
“这可是菲利普跟我说的，”安德雷严肃地说。
忽然我清醒过来。我愤怒至极。
“那怎么了？这是个机会主义分子！他会见风使舵，背信弃义！我希望你骂了他。”
“我对他说我不同意他的想法。”
“你没有试试劝他回头吗？”
“我当然试了。我跟他争论了。”
“争论！你应该恐吓他，跟他说我们不愿再见到他。你肯定太软弱了，我早就知道。”
猛然间，我这几个月来的疑惑、不解，全涌进脑海，我都明白了。为什么他交过的所有女朋友都是穿着讲究、矫揉造作的富家女？为什么他选择了伊莱纳，还搞了一场盛大的宗教婚礼？为什么他对岳父、岳母如此毕恭毕敬、趋炎附势？他逐渐在这个圈子里显得挥洒自如。我一直不愿多想，连安德雷偶尔批评他的时候，我还尽量维护他。我原来对他执著的信任现在全转化成了恨。菲利普的面目一下子完全变了。他是投机分子，是阴谋家。
“我得跟他说话。”
我向电话机走去。安德雷拦住了我：
“你先冷静一下。吵架不会解决问题的。”
“能让我发泄发泄。”
“别这样。”
“让我过去。”
我拨了菲利普的号码。
“你爸爸告诉我，你要到文化部部长办公室去上班了。祝贺你啦。”
“唉！求你了，”他说，“别用这种口气。”
“那用什么口气？我其实应该高兴，你连当面跟我说的勇气都没有，证明你还懂得羞耻。”
“我一点儿也没感到羞耻。我有权利修正我的政治观点。”
“修正！半年前你还猛烈抨击过现政府的文化政策。”
“那怎么了！就是因为这个！我要试着改变那些政策。”
“行了吧！你什么资格都没有，你很清楚。你会乖乖地服从，准备将来顺利地晋升。你只想当官，还想什么……”
我不知道我还说了什么，他大声喊叫：“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仍接着说，他打断我的话，他的声音变得恶狠狠的，他愤愤地对我说：
“我就是不想跟你们这些顽固迂腐的老正经走一条路。”
“够了。我活着再也不想见到你！”
我挂了电话，坐下来，汗流满面，浑身颤抖，两腿像断了一样无力。我们俩以前也有过激烈争吵的时候，但这一次是最决断的：我永远不会再见他了。他的行为让我恶心，他的言语也刺痛了我，更何况他是有心伤害我的。
“他辱骂了我们。他说我们是顽固迂腐的老正经。我再也不见他了，我希望你也不要再见他。”
“你也骂得很厉害。你不该这么激动。”
“为什么？他根本不顾及我们的感情，升官发财对他来说比我们更重要，他宁肯跟我们断绝关系……”
“他没打算跟我们断绝关系。再说，这不可能，我不同意。”
“我反正已经决定了，菲利普和我脱离一切关系。”
我不再说话，因为愤怒，我的全身仍旧在颤抖。
“有一段时间了，菲利普的举动一直很怪，”安德雷说。“你好像不愿意承认，可我看得很清楚。不过我没想到他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是个可耻的野心家。”
“是的，”安德雷为难地说。“可是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那天我们不是说过：我们一定有责任。”安德雷犹豫地说，“野心，恐怕是你灌输给他的，他本身原来是无所谓的。我呢，可能培养了他的反叛心理。”
“全是伊莱纳的错，”我大声说。“如果他没有和她结婚，如果他没有进到这个圈子里，他是不可能为右派政府工作的。”
“可他跟她结婚，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圈子要求他如此。其实他早就跟我们的观点分道扬镳了。我能理解他……”
“你不要替他说话了。”
“我只是在分析。”
“你怎么分析都不会说服我。我不会再见他了。我不希望你再见他。”
“你不要搞错了。我责怪他，非常责怪他。但我还是要见他的，你也一样。”
“不行。如果你不站在我这一边，就凭他电话里讲的那些话，我会记恨你一辈子。别再跟我提他了。”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谈其他事情。我们沉默着，草草吃了晚饭，然后各自拿了一本书。我恨伊莱纳，恨安德雷，恨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一定有责任。”呵！这时候分析原因、寻找理由还有什么用！“顽固迂腐的老正经，”这是他亲口冲我喊的。我本来以为他深爱我们，深爱我；可事实上我分文不值，是可以让旧货店处理的破烂；那我就远远躲开他。一整夜，我心头的恨压得我无法喘息。早上，安德雷一走，我走进菲利普的房间，把旧报纸、旧稿纸全撕碎，扔掉；我把他的书装到一个箱子里，把衣服和其他东西装到另一个箱子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我的眼泪涌了出来。许多美好的回忆浮现在眼前。我咬咬牙。他离我而去，背叛了我，辱骂了我。我永远不能原谅他。
我们两天没有提到菲利普。第三天早晨，看信的时候，我对安德雷说：
“菲利普的信。”
“估计他道歉来了。”
“白费心思。我不看他的信。”
“哎！还是看看吧。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主动认错很不容易了。领个情啦。”
“不行。”
我把信装进一个新信封，写上菲利普的地址。
“麻烦你投到信筒里，好吗？”
我过去总是一看到他的笑容，一读到他动人的句子，就向他让步。这一次绝对不能。
又过了两天，中午刚过，伊莱纳按响了门铃。
“我只跟您谈五分钟。”
一条款式简单的连衣裙，露着手臂，头发披在肩上：她一副清纯少女的样子，还显得有点羞怯。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个形象。我让她进来。她当然是来给菲利普说情的。收到我退回的信，他很受打击。他后悔在电话里说出的话，那并不是他的真心话，但我应该了解，他很容易冲动，冲动的时候就说胡话，根本不能放在心上。他一定要跟我当面解释。
“那他自己怎么不来？”
“他怕您不给他开门。”
“我肯定不会给他开门。我不想再见他。就这样。没什么可说的了。”
她接着说。他不能忍受和我这样闹翻，他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在意。
“那就是说他变成白痴了，让他见鬼去吧！”
“您怎么就不明白呢？我爸爸为他费了很大心思，他这么年轻就能得到这样的位置，是非常难得的。您总不能让他为了您牺牲他的前途吧。”
“他本来可以有他的前途，用不着背弃自己的观点。”
“对不起，应该说：背弃您的观点。他的观点已经变了。”
“他会变的，谁不知道这个，他的观点会随着他的利益走。现在，他只想着事业有成，甚至不择手段。他否定了他自己，并且他清楚这一点，所以我很失望。”我激动地说。
伊莱纳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我想您这一生一定是模范的一生，所以您就认为您可以用很高的标准去评判别人。”
我身体僵直起来：
“我一直尽量做一个正直的人。我也想让菲利普做一个正直的人。叫我难过的是，你阻止他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她大笑起来：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变成小偷，或是造假币的了。”
“反正从他一贯的人生信条来看，他目前的选择并不光荣。”
伊莱纳站起身：
“这简直太可笑了，这种不近情理的态度，”她慢慢地说，“他父亲其实政治上比您更激进，但他并没有和菲利普断绝关系。可您……”
我打断她的话：
“他没有断绝关系……你是说他们俩又见面了？”
“我不知道，”她大声说。“我只知道菲利普告诉他的时候，他没有提到断绝关系的问题。”
“这是那次打电话之前。后来呢？”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菲利普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
她冷冷地说：
“不知道。”
“就算这样吧。无关紧要。”我说。
我把她送到门口。我重新把她和我的最后几句话过了一遍。她为什么不说了，是故意的，还是没有把握好？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了，差不多肯定了。这件事还不至于使我怒火中烧，但足以让我充满焦虑。
安德雷一到，我就开炮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又跟菲利普见面了？”
