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社会似乎伴随着定居生活而出现，并且随着定居文明的成长而不断扩大；大约一万年前，文明的黎明时分，在文明摇篮新月沃地诞生了第一批有着永久性建筑的城市，据认为是史上最古老城市的杰里科（Jericho），拥有一两千居民；从大约六千年前开始，另一个文明摇篮乌克兰出现了一批拥有一万多居民的更大城市，其中包括印欧人祖先所建立的塔连基（Talianki）。

稍晚一些，青铜时代的苏美尔人在两河地区建立的一系列城邦，人口更达到了四五万；到铁器时代，出现了新巴比伦这样人口过十万的大城市，随后数百年，欧亚多个文明中心进入了被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称为“轴心时代”的繁荣期，地中海世界、印度和中国都涌现了一批和巴比伦规模相当的城市。

城市的下一轮扩张伴随着大型帝国的崛起，从迦太基、亚历山大到罗马，这些都市的规模与繁华背后，是整个帝国的辽阔疆域和无上权力，而作为首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罗马的规模为此后所有古代城市设定了上限（罗马的后继者，比如长安、巴格达和杭州，规模可能略大于罗马，但差距不明显），直到工业革命之后，这一上限才被伦敦所超越。

不仅是城邦和帝国都城，文明秩序所及之处，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每个罗马军团驻地都发展为城市，原先出于安全需要而修建的设防据点逐渐吸引工商业者而发展为市镇；那么，是何种力量在推动社会规模—无论是政治实体还是聚居社区—不断扩大？考虑到这一扩张趋势普遍存在于各大洲大致相互隔绝的文明中心，它显然不是偶然的；定居生活究竟带来了什么新情况，使得社会大型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答案或许是战争。

大约三四万年前，就在末次冰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之前，人类经历了一次文化大跃进，在器具制作、材料运用、身体装饰、艺术、葬仪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弓箭与刀具等武器技术的改良，以及上述符号化行为所揭示的认知能力和社会结构上的发展，让现代智人从此成为毫无疑问的顶级捕食者。此后，每当他们进入一块新大陆，便有整属整科的大型动物被捕食殆尽。

捕食优势导致了人口的迅猛增长，这一点从智人征服美洲的过程便可见一斑，人类大约在一万五千年前进入美洲，两三千年后就已遍及整个大陆；如此迅猛的增长很快会提升人口压力，加剧同类间的资源竞争。换句话说，在成为顶级捕食者之后，人类在生存竞争中的主要对手只剩下其他人类了。

当猎物日渐稀少，竞争者却越来越多时，狩猎活动发生了一些改变：通过漫游找到猎物的希望变得更渺茫，守卫领地变得更重要，持续跟随守护一群猎物，阻止其他捕食者（主要是其他人类）染指，在取食的同时尽量维持其种群规模，日益成为更有利的策略，特别是对那些成群活动，且习性上容易被赶拢和围守的食草动物。

采集活动也经历了类似变化：随着人口增长，每群采集者在其漫游范围内能够采集到的食物减少了，而且过度采集会破坏生态系统的持续生产能力；于是，专注于守护一片采集领地，阻止其他取食者（比如人类或鸟类）进入，清除与采集对象竞争空间和营养的其他植物，这样的策略变得更有利了。

这些做法最终导致了向定居农业和畜牧业的转变，也可以说是一个私有化过程，当竞争过于激烈导致资源退化时，只有将土地和动植物种群变成各群体的专属领地，才能避免公地悲剧，让群体持续依靠这些资源生存下去。

就我们的主题而言，重要的是，领地化和定居化改变了群体间战争的动机和形态，前定居社会虽然也充斥着个体间的暴力冲突和有组织的群体间攻击行动（即战争），而且按冲突频率和死亡率算，其暴力程度远远超出后来的文明社会，大约1/5到1/3的男性死于暴力，但那时战争的主要动机是抢夺女性和削弱或消除资源竞争者，这些战争打赢了固然好处不小，但至少在短期，不打或逃跑也并非没有活路；所以那时战争也多以夜间偷袭、路边伏击、随机遭遇等较为即兴和机会主义的形态发生，很少有阵地对抗战，局面不利时，人们对逃跑也毫无羞耻感。

但定居者就不同了，在一个人们赖以为生的土地一块块都被据为专属领地的世界，那些还没有领地的群体—因人口增长而从一个定居群体中分裂出来的群体，或因环境变动资源退化而寻求出路的狩猎采集群体，或战争失败被赶出原有领地的群体—必须从其他群体手中夺取领地，而已经占有领地的群体则必须拼死捍卫，战争对于他们已是存亡攸关的事情，一个被迫押上了全部赌注的赌局。

