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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农业是人民健康生活的根本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实现了许多千年的梦想，结束了持续数千年缺粮的历史，结束了农民上交“皇粮”（税收）的历史，90%以上的农区结束了“二牛抬杠”（牛耕田）的历史，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但是，农业发展仍然面临人均耕地等资源少、人均粮食占有量低、农民增收难、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等新问题、新挑战。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历史性转变。1978年到2017年，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27.7%下降到7.9%，工业增加值占比从47.7%下降到40.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从24.6%上升到51.6%，基本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消费社会的转型，改变了持续千年的农业史。
中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4万吨，增长到2017年的61791万吨，增长了446%，人均粮食产量在1996年超过400公斤（图5-1）；1998年中国政府明确宣布农业进入新阶段，数量问题基本解决，质量问题成为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彻底告别被饥饿不断困扰的历史。
图5-1 1949—2017年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
2005年中央宣布取消农业税，结束了持续数千年的农民交“皇粮”的历史。2017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达13432元，是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3255元的4.1倍，农民收入增幅连续6年高于GDP的增幅，以及高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图5-2）。
图5-2 1978—2017年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
中国政府一直在持续推动一系列农业现代化举措，20世纪50年代推出农业良种化，60年代推出水利化、机械化、电器化，70年代推出化学化，80年代推行生态化、持续化，90年代初发展专业化、产业化，90年代末推广商品化、信息化，21世纪初提出农民知识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2005年取消农业税，2007年提出新农村建设，2013年强化食品安全工作，2015年提出三产融合，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等等，每一项政策与措施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
——“一粒种子能够改变世界”，良种化对单产提高的作用曾达40%，2016年中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6%以上。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杂交油菜、杂交棉花等技术与产业化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杂交小麦、杂交大豆等技术也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农业机械化使中国主要农区基本告别“二牛抬杠”的历史。2016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11.44亿千瓦，同比增长2.4%；大中型拖拉机、插秧机、联合收获机保有量分别达到645.4万台、77.1万台和190.2万台，分别是2012年的1.3倍、1.5倍和1.5倍；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5.2%，比2012年提高8个百分点；小麦、水稻、玉米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达到94.2%、79.2%、83.1% 1 。
——水利化使8亿亩灌溉农田不再靠天吃饭，结束了粮食产量数千年随着气候变化而变化的历史，创造了粮食连续12年增产的基础；全国节水灌溉面积超过4亿亩，其中2.9亿亩实现了高效节水 2 ，意味着中国农业将告别传统大水漫灌，由“浇地”向“浇作物”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因水而变。据估计，全国节水农业有望节约两条黄河的有效供水量。
——设施农业、地膜覆盖等技术，使北方近7亿人口告别了数千年冬季缺菜的历史，实现了从“有什么吃什么”到“吃什么有什么”的转变。
——2016年化肥用量达5984.1万吨。虽然化肥会引起土壤板结、造成农田与水资源污染等问题，但化肥对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化学化无疑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成功经验。
