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百余年来，第二经济大国无一例外地走向衰退与停滞绝非偶然，必有其内在的逻辑或规律。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科克尔认为“过去300年间所有大国冲突都与国际体系的规则与制度有关” 1 ，唐静松认为美国通过“金融战、民主战、经济战、信息战”牢牢地掌控了世界 2 。我们研究表明，“第二经济大国陷阱”的形成有一个潜规则、两大根源、五大途径。
“第二经济大国陷阱”形成的根源主要有两个：陷阱设置者的成功和陷阱防御者的失误。
陷阱设置者的强权战略是“第二经济大国陷阱”形成的主观原因。陷阱设置者不断推行强权战略、炮艇战略、地缘政治，通过“幌子”（人权高于主权）、“票子”（货币体系）、“框子”（国际规则）、“笼子”（贸易战）、“鞭子”（战争）等多种手段，成功遏制了第二经济大国的持续发展，甚至破坏其社会稳定，使其走向衰落。
陷阱防御者的战略意识不强、战略失误或失败是“第二经济大国陷阱”形成的客观原因。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自食其果；日本缺乏战略眼光、防御意识不强，最终落入陷阱；苏联先被攻陷意识形态，不战而败，也难逃厄运；欧盟对美国政治上依附、军事上依赖、经济上依存、体制上接轨、金融上同轨、文化上并轨，缺乏独立自主的实力，必将深陷“第二经济大国陷阱”。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政治上相互包容、经济上相互依赖、外交上相互妥协、文化上相互借鉴、科技上相互合作、军事上相互沟通，是当代人类文明的标志。
虽然大战休止，但军备竞赛、局部战争、文化冲突、种族歧视等却从未停止，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仍然是支配国际竞争、大国兴衰的潜规则，是“第二经济大国陷阱”形成并持续的内在逻辑。
历史的经验表明，当第二经济大国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时，容易遭遇“第二经济大国陷阱”。
一是经济保持较长期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英国、德国、苏联、日本、中国都经过一个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并达到世界经济第二位。如当年日本GDP达到美国的70%时美国就明显加大对其遏制力度，2017年中国GDP达到美国的63%，美国制造贸易摩擦的力度也明显提升；
二是形成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如英国模式、德国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中国模式等，经济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具有超越第一经济大国的趋势，有的国家甚至明确提出挑战第一大国经济地位；
三是在一些领域的技术与产业已经对第一经济大国形成竞争优势，当年日本在汽车制造业、家电等许多领域超越美国，引发第一经济大国采取贸易遏制、技术限制、人才管制等措施；
四是对第一经济大国形成较大贸易顺差，顺差难以通过商品贸易手段控制，往往需要修改贸易规则、调整关税税率，甚至发生贸易冲突才能缓解矛盾；
五是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的最大债权国，对其货币汇率有一定影响力；
六是国际地位攀升，参与修改或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成立新的地区性、国际性组织，有可能动摇美国领导世界的霸权地位。
多少年来，国家间、民族间多为土地、粮食、石油、水资源而战，但第二经济大国落入陷阱主要有战争、金融、贸易、政治（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外交五大途径。
1890年中国GDP被美国超越，失去第一经济大国地位。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1938年德国GDP超过中国，中国失去第二经济大国地位。德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军国主义思想迅速膨胀，两次发动世界大战，耗尽国力，同样陷入了“第二经济大国陷阱”。
20世纪60—80年代期间，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并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对美国经济地位构成威胁，美国联合德国、英国、法国签订了《广场协议》，加上后来的巴塞尔协议、巴黎协议等，引发日元增值，导致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有效地遏制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形成“失去的30年”，至今仍找不到恢复经济增长的有效路径。日本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78年的11.8%，下降到2016年的6.5%。
发动贸易战是迅速增强本国经济竞争优势、降低他国经济竞争力的最直接、最快捷的途径之一。美国曾经用贸易协定成功地遏制了欧盟、日本的经济发展，并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如美国用1974年制定的《贸易法案》，先后对日本发起近二十次“301调查”，对中国进行了6次调查；1985年7月针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301调查”，迫使日本作出巨大让步，30多年后，美国对中国中兴公司的禁令迫使中国在贸易谈判中让步。中美贸易争端与当年美日贸易摩擦如出一辙，从纺织品开始，接着是钢铁，再逐步扩大到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其做法就是用国内法则处理国际贸易争端，完全绕开WTO，直接行使贸易霸权、经济霸权，发起对许多国家的贸易战争。这个世界上也只有美国敢这么做，即使遭到千夫所指，也毫不在意。
二战以后，苏联的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二位，1974年国防支出达1090亿美元，而美国只有850亿美元，军备竞赛消耗了苏联大量国力，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缓慢，加上戈尔巴乔夫受西方鼓动，推动政治体制与西方接轨，导致苏联解体、华约解散，美国不战而胜，以最小的代价消灭了最强大的对手。
美国与欧盟，基因同祖、文化同源、军事同盟、政治同向，但美国对欧盟的基本策略是：政治上认同加干预、经济上合作加打压、外交上盟友加附属、军事上保护加占领，美国以“软实力”为龙头，牵制着欧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美国打仗、盟友买单，美国次贷危机、盟友金融危机，欧元绝对不能超越美元。雷曼兄弟引发的金融危机，受害最深的却是欧盟国家；美国引发了欧盟难民，危机却使德国内部乃至整个欧盟内部分裂。
