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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站明确规定：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医生必须先熟悉当地状况，三周后才能行医。实际上并非如此。白天随时都有患者来到我的家中求医。因为缺少翻译，并且大部分药品、器械和包扎用的纱布都在托运途中的行李箱里，手头可用物品很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接诊病人。
在我到达传教站的一年之前，萨姆基塔教会学校的黑人老师恩岑表示愿意担任我的翻译和医疗助理。我托人转告他在我到达兰巴雷内时尽快前来，但他的家乡距离我们100多公里，而且他正在处理遗产问题，所以不能立即前来。我不得不派人划独木舟去接他并恳请他尽快过来。他答应了，但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到来。
在这期间，埃伦伯格传教士笑着对我说：“医生，您在非洲的‘学徒生涯’开始了。从今天起，您将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黑人是多么不可靠。”
天主教会就位于大河道的岸边。4月26日夜里我们听到了轮船的汽笛声，是我们的箱子到了。我们的住处在支流河岸的小山上，船长因为不熟悉支流水域，不肯把行李给我们送过来。恩戈莫传教站的工匠哈姆佩尔先生和佩尔特先生带着10名黑人工人来到兰巴雷内，帮助我们搬运行李。
长期在巴黎演奏的管风琴演奏协会送给我一架专门针对热带气候设计的踏板钢琴，以便我能时常练习，我十分担心它的运输问题。如果把钢琴装进内衬锌的箱子，然后用挖空的树干制成的独木舟来运输这么重的箱子，似乎是不可能的。这时有人借给我一只用巨大的圆木造成的小船，它可以承载三吨重的货物，甚至可以运输五架钢琴。
我们就这样把70个箱子运过河，搬到传教站。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它们从河岸边运上山。传教站的人都过来帮忙，学校的孩子们鼓足干劲，大显身手。每个箱子两旁都有脑袋探出来，下面有许多双腿在协作，这个场面真是很有趣。他们发出的呼喊声使整个山丘都喧嚣起来。三天后，所有的行李都运上了山，恩戈莫传教站的人回去了。我们的感谢之情无以言表，没有他们，我们肯定束手无策。
拆分行李也不是轻松的事情，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安置这些行李。我们原本计划建一个瓦楞铁皮棚屋充当医院，但因为这几个月木材交易进展得很好，商人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比教会高，因此我们招不到工人，连屋梁构架都建不起来，于是我们只好亲自动手。为了放置最常用的药物，工匠兼传教士卡斯特先生在我的卧室安装了药橱。他自己把木头切好并刨光，做成了这个橱柜。我们来到非洲才知道，墙上的药橱是多么宝贵啊！
让我郁闷的是，为了防范疾病传染风险，我不能在住所内检查和医治病人。传教士在最开始就告诉我，为了自我保护，要尽量少让黑人踏进白人的房间。
所以，我只能在屋外的空地为病人诊疗。但是如果突然下雷雨，我们就必须赶快收拾东西躲到阳台。在炎热的天气下，在室外为患者看病真的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