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在第二篇里描述的，由人口压力提升所带来的资源退化前景，迫使人们将原先处于无主公地状态的自然环境和动植物种群圈占为私属领地和畜群，进而（在有些社会）转变成私人财产，同时社会也完成了定居化，而定居带来的固定相邻关系为持久可靠的合作与联盟创造了条件，加上父权、宗族和通婚联盟等组织元素的发展，使得众多相邻小群体能够结成一个较大规模的社会。

然而所有这些改变，都不会消除最初推动它们的基本力量—人口压力，如果社会找不到解决人口压力的出路，它迟早会因内部冲突激化而解体，当大批年轻人分不到土地或畜群，或土地越分越小难以再养活一家人时，当他们因没有财产而无望娶妻成家时，就会成为一股破坏性力量；极端父权让问题变得更严重，老人们牢牢霸占着财产和性资源不肯放手，让年轻人更加绝望。

一种可能出路是对年轻人施以高压，削弱其战斗力，甚至推迟其性发育（如果有办法的话），或干脆将其中大部分阉割了，这样他们就失去了追逐个体利益的动机，可以无私的服务于家族或群体的利益，果真朝这方向发展的话，人类社会就会变得像真社会性昆虫巢群那样团结一致了。

但这不是条好出路，因为人类的群体间战争太激烈，每个社会都需要好战士；实际上人们找到的出路是：对年轻人因资源（生存资源和性资源）匮乏而造成的不满与躁动加以约束和强化，并将其引向外部，原本会危及群体内部和谐的资源竞争压力，若能得到控制和驾驭，反而变成了群体的战争优势。

产生如此效果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盛行于非洲部落社会的年龄组（age set），它是这样一种制度：所有男性按年龄和资质被分入依次相继的五六个组别，这些组大致可归为四个阶段：未成年、战士、长老、隐退者，其中战士和长老还常分为新晋和资深两组；各组在发型、服饰、文身、彩绘等身体装饰上有着显著区分，在社会分工中承担不同任务，有着各自的社会地位和相应的义务，遵循不同的社会规范。

每隔若干年（短则六七年，长则十几年），当长老们决定晋升一批新战士时，符合条件者便在经历一系列仪式和品质考验之后，升入上一组；对于个人，最关键的两次晋升是经由成年礼而成为战士，以及从战士晋升为长老，前者意味着被共同体接纳为有用一员，而后者往往与结婚成家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并在公共事务决策中拥有发言权。

非洲成年礼的核心是割礼，其过程极为痛苦，远不像现代医学条件下的包皮环切术那么轻松，接受割礼的男孩，不仅不许挣扎、呻吟、眨眼、扭头，还要长时间忍受众人刻意营造的恐怖气氛：（据一部自传的描述）在仪式临近前几天，前辈们就不断渲染割礼有多痛苦难熬，施礼当天早晨，男孩被一桶冰水浇头；接着，父辈谆谆教诲割礼有多重要，母亲手执棍子随时准备在他表现出怯懦时给予痛打，兄弟们以几近辱骂呵斥的口吻大声质疑他能否经受住考验，姐妹们则在一旁紧张地走来走去，担心着兄弟的怯懦会影响自己未来嫁个好丈夫；割礼所留下的伤疤，往往要过三四个月才完全愈合。

也有些成年礼不是割礼，但同样痛苦，比如南苏丹努尔人（Nuer）的额部切割：顺着抬头纹的路线，从左耳到右耳，切出六道深入额骨的切口，切口之深，从挖掘出的遗骸头骨上都能看到。

从非亚语系的奥罗莫人（Oromo），到尼罗—撒哈拉语系的马赛人（Maasai），到尼日尔—刚果语系的祖鲁人（Zulu），年龄组制度的传播横跨非洲三大语系，如此广泛的流行，表明它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工具大概颇有成效，才会被众多民族所效仿；它在畜牧和农牧混业社会尤为盛行，可能是因为牧场的边界比耕地更不稳定，更容易随时受侵占，畜群也容易被偷盗和抢夺，所以这些社会有着更为频繁的小规模冲突；相比之下，要夺取一块耕地则必须发动一场全面战争，而不是一伙年轻人持续不断地小打小闹。

年龄组在实践中有很多变化，最重要的区别是对各组成员所施加的约束，强弱十分不同，处于光谱最弱一端的是努尔人，他们的年龄组最松散，大致是一种区分尊卑和声望的标志，功能上有点像军衔，其约束力限于社交和仪式性场合，比如节庆宴会上某人该坐在什么位置，或者两个陌生人相遇时，是该平等相待还是尊卑有别，它带给群体的组织功能也是最弱的。