自从美国GDP1872年超过英国以来，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引领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通过争夺人才率先成为世界人才中心，进而成为科技中心、经济中心，一步步走向成功，迫使日本经济停滞、苏联解体，不断强化其世界经济中心、科技中心、军事中心、外交中心的地位，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长期高举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以“人权高于主权”的怪论干预甚至侵犯主权国家，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为推动“美国优先”战略，不惜脱掉民主、人权、法治的“外衣”，露出了美国采取一切手段保持世界第一霸权地位的真面目。那么，美国依靠什么维持、并不断加强其霸权地位？美国通常采取组合拳，军事（“鞭子”）、政治（“框子”）、经济（“票子”）、贸易（“笼子”）、外交与文化（“幌子”）、科技（“才子”）六管齐下。
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军事体系，炮艇战略是其称霸世界的核心，2012年美国军费支出达到7110亿美元，超过世界第2到第24名军费支出的总和；2017年军费达6028亿美元 3 ，占GDP的3.1%。2017年中国军费为1505亿美元 4 ，是美国军费的四分之一，占GDP的1.14%。2017年美国军费增长10%，为GDP增速2.3%的4.4倍，中国军费增长7%，与GDP增速6.9%基本相同。
据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2016年公布的资料，美国核武器库有6970枚核弹头，其中实战部署为1930枚；拥有射程12000公里的导弹450枚，配备500枚核弹头。美国在世界150个国家或地区部署军队，129万名现役官兵中有27万人被派驻在美国以外 5 ，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也是美国实现世界霸权的基础。
几乎每届美国总统都要发动一次战争，一是为打击对手、收拢盟友；二是为展示先进武器、推销军火，以实现经济、外交、军事“一箭三雕”的目的。自从美国建国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战争都与美国相关，发动科索沃战争，恫吓东欧国家，争取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以保障其国家安全，扩大军事同盟，挤压俄罗斯军事空间；发动伊拉克战争、海湾战争，摧毁伊拉克油田，导致石油产量下降、价格上升，曾经使油价每桶上升至150美元，让支持布什家族的石油商获得了巨额利益，但客观上却帮助了美国的最大对手——俄罗斯，俄罗斯利用石油出口提升了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可见，美国总统往往把家族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为了布什家族支持者的利益，可以容忍最大的对手俄罗斯变得更加强大。“拥有化学武器”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不讲人权”的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压制本国民主”的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以及叙利亚现总统巴沙尔，都是美国“鞭子”的牺牲品。
此外，美军还在中国有重大活动之际把航空母舰开进中国南海。2018年4月3日，正当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之际，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离开新加坡进入中国南海，此时，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等四十余艘中国海军战舰正在南海进行实战演练，美国航母打击群此时进入南海显然是有目的的挑衅，其最终目的是用军事示威的方式向中国施压，争取在此轮贸易谈判中的主动。
美国历届总统都把“领导世界”作为其执政目标，美国国会讨论别国事务的时间常常比讨论本国事务还多。美国在全球范围推行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利用制度的“框子”把许多国家框入其政治体系，利用颜色革命、地缘政治等一系列活动，颠覆与美国政体不同或者不听从美国号令的国家，干预他国政治，甚至直接将别国民选总统抓到美国去审判。美国已经用“政治体制接轨”的办法，瓦解了许多国家的政权，通过扶持亲信上台的方式控制、干预他国政治，当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也不例外，美国成功地让不听话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等下台，一些小国家的政府则更在美国的完全掌控之中。
美国还成功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的制度“框子”，使一些国家陷入混乱之境，发动颜色革命使许多国家陷入内乱，导致政权更迭。美国还在一些国家潜心支持反对派，推翻合法政府，如在叙利亚战争中美国支持反对派夺取俄罗斯支持的现政权，小国成为大国争斗的牺牲品。苏联的瓦解是美国制度“框子”最大的猎物，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是苏联崩溃的原因之一。美国还通过在朝鲜半岛、东西德、中国台湾、苏联联盟国之间、东欧国家之间制造分裂，挑起区域摩擦，甚至挑起内战，从中渔利。
二战后期，多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美国时任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怀特凭借美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三的黄金储备和强大的军事实力，挫败英国代表团团长、著名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确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其核心是建立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等“三个自由化”的多边经济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制度体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初的主要内容是：一是美元与黄金挂钩；二是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三是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四是各国货币自由兑换；五是确定国际储备资产，使美元处于等同黄金的地位，成为各国外汇储备中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其中最核心的一条，也是对美国最有利的一条，即“美元处于与黄金等同的地位”，使美元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奠定了美国经济强大的基石，也就是说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纸币而不使用黄金进行对外投资与支付，用纸币兑换别国财富，用纸币替代黄金，名正言顺地实行对外扩张和掠夺。