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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了40年的时间就基本走完了发达国家100—15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制造业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而且为世界人民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创造高速迈进，制造业大国正在迈步走向世界制造业强国。
第一，门类最全。 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美国产业空心化问题相当严重，奥巴马提出“制造业回归”，但基础设施、产业链、产业配套能力重建都需要时间与资本投入，研发体系、生产体系、物流体系等不可能一蹴而就，例如美国许多大学的纺织学院已经关闭，重整纺织业面临人才、厂房、设备、研发体系、销售体系等诸多问题。
第二，规模最大。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粗钢、煤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表6-1）。据估计，中国五百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两百二十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1 。中国在201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终结了美国保持的自1895年到2009年长达115年制造业世界第一的纪录。2010年，世界制造业总产值为10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据19.8%的份额，略高于美国19.4%的比重 2 。2016年，中国制造业的实际增加值是2000年制造业实际增加值的7倍，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比重从2000年的8.5%提高到30.9%，同期，美国、日本、德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比重分别从28.5%、17.0%和10.1%降至19.3%、11.6%和7.0%。
表6-1 中国工业主要产品产量世界排名
第三，出口最多。 作为传统的出口大国，中国连续8年维持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7年中国出口额达22635.22亿美元，占2016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额15.5万亿美元的14.6% 3 。不仅如此，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是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1.13倍，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是美国的3.2倍（图6-1）。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1201亿元，其中制造业占15.9%，流向装备制造业的对外投资已占同期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56.7%。
图6-1 中美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中国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而“认识产业新拐点、开发产业新技术、创新产业新模式、开拓产业新局面”是适应、引领新常态的基础性工作和客观需求，对宏观经济趋势与规律的把握，迫切需要深入研究产业转型与发展规律。我们对“产业拐点”的形成与发展规律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第二产业已全面进入“产业拐点”。
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公认的对“产业拐点”的定义。我们研究认为，拐点是指两条斜率不同的曲线的连接点，也称为转折点。“产业拐点”是指产业发展的转折点，“产业拐点”的两端是完全不同的增长速度或方式。
关于“产业拐点”的内涵，可以从数学、经济、科技、管理等不同角度理解。从数学角度讲，拐点两边的曲线完全不同，一边为凸，另一边则为凹；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市场供求关系、产业结构、产业增长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与资源、技术）等的重大变化通常会导致产业转型拐点的产生；从科技创新角度分析，颠覆性技术的产生与应用必然会导致“产业拐点”的出现；从管理角度分析，重大政策通常会加速或延缓“产业拐点”的出现。
国外许多机构与学者都在从事经济波动、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相关规律的研究，形成了许多理论与学说。
“经济长波理论”。 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通过对英国、法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1789年到1920年130多年的价格、利率、工资、对外贸易等36个统计指标的分析，认为50—60年为一个经济长期波动的周期。从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分析，康德拉季耶夫所说的经济波动周期是生产力发展的周期，科技发展的周期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周期。一次新技术革命推动一次产业变革，进而推动一轮经济增长。市场饱和后增速下降，又孕育下一次技术革命。
社会经济“三阶段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克莱门·朱格拉提出社会经济运动会经历“繁荣、危机与萧条三阶段”。三个阶段的反复出现就形成了一个周期，每次周期性波动为10年，即经济运行变化从衰退——低潮——回升——高潮，呈现出有规律性的收缩与扩张交替的周期性波动。