肯尼亚的马赛人则处于光谱另一端，男孩一旦晋升为战士，便离开所在家庭，和同组兄弟集中居住在村外的专属营地里，并开始接受资深战士的训练，担负起保卫社区的责任，包括巡视领地边界、寻找新牧场（特别是在旱季来临之前）、击退盗牛团伙、对外发动盗牛突袭、猎杀领地内危及牲畜的食肉动物（主要是狮子—有人因此误以为猎杀狮子是成年礼的一部分，其实那只是新晋战士迅速建立声望的多种方法之一），等等。

年龄组对马赛男性施加的最重要约束是：战士不可以结婚，也被禁止与任何已接受割礼的女孩交往，只有在晋升为长老之后，才能回到原先的家族，并娶妻成家；由于两次新战士招募之间通常相隔15年，而接受成年礼的年龄下限大约14岁，所以，晋升长老时至少已经29岁，运气差的话（比如13岁时刚好错过一次招募）已接近45岁。

这显然是一种严酷的老人统治，通过禁止年轻男性结婚，并赋予其最危险的任务，老人们降低了自己面临的资源竞争（包括性资源）；与普通的家长制和宗族老人政治不同的是，通过强化同龄合作，长老组将家长权威集体化了，因而可以更有效地压制年轻人的反抗，而同龄合作的强化，恰恰又得益于同组长老早年在战士组中长达十五年的共同居住和集体行动经历。

长期合作所建立的兄弟情谊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同组伙伴（age mate）被认为应该分享任何东西，甚至是妻子，当伙伴来访时，主人会在晚上让出他的茅屋，让妻子和来访者自己决定是否一起过夜。

可是长老们如何压制晚辈的反抗呢？要知道，刚刚经历了成年礼的新战士，大多处于好斗而危险的青春期，正是制造骚乱和挑战权威最积极的叛逆阶段，青春期躁动带来的高犯罪率也是每个现代社会面临的一大麻烦，在所有社会中，15—19岁总是暴力犯罪率最高的年龄段，而且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

青春期躁动并非由性发育所附带的有害副产品，它有着明显的适应性功能，暴涨的雄性激素只是执行这些心理功能的媒介。首先，群体内年轻人以一种（相对于真实战争）低烈度的、代价较小的对抗，来展现各自实力与个性，排出啄序，最终取得内部和谐而成为具有一致行动能力的战斗团队，同时也完成了对立阵营的划分；然后，在组建成形的团队内激发集体主义热情和对敌对阵营的仇恨，从而驱动真正的战争行动。

在一个存在地位分化的群体中，青春期的少年需要为自己在即将进入的社会竞技场中争得一个有利位置，在努力拼争过之前，一切可能性都是开放的，即便在那些社会阶层因继承权和阶层内婚倾向而高度固化的社会，每个阶层内部也有着一个个小阶梯，而躁动正是地位拼争的表现，它经常以各种分组对抗和模拟战争游戏的方式进行；在此过程中，谁将成为领袖，谁更适合做追随者，便自然有了结果，当然也有一些会成为独狼，但在大型社会所支撑的精细分工出现之前，留给独狼的生态位并不多。

地位拼争引发的躁动就像把一群陌生母鸡刚刚放到一起时所引发的频繁啄击一样，等到啄序确立下来，就相安无事了；正因此，在那些高度平等主义、缺乏地位分化的小型狩猎采集社会，比如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San）游团中，躁动表现要轻微得多，因为既然没有明显地位差别，也就没啥好争的。

青春期躁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叛逆。有不少人以为，这种叛逆是出于个体独立和个性发展的需要，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恰好相反，躁动中的年轻人最缺乏个性，最集体主义，最喜欢跟风和盲从，对自己所追随的明星权威也最为俯首帖耳、亦步亦趋（不过被追随的明星当然很乐意告诉粉丝：你们是在追求个性与独立）；叛逆只是一种摆脱由家庭出身所给定的等级结构的努力，针对的是家长权威，通过叛逆，他们为自己找到新权威，在新的等级结构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完成社会关系的重组。

实际上，躁动青年的集体主义和跟风盲从正是实现躁动之适应性功能的关键所在；尽管人类有了许多社会性，但和蚂蚁蜜蜂相比，基本上还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动物，这一点在其他方面不是问题，可是在战争中却是致命缺陷，面对死亡，所有在其他合作关系中起作用的激励因素都可能失效；如何防止团队成员临阵脱逃，或自私地把危险留给战友，让他们不惧死亡，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这问题在个人主义前提下几乎不可能解决。

但我们祖先似乎找到了办法，或许是经由群选择，人类发展出了一套专门用于战争的心理机制，当它被激活时—或用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话说，当头脑中的蜂巢开关（hive switch）被打开时，人们会突然进入一种集体狂热状态，变得无私、忘我、积极、团结、不怕死—这些正是躁动青年在集体活动场合（比如演唱会和足球场上）的典型表现，也正是战场上所需要的状态。