“谁说的？”
“伊莱纳。她今天来过，问我为什么不见菲利普，而你却见了他。”
“我跟你说过，我是会见他的。”
“我也跟你说过我会恨你一辈子。是你让他给我写信的。”
“不是。”
“当然是。你在看我的戏。还说什么‘他主动认错很不容易’。是你搞的，偷偷搞的。”
“和你相比，他确实是采取主动了。”
“都是你推的。你们合起来算计我。你们把我当成小孩子，当成一个病人。你怎么能这样！”
突然间我的脑袋里像是冒起了红烟，眼前是一片红色的雾，喉咙里似乎有一种红色的东西在叫喊。我跟菲利普发火是常有的事。而安德雷，在偶然、极偶然的情况下，我跟他生气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像被龙卷风带到了几千公里之外，感到自己处在一种既灼热又冰冷的孤独之中。
“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谎话！这是第一次。”
“就算我错了。”
“见菲利普是错，跟他还有伊莱纳合在一起对付我是错，骗我，不说实话也是错。你是错上加错。”
“听我说……你能冷静下来听我说吗？”
“不能。我不想再和你说话了，我也不想再看见你，我需要自己清静一会儿，我要出去透透气。”
“去吧，尽量冷静冷静，”他干巴巴地说。
我走到街上，每次在我恐惧、愤怒或是怀旧的时候我总是这样走。只是今天的我不是二十岁的我，也不是五十岁的我了，我很快就觉得疲惫起来。我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杯葡萄酒，日光灯刺得我眼睛很疼。菲利普，已经是过去了。他结了婚，选择了别的路。我只有安德雷，然而实际上我并不拥有他。我以为我们互相之间是透明的，我以为我们两人像连体兄弟一样不可分割。可他却背弃了我，骗了我，此时此刻我只能孤零零地坐在咖啡馆里。一想到他的面容、他的声音，我的怨恨就吞噬了我。就好像人得了某种病，每呼进一口气都让你痛苦万分，可你却不得不继续呼吸。
我出了咖啡馆，接着在街上走。还能怎么样？我无奈地对自己说。我们总不能离婚的。就这样肩并肩地各自生活吧。我要收起我的怨言，但我不能忘记这件事情。我的愤怒不会轻易烟消云散。
回到家，我看见桌子上有一张字条：“我去看电影了。”我推开卧室的门。安德雷的睡衣堆在床上，他当拖鞋用的低帮便鞋在地上，床头柜上有他的烟斗、一包烟草和降压药。突然间我有一种非常异样的感觉，似乎他因为生病离家，或是被流放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而我只有他的这些物件为伴。我的眼泪涌上来。我吃了一片安眠药，睡下了。
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看见安德雷蜷身躺着，一只手抵着墙。我转过头去。我不想理他。我的心是冰冷的，没有一点热情。我对他的拖鞋和烟斗也不再有任何感觉，总之这些东西不再让我想到一个远离的亲人，而只是提示我，在同一屋檐下，我身边住着一个陌生人。我的怒火本来因爱而生，可现在把爱烧掉了。
我没有跟他说话。他在书房喝茶的时候，我待在卧室里。出门的时候，他叫了我一声，问我：
“你不想跟我谈谈吗？”
“不想。”
没什么可谈的。面对我的愤怒、痛苦和僵死的心，话语不会产生任何作用。
整整一天，我在想安德雷，时不时地脑子里会有一点波动。就好像人在头被重重地击了一下的时候，视觉出现混乱，会看到两个画面，有高有低，却分辨不出谁高谁低。我眼前出现的是过去的安德雷，相比现在的安德雷，形象相差极大。似乎什么地方出了错：那不是他，也不是我，故事像是发生在别处。不然，我们的过去就只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我对安德雷的认识完全是错误的。头脑逐渐清醒以后，我对自己说，我没有错，问题在于安德雷变了。老了。他对什么都不在意了。如果是从前，他决不会容忍菲利普的表现，而现在他仅仅说两句而已。过去的他也不会背着我算计，不会跟我说谎。他的道德观念也逐渐松懈了。他还会继续往下坡路走吗？这种越来越无所谓的态度，我不能接受。有人说这叫做大度、明智，但其实这是死亡在向你逼近。不行，现在还不行。
这一天我读到了第一篇关于我的书的批评文章。朗吉埃认为我啰唆冗长，言之无物。他是个老蠢材，一直厌恶我，我不应该在意他的言论。可是因为我心情不好，这使我更加气恼。我真想跟安德雷说说，但首先得与他和解，我又不愿与他和解。
“我们实验室关门了，”他晚上回来时微笑着对我说。“咱们可以去南部，去意大利，你想什么时候出发我们就出发。”
“我们说好这个月留在巴黎的。”我干巴巴地说。
“我还以为你可能改主意了。”
“我没有。”
安德雷神色暗下来：
“你打算一直这么别扭下去吗？”
“可能吧。”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简直是小题大做。”
“我跟你衡量问题的尺度不一样。”
“无稽之谈。你一直都不懂这个道理。你总是把真相掩盖起来，盲目乐观自信，有一天你发现自己错了，就全线崩溃，或者与人为敌。这一次，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你原来高估了菲利普，现在弄得你大失所望，然后又向我出击。”
“可你一直低估了他。”
“没有。我只是对他的能力和性格不存在过多的幻想。即便如此，我还是高估了他。”
“培养孩子，跟你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不同。家长怎么影响他，他就会怎么发展。你一直觉得他成不了材，他就有了今天。”
“你老是觉得他能成材。那也不是不行。可失败的时候，你也得接受现实。但你就是不愿意，你到处找替罪羊，整天发火，觉得谁都有罪，唯独不承认你自己的错误。”
“信任别人怎么是错误？”
“嗨，算了，反正有一天你会明白自己错了。”
我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别人总是说我做错了，这使我对“错误”这个词心有余悸，尤其不愿对自己进行批评。不过我现在可不想做什么检讨。我拿起一瓶威士忌：
“简直不可思议！你倒成有理的了！”
我倒了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安德雷的脸和声音；现在的他，过去的他，被我爱、又被我恨的他，所有交织错乱的画面都从我的脑中滑到身体里；我的神经和肌肉都拧在一起。
“你一开始就拒绝冷静地和大家讨论。你一直激动得发抖……怎么，现在你要借酒浇愁啦？你太荒唐了。”他看见我又倒了一杯时说。
“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你管不着，你躲远一点。”
我端着酒瓶走进卧室。我拿起一本侦探小说躺到床上，一页也看不进去。菲利普。现在我的气都在安德雷身上，菲利普似乎不是那么可恨了。忽然间，我恍惚看到菲利普的笑容，温柔至极的笑容。我高估了他？没有。我对他的弱点了如指掌：要是没有这些弱点，我也用不着这么费力去帮他。如果他没有做错事，他也用不着笑得如此甜蜜，求我原谅。我们多少次闹翻、和解、哭泣、拥抱。可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了。今天不同了。我又吞下去一大杯威士忌，四周的墙壁都旋转起来，我睡着了。
光线似乎穿透了我的眼皮，但我没有睁开眼睛。我的头很沉，我心痛欲死。我记不起我的梦魇了，只记得周围漆黑一片，我好像陷在泥沼里，无法脱身。我睁开眼睛，安德雷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他微笑着看着我说：
“亲爱的，咱们别这么闹了。”
还是他，跟过去一样的他，我认出来了。可我的胸中还有这道壁垒。我的嘴唇颤抖着。我到底是继续跟他较劲，彻底陷入孤独黑暗的泥潭呢，还是抓住他伸出的手？他说话的声调和缓、平静，正是我喜欢的那样。他承认自己有错，但他去找菲利普是为了我。他知道我们两人都很痛苦，才决定快速进行干预，以免事情恶化。
“你平常是个乐天派，你不想想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让我多难过！我理解你当时怨恨我的理由。可是，别忘了我们对于彼此意味着什么，你不能无休止地对我心存恨意。”
我淡淡地笑了，他靠近我，用一只胳膊揽住我的肩膀，我倚在他肩上，悄悄地哭了。温热的泪流过我的脸颊，我感到轻松了许多！憎恨一个自己所爱的人，实在太累人了。