定居农牧业也为战争创造了一种新的动机：掠夺财产；狩猎采集者除了随身携带的少量器物之外，没有什么值得掠夺的东西，他们的生存资料是随时获取随时消费的，但畜牧者必须维持庞大畜群才能持续获取肉奶，农耕者则必须在两季收获之间存储粮食与种子，这些存量物资对掠夺者构成了很大诱惑，而且定居化让掠夺者很容易找到他们；特别是处于定居社会周边的非定居群体，他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十分诱人的新生态位：以劫掠定居者为生；定居与非定居者在攻防优势上的不对称，使得这一生计模式变得有利可图。

这些改变让相邻的定居群体陷入这样一种局面，其中每个群体都会想：因为我有畜群和存粮，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攻击我，而我不知道攻击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动，这样一旦发生我就处于猝不及防的不利地位，为避免这种情况，我必须先下手为强，在我选择的时间地点以对我有利的方式主动攻击；况且，就算对方没有恶意，他也会这么揣摩我的想法，结论自然也是主动发起攻击，所以无论如何，首先攻击总是正确的选择。

这一逻辑就是博弈理论中的所谓霍布斯陷阱（Hobbesian trap），它揭示了，即便从一个双方都毫无恶意、并不想攻击对方的逻辑起点开始，也会经过理性推导而得出主动发起攻击的结论，于是战争不可避免；这说明，只要存在引发不安全感的客观条件，战争无须由预先存在的恶意推动，就会自动爆发；所以很明显，任何提升不安全感的因素—收获季的临近、自然灾害造成的减产预期、一方或双方的人口增长、新武器的引入、一方增加军备或与第三方结盟，等等—都会强化上述逻辑，并加速战争爆发。

而与此同时，定居者在防御上却变得尤为被动和脆弱，定居特性让攻击者可以充分寻找其防御薄弱点，从容选择攻击时机，而生产的固定周期节奏也很容易暴露其弱点：农忙时节无暇他顾，收获后库存充裕；攻击者若战况不利可以随时撤离，防御者却不能逃跑，对方逃跑时也不敢远追。

正是上述安全困境，为定居社会的大型化提供了强大推力，因为首先定居者需要扩大群体规模以取得人数上的优势，其次，只有足够大的群体规模才负担得起昂贵的防御设施，也才能供养专职警卫或通过轮换机制实现连续警戒；主要的防御手段是密集居住并建造围墙、壕沟、瞭望塔、警报锣鼓等工事；由于防御工事通常沿边界呈线状分布，长度增加一倍，包围的面积增加三倍，所以定居点规模越大，分摊到单位面积上的工事成本越低。

从考古记录可以看出，早期农业定居点都是设防的；杰里科遗址围有一道六百米长的石墙，墙外挖了壕沟；乌克兰发现的几个五六千年前的万人大城，包括涅伯利夫卡（Nebelivka）、多布罗沃迪（Dobrovody）和之前提到的塔连基，都是设防城市；新几内亚高地巴布亚人的村庄规模很小，负担不起围墙壕沟，但他们会在村边高树上搭建瞭望塔，由族人轮流值守。

多见于黎凡特的一种村落结构，比如安纳托利亚的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由一群砖石房屋相互紧贴组成一个蜂窝状结构，没有侧面的门窗，也没有街道，只能靠梯子由天窗出入；门窗狭小也是上古农村住宅的普遍特征，吕宋山区伊富高人的房门狭小到必须侧身才能出入；新月沃地还有许多村落是在山壁上凿出来的。

科罗拉多著名的印第安农业村寨梅萨维德（Mesa Verde），修建在一整块巨大石崖下面，这块向外伸出的巨石像一个罩子，保护了村庄的三个方向；在西北欧，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都坐落于湖泊或沼泽中间，通过可开关的桥廊与外界相通；在没有山崖、河湾、江心洲等有利地势可依凭的地方，城墙与壕沟便是标准配置。

实际上，设防城镇并非像过去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文明较成熟、政治结构较发达之后才出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定居农业，非如此他们就无法生存下来，这一点，我们从相当晚近的历史中仍可看出端倪；在农业帝国的广阔疆域中，越是靠近农耕拓殖前线，因而面临越多来自原住民的威胁，也越难指望国家力量保护的群体，就越倾向于紧密聚居并严密设防。