“经济大小周期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提出经济周期有大小两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只有3—5年，大周期包括2个或3个小周期，小周期平均长度约为四十个月。基钦把这种2—4年的短期调整称为“存货”周期。
“技术创新理论”。 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技术创新理论”，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经济周期性波动源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不同影响，由此形成经济周期。他认为3个基钦周期构成一个朱格拉周期，18个基钦周期构成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建筑周期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提出“建筑周期理论”，提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长度为15—25年不等的长期波动。他认为从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角度看，现代经济体系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存在一种持续的、不可逆转的变动。这种波动在美国的许多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建筑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政治周期理论”。 波兰经济学家卡莱斯基的“政治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归于政府对通货膨胀采取的周期性制止政策。经济周期与政策的稳定和经济政策的行为紧密相关，政府为了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往扩大总需求，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政府制止通货膨胀的唯一方法是人为地制造一次衰退。当经济出现衰退后，政府在广大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再次执行充分就业政策，结果又推动了新的高涨，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第二次人为衰退。
“心理预期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心理预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的原因在于公众心理反应的周期性变化。对前途乐观时，投资和生产就会增加，经济走向繁荣；反之，则走向衰退。他认为对经济的长期预期既是不稳定的，又是稳定的。长期预期是受信心影响的，因而是不稳定的；但“当其不稳定时，会有其他因素起稳定作用”。
“产业成长曲线”。 美国管理学家迈克·波特提出“产业成长曲线”，认为产业周期通常分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四个阶段。外在表现为从弱小到强大、从不成熟到成熟。内在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变化：产业规模、产业技术和产业组织。产业成长与其生命周期有关，每个产业都有一个从形成到成熟再到衰退的发展历程。
“技术成熟度曲线”。 著名的IT公司Gartner认为，一项新科技从诞生、广告宣传、投资生产到稳定商业化，大致分为5个阶段：技术诞生的促动期、过高期望的高峰期、稳步增长的光明期、泡沫化的低谷期、实质生产的高峰期。
自中央提出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国内许多机构或学者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趋势、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规律和对策做了大量的研究，主要观点如下。
刘世锦提出“中国经济转型为上下半场”。2010年一季度经济开始出现下滑，至2014年为转型的上半场，从2015年起进入转型的下半场。下半场将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促进前些年支持经济高增长的终端需求能够平稳落地；二是过剩产能要退出；三是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4 。
吴敬琏提出“要从供给侧的各种因素去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关注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资和效率的提高。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应该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主要依靠投资、资源，转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 5 。
厉以宁认为“没有创新、没有结构调整，中高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他认为，7%，甚至6%—7%的区间是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同样是不容易的，它需要结构调整和创新来支撑 6 。
蔡昉认为2013年中国开始出现“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将不再增长，之后还将转入负增长阶段，需要政府与产业界提出新的发展模式与措施 7 。
李稻葵提出经济结构调整拐点在2007—2009年已经出现，经济结构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他认为要加快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就像大轮船行驶一样，一边行驶，一边要换动力，换发动机，旧的发动机逐步退出去，把新的发动机装上去 8 。