农业技术不断进步，使中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由1949年的1029.33公斤/公顷，增加到2017年的5506公斤/公顷，增长了434.9%（图5-3）。农业增产减轻了粮食供应压力，全国耕地至少出让2亿亩以上，按平均每亩20万元计算，形成净资产40万亿元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81—2016年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累计达到13.4万亿亩，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农田。农业增产减轻了粮食短缺压力，支撑了城市化、工业化。
图5-3 1949—2017年间粮食单产
中国粮食、肉类、蛋类、油料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2016年，中国肉类总产量达8540万吨，占世界肉类总产量3.21亿吨的26.6%；禽蛋总产量达3095万吨，占世界禽蛋总产量的40%。201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61791万吨，其中谷物产量为56455万吨，占世界谷物总产量26亿吨的21.7%。
但农业大国的农产品仍然需要进口。中国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为1258.6亿美元。从进口种类看，小麦进口422.2万吨，玉米进口282.7万吨，大米进口402.6万吨，大麦进口886.3万吨，高粱进口505.7万吨，玉米酒糟进口39.1万吨，木薯（主要是干木薯）进口812.8万吨，棉花进口136.3万吨，食糖进口229.0万吨，食用油籽进口1亿吨，其中大豆进口9552.6万吨，食用植物油进口742.8万吨。另外，2017年中国进口猪肉121.7万吨，进口牛肉69.5万吨，进口奶粉104.0万吨。如此巨大的需求，导致中国农业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国际市场农产品的价格波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农业大国。
《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明确提出国内粮食生产与消费比例在2010—2020年要保持在95%以上，但2017年中国广义粮食自给率已降至82.5%，跌破了90%的红线。
1998年中国正式宣布农业进入新阶段，主要农产品供给已由长期短缺变成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进入21世纪，中国粮食产量取得了“十二连增”的成绩，导致社会各界忽视了粮食数量的深层次问题。据我们测算，2017年中国粮食净进口量相当于8.9亿亩农田的产量，粮食隐性自给率仅为65%，粮食数量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已经重现。
国际上常用的粮食自给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粮食产量占消费量的比重。由于对粮食种类的界定不同，粮食自给率通常有三种：一是广义粮食自给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粮食产量与粮食消费量的比例，其中广义的粮食，既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还包括大豆、高粱、谷子、薯类等；二是狭义粮食自给率，是指稻谷、小麦、玉米等禾本科作物的产量占消费量的比重；三是能量指标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粮食所含能量占消费粮食所含能量的比重。此外，也有专家采用营养成分来计算粮食自给率。
中国常用的粮食自给率有两种：一是粮食自给率，也就是广义粮食自给率，是指生产粮食占粮食总消费量的比重；二是口粮自给率，是指稻谷、小麦、薯类等口粮生产的量占粮食总消费量的比重。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粮食产量为60194万吨，进口粮食8402.1万吨，合计为7155万吨，粮食自给率为87.8%；2017年粮食总产量为61791万吨，比2013年增长2.6%，粮食净进口13062万吨，比2013年增长55.5%，粮食总消费量为74853万吨，粮食自给率为82.5%。
2017年中国口粮（主要指稻谷和小麦）自给率为98%。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稻谷、小麦净进口量分别为283万吨、442万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稻谷、小麦生产量分别为20707.5万吨、12884.5万吨，稻谷、小麦的消费量分别为20990.5万吨、13326.5万吨。按此计算，稻谷、小麦的自给率分别为99%、97%，中国口粮自给率高达98%。如果把薯类也计算在内，口粮自给率则高于98%，完全能够保障口粮自给的基本目标。
粮食自给率、口粮自给率在80%以上，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粮食安全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实际上1998年宣布的解决了的粮食数量问题已经重新出现，不容忽视。
为了分析粮食自给率隐含的深层次问题，我们提出了粮食隐性自给率的概念。粮食隐性自给率是指在一定科技水平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粮食所需耕地（播种）面积占总耕地（播种）面积的比重，换句话说，粮食隐性自给率实际上就是生产粮食的耕地自给率，能够反映粮食自给率偏高时的隐性矛盾。