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初期，为促进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1950年到1971年期间的多数年份，美国都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特别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越战争以来，美国财政赤字巨大，美元多次爆发危机，许多国家纷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使美国黄金储量急剧减少，金价上涨。美国联合英国、瑞士、法国、德国等八国采取多种手段阻止外国政府持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有一定效果，但由于美国国际收支的进一步恶化，美国最终没有能力维持黄金价格。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名存实亡。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止，是美国政府自己破坏了自己主导制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令人费解的是美元虽然不与黄金挂钩，却保留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进而保留了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正是美国政府的高明之处，其核心是美国成功地遏制了对美元地位构成威胁的日元、欧元地位的上升，确保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美国可以继续用印钞机控制世界经济，用纸张来换取别国的财富和资源，这就是美国强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票子”。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民工省吃俭用，节约了大量医疗、教育、住房、失业保障等费用，而有些企业竟然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降低生产成本，使美国民众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使美国人民某种程度上享受了中国农民工的福利。美国不愿意拿出高科技产品与中国交换，却说在中美贸易中自己吃亏；美国得到大量货真价实的产品，中国得到的却仅仅是一堆废纸，在信息时代则变成了几个电子符号，连纸都没有了！究竟是谁吃亏了？
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81.6%，经济发展的重点是为美国人服务，维持美国人高标准的生活。令人不解的是，美国实体经济空心化十分严重，除了飞机、大炮、计算机芯片与软件等外，美国没有什么高科技产品是自己生产的，连计算机、手机等高科技产品都是中国等国代工的，由于代工产品运往中国等原因，导致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额接近美国的3倍。
美国用什么支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有什么产品可以与其他国家交换？美国人不比中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聪明和勤奋，但美国人的收入远远高于中国、英国、德国，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元货币体系、金融体系发挥了实质性作用，美国的创新、设计、品牌等服务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谁要挑战美元的地位，就是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中国最聪明的孩子学科学、当科学家，靠实业赚钱，美国最聪明的孩子学金融、进华尔街，靠金融与规则赚钱！我们是不是输在了起跑线上，输在了赚钱方式上，而不是仅仅输在发展方式上？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唐静松先生在《大国阴谋：美国独霸全球内幕》一书中提到，美国是新殖民主义者，他们用经济手段掠夺财富，比旧殖民主义者更隐蔽、更文雅、更有效，美元的地位是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最主要的经济保证 6 。
二战以后，美国通过主导世界贸易规则，影响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把世界各国关进了美国主导编制的“笼子”，《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关贸总协定》）就是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笼子”。如今，美国却带头破坏《关贸总协定》，想把别人装进“笼子”，自己充当“笼子”看管人。当国际规则的“笼子”不够用时，美国则用自制的美国“笼子”。多年来，美国利用本国所谓的“201条款”“301条款”“特殊301条款”“232条款”“337条款”等形形色色的“笼子”，限制别的国家，甚至公然践踏国际法、践踏他国主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萧条。为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国家呼吁召开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举行新的减少关税、增加就业的谈判。美国向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提出召开世界贸易就业会议并成立国际贸易组织，1946年由美国、英国等19个国家组成联合国贸易与就业筹备委员会，起草了《联合国国际贸易组织宪章》，1947年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联合国国际贸易和就业会议上通过了该《宪章》，其后美国邀请中国在内的23个国家根据《宪章》进行减让关税等多项谈判，并签订了《关贸总协定》，1948年1月1日起生效。可见，《关贸总协定》是美国一手主导制定的，而且多次修订也是美国主导的。美国利用制定、修订国际贸易规则等一系列规则、条约、宪章来实现其领导世界、称霸世界的目标。