“我明白为什么我对你说了谎，”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因为我老了。如果告诉你真相，我知道你一定会大发雷霆，这要放在过去也拦不住我；可现在，我想到吵架就觉得累。我就选择了省事的法子。”
“你的意思是以后还会经常说谎？”
“不、不，我保证。而且我也不打算常见菲利普，跟他有点话不投机。”
“你说吵架累，可昨天晚上你骂我骂得很凶。”
“我受不了你跟我闹别扭，还不如吵一架呢。”
我笑了：
“大概你是对的。咱们是得和解了。”
他搂住我：
“咱们和解了，真的吗？你不生我的气了？”
“不生气了。现在结束了。”
风雨结束了，我们重归于好。但我们是不是向对方一无保留？我肯定不是。某些东西还在我心里没有说出来：安德雷那种人老服老的态度。我不想现在跟他说，等完全烟消雾散的时候再说。那他呢？他还想了什么？他称我是自愿乐观主义者，他真的对此很不接受吗？我们之间这场暴风雨持续时间太短，不足以使我们的关系发生变化：可是，这难道不是一种迹象，证明从某个时候起，有些东西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
我们的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时速达到一百四十公里，我仍然在想，有些东西已经变了。我坐在安德雷旁边，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同样的道路，同样的天空，然而我们之间似乎有一层无形的、无法触摸的隔膜。他感觉到了吗？很有可能。他之所以提议出来兜风，其实是希望我们借此找回从前的感觉，从而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然而这次出游跟以前不一样，首先就在于他本人没有任何游兴。我其实应该对他的一片苦心表示感激，可惜看到他这副无所谓的样子，我很是不快。我早就预想到会是这样，但我无法拒绝他的提议，不然他一定认为我没有诚意。我们俩究竟怎么了？我们这一生中吵过很多架，但都是因为一些重要的事情，比方说对于菲利普的教育问题。我们分歧严重，每次在大动干戈之后很快能和好如初。可这一次，本来只是一点无事生非的别扭，正是因为没有实实在在的理由，这次争端几天之内都没有消除。不过以前的我们能够在床上激情澎湃地和解；在欲望和快感中，怨恨总会消失殆尽，我们重新找回快乐和理解。今天的我们是做不到了。
我看到了指示牌，眨了眨眼睛。
“什么？已经到米伊了？这才走了二十分钟。”
“我开得快呀，”安德雷说。
米伊。当年妈妈带我们去看外婆的时候，算是出远门了。当时这里全是田野，一望无际的麦田，我们总喜欢在田边采野花。这个遥远的小村庄如今近在咫尺，比巴尔扎克时代去讷伊或奥特伊还要快。
安德雷找不到停车的地方，因为今天有集市，到处是汽车和行人。我认出了过去的菜市场、金狮旅馆，还有不少老房子。只是货摊上的东西与当年完全不一样了：塑料制品、玩具、针织品、罐头、香水、首饰等等，这是两家超市露天摆出的商品。广场上也有一个不小的书店，书籍和杂志的封皮透过玻璃橱窗闪闪发亮。外婆的房子过去在镇子的外边，现在那里盖起了一座五层楼，被划在了市镇之内。
“你想坐下喝点什么吗？”
“哦，算了！”我说。这再也不是我心中的米伊了。
说穿了，一切都不是从前那样了：米伊如此，菲利普如此，安德雷也如此。那我呢？
“二十分钟就到米伊，简直是奇迹。”我们又上车的时候，我说道，“可惜这已经不是米伊了。”
“就是。世界变化，既有它神奇的一面，也有它令人遗憾的一面。”
我想了想说：
“你又要笑话我的乐观主义了：我觉得还是奇迹的一面更明显。”
“我也觉得。其实人在变老的时候，令人遗憾的不是事物，而是他自己。”
“我不认为。有失必有得。”
“我们失去的还是比得到的多得多。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们得到的是什么。你能给我讲讲吗？”
“想到自己走过很长的路，令人欣慰。”
“你认为你走过吗？我不觉得。你说说。”
“这条长路确实在我身后。它给今天作了铺垫。”
“就算是吧。还有什么？”
“从思想上，人对问题看得更深；人遗忘了不少，的确，但遗忘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属于我们的东西。”
“也许在你们这个学科是这样。现在对于不是我专业方面的事情，我一天比一天无知。比方说要想了解一点量子力学的知识，我非得再回到大学里，像学生一样正经学习才行。”
“谁也不拦着你。”
“我可能真的要去。”
“真有意思，”我说，“咱们在所有问题上都一致，唯独这一点：我看不出人老了能失去什么。”
他笑了：
“青春呗。”
“这本身不能算是一种财产。”
“意大利语的青春这个词特别美：stamina。就是活力，是火苗，可以让人去爱，去创造。当你没有了它，你就失去了一切。”
他说话的口气很真诚，我没敢说他假意迎合我。但我感觉到他心里还有其他东西在作梗，而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是让我害怕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个东西分隔了我们。
“我永远不相信你的创造力已经衰竭，”我说。
“巴什拉有这样一句话：‘伟大的学者在前半生对科学有益，而在后半生对科学有害。’人家把我当做学者。我目前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少做有害的事。”
我没有回答。不管对错，他的确是这么想的，我说别的也没有意义。我明白我的乐观主义经常让他恼火，而且对他的问题无济于事。那又怎么办呢？我也不能替他面对困难。我还是不说为好。我们静静地开到了尚波。
“这个大殿真是漂亮，”我们走进教堂时安德雷说。“跟桑斯大教堂有点像，但比例更协调一些。”
“确实很美。我倒记不清桑斯大教堂了。”
“那里也是这种大小石柱交替支撑的大殿。”
“你的记性太好了！”
我们仔细观察了教堂的大殿、唱诗台和十字形耳堂。不是因为我看过了雅典卫城，就觉得这个教堂不那么漂亮了，而是我今天的心境与当年我们开着老爷车走遍法兰西岛每个角落时的心境完全不同了。我们两人都有点心不在焉。那些雕饰柱头、过去曾让我们觉得极为有趣的那些祷告席垫板真的都引不起我的兴趣了。
走出教堂，安德雷问我：
“你说‘金鳟鱼’还在吗？”
“去看看。”
那是从前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小馆子，就在河边，饭菜简单可口。我们上次来是银婚纪念日的时候，后来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小镇静悄悄的，还是小石板路，没有什么变化。我们把主要的街道来回走了一遍，“金鳟鱼”不在了。我们在森林里的一家餐馆吃了饭，很失望，可能是因为没有过去的感觉了。
“那现在干什么去？”我说。
“咱们不是说过子爵堡和布兰迪塔吗？”
“你真的想去？”
“去吧！”
他无所谓，那我也无所谓，不过谁都不敢说。我们的车行驶在充满树叶气息的小路上，他到底在想什么？想他荒漠的未来？我不能跟他去那样的荒漠。我感到身边的他很孤独。我也如此。菲利普好几次想跟我通话。我一听出他的声音就挂机。我问过自己。是不是对他要求太高了？安德雷对他是不是太纵容了？是不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使他成了现在这样？我真想再跟安德雷谈谈，可又怕引起一场争吵。
子爵堡，然后是布兰迪塔，我们的游览计划全部完成。我们不停地说着：“我记得很清楚，我记不起来了，这城堡太漂亮了……”可总的说来，这样毫无目的地看，根本没有意思。我看到的只是堆在一起的一块块石头。
这一天出游并没有拉近我们俩的距离，在回巴黎的路上，我感觉到我们两人都很失望，互相之间遥不可及。我觉得我们之间似乎已无话可说。看来杂志上大谈特谈的沟通问题确实存在了。正像我生气时预感到的，难道我们今后真的就要孤独、沉默地各行其路了吗？或者说我本来就一直是孤独而沉默的，只不过自己一直在骗自己？“得做些努力，”晚上躺下以后我对自己说。“明天早晨我要跟他好好谈谈，谈得尽量深入一些。”我们的这次矛盾之所以没有真正解决，就是因为它停留在问题的表面。现在要去找根本。尤其不能避开菲利普这个话题。一个事情上打了结，我俩的谈话就不可能继续。
我倒了茶，正寻找合适的句子开口跟他谈，安德雷说：