我们提出2013年是中国产业转型的重要拐点，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最大的产业，并估算到2020年第三产业拥有20万亿元的市场潜力，在工业增速不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加速发展第三产业，能够支撑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9 。
按照国民经济分类标准，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可细分为59个行业，其中第一产业细分为4个行业，第二产业细分为41个行业，第三产业细分为14个行业。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对50个行业的增长趋势、产业拐点进行了分析。
将2016年与2012年不同行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进行比较，保持持续增长的行业有7个，按增长速度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汽车制造业（7.1%）、房地产业（3.9%）、燃气生产和供应业（2.6%）、水的生产和供应业（2.5%）、住宿和餐饮业（0.9%）、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0.5%）、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0.4%）（图6-2）。
图6-2 持续增长的行业
将2016年与2012年不同行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进行比较，将年增长率下降速度低于3个百分点的行业，确定为接近产业拐点、缓慢下降的行业，共有13个，按照增长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0.2%），林业（-0.7%），渔业（-0.9%），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4%），其他制造业（-1.6%），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1%），专用设备制造业（-2.2%），橡胶和塑料制品业（-2.5%），通用设备制造业（-2.5%），建筑业（-2.6%），造纸及纸制品业（-2.9%），食品制造业（-3.0%）（图6-3）。
图6-3 接近产业拐点、缓慢下降的行业
我们将2016年增长率比2012年下降幅度在-3%到-6%之间的行业，确定为出现产业拐点、中速下降的行业，共有17个，按照增长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仪器仪表制造业（-3.2%），批发和零售业（-3.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3.3%），纺织服装、服饰业（-3.4%），医药制造业（-3.7%），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4.0%），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4.0%），金属制品业（-4.0%），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4.3%），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4.5%），牧业（-4.5%），家具制造业（-4.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4.7%），金融业增加值指数（-4.9%），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5.1%），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5.6%），非金属矿采选业（-5.9%）（图6-4）。
图6-4 出现产业拐点、中速下降的行业
将2016年增长率比2012年下降幅度在-6%到-9%之间的行业，确定为出现快速下降的行业，共有6个，按照增长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纺织业（-6.7%），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6.9%），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7%），化学纤维制造业（-7%），农副食品加工业（-7.5%），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7.7%）（图6-5）。
图6-5 出现产业拐点、快速下降的行业
将2016年增长率比2012年下降超过-9%的行业，确定为急剧下降的行业，共有7个，按照增长率由高到低依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1.2%），煤炭开采和洗选业（-11.3%），有色金属矿采选业（-12.8%），其他采矿业（-16.8%），烟草制品业（-17.6%），黑色金属矿采选业（-23.2%），开采辅助活动（-28.7%）（图6-6）。
图6-6 出现产业拐点、急剧下降的行业
“产业拐点”的形成与变化受市场、技术、政策、文化、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蕴藏着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变革、社会进步、国际贸易等领域的内在规律。以数码、钢铁、平板显示、LED照明四个行业为例，我们对科技创新与经济转型的关系，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对相关产业的影响进行了案例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产业转型拐点的形成与变化规律进行初步探讨。
数码技术的成熟及其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在胶片行业仍然快速增长、市场尚未达到饱和的情况下，颠覆了胶片产业，形成了产业拐点，是一个典型的由技术驱动的产业转型。
数码产品自从问世以来，经历了多次超越、颠覆与被超越、被颠覆的过程。
柯达公司研制的数码技术颠覆了柯达胶片，几乎颠覆了柯达公司。1975年美国柯达公司研制了第一台数码相机，1981年索尼将数码相机商品化，1989年富士推出了首台使用闪存存储介质的数码相机，1995年尼康和富士共同开发了数码单反相机，从此数码相机产品迅速增长。
