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农业出现之前，所有成年男性都是战士，但没人将打仗作为谋生之道，因为战争或暴力攻击虽可能带来各种利益—战利品、个人声誉、女人、消灭资源竞争对手，等等，却无法为个人提供经常性收入或可靠生活保障，所以当时并不存在一个职业武人阶层，社会分工充其量只是在性别与年龄段之间发生。

但定居农业改变了这一状况，畜群和粮食成了可供持续劫掠的资源，有望为劫掠者提供持久生活来源，从而使得战争成为一种有可能赖以为生的职业；可以说，农耕和畜牧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态位，吸引一些人逐渐将生计建立在此之上；对于有着长久狩猎历史的人类，这一生态位并不太陌生，农牧群体的生活资料只是另一种猎物而已。

不过，该生态位起初并不十分诱人，因为人类毕竟是最可怕的动物，几万年前便已占据了食物链顶端，从他们口中夺食太危险了，而且人类有着强烈的复仇倾向，被攻击，特别是亲友被杀之后，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社会规范，都要求人们实施报复；但劫掠机会的持续存在，激励着一代代劫掠和反劫掠者不断开发新的战争技术和组织方法，同时，凭借地位分化和财富积累所带来的优势，最终将战争变成了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模式。

首先是武器的发展，早先的武器十分简陋，而且制作材料都是分布广泛、容易获得的石料、竹木、骨料、皮革和贝壳，尽管有些材料（比如黑曜石）需要从远处交换而来，但价格也相当便宜，所以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制作和装备与别人质量效力相当的武器；但随着金属武器、盔甲、复合弓、马匹、车辆、大型船只的出现，普通个人越来越难以负担一套足以和资源条件优越者抗衡的像样装备了。

丹麦日德兰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日耳曼遗存中，最常见的武器是一种石制匕首，数量极多，几乎每个墓葬和房屋遗址中都有几把，当地农民在犁地时还经常翻到；然而在进入青铜时代早期之后，主要武器变成了青铜剑，它们仅见于小部分墓葬，而且这些墓葬的位置、形式和随葬内容，皆与其他墓葬有着显著区别。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铜剑多数安装的是朴素剑柄，且剑刃上可观察到较多砍削所留下的痕迹，但有少数安装了采用失蜡工艺铸造的豪华剑柄，且较少使用痕迹；很明显，拥有青铜剑的武士已有别于普通人，而豪华剑的主人则是地位显赫的权势人物；这一变化的原因不难理解：制造石匕首的燧石材料唾手可得，而青铜剑所需材料则是从数百公里外的南方经由长途贸易而来，其制造工艺也并非人人都能掌握。

波利尼西亚人的传统交通工具是一种带有平衡浮木的独木舟，每个家庭都有能力制造，夏威夷各酋邦的大酋长们为适应战争需要而对其进行了改造，将平衡浮木换成了第二独木船体，并添加了三角帆，成为大型双体战船；在1779年Kaleiopuu大酋长出迎库克船长的船队旗舰上，装载了20位桨手和40位战士，另一位大酋长Peleioholani拥有的一艘战舰，据说可装载160位战士，这样的大型战争装备，显然不是普通家庭所能负担。

在陆地上，马的引入是战争向重型化发展的一大转折点，马匹本身很昂贵，古代欧洲一匹战马的价格约为一头公牛的5—10倍，马对饲料的要求比其他牲畜都要高，因而保有成本也高；马具和马车同样昂贵，而且工艺十分复杂，必须由专业工匠制造；中世纪西欧，计算封建采邑的基本单位是供养一位装备齐全的骑士所需土地，平均一千多英亩，大约需要十几或二十几户农民耕种。

重装化继而推动了士兵的职业化和战争活动的企业化，早期希腊城邦的步兵虽然在当时也算相当重装了，但一个殷实的自耕农家庭仍可负担一套由盔甲、圆盾、短剑、长枪构成的步兵装备，然而在骑兵、战车、战船、弩机、投石器等流行起来并展示出其战术优势之后，支撑希腊重装步兵的体制就崩溃了。

我们不妨从投资者或企业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武器成本的提高，使得战争从一个重人力轻资产行业向重资产方向转变，这就让富裕者拥有了额外优势，他们的财力不仅让自己获得更强大的武器，还可以保障材料来源和武器制造能力，为那些贫穷但又渴望获取战利品的人提供装备，换取他们听从自己指挥，展开协调行动，从而组织起一支效忠于自己的队伍。

由于首领拥有分配战利品的权力，让他有了足够的激励采用更多重资产的战争手段，投资建造更为昂贵的战争器具，组织更大规模的劫掠行动；早期维京人在欧洲海岸河口发动的袭击都规模不大，通常只有几十条小船、一两百人，参与者地位也较平等，行动很少受头领节制，但随着易受攻击的沿岸村镇纷纷开始设防，成功袭击所需队伍日益庞大，船只也变得更大更昂贵，到10世纪时，袭击队伍常达到上百条船、数千人的规模。