“你猜我有什么想法？马上就出发去南部老家。我在那边会比在巴黎放松。”
这就是他对昨天下的结论：不是想办法靠近，而是逃走！他独自去他母亲那里住几天并不是没有过的事，主要是因为孝顺。可现在他是想避开和我正面交锋的机会。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好主意，”我干巴巴地说。“你母亲肯定高兴。去吧。”
他问了我一句：
“你不想去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打算这么早走。我还是执行原计划。”
“那随你了。”
无论如何我一定是不会走的。我打算再写点东西，而且我也想看看我的新书反响怎样，再和朋友们谈谈。但我发现他并不试图劝我与他一起走，这让我很恼火。我冷冰冰地问：
“你想什么时候出发？”
“不知道，很快吧。我现在啥事儿也没有。”
“很快，是什么时候？明天，后天？”
“那就明天一早。”
也就是说我们会有两星期不在一起，过去他从来没有离开我这么长时间，最多四五天。我这阵子这么讨厌吗？那他应该先跟我谈谈再走。他平时不是这种躲避的风格。看来还是同一个原因：他老了。我愤愤地想：“他赶紧上别处安享晚年去吧。”我当然不会说一个挽留他的字。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他开车走。他去车行检修了汽车，去买了些东西，还打了几个电话跟同事告别。我一天基本没有见到他。第二天他上车时，我们互相吻了脸，笑了笑。我回到书房，张口结舌。我好像觉得安德雷在惩罚我。不对，他其实只是想躲开我。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轻松了。两个人在一起总是需要做很多决定。“几点吃饭？你想吃什么？”事先都要准备。一个人就简单了，不用做什么准备。我起床很迟，常常躺在温热的被单下，回忆梦里的枝节片断。我一边喝茶一边看信，还哼唱：“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我照样过得好。”工作累了，我就出去闲逛。
这样舒服地过了三天。第四天下午，有人急促地按门铃。只有一个人这么按。我的心狂跳起来。我问了一句：
“是谁？”
“开门！”菲利普叫道。“不然我就这么一直按铃。”
我打开门，他的胳膊立刻抱住了我，还把头靠在我的肩上。
“亲爱的、可爱的妈妈，求你了，别这么恨我了。跟你这样僵着，我的日子怎么过呢？求你了。我真的很爱你。”
他这种恳求的声音以前总是让我的怨恨立即消融。我让他走进书房。他爱我，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但其他的事情就不重要了吗？我差点像很久以前那样称呼他：“小宝贝”，这个词到嘴边被我咽了下去。他不再是小孩子了。
“别想这么叫我心软，太晚了。你把事情都做绝了。”
“听我说，我可能有错，我或许不该这么做，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为此天天睡不好觉。但是我不想失去你，你就可怜一下我吧，我真的很难过。”
他的眼睛里闪着孩子气的泪花。可他不是个孩子了。他是个男人，是伊莱纳的丈夫，是个年轻的绅士。
“那也太便宜你了，”我说。“你明明知道自己在制造我们之间的鸿沟，可还是悄悄地策划了你的行动。现在你又想让我微笑着接受，一切恢复原样，这怎么可能！”
“你简直太狠了、太专制了。人家很多父母和子女政治观点不同，但感情都不受影响。”
“我们家不是政治观点不同的问题。你就是见利忘义，有利益你就改变立场。这太可耻了。”
“不对！是我的观点变了！你可以说我太容易受影响，可我确实开始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题。我发誓是这样。”
“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你不该背着我搞把戏，然后把既成事实摆到我面前。对这一点我永远不能原谅。”
“我没敢。你看我的那种样子让我害怕。”
“你老是这么说，但这不能作为一个理由。”
“可你以前就原谅我。再原谅我这一次吧。求你了。我真的没法忍受你不理我。”
“我也没办法。是你做的事，现在我看不起你。”
他的眼睛里像是电闪雷鸣，我更愿意看见他这个样子。他的愤怒更容易支撑我的愤怒。
“你说话太伤人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应不应该看得起你的问题。你即便做了蠢事，我也会照样爱你。可是对于你，我必须去赢得你的爱。就是，我一直在竭尽全力，怕配不上你的爱。所有我的愿望——当飞行员、赛车手，或者是记者，还有去冒险的渴望都被你当成耍性子；我全都放弃了，为的是让你高兴。这是第一次我不向你让步，你就翻脸了。”
我打断他的话：
“你不要胡搅蛮缠。你的表现叫我愤怒，所以我不想再见你了。”
“你愤怒是因为我没有顺着你的意思。我总不能一辈子都听你的吧。你就像个暴君。说穿了你根本就没有感情，你只有强迫人的愿望。”他的声音里既有怒火，也有泪水。“那好吧！永别了，你就蔑视我吧，我才不在乎呢！”
他走到门边，摔门而去。我站在门厅里想：他还会回来的。他总是会回来的。到时候我可能会坚持不下去，跟他一起哭泣。过了五分钟，我回到书房坐下，泪水汹涌而出。“我的小宝贝……”成人意味着什么？一个因年龄而膨胀的孩子。我把这些年龄抹去，又找到那个十二岁的孩子，我怎么能恨他呢？但是不对，他就是一个男人。没有理由对他评价时放低标准。我的心肠硬吗？别人真的能够在看不起某人的同时还去爱他吗？什么时候看得起，什么时候看不起？什么时候爱，什么时候不爱？假如他读不下来博士学位，假如他一生平庸，我对他的感情一分也不会少，因为他需要我的爱。假如他不需要我的帮助，但值得我为他骄傲的时候，我也会继续去钟爱他。可现在他既不需要我，我又对他的行为完全否定。我还能拿他怎么办？
忧郁的情绪又向我袭来，再也挥之不去。从这一天起，如果我早晨起床很迟，那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唤醒自己，唤醒世界。我害怕独自一人面对单调的一天。起床后，我有时竟然有重新上床睡到晚上的念头。我投入我的案头工作，几个小时都不休息，中间只喝一点果汁充饥。到傍晚停下来的时候，我头晕目眩，浑身酸痛。我有时会在沙发上沉沉睡去，醒来时又感到一种由衷的惶恐：好像黑夜中我的灵魂出了壳，不知何处附身。或许是因为在我疑惑的眼中，家里熟悉的布置像是变成了噩梦中无底深渊的尽头，闪着虚幻的光芒。我惊奇地盯着自己在欧洲各国旅行时带回来的小纪念品。我的旅行，在空间上已经消失殆尽，在我的记忆中也似乎难觅踪影，可这些玩偶、花瓶、小摆设却真实地存在着。所有的东西都让我着迷。红色的围巾和紫色的靠垫在一起，我好像看到的是倒挂金钟，花瓣像主教的长袍，花蕊低垂着。浅色的牵牛花，单纯的野蔷薇，乱蓬蓬的忍冬，还有白色的水仙像是大睁着眼睛。上一次看到这些花是什么时候？即便它们已经从自然界消失，我恐怕也不会发现。我也看不到池塘里的睡莲、田野里的麦穗。周围的世界似乎已经与我无关了。
停止这些不着边际的臆想，我下楼走到街上，看着天空和四周陈旧的房子。没有任何感触。明月或落日，春天的气息或是沥青的味道，各种光线，不同的季节，从不需要刻意地寻找，我就曾感受过许多闪光的瞬间。往往在不经意的时刻，特别的惊喜就会来临；于是在街头急奔的时刻，走出学校大门的时刻，或是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刻，或是在紧张工作中到阳台上深呼吸的时刻，或是在我因为急切想见到安德雷而在马路上快走的时刻，我往往会感受到意外的喜悦。可是现在，我在巴黎城中游逛，仔细地探寻，却一无所获。过多的闲暇使我对周围的事物麻木了。下午的烈日透过关闭的百叶窗照进屋来，我便对夏日的景象浮想联翩；可一旦走到阳光下，似乎就被这火辣辣的太阳刺得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回到家，给安德雷打电话，也许是他打过来的。他母亲的战斗精神越来越强，他又见到了几个老朋友，他每天在周围游逛，还在菜园里劳动。他心情很好，这叫我非常沮丧。我想我们两人之间还是有那层隔膜，打电话丝毫不能拉近我们的距离，反倒加深了距离的感觉。打电话不同于面对面谈话，也不同于写信，因为写信时人可以对自己诉说，可以寻找并且获得真理。我有点想给他写信，可是写什么？我不仅烦恼，而且担忧。我前不久给一些朋友寄去了我新出的书，至今没有任何回音，连玛蒂娜都没有给我写信。安德雷走后的那一个星期，一下子发表了很多评论文章。星期一的文章让我非常失望，星期三的文章让我很恼火，星期四的文章让我深受打击。最激烈的批评认为我写得冗长无物，最温和的认为此书是对我以前著作的总结。没有人发现其中的独特想法。难道是我没有表达清楚吗？我给玛蒂娜打了电话。她对我说，那些批评都很愚蠢，说我不必放在心上。至于她自己的观点，她要等把书全部读完再跟我讲，她可能今天晚上就能读完，明天她要来巴黎。我挂电话以后，觉得嘴里有一种苦涩的味道。玛蒂娜不想在电话里跟我谈，说明她对这本书也不满意。我不明白。通常我对自己的评价总是客观的。