《关贸总协定》的宗旨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持续增长、发展商品生产的交换，通过达到互惠互利的协议，大幅度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等。经过连续六十多年的多国关税减让谈判，缔约国已经大幅度削减税收，世界贸易大幅度增长，关贸总协定在国际贸易领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特别是2018年3月以来，美国不断出台政策，单方面向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公然违背关贸总协定中第一条“不能针对一个国家制定规则”的规定，已经受到包括美国机构在内的全球范围的谴责。
历史多次证明，“笼子”是美国主导编制的，当它有利于美国时，美国就以国际组织名义维护，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但当“笼子”不利于美国时，美国则用所谓的国内法去否定、破坏，把别国装进去，让美国游离在外，充当“笼子”看门人，这是“笼子”对美国强大的支撑作用。例如，美国自己拥有核武器之后，就采取一切手段不允许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美国高科技产品不销售给中国，却逼迫中国把稀土卖给美国及其盟国；美国人均能耗是中国人均能耗的3.3倍，却说中国废气排放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其他国家发展快于美国，美国不从自身发展去找问题，而是使用限制他国发展的方式，用“笼子”套住别的国家，限制别国发展，这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另一种行径。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明确提出美国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是对世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那么，美国文化的核心或基本特征是什么？是民主、自由、人权，还是霸权主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是人人平等，还是唯我独尊？是美国优先，还是国家平等？美国以人权为由，高举“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不断发起对主权国家的干预、干涉甚至侵略，南斯拉夫、俄罗斯、中国等都是被美国利用人权攻击的对象，实际上是地缘政治的表现。美国人的自由往往只体现在美国本国人身上，对别人则是不自由、限制自由。例如，美国保护了持枪人的自由，却因校园枪击事件剥夺了其他人的生命安全，美国政府至今仍拿不出任何有效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更是拿人权制造混乱，从中渔利。原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打击分裂主义分子，却被美国及其联盟国家说成是侵犯人权，被送到国际法庭去审判；俄罗斯联邦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打击车臣恐怖分子，美国人却说成是侵犯人权；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国到处以反对恐怖主义为名，进行疯狂轰炸，不少平民被炸死，却从来没有说过是侵犯人权。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人权、民主”的双重标准的真实面目，用人权的“幌子”对他国主权或人权进行侵犯。
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毫无疑问，美国文化吸收了多民族文化的精华，特别是山姆大叔忠厚老实的劳动人民形象深受世界人民尊重。但现实中，美国霸权文化与山姆大叔的形象格格不入，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来，表现出“美国优先”的霸权主义形象，使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国文化有了新的、全面的认识，美国主持公正、维护世界和平的“世界警察”形象荡然无存，真相毕露。
人们通常认为，强大的军事、经济、文化实力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根本原因，而事实上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外交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基础是科技实力，而科技实力的本质是人才实力。美国称霸世界最核心因素是拥有世界顶尖的人才，成为世界人才中心，进而成为科技中心、经济中心、外交中心、军事中心，美国一切胜利的核心是人才竞争的胜利。没有人才格局的变化，特别是顶尖人才格局的变化，绝对不会动摇美国作为世界科技中心、经济中心和军事中心的地位。
美国在二战期间曾经动员8个师的兵力搜罗欧洲顶尖人才，很快改变了世界顶尖人才格局，使美国成为世界人才中心。通过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建设赠地大学、发放奖学金、绿卡等措施，吸引了大量世界各国优秀人才赴美留学或工作。近年来，美国平均每年吸引近一百万留学生和近十万访问学者。人才决定技术，技术决定经济，经济决定综合国力，“才子”是美国强大的最本质原因。
美国扶持与遏制日本的基本政策是顺从则支持，赶超则遏制，其主要途径与手段是政治上同化加干预、外交上盟友加附属、军事上占领加保护、经济上先扶持后遏制、文化上渗透加侵略、科技上先支持后封锁，逼迫日本采用美国的规则、顺应美国的文化、接受美国的军事存在。实践证明，美国扶持、遏制日本的政策是成功的、有效的，倨傲自尊、残忍无情的日本人，在美国的遏制下不得不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日本历史上经历了三次重大政治与社会制度变革。第一次是6世纪向中国学习的“大化改新”。大化二年（646），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学习中国唐朝律令制度，大量使用汉字。第二次是19世纪中叶全盘西化的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推进工业化，成为亚洲经济强国。第三次是“二战”后议会民主制的建立。标志是1947年5月实行的《日本国宪法》，宪法规定放弃交战权、不保有军队，日本安全保障由美国负责。这次政治制度变革，彻底葬送了日本明治维新结束半殖民地社会的成果，使日本沦为一个政治、经济、军事不能独立自主的“附属国”，种下了难以摆脱美国长期干预的苦果。例如，美国通过政治影响，先后将两位不太听话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鸠山由纪夫拉下马，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迫不及待地去纽约访问，都是日美政治的真实写照。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想摆脱美国干预的独立意识逐步加强，力图以“大国”的身份重新立足于世界舞台，发挥“新国际秩序构筑者与维持者”的作用，但引起美国不满，加上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20世纪80年代末，日美关系出现转折，美国对日政策由以扶持为主转向以遏制为主。