比如汉族农民的拓殖前锋客家人，建造了极重防御的大型围楼，还有带围墙壕沟的棋盘式致密村寨（所谓九井十八巷），有些还在四角设有碉堡；相反，在帝国核心腹地江南，农村民居是高度分散的，通常十几户人家沿河道散列成一长串，房屋的封闭性也很弱，毫无防御能力；所以讽刺的是，山水派文人所描绘的那种三两农家零星散布，鸡犬相闻、炊烟相望而互不相扰的安宁和谐场面，只有在帝国权力的卵翼之下才见得到。

虽然定居化在安全上造成了许多困难，但也有个好处：它为相邻群体之间的合作与结盟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因为固定不变的相邻关系会为双方带来“交往将无限期持续下去”的预期，而这一预期正是达成合作的重要条件；相比之下，相邻关系变动不居的游动性群体（无论是游猎、游耕还是游牧）之间则很难建立牢固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有个例子很好演示了这一原理，在一战的西线战场，当战争进入僵持状态时，前沿阵地上长期对峙的双方士兵之间，逐渐达成了一种默契：每天只在固定时间例行公事式地向对方射击，其余时间可以大胆走出战壕；在协约国军方高层察觉这一情况后，为打破这种默契，迫使前线军队积极行动，采取的措施是定期调防，以避免形成长久交往预期。

当然，只要人口压力仍然存在，战争动机和不安全感就不会消除，但同时，特别是因为防御负担的过于沉重，每个群体也会尽力避免与所有相邻群体处于敌对状态，因而会尝试与某些群体结盟，去共同对付其余群体，而固定相邻关系使这种结盟成为可能；一些群体的结盟活动会引发连锁反应，迫使其他群体也寻找盟友，于是，定居化使得所有群体对所有群体的霍布斯式混战，变成了对立联盟之间泾渭分明的对抗。

定居群体间的联盟为社会大型化开启了一条路径，人们迫切地寻找让联盟变得更牢固的组织方式和文化工具，努力平息内部冲突，寻找和建立共同利益，强化对联盟的情感与忠诚，渲染对共同敌人的恐惧与仇恨；而连绵不绝的战争则为组织效能提供了选择压力，那些在这方面取得突破的联盟得以生存壮大，他们的做法被效仿。

这一局面也造就了全新的战争形态，以往流行的机会主义的袭扰战逐渐丧失了价值，因为一次攻击若不能给对方以致命打击，虽然可能占到一点便宜，却会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因为攻击会将对方的联盟迅速动员起来，而自己的盟友则可能责怪他不和他们商量贸然开战，把他们拖进毫无准备的战争，并以此为由拒绝提供援助。

于是战争变成了一件更加严肃而专门的事情，需要精心协调和正式决定，平时要保持谨慎克制，避免轻率的挑衅和袭扰，或因琐碎原因而挑起冲突；而一旦决定开战，则必须得出一个决定性的结果，即便战况不利也不能逃跑，因为定居者无处可逃，反击或报复者总是能找到你，如果抛弃盟友自己逃跑，后果就更严重。

这些要求进而塑造了有关战争的全新伦理标准，对庄重克制和战斗纪律的赞美，对战友与盟友的忠诚，决战至死的勇气，对逃跑的羞耻感—这些在高度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游团中往往被视为不可思议的愚蠢之举而备受嘲笑。

战争在人类进化历程中的核心地位，从人们对战争的反应中也可窥见一斑；战争爆发会急剧改变一国民众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其中许多改变是非常积极的，抑郁症减少、自杀率降低、犯罪率降低、慈善捐款和志愿活动增加、对待本国或本民族的陌生人更友好、表现出更多合作性和关心帮助他人的意愿，等等。

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研究了20世纪美国人公共事务参与率的变动趋势，发现出生于大萧条至二战期间的那代人社会参与热情最高，在公益慈善活动、社区公共事务、积极维护与邻居的关系、去教堂、参加投票、给报社电台写信、组织社团等几乎所有方面，参与率都大幅超出60年代以后出生的那代人，而且他们的参与热情一直保持到晚年；战争似乎打开了人类头脑中的蜂巢开关（hive switch），让共同体情感大爆发。

自从人类成为顶级捕食者，便所向披靡，而且多才多艺，无境不入，无所不吃，于是同类竞争者成为人类在生存竞技场上需要对付的头号对手，由此战争便超出其他因素而成为推动文化与社会结构进化的首要选择压力；但仅有选择压力不够，还需要让选择压力作用于其上的文化与组织创新，社会进化才会发生，在接下去几篇中，我将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创新加以讨论。 x+ADkQdtAoH4LDWS5U7W9bgvweasRnLUkpeIvOtzcXY8i+Udb526AHbJADKZdW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