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地的终结

撰文｜ 萨拉·比尔兹利（Sala Beardsley）
翻译｜ 波特

湿地是位于陆生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性地带，在土壤浸泡在水中的特定环境下，生长着很多湿地特有的植物。湿地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拥有众多野生动植物资源，是重要的生态系统。美国的一项法案可能会使90％的湿地受到威胁。

2006年2月21日，是法官塞缪尔·阿利托上班的第一天。他坐在美国最高法院那九把高背椅的其中一把上，听取“拉佩诺斯诉美国政府”和“卡拉拜尔诉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这两起案件。它们虽然不像乔斯·帕迪利亚的反政府请愿案那样轰动，也不像联邦窃听案那样高端，但却可能比那些案件的影响力更大。两案并立，都要求法官们（特别是阿利托这种对投票还摇摆不定的人）做出判定：国家机构是否能够在干燥的、可开发的土地与天然的、受保护的湿地之间的浸水地带行使权力。支持原告的判决将使美国绝大多数湿地处于危险之中。

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湿地问题律师玛格丽特·斯特兰德简要地说：“令人不安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变成了对私人财产的调节。”这使得美国的两大原则，即联邦体制和环境保护之间发生了冲突。这种不安起源于1972年的《洁净水法》，它交给美国国家环保局一项任务，保护所有“可以航行的水域”免遭未经许可的排放物污染。后来，“可以航行的水域”又进一步被定义为“美国的水域”。那时，相对更加宽阔的水体而言，湿地仅仅是安全工作的附加保护物。但是，对生物群系生态学价值的重视，促使法院对建立在广泛基础之上的政府权力给予支持。他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几乎任何一点点潮湿的地方，都被算作了美国的水域”，华盛顿特区的另一位律师唐·卡尔说。

约翰·拉佩诺斯和琼·卡拉拜尔是美国密歇根州的两名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土地与最近的航道有32.2千米的间距，并且中间还有一道护堤阻断了排水系统，但他们获得土地开发许可的申请还是被拒绝了。经过数十年的法庭斗争，请愿者已经形成了一支反对美国国家环保局的大军，他们认为美国国家环保局的权力过大了。在代表请愿者观点的一份摘要中，他们把政府的权力描述为“从最近的航道到向外几百千米的遥远沙漠都要管”——远远超出了他们认为国会给予这项法案的权力。实际上，拉佩诺斯向议员们游说，试图将联邦的权限限制在“实际上适于航行”的水域（即商业航道）和其邻近的湿地。但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律教授理查德·拉扎勒斯认为，这样的诠释将会让90％受保护的湿地遭到掠夺。

美国国家湿地管理者协会会长乔恩·库斯勒解释说，各州并不愿意取代联邦的执行权力，因为只有一半的州有湿地规划。而且“地方团体对土地开发施加压力”，使地方的指导方针并不那么严格，斯特兰德补充说。卡拉拜尔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密歇根州允许对有争议的土地实行共管，联邦政府却行使自己的权限，否决了这个规定。对于下游的污染问题，依据美国的州法律来处理，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在规定不同的州之间倾倒污染物，将导致整个分水岭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所有的排污者不得不做的事情是，到离上游足够远的地方倾倒污染物，”戴维·苏特法官在口头辩论时分析，“因为这些污染物最终会进入可航行的水道。”

然而，请愿者宣称，他们的土地其实被分隔得很好，不会造成这类问题。2001年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为他们提供了先例，确认了“水文学上划分”的湿地管辖在州的权限范围内。联邦制拥护者如罗伯特·皮尔斯，过去是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一名官员，曾经强烈支持美国国家环保局的法律，他现在则认为，政府对许可申请的否决经常达不到目的。皮尔斯认为，各州其实能够把闲散的资源重新派上用场，而永久性的政府规划只是“主要的经济排水沟”，把本该用于别处的资金浪费掉了。

然而，面对天然湿地的持续减少，政府的效率即使很低，也是有意义的。全球水政策计划组织主任桑德拉·波斯特尔强调说：“要保护国家的生物完整性，你就不能不保护这些水域。”而且，人们还是应该回忆一下，卡特里娜飓风——从那些曾经是湿地，并且本该作为防洪系统缓冲区的地方获得了威力——对社会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然而，联邦的强烈支持者将拉佩诺斯案视为一个限制政治权力的机会。“这个案件不是关于丧失湿地或拯救湿地的，”皮尔斯说，他承认政府的退缩将导致环境破坏，“这个事件要求根据国会的界定，把联邦政府放到它本该处于的位置。在我看来，这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YmsH8kD3eDfFh9scjGpUwk3BtRDJ8OoBvbiOZ3iEA7MeC0wmtisgd6Vpcklft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