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等收入陷阱”是不是伪命题？是偶然现象还是普遍存在？产生的历史根源与现实逻辑是什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什么经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又有什么教训？中国能否成功跨越？能否继续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这些问题已引起国内外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乃至广大民众的高度关注。
“中等收入陷阱”是偶然现象，还是普遍存在？我们研究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客观存在的，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由经济结构、创新能力、消费水平、国家治理能力等综合因素决定的。
从2002年开始，国内外广泛兴起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被视为是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前奏。2004年，时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两会期间解释了“拉美现象”，提出当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以上，就会迈上重要的历史台阶，但是登上这个台阶以后，经济上有可能会出现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 1 。2006年，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意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要准确理解“中等收入陷阱”，首先需要了解世界银行对各经济体收入水平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是用于划分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世界银行2015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45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在1045美元至412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4126美元至127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许多学者持反对意见。第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经济增长中的个例，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很多国家经济仍保持快速增长，并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数量相比世界国家总量，并不普遍适用 2 ；第二，认为此概念缺乏经验依据，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等收入国家的GDP增长没有明显高于低收入国家 3 ；第三，认为此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即便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但是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2%—3%的GDP增速相比，仍有巨大优势，用“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无助于中国突破经济发展瓶颈 4，5 。
对于一个概念或者命题，只要可以用一定的理论框架加以分析，有统计意义上显著的经验证据，并且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就值得被提出来，以便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蔡昉认为大量国家的经验验证了在中等收入的特定阶段上，高速增长的经济体表现出减速甚至增长停滞的趋势 6 ；刘世锦认为，回顾历史，一些成功启动工业化进程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些国家则相对比较顺利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7 ；厉以宁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包含制度、社会和技术三个子陷阱 8 ；李稻葵认为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10年 9 ；贾康认为一国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则被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亟须关注此概念 10 。可见，诸多学者一致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成立的，且中低收入国家更易于陷入“增长陷阱”。
我们研究认为，一个国家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段，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于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本形成与对外开放程度，而发展到中高收入阶段或高收入阶段时，动力因素则转为制度和技术。
1970年至今，拉美国家相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同时出现了因收入差距扩大而引起的社会失衡、治安混乱、政局动荡等问题，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一直没能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可见，保持社会稳定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作为人口总量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中国的社会稳定不仅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
很多国家通过经济转型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英美用了大约十三年的时间实现了由中上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一些东亚国家也仅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些高收入国家的成功经验就是进行经济转型，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已从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为辅的方式，转变为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为辅。例如，2017年美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81.6%，占比远超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52%，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发展中国家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实现创新驱动。战后西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表明，应把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通过引进或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提升经济投入要素的结构，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战略转型 11 。中国经济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出路之一是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世界上最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拉美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出现了类似情况。与拉美国家相比，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开始陆续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些国家中诸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也已经出现了类似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 12 。资源丰富的一些中东和北非国家，如突尼斯、约旦、伊拉克、伊朗、埃及、阿尔及利亚和黎巴嫩等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被认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大多靠缩小收入差距和管理创新来进一步提高经济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常常会产生社会危机陷阱，即收入增长缓慢、下降或停滞，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从而导致社会动荡不稳定。例如伊拉克、埃及、伊朗，以及一些拉美国家都先后出现了社会动荡，甚至发生战争，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因此，社会动荡是陷入经济危机和“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迟迟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原因主要是都未能及时地由投资带动向消费带动转移，未能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建成中产阶级社会，也未能对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创造有利条件。
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在产业结构上的表现是，从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也就是说，由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转向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及时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持续依靠高投资和高物质消耗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过度依赖低成本优势的战略无法维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16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侵占拉美地区，使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300年的殖民地时期，由于宗主国家长期强迫拉美国家只生产本国使用的农业产品与矿产产品，导致产品严重单一化，并破坏了资源环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难以及时调整经济结构，是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又一重要原因。
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由于人力资本等价格的提升，已不适宜继续维持低成本优势，难以在低端市场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同时由于缺乏良好的基础研发积累，所以在中高端市场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挤压的环境中，若不能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则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创新能力弱，基本处于技术跟跑阶段，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品，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低于1.5%，甚至更低。例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高增长，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13 。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保留了很多传统社会的特征。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但不少国家套用、照搬他国治理模式，没有找到与其国情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模式或制度，不仅没有迎来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反而导致社会混乱、经济崩溃。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战略失误，把“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作为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不顾本国资源特点，盲目发展重工业，导致经济效益下降，人民收入难以提高；还有一些国家，种族多样化的社会治理模式不能与工业社会有效契合，管理效率低下，成为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陷阱”。