离我们上次在蒙苏里公园见面过了三个星期。这三个星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不顺利的时期。本来想到要见玛蒂娜我应该高兴，可我却焦虑万分，就像当年等待教师资格会考结果一样。短暂寒暄之后，我单刀直入：
“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
看得出她精心准备过，她认真地回答了我。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它把一些晦涩的问题解释得很清楚，而且把我过去著作中表述的独特观点进一步做了说明。
“那这本书本身，没有什么新观点吗？”
“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宣扬新观点。”
“可这确实是我的目的。”
她慌乱了，我继续问，逼着她说。她认为，这本书提出的分析方法，已经在我过去的研究论著里应用过了，并且也有过细致的解释。没有，这本书没有新的东西。更确切地说，贝利希埃的评论很准确，这正是一部精彩的总结。
“可我的出发点根本不是这样。”
我有点晕头转向，就好像突然有坏消息袭来的时候。所有的评论都是同样的意见，这叫我心灰意冷。可我一直以为，我不可能远离现实到这个地步。
我们一起在公园的餐厅吃了晚饭，我尽量掩饰自己的不快。我居然说了这样的话：
“我估计，人到六十岁以后，就只会重复以前的东西了。”
“怎么可能呢？”
“在画家、音乐家还有哲学家中，历史上有不少人老年以后还有成果；可作家里面，你能找出来吗？”
“雨果。”
“就算一个。还有别人吗？孟德斯鸠花了很多年时间，写完《论法的精神》以后，到五十九岁就停了。”
“肯定还有别人。”
“但你一个都想不起来。”
“好了！您不能这样灰心丧气，”玛蒂娜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作品总有高有低。这次您的想法没有完全实现，下次您一定能补上。”
“正常情况下失败能激励我，可现在不同了。”
“为什么？”
“年龄不饶人。安德雷说学者一到五十岁就完了。恐怕到一定岁数的人都只会原地踏步了。”
“在文学领域，我觉得不会这样。”玛蒂娜说。
“那科学领域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脑子里闪过安德雷的面孔。他是否已经体会过与我一样的这种失落？只有一次，还是彻底的失落？或是经常性的失落？
“您有不少搞科学的朋友，他们怎么看安德雷？”
“他们说他是大学者。”
“那他们对他的现状怎么看？”
“他们小组非常能干，出了不少重要成果。不过他说所有的新点子都出自年轻的同事。”
“这倒可能。听说搞发明创造的学者都是年富力强的。诺贝尔奖科学方面的得主都是年轻的科学家。”
我叹了一口气：
“看来安德雷说对了，他再也不可能有新发现了。”
“我们无权预测未来，”玛蒂娜突然改变了语气。“再说了，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普遍性并不总说明问题。”
“但愿如此吧。”我说，然后我换了话题。
告别的时候，玛蒂娜犹豫不决地对我说：
“我想再把您这本书看一遍。我看得太快了。”
“你看得很认真，这书就是写糟了。不过，你说得对，这也没什么要紧的。”
“是不要紧。我肯定您还能写出很多好书。”
我自己倒是觉得再也不可能写出好书了，可我没有说出来。
“您这么年轻！”她又加了一句。
经常有人说我年轻，我总是挺高兴。但是忽然，我觉得这个词很刺耳。这种恭维很暧昧，真正暗示的是与此相反的现实。保持活力，快乐，思想敏锐，这是年轻。反之，按部就班，情绪低沉，头脑愚钝，就意味着衰老。我并不年轻，只是保养得不错，这完全是两回事。保养得好，但也可能到头了。我吃了几片安眠药，上床躺下。
清晨醒来的时候我感觉很怪，这种感觉与其说是焦虑，不如说是兴奋。我把电话设置到无人接听一档，就开始读我写的《卢梭》和《孟德斯鸠》两本书。我一口气看了十个小时，中间只飞快地吞下了两个煮鸡蛋和一片火腿。重读已经被我忘记的自己的文字，真是有趣的事情。时不时地，我觉得很精彩，甚至很惊异，好像不是自己的文字；不过我还是对自己的用词、断句、批评方式、简练用笔以及习惯用语非常熟悉；这些书页都浸透了我自己的风格，就有点像一个人在他的卧室里关闭了太长时间，他的卧室便充满了他的气息似的。我逼着自己出门透透气，在旁边的小餐馆吃晚饭；回到家我喝了一杯浓咖啡，然后翻开了我最新的这本书。我知道这次阅读的结果是什么。我该说的东西在前两本里已经全部说了。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重复前两本书的观点。我以为此书向前走了一步，但却只是老生常谈。而且没有了前两本书中的内容，显得枯燥死板。完全没有任何新意。我懂得眼下正在写的第二卷也会是同样的重复。唉，我花了三年时间，写了一本无用的书。不只是写糟了，因为我过去有过这样的经历，即便分析不够透彻，说明不很细致，但别人还是能够看出其中的新东西。这一次则是毫无用途。应该一把火烧掉。
“不要预测未来。”说得倒容易。我把未来已经看清楚了。我的未来就在我的面前，一望无际的荒漠。没有计划，也没有欲望。我不再写作了。那我做点什么？我心里一片空虚，周围也是空荡荡的。一个没有用的人。古希腊人把老年人称做“大胡蜂”。《特洛伊的妇女》中的赫卡柏就自称是“无用的大胡蜂”。今天的我就是这样。我觉得自己像是被雷击了。我不知道当一个人对自己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该如何生存下去。
出于自尊，我不想提前出发去跟安德雷会合，甚至在电话里什么也没有对他说。后来的三天我简直度日如年！任何食物、饮料、音乐或书籍都引不起我的兴致。过去这类东西总可以让我或是兴奋或是放松，可现在所有的消遣都令我恶心。要么去看个展览，去卢浮宫转转？我没有时间的时候特别想去。但是既然十天前去参观教堂城堡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思，那今天只会更糟。画布与我的眼睛根本没有丝毫感应。我看到的只是用画笔涂抹上去的颜料。散步让我心烦，这一点我已经发现了。我的朋友们都外出度假了，再说我既不想听他们的真话，更不想听他们的谎言。菲利普，我真的后悔万分！我尽量不去想他，不然就会掉泪。
于是我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天气很热，即便拉下百叶窗也还是热得叫人窒息。时间凝滞了。这太可怕了，或者可以说太不公平了，它怎么既能过得那么快，同时又过得这么慢呢。当年我刚开始教书时，几乎和学生一样年轻，我看到鬓发灰白的老教师总是充满同情。一转眼！我也成了老教师，再后来教书便成了我的历史。很多年，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年龄是不变的，因为我面对的学生总是一样的年轻，自己也就像常青树一样。在时间的海洋里，我是岸边的礁石，被永远是崭新的波浪冲打着，却一直没有动摇，也没有被磨损。但突然海潮卷起了我，把我带走，直到沉没死亡的那一天。生命可悲的流逝是多么迅速啊。然而此时此刻，它却走得太慢——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总是需要等待，等糖在咖啡中溶化，等记忆逐渐消逝，等伤口慢慢愈合，等太阳落山，等烦恼散去。这两种速度的差别之大，令人咂舌。岁月从我的指缝急匆匆地溜走，可每一天却是如此漫长。