上述机制将服务于青春躁动的第二项功能：争夺资源；当所有关键生存资源—土地和畜群—都已被瓜分占有时，年轻人在成家之前必须为自己准备一份产业，如果无法从长辈那里分得—在强父权、有产者多妻多育的条件下，这一希望十分渺茫，就只能自己去拼得一份：抢夺牲畜，为牲畜争抢牧场，若实在凑不齐彩礼，连配偶也要靠抢，此时，在躁动第一阶段中结成的战斗团队就派上了用场。

在东非畜牧社会，盗牛突袭（cattle raiding）极为盛行，年轻人的第一群牲畜大多是靠发动突袭抢来的；一个著名例子是肯尼亚的卡伦津人（Kalenjins），他们是全世界最优秀的长跑民族，在过去三十多年中，这个只有四百多万人口的民族赢得了全部世界级长跑比赛中大约40%的奖项；并非巧合的是，他们曾经也是东非最杰出的盗牛者，为了寻找突袭目标，常常连续奔走一百多英里，一旦得手，又要赶着牲畜快速逃离。

对于长老们，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控制驾驭这股由资源竞争压力推动的躁动力量，以免危及自身权威，并破坏群体和谐，毕竟，晚辈的困境部分是他们强化父权的结果；年龄组和成年礼便是被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一系列精心安排的震慑性仪式，让年轻人从切肤之痛中感受到长老们所代表的共同体传统与秩序的威严，认清自己在啄序中的位置，以及未来向上爬升的出路所在。

类似成人礼的机制普遍存在于各种需要人为排定啄序的组织机构中，大学里老生仪式性欺负新生，军队中老兵考验新兵，秘密会社的残酷入会仪式，监狱里对新来囚犯的凌虐，往往都是极具羞辱性和虐待性的，排定啄序的用意昭然若揭；极度夸张的闹洞房习俗，或许也是出于类似心理，因为结婚和成年一样，也是社会地位的一次重大晋升。

年龄组制度的妙处在于，它同时解决了这些社会面临的几大组织问题：

1.通过深化年龄段之间的垂直不平等，得以在维持个体间和家族支系间平等的条件下，控制当权集团的规模—这意味着同等规模的当权集团能够管理更大型的社会；

2.通过细分年龄组，并在各组间实行社会分工，从而将每类公共事务上所需要的紧密合作圈子的规模限制在邓巴数之下；

3.通过另辟战士营地并建立军事化集体生活，将战士组升级成了真正的战争团队，为其成员日后成为当权长老时继续保持紧密合作创造了条件；

4.通过强化辈分等级和长老权威，将冲突压力引向外部，由于晚辈在家长去世前无望分到大额家产，不得不在群体外部寻找机会，积极发动袭击，特别是盗牛袭击；

5.让年轻组别承担主要战争任务，使得死亡率分布向低年龄段偏移，从而降低每个晋升环节的竞争压力。

基于这些组织优势，许多非洲畜牧和农牧混业社会建立起了部落和部落联盟一级的政治结构，人数可达数千和数万人，若辅以选举制从而组建更高层次联盟，更可达到数十上百万人的规模。

奥罗莫人于16至19世纪间在埃塞俄比亚建立的嘎达（Gadaa）体制或许展示了它的极限能力，这是个三级共同体，其最高层酋长会议鲁巴（luba）由各支系选举产生，任期八年—也就是奥罗莫年龄组的间隔年数，在较低层次上，资深长老组直接实施集体统治；有意思的是，奥罗莫人每过八年招募新战士组时，都要发动一场对外战争，此类战争还专门有个名字叫butta，从1522年到1618年共发动了12场butta，正是这一点最好地揭示了这项制度的功能所在。

年龄组所带来的战斗力，从祖鲁王国的崛起中也可窥见一斑，祖鲁军队的基本作战单位因皮（Impi）的前身便是战士组，受所在部落长老和酋长的支配，服务于部落利益；后来，得益于其前辈丁吉斯瓦约（Dingiswayo）在数十个部落组成的联盟中所建立的霸权，祖鲁王国的创建者沙卡（Shaka）在持续不断的征战中逐渐强化了对这些战士组的控制，最终通过打散部落编制而消除了其部落身份，成为直接服务于祖鲁国王的国家军队。

作为一种军事组织，年龄组的痕迹甚至在罗马军团中也可看到，早期罗马军团的步兵基本作战单位是一个四排阵列，每排由一个120人小队构成20×6的小矩阵，这四排由前至后分别由少年兵（velites）、青年兵（hastati）、壮年兵（principie）和老兵（triarii）组成；如此排阵的结果，无疑也是越年轻的士兵死亡率越高（少年兵或许是例外，他们虽然冲在最前面，但以投掷标枪为主，并不近身接战）。

或许并非巧合的是，罗马（至少在早期）也是实行民主选举的平等社会，而且，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晚期，古拉丁人仍以畜牧为主业，以季节性移牧（transhumance）方式过着半定居生活。 Wb/SPE2aeUvbmmTD4evtgXrFGrmEkVf5U5G5819eC0mM24GBkxU1wITYCxRNyL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