不过，重资产化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单调的，存在多次起伏：青铜取代石器抬高了资产分量，铁器取代青铜则逆转了该趋势，因为铁分布广泛且无需添加较为稀少的锡，二轮战车带来了另一轮投资浪潮，随后骑兵与复合弓再次逆转趋势；接着是骑兵的重装化和装备了强弓硬弩的步兵之间的轮替，近代早期步枪再次提高了步兵地位，但大型战舰、飞机、坦克、导弹的出现掀起了又一波重资产化……资产与人力在战争中的相对地位时有交替，社会结构也随之在贵族化和平民化之间摆动，然而当我们拉远镜头，自定居以来战争产业重资产化的长期趋势仍然清晰可辨。

对战争从事者来说，财力优势也体现在风险抵御能力上，和农业生产相比，劫掠的机会来得更随机，成败也更难预料，万一身亡家人还可能失去依靠，由富裕者出面组织，便提供了一种保险机制，平时由首领保障食宿，作战时提供武器装备，战死后还可抚恤家人，这对于那些缺少资源的穷人非常有吸引力，这一风险差异，和当代自由职业者与受薪雇员之间的差异一样。

人口压力之下，不乏被这些机会吸引的人，长子继承制下无望得到土地的幼子们、遭遇饥荒的流民、还不起债的债务人、孤儿、被仇人追杀的逃亡者、有特殊技能却无处施展者，都可能选择投奔一位武装首领，成为职业武士，或以一技之长服务于他。

战争可能是人类第一个发展出精细分工的行业，在高强度的竞争中，对立武装争相发展武器、交通、通信、战术、组织结构和情报网络，这些方面对禀赋与技能的要求十分不同，于是首领们努力将各种人才聚集在其身边—战士、工匠、厨师、伙夫、水手、马夫、学者、谋士；为保障重要物资的供应，他们和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保持良好关系，成为其主要顾客，为广泛获取情报，增长见识（当然也是为了娱乐和提高声望），他们热情接待和赞助游走于各地的说书艺人和吟游诗人。

战争的职业化和企业化导致了大量技术创新，实际上，从文明前夕到文明早期，大部分技术创新都是战争向重资产方向发展的结果，直到它们变得足够普及和廉价之后，才被用于容器和农具等和平用途；这些创新离不开有组织私人武装的崛起，试想，假如战争仍像前农业社会那样，以分散自发无组织的方式进行，战利品谁拿到归谁，那就没人会愿意在重资产型的新技术上进行高风险投资。

这些战争企业虽形态各异，但大致都与门客制相类，即由一位首领出资，召集战争所需的各种专业人员，平时由首领提供生活保障，打仗时则听从首领指挥，打赢后由首领分配战利品（或勒索到的保护费）；这样，首领与其追随者之间便建立了一种类似老板与雇员的恩主—门客关系（patronage）。

类似门客制的武装组织广泛存在于各大文明的黎明期，北欧萨迦史诗传颂的英雄，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和所谓国王（basileus）们，都是拥有众多门客的大恩主，随从或侍卫亲兵组成了其军队，相互间征战不休，争夺霸主地位；恩主经常也是某个部落的酋长，当一位大恩主通过广泛联姻而对若干部落取得压倒性优势，或通过武力征伐而迫使他们向其纳贡，为其效力，超越传统部落的政治结构——酋邦便产生了。

如历史学家阿扎尔·加特（Azar Gat）所指出，类似的演变也发生在凯尔特与日耳曼社会，在波利比乌斯（Polybius）所描绘的公元前2世纪北意大利凯尔特人社会中，已经有了拥有大批门客的显赫恩主，但此时这些大人物与其随从之间的关系仍较为平等，每日聚宴畅饮，同吃同住，分享战利品和奢侈品，早期称呼门客随从的词汇也多与“朋友”同源，大人物只是众多战士和战争首领中最富有、最成功、最声誉卓著的那些，社会结构也仍由亲属关系所主导。

然而一个多世纪后，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描绘的情况已迥然不同，门客们对恩主唯命是从，且已转变为常年作战的职业武士，最显赫恩主的私人武装扩张到上万人规模，居住在新近兴起的城镇里，恩主们俨然已成为高高在上的贵族统治阶层，早先的部落平等主义已不复存在。

战争企业的出现是社会结构进化的关键一步，在此之前，所有社会组织都是基于血缘和婚姻关系的，血缘关系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姻亲关系虽有选择余地，但也极为有限，你选择与某人结婚，就得到了一整张姻亲网络，而不可能一个个挑选姻亲；但职业武装首领为了配齐各种专业人员，就不得不突破这些限制。