我心里还有一个希望：安德雷。可是他能填补我的空虚吗？我们之间怎么样了？首先看看，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么多年中，彼此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必须先把我们的故事概括总结一下。我一直有这个打算，现在我就试试。我舒服地坐到一个单人沙发上，盯着天花板，我回想我们初识的日子，我们的婚礼，菲利普的出生。都是烂熟于心的事情，太乏味了！夏多布里昂有一句话说“荒漠的过去”。说得多么精辟！我原来想象自己这一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我随时可以回头观赏，探寻其深处的宝藏。其实不然。我能够记起很多人名和日期，就好像一个小学生能熟练背诵一篇根本不懂的课文一样。我的记忆深处还有一些残缺不全的苍白画面，像法国历史一样抽象。这些画面似乎是在白色的衬底上胡乱剪贴的。所有回忆中安德雷的面孔都是同样的面孔，没有任何变化。我停止回忆。该做的可能是好好思考思考。他对我的爱真的和我对他的爱一样深么？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的，或者说，那时候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之间非常融洽。但是自从他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以后，他是不是觉得我们的感情也使他失望？我认为他把我当成一个不变的系数，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我，他会感到很不适，但我的存在对他的命运根本不产生影响。所以我对他的理解在他身上没有效应。难道别的女人能做得更多吗？我们之间的沟壑，是谁加深的？是他？是我？还是我们两人？还有可能把它填平吗？这些问题弄得我筋疲力尽。爱情、和睦、不合，这些词在我脑中都变得支离破碎，只剩下一堆杂音，没有任何含义了。难道它们确实有过含义吗？午后我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完全想象不出下一步会怎么样。
他在站台上等我。几天来只看到他的旧照片，听到他遥远的声音，现在他终于在我眼前了！晒黑了，瘦了，新剪的头发，粗布的长裤和短袖衬衣，面前的他似乎跟两星期前离开巴黎时的他有点不同，但的确是他。我的快乐难以掩饰，而且不会转瞬即逝。也许会吗？他亲亲热热地把我安顿在车上，一边开车一边不断对我温柔地微笑。只是，我们通常习惯于热烈地讨论，动作和微笑都没有什么意义。他真的高兴见到我吗？
玛奈特把她干涩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吻了一下我的前额：“你好，亲爱的孩子。”她如果死了，就再也没有人这样称呼我了。我现在比第一次见面时的她还大十五岁，真叫人难以置信。她那时四十五岁，可我记忆中她就跟现在一样年纪。
我和安德雷在花园里坐下，玫瑰花似乎承受不住夏日的炎热，散发出一种叫人怜惜的味道。我对他说：
“你变年轻了。”
“这要归功于田园生活啦！你怎么样？”
“身体还好。可你看到那些批评文章了吗？”
“看到几篇。”
“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这本书毫无价值？”
“没那么严重。确实有不少内容你以前讲过，但还是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反正没有让你产生特别的兴趣。”
“嗨！我嘛……我什么书都看不进去。恐怕没有比我更不爱看书的了。”
“连玛蒂娜都没有好话，后来我自己也明白了。”
“你的计划是高难度的，你摸索过了。现在我估计你清楚问题在哪儿了，第二卷就可以补救了。”
“不可能了。我整个的构思都错了。第二卷肯定不会比第一卷好。我放弃了。”
“这个决定有点草率。让我看看你的稿子吧。”
“我没带来。我知道很糟，真的。”
他不安地看着我。我轻易是不会泄气的，他了解我。
“那放弃了这个你做什么？”
“什么也不做。我本来以为这两年都会很忙，忽然就空空如也了。”
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我明白你很烦恼。但是不要作践自己。也许目前空空如也，不一定哪一天你又有主意了。”
“你瞧，说别人的时候我们都挺乐观的。”
他坚持他的想法，其实他也只能这样说。他提到了几个作家，确实很值得研究。可是再搞我以前对卢梭和孟德斯鸠那种方式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我本想换一个角度，但是找不到。我记起安德雷说过的一些话。他跟我说到过自身的阻力，现在我就在我自己身上看到了。我看问题的切入点，我的思维习惯，我的推测方法，我的逻辑步骤，都是固定在我身上的，我不可能改变。我的作品停止了，终结了。我的自尊并没有受伤。如果我今晚死去，我会认为我的一生是成功的。然而让我恐惧的是今后这片荒漠，直到死亡来临的那一天，这将是多么难熬的日子。晚餐的时候，我甚至无法强装笑脸。幸好玛奈特和安德雷在有关中苏关系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
我早早上楼去睡了。我的卧室有一股好闻的味道，是薰衣草、百里香和松针的芳香：我似乎觉得自己昨天才离开。但已经过了一年了！一年比一年过得快。实际上到我长眠不醒的那一天大概也不会很久。只是我知道坐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是很漫长的。况且我对生命还很眷恋，死亡并不是一种慰藉。在这寂静的乡村之夜，我很快便睡熟了。
“你想出去转转吗？”第二天一早安德雷问我。
“当然。”
“我带你去看一个我新发现的地方，特别漂亮。在加尔河边。带着游泳衣吧。”
“我没带来。”
“问玛奈特借一件好了。你看着，你一定想下水。”
我们上车开进了灌木丛中的小土路。安德雷说话的口气很兴奋。他已经很久没有在老家住这么长时间了。这些天来他在这一带到处探寻，还见到了儿时的伙伴，他确实比在巴黎的时候显得年轻而且快活。看得出来，他根本就没有想我。我不在的情况下他能快活多长时间呢？
他停下车：
“你看见下面那片绿色了吗？那是加尔河。这个地方河水聚集，形成一个小湖，到水里游泳再好不过了，而且四周的风景很美。”
“哎哟，挺远的，一会儿上来可不容易。”
“根本不费劲，我走过好几次了。”
他三两步就顺着陡坡走下去了，稳稳的。我远远地跟着他，慢腾腾，晃悠悠。我小心翼翼，这么大年纪要是摔断了腿可就很麻烦了。我上山还比较利落，但是下山对我来说一直难度很大。
“你看这里美不美？”
“很美。”
我坐到一块礁石的阴影里。我不想下水。我水性不好。而且即便是在安德雷面前，我也不喜欢穿着游泳衣暴露自己。老男人的身躯还是没有老女人的身躯难看，我看着安德雷在水里翻腾心里这么想。碧水蓝天，田野的气息，其实我也应该早一点到这里来。假如他多劝我几句，我肯定会提前来，可惜他并不希望如此。
他坐到我旁边。
“你真该下水试试。舒服极了！”
“我在这儿挺好。”
“你觉得我妈妈怎么样？叫人吃惊吧，是不是？”
“确实叫人吃惊。她每天都做什么？”
“她看书，听广播。我说要给她买一台电视机，她不愿意。她说：‘我可不能随便让人进到我家里。’她种花种菜。她去参加她的支部会议。她这么说，她从来没有无聊过。”
“也就是说，现在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一定是。对于像她一样，为别人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人，老年就是一个快乐的时期。”
我们开始往上走的时候，天气热起来了；路很长，也比安德雷说的难走得多。他迈着大步，我从前是喜欢爬山的人，但现在走得非常艰难，远远地落在他后面，这让我很恼火。我的太阳穴好像被烈日穿透了，树上的蝉鸣刺得我耳朵生疼。我气喘吁吁。
“你走得太快了，”我对他说。
“你别着急。我在上面等你。”
我停下来，汗流满面。我又往上走。我已经无法主宰我的心脏、我的呼吸；我的双腿也不听指挥；我的眼睛被强烈的日光照得不能睁开；蝉虫吟唱爱与死的单调歌声弄得我烦躁不已。走到汽车旁边时，我的脸和头好像都在燃烧，快要充血了。
“我快死了。”
“你应该再慢一点上。”
“我可记住了，你的这些好走的小路。”