当前，为了进一步摆脱美国干预，安倍晋三急于修改宪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1945年9月，美国发布《占领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明确规定了日本是美国附属国的地位，美国有责任保护日本，这意味着日本在外交上基本丧失了主权国家的基本地位。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逐步寻求独立外交空间。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依附美国“一边倒”政策的同时，开始走“多边自主外交”的路线，尝试独立外交，但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美国的影响，只能一直顺从、服从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发动的历次战争或国际争端，日本都采取了支持美国的外交战略，并为美国发动战争支付高额军费。
长期以来，美国把日本作为遏制中国的排头兵，日本则利用美国在亚洲争雄，环中国海域的国际纷争基本都是美国主导、日本行动。展望未来，只要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变，日本外交被美国控制的局面就不会改变，日本利用美国抬高自身国际地位的外交伎俩也不会改变。
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单独占领，实行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的全面管制。1945年8月28日，首批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日本，接着麦克阿瑟率46万美军进驻日本，9月7日，成立“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以美方为主体，全面控制了日本的内政。
为了遏制日本好战的军事野心，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修改日本宪法，迫使日本放弃军事力量与宣战权。1960年1月19日，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条约》），但仍未摆脱受美国支配的地位。
驻日美军官网（U.S.Forces，Japan，USFJ）显示，美国陆军驻日陆军司令部有2541人，美国海军驻日海军司令部及第七舰队有3740人，美国空军第五航空军有12398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有17009人，总计为35668人。此外，日本还要为美军驻扎提供相应费用，而且是负担驻军费用比例和绝对额最高的国家，比如2010年日本负担的比例为74.5%，日本政府成为驻日美军的“五星级自动提款机” 7 。
二战后，美国为了保持并扩大其在日本及亚洲的地位，采取了大力扶持日本的政策，但当日本GDP达到美国的70%、对美国第一经济大国地位构成威胁时，美国果断调整政策方向，由扶持转为遏制。美国联合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成功地利用“三大协议”、技术垄断等手段将日本经济推入陷阱。
一是《广场协议》使日元兑美元升值。1985年9月，美国为减少巨额贸易赤字，美国、日本、西德、英国和法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大厦签署《广场协议》，约定协作、稳步有序地推动日元兑美元升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换250日元上下波动，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换200日元，跌幅20%，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换120日元。市场失控、日元升值过快导致日本经济竞争力迅速下滑。
二是《卢浮宫协议》稳定美元汇率。1987年，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加拿大、意大利在巴黎达成《卢浮宫协议》，约定日本和西德等实施刺激内需计划。《卢浮宫协议》签订后，日本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利率下降，通货泛滥，日本经济进一步滑入泡沫经济的深渊。
三是《巴塞尔协议》限制日本资本规模。《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在美国大量购买土地、房产、宾馆、高档办公大楼，大规模兼并收购美国企业。1987年底，国际清算银行（BIS）下属的银行业务条例和1988年7月监管委员会发布《巴塞尔银行业务条例和监管委员会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与资本标准的协议》（简称《巴塞尔协议》），要求凡是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将总资产中的自有资本比例维持在8%以上，限制了日本在国际融资中的规模，日元融资比例直线下降，由1987年的10.8%下降至1990年的1.8%。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破灭后，日本各银行自有资本比例随之下降，日本纷纷从世界各地回撤资本，日本资本征服世界的神话很快破灭。
“三大协议”将日本经济拖入陷阱，而日本经济走不出陷阱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一是日本国内生产成本高，日本制造业向外迁移，导致国内经济萎缩；二是工业化之后，日本没有成功赶上信息技术引领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一直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老龄化发展过快，提早进入福利化社会，影响经济发展。总之，“三大协议”与信息技术的垄断，是美国遏制日本经济的重要手段，是日本经济持续多年低迷的根本原因。
文化是人类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类由于文化差距与偏见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战争带来的损害，文化侵略的长期性、破坏性也往往大于战争的危害性。追求信仰、取信于人、文化交流一直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内容，物质生活基本满足之后，人类活动基本都是为了信仰、为了文化。
美国早就认识到文化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文化侵略、和平演变、不战而胜成为美国的大战略。1945年占领日本之后，美国政府开始改造日本意识形态和文化，去除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培养美式民主价值观，传播美式生活方式，重塑日本人的思想与世界观，将日本东方文化彻底美国化。
