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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驴友们再怎么写，也不可能写出比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还有名的游记，除非你第一个上火星，而且惊遇火星人。虽然这篇游记有夸大的成分，还有人说他根本没来过中国，但其中对中国的繁荣富裕的描绘，仍让当时“一穷二白”的欧洲人艳羡了几个世纪。直到18世纪，欧洲人还倾向于将中国视为最先进发达的国家，当时用上中国的瓷器，就像今天很多中国人用日本电饭煲、德国炒菜锅那样觉得有档次。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中，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水准是领先欧洲的。欧洲确实远非像今天这样兼具颜值和气质：土地不算肥沃，物产不算丰富，科技也远谈不上惊艳；想买些外国货，可自己既缺少能与对方互通有无的产品，兜里还缺黄金白银之类的硬通货。与阿拉伯世界和印度比，欧洲人在这一千多年的多数时间里也差一大截。但是，寒酸未必尽是坏事。欧洲没有像中国那样多次遭到严重的外族入侵，这多少也与偏穷有关，正如打劫的往往要打量一下待打劫的对象，看看值不值得出手。
但与此同时，欧洲显然在超越中国。到了19世纪，这种超越已经实现，而且中国被抛得越来越远。中国不再是羡慕和夸奖的对象，而是鄙视和欺凌的对象，是中国人在抬头看西方，到今天这个脖子还没完全放松下来。总之，欧洲崛起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虽然不在欧洲，但也是欧洲人的种，是欧洲海外扩张的产物，因此这些国家的出现和发达也可视为欧洲崛起的一部分。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欧洲或西方的崛起堪称最大事件。第一，欧洲的崛起是全球性的，欧洲人的势力和影响扩散到世界上的所有重要角落。第二，欧洲的崛起导致了西方文明的强力输出，导致了西方全球霸权或主导权的建立。第三，今天仍是西方握有主导权的时代，仍是欧洲崛起的强大影响远未退出全球舞台的时代。这个时代啥时结束？现在还不好说。
欧洲为何能够崛起？原因很多，这里就从与战争相关的角度谈谈。这里的欧洲主要指欧洲“核心区”，即今天的中西欧，这一直是欧洲最发达地区。
与中国相比，欧洲的一大不同是：它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有好多个国家，不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到今天，欧洲也不是大一统的。但在很多学者看来，欧洲的分裂更多地是推动而非阻碍了欧洲的崛起。比如，两部论及了欧洲崛起的经典著作，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 ），都认可了欧洲分裂的积极性；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则强调环境和地理对亚欧文明尤其欧洲文明崛起的根本意义，包括对欧洲的政治分裂和竞争的促进。
关于政治分裂对欧洲崛起的作用，下面主要说三点。
在认同上述观点的人看来，在16—18世纪，欧洲就已经呈现明显崛起势头，而欧洲的分裂对此有重大作用。在中世纪的多数时间中，欧洲虽然也有不少国家，但国家内部流行的是“封建制”，即君主将土地分封给贵族，后者在封地内有较大自治权。在这种情况下，君主的权力其实比较有限，某些贵族的权势可能比君主还强，敢直接向后者叫板。同时，君主的权力还受到罗马教皇领导下的天主教会的制约。但是，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在改变。到16—18世纪，在欧洲的主要国家中，君主或中央政府的权力大有增强，听命于君主的官僚和军事系统也大有发展。此时的欧洲国家已经是或像是“现代国家”了。现代欧洲与中世纪欧洲的一大区别也正在于，原来一个国家内部有不少“国中之国”的状态结束了。
但是，“国中之国”少了，欧洲仍有不少“洲中之国”，仍是多国并立。而且，每个国家的内部巩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加强了，也就意味着可以将更多精力用于对外。这样，国际竞争也加强了。
在上述背景下，分裂局面推动欧洲崛起的第一个重要途径是：在该局面下，欧洲各国间有着明显的军事竞争，而这对欧洲的成长有一系列的拉动作用。
16—18世纪确实是欧洲战争频繁的时代，而且大体是越往前战争越频繁。在该时期，有欧洲重要国家参加的战争占各时段的百分比分别是：1550—1600：71%（意思是，在该时段71%的时间中，欧洲存在至少有一个重要国家参加的战争）；1600—1650：66%；1650—1700：54%；1700—1750：43%；1750—1800：29%。（Philip Hoffma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Europ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Violence .）
上述时期的战争或军事竞争对欧洲的崛起至少有如下的刺激作用：