我们回去的路上一句话也没说。我不该为这一点小事生气。我一直是火气较大的那种人，难道我现在要变成整天没事找事的人吗？我需要小心。但是我忍不住。而且我感觉很差，觉得自己像是中暑了。我只吃了两个西红柿就回房休息了。房间里的阴影、地板砖和白色的床单都使人产生一种清爽的印象。我闭上眼睛，寂静中只有挂钟滴答作响。我曾经对安德雷说过：“我看不出人老了能失去什么。”唉，我现在看出来了。我一直拒绝接受菲茨杰拉德所说的人生就是“一个逐渐消损的过程”这种观点。我以为我与安德雷的关系永远不会变化，以为我的作品会不断充实更新，以为菲利普一天天地向我所期望的目标靠近。我也不为我的身材担心。我甚至以为沉默都是有创意的。全都是幻觉！圣伯夫的话比瓦莱里的话更精辟：“人的有些地方会变硬，有些地方会腐烂，但他永远不会成熟。”我的身材失去了控制。我已经写不出东西；菲利普辜负了我的期望；而最使我难过的是安德雷与我之间的关系在逐渐恶化。年老的过程是一个下坡路，可我却一直声称自己在进步，真是愚蠢！这下坡路原本比较缓，但从今以后它既是很快的，也是很慢的，因为我们还要变成更老的人。
我下楼的时候，午后的炎热已经消散了，玛奈特坐在朝花园的窗口看书。她并没有被年龄消损，可是她的心灵深处究竟怎么想？她想到死亡吗？对于死亡，她听天由命还是心怀恐惧？我不敢问她这些问题。
“安德雷去玩滚球了，一会儿回来。”她对我说。
我坐到她对面。我到了八十岁，不管怎样也不可能像她一样。我无法想象自己把孤独称做自由，悠然自得地享受生活。对我来说，生活所给予的东西，它会一点点地拿走，现在它已经开始了。
“你看，”她对我说，“菲利普不想当老师了，这可不太好，他会变成好吃懒做的人。”
“唉，是啊。”
“如今的年轻人什么都不信了。不过你们两人，你们也不信什么了吧。”
“安德雷和我吗？当然信。”
“安德雷什么都反对。可能就是他的错。就是因为这个，菲利普才变成这样。人总得赞成某些事情。”
她一直对安德雷不加入共产党耿耿于怀。我不想谈这些事。我给她讲了上午去河边的经过，然后我问：
“您把照片放哪儿了？”
这已经成固定节目了，每年我都要看那本老相册。可是它每年都不在同一个地方。
她把相册放到桌上，连同一个纸盒子。特别老的照片不多。玛奈特结婚时的照片，身穿一条呆板的长裙。一张合照：玛奈特和她丈夫，他们各自的兄弟姐妹，这些人中现在只剩玛奈特了。安德雷童年的照片，倔强而自信的样子。二十岁的勒妮，在她的两个哥哥中间。我们想我们永远也无法对她的死释怀，二十四岁，对生命充满了憧憬的年纪。如果活着，她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她会接受衰老吗？她死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死亡，我哭了很久。后来我就哭得越来越少：我父母去世，安德雷的哥哥去世，我公公去世，还有一些朋友也去世了。这也是年老的表现。经历了太多的死亡，怀念之后便是遗忘。在我看报纸的时候，我也常常读到死讯：一个我欣赏的作家，一个同事，安德雷过去的一个同事，一个政治上的同志，还有一个失去联系的老朋友。如果像玛奈特这样，成了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的唯一见证人，肯定感觉很奇怪。
“你看照片啊？”
安德雷俯在我身后。他翻了翻相册，指给我看一张他十一岁时的照片，和他班上的同学一起照的。
“这些同学中超过半数都已经死了。”他对我说。“这一个，叫皮埃尔，我见到他了。这一个也见了。还见了一个保罗，这张照片上没有他。我跟他们有二十年没见面，基本上认不出来。别人都不相信他们跟我同岁：他们真的特别老。还不如我妈妈精神呢。我都吓了一跳。”
“是因为他们日子过得辛苦吗？”
“是啊。在这个地区种地，肯定特别苦。”
“跟他们一比，你觉得自己年轻了。”
“不是年轻。是觉得自己日子太好过了。”他合上相册。“走吧，我带你到镇上去喝一杯开胃酒。”
“好的。”
在车上，他给我讲起他刚才赢了滚球比赛，说他这几天进步不小。他的心情很好，似乎根本没有在意我的情绪，这让我有点不快。他在一个小广场旁边停下车，小广场上立着好多蓝色和橙色的遮阳伞，人们在伞下喝着茴香酒，空气中弥漫着八角茴香的味道。他要了两杯。一阵沉默。他说：
“这个小广场很热闹。”
“是很热闹。”
“你好像很不情愿，你想回巴黎了？”
“不、不！我这会儿对什么地方都没兴趣。”
“对人也没兴趣吧，我觉得。”
“怎么说这个？”
“你根本不想说话。”
“对不起。我感觉很差。今天上午热坏了。”
“可你平时没这么娇气。”
“我老了。”
我的声调一定很难听。我究竟期待在安德雷这儿得到什么？他搞出个奇迹？他挥动魔棒，然后我的书就变成了好书，评论界就一致喝彩？或者一到他的身边，我就完全忘记我的失败？过去他曾经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小奇迹，在他还对未来充满热情的时候，他也点燃了我的热情。他相信我，也使我充满信心。他后来做不到了。即便他对自己的命运还有信心，这也不足以令我鼓起信心。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菲利普给我来信了。”
“他怎么知道你在这儿？”
“我走的那天给他打过电话。他告诉我说你把他轰出门了。”
“没错。我并不后悔。我就是不能喜欢自己看不上的人。”
安德雷盯着我说：
“我看不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怎么看不出？”
“你本来认为他是在母子感情方面背叛了你，可现在你又走到道德问题上来了。”
“两方面都有。”
背叛，抛弃，确实如此；这给我的伤害太深，我现在还没法平静地说这件事。我们两人又沉默下来。我们之间以后会是什么样呢？一对夫妇，就这样继续凑在一起，不为别的，只因为习惯如此。难道我们正在走这条路吗？再活十五年、二十年，没有特别的不满，没有激烈的争吵，却各自关在各自的套子里，只顾着自己的问题，只想着自己的失败，拒绝任何建议？我们现在的节拍完全错开了。在巴黎的时候我挺快乐，但他阴沉着。现在我自己高兴不起来，又讨厌他这样快乐。我想出了一个主意：
“过三天，咱们去意大利。好不好？”
“要是你喜欢就好。”
“要是你喜欢我就喜欢。”
“就是说，你反正对什么地方都没兴趣，是吧？”
“其实你经常也没兴趣。”
他没有回答。我们俩的对话卡壳了，原因是谁都不从正面去理解对方的话。我们能说得下去吗？为什么明天就比今天好？罗马就比这里好？
“算了！回去吧。”过了一会儿我说。
我们和玛奈特玩了一晚上扑克牌。
第二天，我拒绝到烈日下做任何事，也不想听蝉鸣。有什么意思呢？即便是参观阿维尼翁的教皇宫，或是去看加尔河大桥，我一定也会和上次去尚波一样没有兴致。我推说头疼要待在家里。安德雷就拿出他带来的十几本新书，埋头读起来。这些书我全都看过。我检查了一下玛奈特的书架。一些古典名著，几本我们送给她的七星文库版精装书。很多名著都是我很久以前读过的，后来就没有机会再读，已经忘记了。但是我现在懒得去读。翻开看看似乎就记起来了，反正感觉上是记得的。第一次读的新鲜感荡然无存。这些作家让我成了如今这个样子，永远不会改变了的样子，他们究竟带给了我什么？我翻看了几本，可是这些书跟我自己的书一样，有一股令人恶心的味道：是灰尘的味道。
玛奈特从报纸上抬起眼睛，说：
“我现在开始相信，我会亲眼看到人类登上月球！”
“亲眼看？你去哪儿看？”安德雷笑着问她。
“你知道我的意思。我能活到那一天。登上月球的准会是俄国人，儿子。美国佬，搞什么纯氧气，根本不行。”
“对，妈妈，你会看到俄国人登上月球的。”安德雷温柔地说。
“想想看人类开始的时候在洞穴中，只有靠自己的一双手来生存。”玛奈特神往地说，“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说实话让人挺兴奋的。”
“人类的历史确实是非常美好，”安德雷说。“可惜的是人的历史令人难过。”
“将来会好的。只要你们那些人不让地球爆炸，我们的子孙后代会见识到社会主义的。我还想再活五十年亲眼看看。”
“你瞧瞧这精神！你听见了吗？”安德雷对我说，“她五十年的计划都有了。”
“你没有吗，儿子？”
“没有，妈妈，真没有。历史走的路真是太奇怪了，我甚至感觉它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我觉得我一点分量也没有。五十年以后，谁知道呢！……”
“我明白了：你现在是什么都不信了。”玛奈特有点不满地说。
“根本不对。”
“你信什么？”
“我相信人的痛苦，我认为这是可悲的，应该尽一切力量消灭它。说实在的，我觉得其他事情都不重要。”
“那，”我插话道，“为什么不要炮弹，不要虚空？干脆世界爆炸，结束一切痛苦。”