当然，这一突破并非一步到位，从部落向酋邦发展的过程中，最初的武装首领原本可能就是族长，他们以宗族组织作为组建战争企业的起点，同时以招赘、过继、收养、结拜等模拟家族关系来补充族内所缺的人才，这就像有些家族企业尽可能雇用族人，实在不行再考虑外聘一样，毕竟，如何处理家族关系是他们最得心应手的，只有当他们逐渐学会如何挑选、激励和约束外聘者，才会抛弃曾经充当脚手架的宗族结构。

首领们一方面充分利用传统的宗族结构和姻亲网络，同时又大加改造；他们突出强调自己所在家系，并将其直系祖先加以神化，强加给其他支系和氏族，成为社区共同祀奉的神祇，夏威夷酋长们甚至阻止平民记诵家谱，结果平民往往只记得祖父辈是谁，希腊诸神及其谱系似乎就是武装首领们为自己编造家谱的结果：早先的首领几代之后被神化，然后新一代首领又将自己的家谱嫁接上去。

然而，尽管不乏对传统的延续，恩主门客制毕竟是一种崭新的组织，恩主们在网罗门客时，突破了宗族结构和部落边界，在选择与谁合作的问题上，亲缘关系退居其次，专业素养、忠诚勇武、个人友情成为更优先的考虑，更直接的物质报酬和利益算计取代传统互惠关系而成为主要激励来源，亲属义务则被效忠盟誓等契约性义务所取代，战友情谊代替血缘亲情，基于职位的权力代替家长和长老权威……所有这些改变，都是走向专业化所必需，类似于家族企业在去家族化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

这一转变过程从拉丁语中恩主与门客这两个词的词义演变中也可看出端倪，早先的恩主（patronus）一词源自族长（patres），到罗马王国时期这两个词又分别衍生出贵族（patricius）和元老（patres）的意思，与此同时，门客（pietas）一词则衍生为平民阶层（plebeian）；实际上，罗马门客制的遗迹一直延续到帝国时期，并转变为法律和政治上的庇护关系，而门客以养子名义被并入恩主氏族的做法也在贵族中长期流行，许多皇帝都是以养子身份继承帝位的。

自由挑选的专业团队、集中式控制、收益内部化，这些组织模式上的改变，使得社会结构的进化进入了一个主动建构的阶段，新结构不再仅仅通过自发协调而产生，权势人物开始主动创建组织，实施集中式控制，这一转变类似于管理学家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所指出的现代规模化企业取代传统个体商人的过程，企业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局部代替市场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协调供应链，这些武装首领算得上是第一批钱德勒式企业家。

武装组织最初是为了对外发动劫掠，获取战利品，可一旦建立，便成为一股改变社会政治结构的力量；那些频遭劫掠却无力自保的群体，可能会向劫掠者定期缴纳贡赋以换取安宁，或者向其他同类组织纳贡以寻求庇护；同时，存在此类组织的群体，会因其对外劫掠行动而惹来报复，而报复通常会无差别地落在整个群体头上，这样，即便那些并未依附于武装首领的社会成员，也不得不与之建立关系，要么约束其行动，要么寻求其庇护。

此时事情可能朝两个方向发展：假如部落长老们的影响力足够强大，便可将这些武装组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建立起某种像罗马那样的军事民主；相反，假如武装首领更强大，便可能篡夺原本由长老会议所拥有的部落政治权力而成为专制君主，全面接管部落的公共事务，而其门客就成了他的统治团队。

和现代公司一样，战争企业有着自己的治理结构，因而摆脱了传统部落对血缘关系和文化同质性的要求，这让它能够跨越传统文化边界而建立大型的政治实体，在纳贡关系中，霸主无须处理太多地方事务，被武力捏合到一起的各地方小社会（即原先的部落）之间无需共同的语言、习俗和社会规范，霸主也无须将自己的这些东西强加给它们，唯一需要的是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这就大大提升了政治实体的扩张潜力。

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政治结构若能长期稳定存在，反过来会创造出新的文化同质性；首领所居住的城镇将因其旺盛的消费能力而发展为文化中心，那里形成的相对高雅的文化将通过婚姻和各成员部落留在那里作为人质的贵族子弟渗透进地方，随着首领权力的巩固，他会指派代理人进入地方社区干预当地事务，由此形成一个层级化的官僚系统，该系统所提供的晋升机会又将吸引各地野心勃勃的青年……

这一过程也孕育了一种新的伦理，它更为个人主义，更看重个人美德和个体间的忠诚，更少宗族主义和部落主义色彩，这些改变在历史进程中造成不可逆的转折，凡经历过这一阶段的社会，此后即便国家崩溃、社会失序，也不会再退回到部落状态，因为维系部落的那些文化元素已不复存在：从罗马废墟中成长起来的，是日耳曼封建制，汉帝国崩溃之后，士族门阀收纳部曲荫客拥兵自保，分食唐帝国腐尸的，则是更少传统色彩的军阀。 c9F5cQXfndgyhj+wA9FZ9JWKFf4cPIuUaSh98ARIbQJMa0mLA1xxVuRPKoX5ojf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