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在日本教育界又掀起了“红色清洗”“文化冷战”，进一步通过文化渗透向日本人灌输美国理念和价值观，培养亲美的日本人，促使日本人理解、顺应美国外交政策和意图，遏制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影响，抵制苏联和中国对日本的影响。肯尼迪时期的“文化大使”赖肖尔企图通过一己之力影响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历史观，引起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现代化论争”。
总之，在明治维新全盘西化的基础上，美国的文化侵略进一步把日本这个典型的东方国家，改造成为西方文化的国家。当然，中国的儒家思想、礼仪文化已成为日本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被西化。
日本取得快速发展和美国在技术方面的支持密不可分。二战前日本主要效仿德国制造业的技术与工艺，二战以后，美国的技术援助使日本迅速恢复元气。1945年美国曾派科学情报调查团赴日本研究战后科技发展，1947年又派顾问团帮助日本制订科学发展计划，并以美国国立科学院为模版，帮助日本成功转入新的科学发展模式 8 。
但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美国逐步加强对日本的技术封锁。日本制造业技术，特别是汽车、相机、电视机等技术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甚至超过了美国、德国的技术水平，取得了东洋经济的奇迹。但美国成功地对日本实施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封锁，特别是对信息技术硬件、软件的高度垄断。日本多次试图在信息产业取得突围，曾投入巨资研发第五代计算机、智能计算机、智能手机、机器人等，都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
作为自称“世界老大”“冷战”主角之一的美国，其“天定命运”的信念和“绝对安全”的价值观，推动其不断向外扩展，一直致力于构建与其政治、文化、价值观相同或达成共识的世界秩序。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美国来说是不容忽视的巨大威胁，按照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的数据，1934—1986年间，苏联保持第二大国地位53年，这更成为世界第一的美国防范苏联的头等大事。其间，美苏如若爆发战争，将会产生沉重代价，加之两方的“核平衡”，美国没有选择采取交战的方式，但又不能坐视苏联势力的无限扩张，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采取了种种策略，激化苏联内部矛盾，加速了苏联的解体。除遏制苏联势力不断扩张之外，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意在借助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瓦解时，吸引其融入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当时“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 9 。
制造思想混乱，制定“对苏新战略”。
美国中央情报局之父艾伦·杜勒斯在鼓吹“冷战”、威胁施行“大规模核报复”的同时，在苏联内部寻找与其思想意识、价值观一致的同盟军，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定了“对苏新战略”。在曾开列六百多亿美元进行和平演变的宣传无果后，又极担心苏联对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不断升级展示，美国政府顾问基辛格建议在苏共党内建立“第五纵队”
，也因此找到了合适的“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爱慕虚荣”的领导人。1989年，布什继续加紧和平演变攻势，推行“双轨政策”，既支持他们寻觅的领导人，又积极扶持不同政见者，利用苏共内部政治斗争，培育了大批反共反苏的政治力量。
培育未来领导，支持“反叛新势力”。 在寻找政治同盟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培训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批未来领导人，支持“反叛新势力”，培植亲西方势力，比如自由派的盖达尔以及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都是在美国受训过或者由美国直接派入的。1958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议要求美苏大批交换大学生，总量可达1万人，美国邀请数千名苏联学生赴美学习培训，并为他们支付费用，因为他认为这批新人有朝一日会在苏联掌权，要努力争取这一代人，其中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就是美国争取的这一代人的代表。
操纵油价，减少外汇收入。 石油供需和油价涨落深受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西方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提出了对苏联的“隐蔽经济战”，通过组织专家对苏联经济脆弱性进行分析后，发现苏联国民体系对油气出口有高度依赖，进而开始通过对OPEC施压，增加石油产量，操纵国际油价低位运行。此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抑制本国通胀、刺激经济复苏，同时打压苏联石油收入，1986年怂恿沙特阿拉伯发起了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战，苏联油价从1980年11月的57.17美元一桶降到1986年8月的7.90美元一桶 10 ；1988年石油产量比1981年提高2100万吨，出口增加4800万吨，但收入却下降了50% 11 ，油价的大幅下跌使苏联的国力遭到重创。
操纵汇率，削弱经济实力。 1985年开始，美国就联合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开始美元兑换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1988年11月，日元兑美元比1985年2月升值111% 12 。而苏联从1975年就变为了粮食净进口国，进口上千万吨，1984年仅从美国、加拿大两国进口的粮食就达到2680吨。除粮食需要大量进口外，1989年进口肉类60万吨，奶油24万吨，植物油120万吨，砂糖550万吨，柑橘50万吨 13 。美元贬值使苏联的外汇收入锐减，严重削弱了其进口设备、农产品和工业物资等的能力。