第一，军事竞争有力地促进了欧洲军事技术的进步，这既有利于欧洲人抵御外族入侵从而维护自身安全，也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工具。
欧洲人后来将亚非拉很多地区变成其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包括逼迫中国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常说，他们靠的是“坚船利炮”，而所谓的坚船利炮就是在欧洲内部的战争大熔炉中锻造出的。比如，在16世纪，以火枪火炮的改进和使用为首要标志的“火药革命”已在欧洲普遍展开。对此，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名著《军事革命：军事革新与西方的崛起，1500—1800》（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有很多论述。2016年出版的欧阳泰（Tonio Andrade）的新书《火药时代：中国、军事革新与世界史中西方的崛起》（ The Gunpowder Age: China,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则认为，直至18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火药武器仍在不断改进，但随后的长期和平最终制约了这种进步。
第二，军事竞争也刺激着欧洲人走向海外，去进行海外开拓。打仗要拼谁兵强马壮，更要拼谁财大气粗；没有后者，也难有前者。欧洲各国谈不上地大物博，同时，你也不能一个劲地加税，这会把老百姓逼急的。那么，从哪儿去找更多的钱？得将目光投向海外，包括投向据说钱多物丰的中国、印度和东方其他国家。这不能不说是欧洲人开拓海外的最重要动机之一。一开始，是葡萄牙人尤其西班牙人占得先机，后者将今天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运回了大量的黄金白银。与此相关，西班牙在16世纪中后期俨然是欧洲唯一一个超级大国，一度同时与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土耳其人等开战。而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也纷纷扬帆起航。英国人一开始实力不够，主要是在海洋上打劫西班牙运送黄金白银的船只，从中捞取了自己海外事业的第一桶金。所以，未来那个看似堂堂正正的日不落帝国和海洋霸权国家，其实也是从“海上黑帮”起步的，“黑帮”老大就是著名的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女王。
第三，军事竞争带来的对军事物资和军事技术的需求，也能拉动欧洲相关产业比如采矿业、冶金业、铸造业、造船业等的发展，推动欧洲科技水平的提高。这点更容易理解了，在现当代，军事需要仍是产业和科技进步的强大推力。比如，有人说，二战催生的最重要技术突破有四项：原子能的应用、喷气式飞机的出现、雷达的应用、电子计算机的出现。
第四，军事竞争也会推动欧洲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的创新。
说的较多的一点是，军事竞争促使欧洲国家不断强化政府在国内自上而下的权威，以便更好地汲取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但制度创新远不限于此。比如，战争暴力也刺激了一些有利于保护工商业的做法，比如欧洲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就与战争密切相关。
再比如，拿英国来说，有两点尤其值得强调。
1.军事竞争促进了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的建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简单讲就是君主的权力受议会强力制约，议会才是国家的政治重心和权力中枢。偏处一隅的英国之所以到19世纪发展成为世上最繁荣的国家和日不落帝国，君主立宪制被认为不可或缺，因为它避免国家的权力被专制君主滥用，保证国家的政策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想把生意做大做强的有产者阶层的呼声。
君主立宪制为何会在英国建立？与战争密切相关，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可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说起。当时英国已是新教国家，也已经有议会，但议会权力还不算强，而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被怀疑想搞专制和复辟天主教，于是英国人心慌了。情急之下，他们邀请荷兰的领导人威廉（William）出兵相助。威廉是詹姆斯的外甥兼女婿，他的太太是他的表妹、詹姆斯的女儿玛丽（Mary）公主，这夫妻俩也都是新教徒。威廉就带着兵来到英国，把自己的舅舅兼岳丈赶跑了。那么谁来当英国国王呢？威廉自己想干，他作为皇亲国戚也不是没有资格。他想当英国国王的最大原因就是：当时路易十四（Louis XIV）统治下的法国很强大，在欧洲大陆穷兵黩武，也把靠近法国的荷兰吓得发抖，于是威廉就想：如果我是英国国王，就可以让英国与荷兰等国联手与法国干，让法国老实点。他之所以出兵英国，也是担心：如果詹姆斯复辟天主教，并遭到民众反对，他很可能会向同样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求援，而如果英法联手，荷兰等小国就更没活路了。