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国内外政治家、企业家、经济学家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我们研究认为，只要国际经济环境不出现重大变化，中国完全有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只用5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当今世界，美国和中国是全球经济体中仅有的两个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2017年美国GDP为193906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GDP以GDP达122503.9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8836美元，距高收入国家12736美元的人均GDP还差3900美元，相差44.1%，也就是说，只要人均GDP再增长44%，中国就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GDP增长按6.5%的中速计算，只要五年时间人均GDP就能增长44%。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中前期，第三产业潜力远远没有释放出来，经济发展仍然具有巨大潜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我们按照年人口增长率2‰，以及GDP增速的高、中、低三种方案进行预测，得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时间（表7-1）。
一是五年快速跨越。 以2017年为基础，当GDP增速继续保持6.9%时，到2022年，中国人均GDP将达12335美元，也就是说，仅需五年时间中国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是七年中速跨越。 以2017年为基础，如果将GDP增速按4.6%计算，2024年中国人均GDP将达12105美元，即使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中国也仅需七年时间就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三是九年慢速跨越。 以2017年为基础，按GDP增速3.5%计算，2026年中国人均GDP达12042美元，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滑、与发达国家增速基本接近时，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需要九年时间。
保守估算，中国未来5年的GDP增速为将在6.3%—6.7%，用五年的时间，中国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只要保持社会稳定，加速工业升级，补上城镇化短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时间问题。
表7-1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时间预测
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出于前期政策的原因，农民工进城后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基本保障相对滞后，导致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协调，工业化速度快、城镇化相对滞后。因此，只要做好推进城镇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措施，中国就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保持社会稳定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基本条件。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社会稳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保障。中国拥有良好的社会稳定基础，为经济社会发展，为企业和人才创新提供了优越的大环境，这一优势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如果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甚至出现严重滑坡现象，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就会增大。对于农业发展，应通过增加农业现代化投入、提高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化水平，缩小与工业、服务业的现代化差距，降低农业成本，提高收益率。应当调动全社会的力量，通过财税、金融体制或公共投入等方式，加速农业现代化。
中国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相当突出，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因此，若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二产业亟须快速升级。改革开放以来，利用规模优势，第二产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在核心技术、高质量专利、标准制定等方面还有巨大潜力。因此，应加大对第二产业的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向产业链高端发展，努力改变国际分工地位。
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第三产业目前存在结构性矛盾和服务业总量不足等问题，因此应把补上第三产业的短板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措施来抓。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1.6%，而美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82%。此外，2017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若城镇人口不能集聚到一定规模，服务业需求总量就上不去。根据国际相关经验，一个国家城镇化率若不超过60%、服务业占GDP比重达不到60%以上，是难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 14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是培育新兴产业，推进发展低投入、低耗能和高效益的产业，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方式。尽管这种发展方式短期内会牺牲经济增长，但是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才能够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因此，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15 ，是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战略举措。
我们认为，中国要顺利迈向高等收入阶段，改善营商环境是关键要素之一。通过不断强化营商环境优势，吸引国际顶尖人才，可以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保持中高端，即实现“双中高”。可以通过开展人才预测、制订人才规划、启动顶尖人才引进计划、抢占新科技革命制高点、营造吸引国际顶尖人才的环境和创新文化五大举措，改善中国营商环境 16 。
只要在经济发展中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肯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需要注意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既要防止收入反降，重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又要防止在高收入阶段找不到经济增长点，经济不能保持持续增长，落入“中高收入陷阱”。也就是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后能否保持住高收入？能否在高收入阶段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会不会落入“中高收入陷阱”？会不会像发达国家一样，只有1%—3%的增长速度？这些都是需要未雨绸缪的重大问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难，保持不再重返“中等收入陷阱”更难。许多国家曾经多次出现了收入的剧烈波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又重返了“陷阱”。导致重返“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要抓住几个关键的防御措施。
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治理能力，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体系，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需求问题 17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社会矛盾往往会出现结构性变化，还要积极化解跨越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潜在风险。我们必须谨慎选择多元化的治理模式和方法，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避免产生共振效应。
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待提高，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和低增长质量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 18 。可以说，经济结构能否顺利调整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所以，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能否适时、适度地调整经济结构，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以通过内、外两方面双管齐下，内部环境通过国家财政和社会资本支持，为研发人员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外部环境通过营造创新的制度、氛围，如专利保护制度等为研发人员提供安全保障，从而实现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及西方国家过度依赖负债的消费模式显示出弊端，此后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贸易摩擦频发。最近美国对中国展开贸易战，中国依赖外部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也逐渐增大。所以，未来可通过提升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避免重返“中等收入陷阱”。
“高收入瓶颈”是指当一个国家进入人均高收入水平阶段后，往往出现经济增长低迷、停止，甚至下降的现象。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由于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已经结束，信息化的高额利润几乎被美国独占，所以多数发达国家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增长速度降至工业化高峰期的一半左右，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率很难达到2%。日本用尽各种政策措施，甚至采用了零利率政策，但经济仍然低迷，常常出现负增长，多年增长率在1%左右；欧盟凭借强大的工业基础、巨大的消费市场，也没能摆脱经济低增长的“怪圈”，经济增长率多年保持在1%—3%；几乎独占了信息技术革命全部红利的美国，经济增长率也在2%—3%徘徊，特朗普提出4%的增长目标，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强征贸易关税等措施，但也很难实现4%的增长目标。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跌入“高收入陷阱”呢？国内外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我们研究认为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正在减弱，而新科技革命引领的新产业革命还未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什么是新科技革命？什么技术将引领新科技革命？哪个国家会领跑新科技革命？国内外专家有不同的认识。一种看法认为，新的科技革命是由多项技术共同引领的，包括信息、生物、材料等；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信息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后，新的科技革命将是由生物技术引领的，因此不少国家政府近一半的研发经费用于生物技术、生物医药的研究与开发，微软、三星、谷歌等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也纷纷投入巨资研究生物医药技术。只有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才能推动世界经济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之后的下一个“化”是什么？人类高度物质文明之后，消费的重点是什么产品与服务？是文化、旅游？是健康、长寿？是生态文明？找不到新科技革命的突破口，找不到下一次产业革命的重点与方向，找不到人人需要、天天需要的新产品、新服务，“高收入陷阱”将难以跨越或填平！
人类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的追求是什么？当今高收入国家、高福利国家的消费模式是不是人类未来消费、生活追求的目标？高收入国家当前消费结构是不是代表未来人类的消费方向？除了私人飞机、游艇、度假基地、保健医生、太空旅游等之外，人类还将消费什么？人类基本物质需要满足之后，过多追求经济快速增长是伪命题？人类会不会由消费工业产品转向提升自身健康水平？人类会不会由追求高消费的物质文明时代，转向追求尊严与信仰的精神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