2002年数码相机出货量超越胶片相机，颠覆了胶片相机的市场。1997年胶片相机出货量达到3667.1万台的峰值，在此之前一直保持平稳增长。1997年起数码相机的出货量持续上升，到2002年数码相机出货量开始超过胶片相机，也就是说数码相机颠覆了胶片相机的市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数码相机出货量下降，2010年数码产品出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为12146.3万台，随后逐步下降，2017年下降到2497.8万台，仅为2010年的20.7%。2017年，中国数码相机出货量仅为217万台，相较于2016年下降17%；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4.62亿台，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4.59亿台。
2009年以来，具有数码相机功能的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大幅增长，颠覆了数码相机的市场。由于智能手机具有容易储存、即时上传、社交分享、价格低廉等数码相机不具有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非专业化数码相机，导致数码相机出货量持续下降，2017年降至2497.8万台，仅为鼎盛时期2012年的20.7%（图6-7）。更让相机厂商难过的是，数码相机的“寒冬”甚至已蔓延至高端相机市场，可转换镜头式相机的出货量，由2012年的2015.7万台下降到2017年的1167.6万台，下降了42.1%（图6-8）。市场萎靡、销量下滑，数码相机在颠覆胶片相机十多年后，又被智能手机所颠覆。
图6-7 光学相机和数码相机、宽带手机出货量
数据来源：CIPA、ITU。
从数码产品颠覆胶片产品的案例分析中可见，“产业拐点”的形成与变化有以下几个特征与规律。
第一，技术优势、成本优势是数码产品颠覆胶片产品的根本原因，是“产业拐点”形成的基础。数码成像取代传统成像，核心是微电子技术替代了化学成像技术，微电子技术具有三个明显优势：一是储存、加工方便，存储芯片替代了胶卷，打印输出、显示输出替代了化学冲印；二是传输速度快，图像实时显示、即时传输，提高了娱乐性、趣味性，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三是成本低廉，重复使用的数码产品替代一次性感光材料，消费者节约了购买胶片、冲洗照片的费用，多次投资变成了一次性投资，大幅度降低了摄影成本。
图6-8 高端可转换镜头数码相机出货量
数据来源：CIPA。
第二，市场机制完善、竞争充分是数码行业迅速崛起的重要保障。化学成像产业是一个市场竞争充分、非常成熟的产业，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与行业标准，相机制造长期被尼康、美能达、奥林巴斯、佳能等公司控制，胶片生产被柯达、富士等企业垄断，传统相机产业发展比较稳定。但是，由于数码技术更新快，使许多新企业跻身相机产业，引发激烈的市场竞争，这是数码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政府干预少是数码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日本政府认识到相比政府管制，自由竞争更有利于日本未来发展，所以对数码产业实行不干预政策，大大促进了数码产业新业态的快速形成。
从1953年到2014年，钢铁产业的年增长率形成近10个“拐点”，出现“短缺、过剩、再短缺、再过剩”的多次反复。
1949年中国钢铁产量为15.8万吨，1957年超过500万吨，1986年超过5000万吨，1996年超过1亿吨，2003年超过2亿吨，2005年超过3亿吨，2006年超过4亿吨，2008年突破了5亿吨，2011—2013年间连续3年跨越6亿吨、7亿吨、8亿吨三个台阶。2014年中国钢铁产量达到8.22亿吨，占全球钢铁总量的49.4%，钢铁产量达到了“产能峰值”，2015年钢铁产能由“相对过剩”变为“绝对过剩”，产量下滑、价格下降，大批企业亏损，再次出现产业拐点的特征（图6-9），2017年钢铁产量为8.32亿吨，较2016年增长了3.0%。
图6-9 1949—2015年期间中国钢铁产量与增长率
钢铁产量刚过1亿吨时，就出现了产能相对过剩的问题。1996年钢铁产量达到1.0124亿吨，占世界钢铁总产量的13.4%，当时已经提出钢铁工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从总量问题转向结构性问题，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加速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转变。1997年全国冶金工业会议提出要优化产品结构、优化工艺技术装备结构、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简称“三优化、一淘汰”。
钢铁产量超过2亿吨时，国家为防止出现产能过剩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但由于市场的拉动作用，钢铁产量5年仍翻了一番。2003年钢铁产量突破2.2234亿吨，同年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2004年国务院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对在建和拟建钢铁项目进行清理整顿，2005年国务院颁布《钢铁产业发展政策》，2006年国家提出淘汰1亿吨落后炼铁生产能力和5500万吨落后炼钢生产能力，2007年国家多次下调钢材出口退税税率。虽然政府连续5年采取控制措施，但由于房地产业、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对钢铁市场需求的拉动作用，钢铁产业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势头，2007年钢产量达4.94亿吨，占世界的36.4%，增长率仍高达17.3%。