但是，英国人让詹姆斯二世弄得惊魂未定，对威廉是否掌了权就“变坏”也不太放心，于是提出一个条件：可以推选你当国王，但你必须同意加强议会的权威和接受议会的制约。威廉对此当然感到不快，但着眼于抗法大业，还是同意了，签订了一个体现对王权限制的著名文件即《权利法案》，这标志着君主立宪制在英国初步建立。就此而言，“光荣革命”堪称史上第一场“现代革命”。因此，英国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是以欧洲的军事竞争为深刻背景的。英国史学家迈克尔·马莱特（Michael Mullet）说得对：“詹姆斯的命运并不是在英国被决定，而是在巴黎和海牙，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上被决定的。”
2.军事竞争促进了公共信贷制度在英国的建立。所谓公共信贷，就是政府以发行债券等方式向老百姓借钱以用于“公益”。这种做法不是英国人第一个想出来的，但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并长期推行并做得较正规且风生水起的。从威廉当上国王开始，英国在一百多年中就不时地对外打仗，尤其是跟法国。但军费从哪来？光靠税收不够，于是英国人推出了公共信贷制度，而且越做越大。英国老百姓也还愿意将钱借给政府，对此，君主立宪制也扮演了关键角色：此时，议会握有大权尤其财税大权，所以，政府的大笔国债是得到议会同意和担保的，不像以前那样往往只是用国王个人的“小金库”或“私房钱”做担保，或者只是国王拍着胸脯说我肯定还。很多议员和官员自己也买国债，这也等于给国债做广告，说明国债值得买，可以放心买。这样，老百姓对国债的信心就有保证，即便利息不那么高，大家购买也比较踊跃。
公共信贷制度不仅为英国的对外战争输了好多血，让英国能在与路易十四至拿破仑的法国历代国王或皇帝的竞争中笑到最后，还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国债是可以上市交易的），让英国在18世纪经历了一场“金融革命”。这些都是英国的大发展乃至工业革命的重要铺垫。关于战争与英国财政制度的关系，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的著作《权力的肌腱：战争、金钱与英格兰国家，1688—1783》（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1688-1783 ）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分裂局面推动欧洲崛起的第二个路径是，多国并立有利于为工商业者提供相对自由和安全的生存空间。
由于欧洲是多国并立，每一国的面积都不算特别大，绝非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小老百姓也就多了一份与国家强权抗衡或周旋的本钱：如果你觉得本国的环境糟糕，觉得政府的专制太过分，巧取豪夺得太厉害，觉得自家财产得不到保障，或者觉得连信教的自由都没有，你可以选择迁居他国，在国外享自由谋发展。这就叫“人挪活，树挪死”。否则，你最多只是如来掌心中的孙猴子。
一个大牌的例子就是18世纪的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他在国内屡遭当权者迫害，但可以跑到国外避祸。与此相关，他曾先后跑到英国和普鲁士。思乡心切的他后来还是回到了祖国，但仍担心遭遇不测。于是，他在靠近瑞士日内瓦的法国边境上一个叫费尔奈（Ferney）的地方买了房，如果听说上面要抓他，他立马可以越境跑到瑞士去。他就这样生活了二十来年，这是他一生中著述最多的时期，也让这个原来默默无闻的山区小镇成了欧洲的“精神首都”。
对于商人、企业家、工匠来讲，也有类似条件。比如，在16世纪，西班牙国内的宗教专制比较厉害，不少有资金、有手艺的犹太人就跑到其他国家了；16世纪末，荷兰人与西班牙一直打仗，不少有资金、有手艺的荷兰人也为躲避战祸而移民他国尤其英国；在法国，新教徒的权利也不时遭到打压，尤其在路易十四时代，于是很多有资金、有手艺的法国新教徒也跑到了荷兰和英国。所以，英国的发展其实也离不开很多外来移民的功劳，与后来的美国有点像。关于法国新教徒（通常称作“胡格诺派”，Huguenots）在英国的迁移，可参见贝尔纳·科特里（Bernard Cottret）的著作《英格兰的胡格诺教徒：移民和定居，公元1550—1700年》。
另一方面，由于民间工商业者可以进行跨国流动，这反过来又可能促使有关国家的政府不能做事太绝，不能以敲骨吸髓的方式对待前者，否则可能会把最能下蛋的鸡都逼到别人家的鸡窝里趴着去。当然，在今天，出国方便也会方便贪官和奸商外逃。
分裂局面推动欧洲崛起的第三个路径就是：欧洲在分裂局面下的竞争，无论就军事竞争还是就经济竞争而言，都是“多头竞争”，即参与竞争的不是两个而是多个国家，而“多头竞争”比“双头竞争”对欧洲的成长更具有积极作用。主要理由有二。
1.多头竞争更有利于加强竞争的活力，更有利于造就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局面，从而使欧洲的进步和力量的上升能够体现在更多领域和更多层面。