中国粮食隐性自给率已经降至65%。据海关总署数据，2013年与2017年中国净进口大豆分别为6337.5万吨和9553万吨，平均每年增加804.0万吨。按照大豆单产1787公斤/公顷计算，2013年与2017年进口大豆相当于5.33亿亩和8.03亿亩农田的产量；2017年净进口其他谷物3371.4万吨，按谷类单产6075公斤/公顷折算，相当于8324.4万亩农田的产量，两项共计8.86亿亩，相当于占中国耕地总面积20.24亿亩的43.7%，占粮食播种面积16.83亿亩的52.6%，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4.99亿亩的35.4%。可见，中国粮食隐性自给率已降至65%，与口粮自给率相差33个百分点，与粮食自给率相差17.9个百分点。
导致粮食隐性自给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城镇化、工业化占用大量耕地，迫使通过压缩低产作物、种植高产作物提高粮食产量；二是进口低产作物大豆，用原来种植大豆的耕地种植玉米，粮食产量表面上实现“十二连增”，实质上掩盖了粮食安全的结构性问题，也就是国外已有8.9亿亩耕地为中国生产粮食；三是80后农村青年劳动力弃农进城，“只有老人的山村”“谁来种粮”问题十分突出，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四农”问题亟待新一轮制度设计与改革。
城镇化导致粮食消费增长，自给率下降。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快速城镇化的过程都伴随着粮食自给率的迅速下降。1947年日本城镇化率为33%，1985年达到77%，38年提高了44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2个百分点，与中国2001—2017年城镇化速度相同。日本粮食自给率由1960年的79%下降至1979年的39%，不到20年粮食自给率下降40个百分点；谷物自给率从1960年的82%下降到2014年的29%，下降53个百分点。
压缩低产作物播种面积、增加高产作物播种面积，掩盖了粮食问题的深层次矛盾。 通过减少产量低的大豆种植面积，增加高产玉米的种植面积，粮食实现了“十二连增”，保持了较高的粮食自给率，但隐性自给率迅速下降，粮食数量不足问题再次凸显。2000—2017年，豆类种植面积由12660千公顷减少到10352千公顷，下降了18.2%；加上高粱、谷子等低产作物为玉米让地，玉米面积则由2000年的23056千公顷增加到2017年的35445.2千公顷，上升了53.7%。按2017年玉米单产6090.8公斤/公顷计算，增加面积可生产玉米7545.02万吨，占2017年比2000年粮食产量增量12790.7万吨的59.0%。
2000年到2017年，中国谷物单产由4753公斤/公顷增加到6075公斤/公顷，增长了27.8%；谷物播种面积由85264万公顷增加到92930.2万公顷，增长了9.0%；同期，粮食总产量由46217.5万吨增加到61790.7万吨，增长了33.70%。可见，中国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是单产增长，而单产增长的原因是种植高产作物——玉米挤掉了低产作物种植。
换个角度分析，隐性问题就更显而易见：中国玉米单产是大豆单产的3倍，若大豆自给、玉米进口，少进口9553万吨大豆，就需要多进口28659万吨玉米，而粮食自给率则由82.5%降至62%。
保护耕地是中国国家战略，中国政府曾明确规定了耕地的18亿亩红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1949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4.68亿亩，1957年为16.77亿亩，到1995年降为14.25亿亩。1996年第一次土地调查将耕地面积重新确定为19.51亿亩，随后逐年下降，到2006降至18.26亿亩，2012年仍为18.26亿亩，6年没有变化，但由于建设用地面积在迅速增加，耕地面临实际已经接近18亿亩红线。2013年12月，根据第二次土地调查结果，耕地面积再次上调为20.27亿亩（图5-4）。2014年4月，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显示，19%的耕地存在污染问题，其中5000万亩耕地中度、重度污染，已不适宜农业生产。根据国土资源部最新数据，截至2016年末度全国耕地面积为20.24亿亩。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城镇化率为37.66%，2017年达到58.52%，平均每年增加1.2个百分点。尤其是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以来，城镇化提速明显，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加1.6个百分点。1981年到2016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累计达13.43亿亩，平均每年3837万亩；1984—2015年间建筑业房屋竣工面积累计达470.8亿平方米，按13.7亿人口计算，人均房屋面积为34.4平方米。虽然国家对占用耕地采取了严格的加补政策，但回补的农田质量明显低于被占用耕地，很难弥补粮食生产能力的损失。
图5-4 1949—2016年间中国耕地面积
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下降已成为国际趋势，中国正在经历这一关键时期。农村劳动力以“386061”部队
为主的现象没有改观，农村劳动力缺乏问题愈发突出，大量农田闲置，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目前，农村劳动力以60后为主，70后已很少务农，80后基本不参与农村劳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需要进一步加快农业规模化、合作化进程，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以适应劳动力短缺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