钢铁产量达到5亿吨时，产能再次出现过剩，政府强力推动又迎来6年快速增长。2008年钢铁产量达到50306万吨，但增速降至2.8%，比2007年低13.9个百分点，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出现了产业发展拐点。针对钢铁产业下滑，国家颁布了《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着力推动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特别是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大量投放货币，钢材需求量大幅度增长，2009年以后钢铁产量进一步攀升，2014年中国钢铁产量达到8.22亿吨，占世界钢铁总产量的49.4%，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凸显。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促进钢铁产能合作。
从钢铁产业拐点产生与变化分析中可看出以下规律。
第一，市场需求是钢铁产业拐点形成的基础，市场饱和就会出现发展“拐点”。钢铁在1亿吨、2亿吨、5亿吨时都出现过产能相对过剩，多次出现发展拐点，但在经济快速发展、钢铁市场需求量持续增长的巨大拉动下，钢铁产业在“短缺、相对过剩、再短缺、再过剩”的多次循环中不断发展壮大。
第二，科技创新是钢铁产业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没有科技与装备的进步，就不可能成为钢铁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技术设备引进和自主创新双管齐下，钢铁工业高炉利用系数、入炉焦比、高炉喷煤比、转炉炉衬平均寿命、连铸比等已接近或超过世界先进指标。钢铁工业的技术装备日趋大型化、高效化、自动化、连续化、紧凑化、长寿化，宝钢、鞍钢、武钢、马钢、太钢等一大批钢铁企业的工艺装备水平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没有钢铁工业科技、装备的进步，中国就不可能成为钢铁产业大国。
第三，产业政策具有加速或延缓产业拐点形成的双重作用，良好的产业政策是产业转型的保障。中国在钢铁产能1亿吨时就采取了一系列调控钢铁产业发展的政策，实践证明，推动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是加速钢铁产业持续发展、推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保障，如果没有政策保障，技术就不能发挥作用，市场也不能实现发展。
发光二极管（Light-Emitting Diode，以下简称LED）在成本、价格尚不具备市场竞争优势的情况下，由于政府采购、价格补贴、限制白炽灯生产、“十城万盏”示范推广等政策措施的推动，加速推动了LED灯替代白炽灯的进程，使产业拐点提前形成。
自爱迪生发明白炽灯以来，照明产业经历了白炽灯、荧光灯、LED灯三个发展阶段。2012年起，随着LED灯进入市场，白炽灯和荧光灯销售量持续下降。2006年LED照明产业产值仅为356亿元，2010年突破1000亿元，2015年、2016年分别突破4525亿元、5216亿元，2017年整体达到6538亿元。2016年中国LED通用照明应用产值达到2040亿元，增长率为31.5%（图6-10）。2017年中国发布的《半导体照明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半导体照明产业整体产值达10000亿元，LED功能性照明产值达5400亿元，LED照明产品销售额占整个照明电器行业销售总额的比例达70%。有机构预测，未来五年LED行业市场规模增速将保持在12% 10 。
图6-10 中国LED通用照明应用产值及增长率
20世纪90年代后，高亮InGaAlP四元红、黄光及GaN系蓝、白光器件等开发成功，LED应用取代传统灯泡，开始由指示转化为照明。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全球LED产业规模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照明应用，所占比例为50%。2017年，全球LED照明渗透率达到36.7%，预计到2020年中国LED照明渗透率将达到60%—70% 11 。
第一，颠覆性技术的产生必将导致产业拐点的出现。采用以氮化镓为主要技术路径的LED照明产品，发光效率已达到140lm/W，是荧光灯的1倍，其在发光效率、节能、环保、美化环境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这是颠覆传统照明产业的基础。
第二，产业政策能够加速产业拐点的形成。产品开发初期，成本高导致产品价格偏高，LED产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为加速推广LED照明产品，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实行价格补贴，另一方面加速技术创新，降低成本。2009年启动了“十城万盏”试点示范工程，实施了半导体照明产品财政补贴政策，同时，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大幅度降低产品价格。在上述政策的支持下，LED灯价格出现大幅下滑。LEDinside统计数据显示，取代40W白炽灯的LED灯全球零售均价从2016年1月的10.3美元下跌至2017年12月的6.32美元，下降幅度达到了38.6%；取代60W白炽灯的LED灯全球零售均价由2016年1月的14.1美元下滑至2017年的12月的7.51美元，下降幅度达到了46.7%；2016年LED照明市场规模达到296亿美元，2017年LED照明市场规模达到331亿美元，预计到2019年将达到333亿美元 12 。此外，国际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发布了白炽灯等禁令和限令，客观上也助推了全球半导体照明产业的发展。
第三，企业主体、产业集中度高是LED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近几年半导体照明产业企业兼并重组加快，从上游的材料到芯片制备，再到封装集成应用的产业体系已基本形成，行业龙头逐步涌现，集中度快速提升。目前半导体照明产业已制定了39项国标和2项国际标准，国内企业正在组织兼并全球照明巨头欧司朗公司，推动中国半导体照明产业走出去。