“有时候是恨不得这样。可我还是愿意梦想有一天，生活中不再有痛苦。”
“所以人活一世，要有所作为。”玛奈特说，一副战士的模样。
安德雷的话让我深有感触，他并不像他表面上那样无忧无虑。“可惜的是人的历史令人难过。”他说这话时的语调！我看着他，突然很想冲上去抱住他，我确信我们永远不会成为陌生人。有一天，或许就是明天，我们会再次靠近，因为我的心已经被他碰撞了。晚饭后，我提议出去走走。我们慢慢地向山上圣安德烈堡走去。我问他：
“你真的认为除了消灭痛苦以外，什么都不重要吗？”
“能有什么呢？”
“挺灰暗的。”
“是。更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去消灭。”他沉默片刻，“我妈妈说我们什么都不信是不对的。可是我们确实找不到归属：我们反对苏联的那些做法；对中国也很失望；在法国，我们既不赞同执政党，也不认同任何反对党。”
“这种处境很不舒服，”我说。
“菲利普的转变大概和这有关。三十岁就反对一切，这确实比较难办。”
“六十岁也一样。那也不应该背弃自己的立场。”
“谁知道他的立场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意思？”
“嗨！当然，严重的社会不公，严重的胡作非为，他是不能容忍的。可他从来没有真正地有过政治取向。他采纳了我们的政治观点，是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看到的世界就是我们眼里的世界。其实他对此有多少信念呢？”
“但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冒了很多险，这不说明问题吗？”
“他确实憎恨这场战争。再说，散发传单，参加游行，都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是某种意义上的探险。这不证明他真的跟随左派思想。”
“你怎么这样替他辩护，这是糟蹋他。”
“不对。我不是在糟蹋他。我越想，就越能给他找出理由。我体会得出我们俩给他的压力有多大，他后来想出的证实自己的办法就是反对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再说阿尔及利亚战争吧，他后来也很失望。那些他拼着命保护过的人全都杳无音信。而现在那边的人最崇拜的，倒是戴高乐。”
我们坐在堡垒脚下的草地上。我听着安德雷的声音，平静，却很有说服力；我们俩真的又可以倾心交谈了，我心里的一个结似乎解开了。这是我第一次不带愤怒地想到菲利普。当然也没有快乐，只是很平和，可能是因为忽然我感觉安德雷离得很近，所以菲利普的事就不那么严重了。
“我们给他的压力很大，是啊，”我认真地说。我问他，“你觉得我应该见他吗？”
“如果你一直跟他这样僵着，他肯定特别难过，这又有什么用呢？”
“我不是想让他难过。我只是觉得跟他无话可说。”
“哦，那是。我们和他的关系再也不可能与过去一样了。”
我看着安德雷。他与我之间似乎一切都已经恢复常态了。月色很好，月亮旁边的一颗小星星也闪闪发光，我的心灵得到了一种巨大的安宁。“小星星我看见你——月亮看见它自己。”我心中回响起古老的诗句，我感觉自己像是回到了几个世纪前，而天上的星星正如今天一样闪闪发光。我似乎体会到了永恒的力量。这片土地就像远古时期一样清新，而此时此刻我像是拥有了世界。我坐在这里，注视着山下月光沐浴中的一幢幢房子，莫名地觉得非常快乐。这种超脱真是令人愉悦。
“文学的优势就在这儿了，”我说。“图片会变形，会掉色，而语言却能流芳百世。”
“你怎么想到这个了？”
我给他背诵了《奥卡森和尼科莱特》
里面的两句诗。我不无遗憾地说：
“这里的夜色太美了！”
“是啊。可惜你没有早一点来。”
我跳起来：
“可惜！你根本就不想让我来！”
“我吗？开什么玩笑！是你拒绝来的。我明明问了你说：‘为什么不马上就出发去南部老家？’你说：‘好主意。去吧。’”
“当时根本不是这样的情况。你是这么说的，我记得很清楚：‘我想马上就去南部老家。’你看着我心烦，你当时就想赶紧溜掉。”
“你不正常了吧！我的意思自然是：我想咱们立刻就去南部。结果你回答说：快去吧，而且你的语气特别冷。可我还是劝了你。”
“呵！你劝得没有任何诚意，你盼着我说不去呢。”
“一派胡言。”
他没有一点装假的样子，我有点怀疑自己当时的想法了。我搞错了吗？可那一幕清清楚楚地刻在我的脑子里。但是我相信他现在没有说谎。
“这太荒唐了，”我说。“当时我看见你决定一个人出发，真是很受打击。”
“是太荒唐了，”安德雷说。“我不懂你为什么那样想！”
我思索了片刻，说：
“因为我有点不信任你。”
“就因为菲利普的事吗？”
“我觉得你那段时间变了。”
“怎么变了？”
“你好像在玩老年人那一套。”
“这可不是玩。你昨天不是也说了吗：我老了。”
“但是你有点放任自流。在很多事情上。”
“举个例子。”
“你有好多习惯性的小动作，你老是摁你的牙床。”
“嗨，这个……”
“怎么？”
“我的下颌有点感染，在这个位置；要是严重的话，这里的牙桥就固定不住了，就得戴活动假牙了。你明白吗？”
我明白。有时候我做梦梦见自己的牙都掉了，就会猛地惊醒。一副假牙……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
“有些烦心事真的不想说。”
“也许不该这样。误会就是这么产生的。”
“可能吧。”他站起身来，“走吧，要着凉了。”
我也站起来。我们两人慢慢地走下山坡。
“你说我玩老年人那一套，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安德雷说。“我有点过火了。这几天我见到那些老朋友，比我老得多，可人家都泰然处之，我很是自责了一番。我决定要行动了。”
“噢，是不是！我还以为是因为我不在，你才心情这么好呢。”
“你想什么呀！恰恰相反，我是为了你才决心振作起来。我不想当一个老刺头。老，就够讨厌了，不能再当刺头。”
我挽住他的胳膊，紧紧地挽住。我又找回了从未失去的安德雷，我将永远不会失去他。我们走进院子，坐在柏树下的一张长椅上。月亮和星星就在房顶上空。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确老了，”我说。“最困难的是要对自己说我们已经完了。”
他抓起我的手：
“不要说这个。我觉得我知道为什么你这本书没写好了。你开始的想法有点空，你就想有大的突破，可这太困难了。以前你写书的目的是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卢梭和孟德斯鸠，这就非常具体，所以效果也很好。假如你重新定位，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出成果的。”
“不管怎么样，也就是这个水平了，我明白自己的能力有限。”
“纯粹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讲，确实，你也不会有什么更大的成就。可你还是能够引发读者的兴趣，丰富他们的观点，让他们深入思考。”
“但愿如此吧。”
“我已经做出决定了。再干一年，我就停了。我打算重新去学习，把自己落下的知识补上，把空白填上。”
“你觉得经过学习，你又能有一个新的起点吗？”
“不会。可是有很多东西我不懂，我就想学。我就是想弄明白而已。”
“那你不想别的啦？”
“反正现在我不想。别想得太远了。”
“也是。”
我们过去总是想得很远。大概现在要学着只管眼前的事了。我们俩肩并肩坐在满天星斗下，闻着柏树的清香，我们的手紧挨在一起。在一瞬间似乎时间都停止了。但它还是要流逝的。那又怎么样？我是不是还能写作？我对菲利普的怨恨会消失吗？我对衰老的恐惧还会再来吗？不要想得太远。远处是可怕的死亡和永别，远处有假牙、坐骨神经痛、瘫痪、痴呆和在陌生世界中的孤独，我们不再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抛下我们飞快地运行。我能做到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吗？或者平心静气地面对这一切？我们两人在一起，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我们会在人生的最后旅程中相互搀扶。也许因此这一段路就不再可怕了？我不知道。希望如此。我们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