美国还通过关税壁垒、出口管制、质量标准、贸易限制等途径，对苏联进行公然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致使1989年苏联整体经济形势严重恶化，人均GDP仅为美国的30%，人均工业品为美国的42%，人均农产品为美国的38%，到1990年人均消费仅为美国的20% 14 。一半以上的外汇收入靠石油出口，一半以上的外汇支出用于进口粮食和食品，苏联的经济直接取决于世界油价和谷物价格的波动，取决于石油和粮食的需求情况，而石油、粮食、美元等因素都被美国牢牢控制在手中。
军备竞赛，拖垮经济。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就已经形成强烈的军工经济特征，比如军品占其制造业的60%以上，军费支出占国民总产值的23%，而这两项指标到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变为80%和28% 15 。农业增速也从20世纪60年代的4.3%降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1.4%，工业增速从8.4%降至3.5% 16 。到1987年，苏联军人和军工部门人员占总人口的16.1%，军费支出占国民总产值的25%，而美国在这两个数据上分别是6.6%和9.6%。虽然军工体制的市场化推动了民用科技的进步和产业发展，但也成为经济的极大负担。
激化民族矛盾，掀起苏联联盟国家的“独立浪潮”。 美国等西方国家努力寻找摩擦的突破口，不断挑起事端，煽动民众情绪，诱使民族纷争不断，为摧毁苏联打下基础、埋下祸端。而民族问题的火药一旦点燃，将会如多米诺骨牌一样，骚乱事件接连发生。据不完全统计，仅1988年，苏联一百七十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的游行、示威、骚乱和冲突等就多达2600次，平均一天就有7次，其中有1600次事件与民族问题有关，参加者也多达1600多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6%。
20世纪70年代，主张私有化、非调控化、全球自由化、福利个人化，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兴起。在哈耶克等代表人物的影响下，撒切尔夫人、里根邀请弗里德曼作为政府经济顾问，宣扬市场至上、高度私有化的思想，完全否定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1981年，里根曾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发表过“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的演说。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苏联领导人，他们以此思想指导苏联的经济改革，甚至推行“500天计划”“哈佛计划”等，导致苏联经济日趋衰退，逐步走向崩溃。
宣扬民主、自由、人权，贩卖美国价值观与普世价值，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心理战、宣传战”，推广美国文化与价值观是美国遏制别国的有效手段之一。
美国利用电台宣传、文化渗透等形式宣扬美国价值观、生活方式。1950年7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NSC74号文件《国家心理战计划》，将心理战界定为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除战争以外的其他旨在影响外国人员团体的见解、态度、情感和行为，以支持获得被本国目标的传递思想观念和信息的活动 17 。由于心理战成本低、覆盖面广、影响深远，美国更愿意在不动一兵一卒而又不能坐视不理的情况下，使用此战略。杜鲁门曾拨款1.2亿美元进行心理战研究，认为其“性价比高，在宣传上花1美元就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美国长期的心理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苏联及东欧国家领导和广大民众的心态，为其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奠定了民主观念和民众基础。
宣传战一般是与心理战同时被应用的战略之一，英国广播公司、德意志电波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等广播媒介被赋予了重任，每天甚至用多达四十多种语言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播放苏东政治阴暗面和资产阶级价值观，挑拨离间，加剧社会紧张。
美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特的、最佳的文明体系，是世界的“山巅之城”，是“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上帝赋予了美国人拯救世界的使命，这些观念驱使美国不断向外进行文化输出和渗透。除了通过电台隔空喊话外，美国还不断将文化交流定期化、制度化。1953年成立的美国新闻署于1955年就开始管理美国海外文化交流教育活动 18 ，以各种正式名义推行文化渗透，其中里根任命的新闻署署长查尔斯·Z.威克（Charles Z.Wick）在位8年，在推动东欧剧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苏的军备竞赛加剧了苏联的衰落。1970年，苏联经济总量为美国的一半，在差距如此巨大的情况下，美苏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已使苏联难以承受。1980年，苏联7年累计军费开支达9810亿美元，比同期美国军费开支多2879亿美元。接着，里根的“星球计划”更是成为美国搞垮苏联的催化剂。另外，美国不断在苏联联盟国家制造内乱，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制造军事事端，不断消耗苏联的国力。
技术封锁是美国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用政策，当然也用于已经崛起的日本。苏联传统的农业、工业都属于粗放型经济，技术落后。由于缺乏先进技术，机器设备陈旧，劳动生产率过低，很难与西方国家竞争。此外，美国以担心苏联将先进技术用于军事领域为借口，通过强化巴黎统筹委员会职能，两次修订《出口管制法》，对日本企业因向苏联出口先进设备而进行严厉制裁等手段，不断扩大对苏联的技术管制范围。在操控国际油价下跌的同时，里根1981年下令要向苏联封锁石油勘探技术，使苏联石油探明储量的增长接近于零；同时向苏联转让有缺陷的技术，导致1982年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大爆炸。
自《罗马条约》签订开始，欧洲融合的进程已经走过了60年。经过多轮扩张，欧盟经济总量增长至2016年的1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最大的贸易体和第二大国际货币所在地。而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美欧是一家人的时候，欧盟各国才开始慢慢意识到影响其壮大和发展的最大敌人却是美国。美国不可能让欧盟成为能挑战其霸主地位的政治实体、经济实体和军事实体，更不能让欧元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