举一个例子。今天，美国还被广泛认为是最先进、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想移民美国的人仍多了去。但是，在16—17世纪，虽然欧洲人已经走向海外，但今天美国的发源地即北美东海岸在一开始并不太受欧洲人青睐。说一个重要理由：当时这个地区还没怎么被开发，既不盛产黄金也不盛产白银，作为温带地区也不盛产当时值钱的豆蔻、丁香、肉桂等香料，仍处于原始社会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也没有拿得出手的商品可以进行大宗贸易；如果要开垦土地发展种植园，则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而且，北美东海岸的北部地带在冬天也较寒冷。1620年冬天，马萨诸塞地区迎来了乘坐著名的“五月花”号船抵达该地的首批英国移民，但待冬天过去，他们在冻饿和疾病的折磨下死去了一半，可见北美开拓之初的艰苦。
所以，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作为欧洲最早进行海外开拓的国家，并未将北美作为自己最眼热的优先对象。西班牙的重点是金银丰富的拉丁美洲，葡萄牙和荷兰最看重的是盛产香料且有大量其他物产和贸易商机的东南亚。总之，他们热衷于那些来钱最快的地区。
英国人一开始也想去那些来钱最快的地方，但由于羽翼未丰，实力不足，一时还竞争不过上述几位“老大”，只好退而求其次，将几位“老大”没有特别上心的其他地区作为重点开拓对象，这里面就包括北美，印度多少也算。说得惨点，几位老大吃剩的、不太爱吃的或吃不动的，就给小弟我吧。当初谁能想到，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北美大地能孕育出一个空前强大的美国？
总之，作为欧洲多头竞争的结果，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无论是富是贫、是来钱快还是来钱慢，都有欧洲人的触角，或者欧洲人通吃。这就是多头竞争让欧洲人的全球势力不断扩大的体现之一。
2.“多头竞争”还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衰落通常不会导致竞争的终结，不会导致其他国家或所有国家的衰落；这样，即便某个国家衰落，其他国家仍可能将竞争局面和欧洲的崛起势头保持下去。
比如说，西班牙一开始很厉害，但到17世纪走下坡路了，然而荷兰正变得意气风发；到了18世纪，荷兰也走下坡路了，英国却又强势崛起。欧洲的多头竞争就像是一场田径跨栏比赛，中间或许有选手被栏绊倒，但这不妨碍其他选手继续向前冲刺，甚至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当然，欧洲内部的竞争尤其战争也会带来不少破坏，但想强调的是，在16—18世纪，欧洲的战争虽然比较频繁，但其破坏程度总体而言与中国历史上的战争相比仍相对“有限”。比如: 严格讲，极少有战争让大半个欧洲都成为战场，虽然欧洲不时发生有多国参加的战争，但这不等于战火会在这些国家的大部分领土上燃烧，战事大多是在国境地区或海上、海外进行；荷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是该时期欧洲经济和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但它们或其主要领土在该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没有成为战场所在，更没有同时成为战场所在；相对于欧洲的人口规模，战争中参战军人的数量和伤亡数总体而言仍相对有限；这与尚存的骑士精神、宗教约束、节制战争暴力的相关法规等因素有关，虽然针对平民的暴力屡见不鲜，但对平民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仍属不多见，城市较少被摧毁，很少存在大规模的杀俘行为。
还有欧美学者说，就当时的欧洲而言，战争和瘟疫会让人口“适当”减少，这有助于缓解马尔萨斯规律，让人口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配比更合理，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这就不多说了。
这里只是陈述政治分裂对欧洲的崛起可能曾有的推动。但是，分裂未必是欧洲崛起的最重要动因，并要在其他动因的配合下发挥作用（所以，当然不是有分裂就有崛起），也难言是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必要动因。换言之，如果其他条件存在，包括健康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规范能够对竞争提供有力刺激，对产权提供合理保护，发展仍可能或更可能具备足够动力。各地区、各族群基于历史传统和当代意愿而保持或促进统一或一体化，仍是积极的政治选择。而且，分裂即便曾经促进欧洲的崛起，但不等于整个欧洲能够像一个国家那样行事，欧洲各国间的分歧和竞争会牵制和削弱欧洲作为一个统一行为体而发挥全球影响，今天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