第四，推广节能照明是国际化大趋势。2015年，全球照明占电力消耗的19%，照明每年碳排放量超过19亿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识，照明产业是节能减排的主力军之一。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显示终端生产国和消费国，2017年中国彩色电视机产量已经达到1.72亿台。显示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文化交流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早在1897年，德国人布劳恩发明出了第一只阴极射线管（Cathode Ray Tube，以下简称CRT），实现了电信号向光输出的转换，成为电子显示技术的起点；1924年，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发明的光电摄像管和显像管，打开了电视系统由机械进入电子时代的大门，出现了黑白电视机；1950年，RCA公司研制出了第一只彩色显像管。此后，基于CRT显像管的电视技术垄断了世界电视领域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21世纪初被异军突起的平板显示技术彻底颠覆。
这场产业颠覆起源于液晶技术的发明。1972年出现了第一只使用液晶显示器的手表，1981年EPSON公司发明了第一台使用液晶显示器的便携式计算机，1997年日本先锋推出第一台家用等离子电视机，使等离子电视机第一次进入家庭。
技术的成熟驱动了产业的变革，从2004年开始，平板显示电视机的产量持续上升，到2008年，平板显示电视机出货量规模超过传统CRT显示电视机，至此平板显示技术颠覆了CRT显示技术，电视机产业实现逆转。到2014年，传统CRT电视机已经几乎从市场上消失（图6-11）。
图6-11 2004—2014年期间全球电视出货量
从平板显示技术颠覆CRT显示技术的案例分析产业拐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看到几个特征与规律。
第一，平板显示技术优势的形成是多项技术同台较量的结果。ELD（电致发光显示）、LED（发光二极管）、OLED（有机发光显示）、PDP（等离子体显示）、VFD（真空荧光显示）、FED（场发射显示）等各种平板显示技术在发展中不断较量，推动平板显示技术日趋成熟。相对于传统CRT显示器，平板显示技术具有明显的优势：（1）体积小、重量轻，可以做成便携式和壁挂式，甚至做到手表上；（2）功耗小，液晶屏的驱动电压低、耗电少；（3）失真少，由于液晶电视（LCDTV）采用行列电极加信号显示，故不存在因电子束偏转所产生的几何失真和三基色失聚问题；（4）无辐射、无污染。
第二，产业体系完善是新兴产业拐点形成的保障。在平板显示行业产业链中，上游是设计、研发、原材料和零部件，中游是显示面板和显示模组生产，下游为各类电子整机终端产品，涵盖了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视、液晶显示器等众多电子领域产品，形成了完整、巨大的产业链，这是平板显示产业迅速发展的保障条件。
第三，市场潜力巨大、经济效益显著是平板显示产业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平板显示技术在清晰度、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室外可视性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代表了显示器件的发展方向，能够广泛应用于娱乐、工业、军事、交通、教育、航空航天，以及医疗等社会的各个领域，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大量企业投入，奠定了平板显示产业快速发展并形成产业拐点的基础。
第四，政府支持加速了平板显示产业的快速发展。自2005年起，中国科技部、工信部、商务部、知识产权局、国资委、发改委等部门陆续在相关文件中对平板显示技术的应用进行支持，2007年平板显示产业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成为“2006年至2020年信息产业中长期发展纲要”中最重要的发展项目之一。政策扶持与平板显示产业的颠覆进程几乎同步。
纵观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发展过程和趋势，总结国内外有关经济波动、科技革命、产业变化的研究结果，结合对数码、钢铁、LED照明、平板显示四个产业的案例研究，我们认为“产业拐点”的形成与变化遵循“四力规律”：市场决定产业的发展潜力，产能过剩必然引发“产业拐点”；技术决定产业的竞争实力，颠覆性技术会催生“产业拐点”；政策是动力或者阻力，正确的政策是动力，不当的干预是阻力。
市场需求决定产业的发展潜力，是“产业拐点”形成的基础，市场饱和必然导致“产业拐点”的形成。总结国内外不同产业的发展，不难看出，产业发展通常经历“形成、快速增长、平稳增长、下降或衰退”等阶段；一些产业会经历“短缺、过剩、再短缺、再过剩”的波浪式发展过程，多次出现“拐点”；一些产业因产能过剩等，会出现萎缩甚至消失；还有一些产业则在发展初期就被新的产业颠覆或替代。由此可见，市场需求的规模决定着产业的规模，没有市场需求的技术或产品，难以形成新产业，没有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就没有产业的持续发展。
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决定了潜力能否变为现实生产力，是“产业拐点”形成的前提。技术进步是产业发展的动力，而颠覆性技术往往会加速“产业拐点”的形成。没有颠覆性技术，即使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产业也不能实现跨越发展，更不会产生“产业拐点”。因此，颠覆性技术是产生“产业拐点”的前提，比如没有数码技术的出现，数码产品就不可能颠覆非数码产品。
新的产业体系是产生“产业拐点”的根本保障，新产业相关的研发体系、生产体系、销售体系、服务体系的形成与完善，是“产业拐点”形成的根本保障。反之，产业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再好的技术也很难形成现实生产力。
政府对产业发展、“产业拐点”的形成具有双重作用，正确的政策是动力，不良的干预是阻力。在LED的研发与推广应用中，政府正确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加速了“产业拐点”的形成；在数码产品颠覆非数码产品的过程中，政府采取了不干预的政策同样是正确的，市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反之，政府多次干预钢铁产业发展，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
由此可见，正确的政策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强大动力；反之，不恰当的政策干预会成为产业发展的阻力或破坏力。因此，政府在没有成功的把握之前，最好不干预市场，确实必要干预时，也必须以正确把握产业发展规律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