21世纪初，欧盟成为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主权国家联合体，经济总量首次超越美国，开始实行统一货币，美欧关系逐渐从盟友转为对手。2009年，小布什政府制订了“美国新世纪计划”，声称“美国应该劝阻所有发达国家不要拒不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也别指望在地区发挥更大作用” 19 ，这也在暗示欧盟必须接受美国的领导。
美国对欧盟采取了联合与分而治之的政治手段，利用欧盟需要军事保护的弱点加强政治、外交、经济的联合或军事联盟；利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不同利益需求，又进行内部分化，分而治之。美国还通过发动武装打击以及挑唆成员国独立等手段，进一步落实其分而治之的策略，如北约介入波黑内战，发动科索沃战争、利比亚战争，参加阿富汗战争等；宣传“新欧洲、旧欧洲” 20 等论断，制造新老欧洲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从而牵制欧盟在军事上摆脱北约的行动。除了上述手段，美国还通过输出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催生“阿拉伯之春”集群式革命、讨伐利比亚、干涉叙利亚等手段，制造西亚和北非等地区的社会动荡，促使这些地区向欧洲不断输送难民，进而导致欧盟各成员国意见严重分歧，“强制配额”使本国负担加重、本国居民福利水平下降，导致矛盾激化。
美国与欧盟长期而坚固的关系正被一点点瓦解，英国“脱欧”被特朗普说成是“伟大的事情” 21 ，引起欧盟其他国家的公愤；德国的难民政策被特朗普指责是“灾难性错误” 22 ；“北约过时论” 23 也使北约各国异常不满；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伊朗核协议等，这些都导致欧盟和美国在现实利益和价值观上的重大分歧和裂痕，美国在反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路途上越走越远。
转嫁次贷危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欧盟作为美国的经济伙伴，当然没能幸免，对冲基金大规模入侵、大型投资公司的恶意投机等，扰乱了金融市场，引发欧债危机等连锁反应，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成为压倒欧盟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将次贷危机转嫁欧盟后，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而欧盟却深陷泥潭，仍无法走出经济和金融困境。尽管近两年欧洲各国领导人提出加强金融国际监管、制止恶意投机等行为，但美国却置若罔闻，仍坚持“金融是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通过贸易规则制约。 为争取国内选民群体，保持在贸易中的优势地位，美国不断利用制订贸易规划的主导权制造贸易摩擦。2002年，小布什政府对进口钢铁加征保障性关税，欧盟国家通过向WTO提起争议诉讼、公布报复名单、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10%关税等手段使小布什政府提前结束加征关税 24 。2018年3月，特朗普表示要重新打造美国的钢铁和铝产业，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并就加征关税的“232条款”签署了命令，欧盟作出强烈反应，考虑对35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25%的高额关税，特朗普又因此威胁要对欧盟汽车征税等，这种经贸领域的摩擦会不断外溢到政治领域。
挤压欧元空间，防止弱化美元地位。 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欧元，比如让欧元贬值来确保美元的强势本币地位；再通过压低美元汇率，使美元贬值，促使出口增长。美国曾利用德国在欧盟的重要角色，对德国猛下狠手，对德国大众汽车和德意志银行进行巨额罚款，导致德意志银行股价大跌，从而致使整个欧洲银行股价大跌，几乎导致整个欧洲银行业股价崩盘；通过发动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等，主导国际油价，从而借机打击欧元，因为除英国以外，欧盟国家的石油进口依赖度为80%—90%，德国甚至高达98% 25 ，美国借由油价的变动影响欧盟国家的财政，进而打击欧元。
美国通过让欧元贬值来确保美元地位，而信用评级是美国对欧盟国家趁火打劫的最有效手段。有研究指出，无论欧洲哪个国家出现债务问题，美国评级机构都会迅速趁机介入，使该国陷入信任危机 26 。比如，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美国评级公司迅速下调希腊主权债务信用等级 27 ；2011年意大利债务危机，美国标普公司自行向用户发出对法国信用降级的通知 28 ，尽管后来被证实是“误报”，但仍对法国形势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
北约对欧盟有保护作用，而事实上却形成了美国对一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的军事占领，使一些国家失去了一个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如德国企业与中国企业正常的商业合作，却因受到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放弃，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德国作为世界第四经济强国是否还有自己独立的主权？
在欧大量驻军，建立各类军事基地。 美国利用东欧新成员国对安全问题的顾虑，建立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离间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坐收渔翁之利。美军最重要的海外军事基地群位于欧洲——中欧、南欧和西欧 29 。德国是美军领导的北约的主要军事基地和武器库，最多时有181个美军基地，超过21万美军驻扎，据称直到现在，美国在德国驻军仍有六万多人、战术核武器两百多件；美军在意大利仍有4个陆军基地、3个海军基地和3个空军基地；在英国留下5个空军基地等 30 。此外，美国还趁成员国危机之际，在中、东欧国家建立原有军事基地之外的常设基地。
阻挠欧盟建立独立防卫力量。 2003年美国时任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公开提出欧盟防务的“三不”方针，即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不得脱离”北约框架、欧盟所建政治军事机构与北约机构“不得重叠”、对非欧盟成员的北约成员“不得歧视” 31 。2017年特朗普访欧时要求欧洲国家提高军费 32 ，意在让成员国提高在北约范围内的军事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