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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时代的中国有太多的“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
将它们都冠以“农民”之名未必合适，因为很多情况下其领导者或领导层都不是农民，其目标更非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而且大规模农民战争到最后往往沦为军阀混战。比如，陈胜、吴广的起义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即“秦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但在陈胜、吴广死后，主要领导人或是早先被秦国灭掉的六国的旧贵族，代表是项羽，或是土豪级新贵，比如刘邦。在秦这个共同的敌人被推翻后，原先的各支义军就马上打成一团，最后刘邦“脱颖而出”。刘邦虽然生长在乡下田间，但在发迹前可谓不务正业，司马迁也说他“好酒及色”。让他做勤劳朴实的农民兄弟的政治代言人，他不大配，但人家也没这兴趣。
但有两点是真实的。一是，这些“农民暴动”的参加者主要是贫苦农民。二是，通常是极端的天灾人祸将广大农民逼到了生死边缘，让朴实得只要有树皮吃就不会造反的他们不得不反。如果将这两者尤其后者视作“农民暴动”的首要特征，那么将中国的那些“农民战争”称为“农民暴动”，未尝不可。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至少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
一是，次数多。连小带大，应不计其数。
二是，大到能称为“农民战争”的大规模农民暴动多。不少农民战争就参加者的数量（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持续的时间（几年或十几年）、所波及地区的广阔（往往波及大半个国家）而言，都是“现象级”的。
三是，影响大，最大的影响就是好多次导致改朝换代。至少好几位大一统王朝的皇帝都是借着农民战争的东风而上位的，比如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至于曾割据一地登基坐殿的，或屁股在龙椅上没坐热就被赶跑的，就更多了。
四是，破坏力超强。直接或间接死于农民战争的人极多，有些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本就嗜杀成性（比如张献忠），中国人口在大型农民战争过后都失重式猛跌，甚至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与此相关，战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水准也会暂时大倒退。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在曹操的这首著名的《蒿里行》中，最后四句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和军阀混战造成的空前惨状。
中国最大的几次农民战争是：秦末农民战争、西汉末年农民战争（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农民战争（黄巾大起义）、隋末农民战争、唐末农民战争（黄巢起义）、元末农民战争（红巾军起义）、明末农民战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太平天国战争。哪一个不是让中国天地大翻转、乾坤大挪移？
现在欧美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但就农业时代的文明高度而言，中国人对欧洲还是有优越感的。不过，就农民暴动来讲，以前的中国也将欧洲远甩在身后，距离可不止几条街。
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士和意大利堪称当代欧洲的“核心区”，该地区在中世纪也是欧洲的“核心区”（本文说的中世纪“欧洲”主要指该地区），类似于历史上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带。根据某些统计，在公元9世纪（封建制在欧洲成形的时代）至1600年之间，即欧洲中世纪的主要时段，发生在上述欧洲“核心区”的规模较大的农民暴动是12次左右，其中属于今天英国、法国、德国范围的分别各有3次，属于今天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范围内的分别各有1次。“维基百科”有一词条“list of peasant revolts”，其中列出了包括上述暴动的世界历史上“重大”农民暴动。
更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这12次暴动中，农民武装人数过万的大概是5次左右，其中超过两万的大概最多3次，持续时间超过两年的大概也就3次；所有暴动的波及范围就上述欧洲“核心区”而言都是局部性的，有些暴动的波及范围大概就相当于今天中国的一个地级市。这些暴动几乎都谈不上对欧洲的进程有重大影响，对人口的减少总体上可忽略不计，更未导致改朝换代。比如，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农民暴动是1381年农民暴动，也按其主要领导人的姓名称作瓦特·泰勒 （Wat Tyler）暴动，但其高潮只持续了两周有余。可是，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暴动，也让英国人大写特写了好多本书。欧洲世界中唯一一次称得上“农民战争”的也就是16世纪20年代的“德国农民战争”，持续时间一年左右，农民武装大概有30万人，主要发生于今天德国的中南部地区。
但就是这种档次，在欧洲就够得上作为“出线选手”，与中国的那些“天王级”农民战争一起入选世界“重大”农民暴动行列。拿中国的乒乓球水平打比喻，上述欧洲的暴动放在中国那么多大中小农民暴动中，大体最多相当于入选省队，很可能还是当替补。
问题就来了。在中世纪，欧洲“核心区”与中国的中心地带就面积和人口而言差异并非极大，而且都是典型的前工业时代的农业社会，都容易受制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或“马尔萨斯规律”：人口的增长快于土地资源的增加和农业技术的进步，结果人均产出逐渐下降，社会危机相应地趋于加重，动荡和农民暴动也可能随之而来。既然如此，为何大规模农民战争似乎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这里主要说三个原因。
原因之一在于“老天爷”，在于中欧气候的差异。
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流域）属于典型的大陆季风气候，还不时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与此相关，中国经常发生严重的旱涝。而严重的旱灾或水灾一旦发生，其波及的往往是几个省甚至大半个国家，可能让大片地区的大量人口衣食无着，这样就可能促成波及大片地区、有大量农民卷入的大规模暴动的发生，尤其当政府的救助效能因为君主的昏聩和官僚系统的腐败而被严重削弱时。而且，在大灾之际，灾民会往周边或许还能找到一口吃的地方跑，这样在某地聚集的灾民就可能越来越多，而这就是一个潜在的大汽油桶。有部口碑不错的老电视剧叫《天下粮仓》，其中对因逃荒而聚集的“流民”带来的“民变”风险多有展现。
迄今的研究还表明，在中国历史上，旱灾比洪灾更容易发生，大旱灾比大洪灾更多。而大旱灾比大洪水更要命：首先，旱灾的波及范围通常比洪水更广；其次，洪水通常是来得猛，但去得也不慢，大旱灾的持续时间则更长，甚至可能长达数年，因此大旱造成的往往不是歉收而是绝收；再者，主要由于干燥和疏松的土壤很适合蝗虫的产卵和虫卵的孵化，旱灾还可能引发蝗灾，而漫天盖地的飞蝗对于农作物是毁灭性的，甚至让老百姓连吃草和吃树叶都是奢望，因为这些也让蝗虫们啃掉了。如今蝗虫常被说成高蛋白食物，但古代中国人会用它充饥吗？
史料和相关研究也证明，大规模灾害尤其旱灾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有重大关联，或者说前者容易成为后者的导火线。比如，中国学者陈强在2012年发表的论文《气候冲击、国家能力与华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公元25年—1911年》认为，旱灾和蝗灾与农民暴动的发生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其他天气灾害比如水灾、雪灾、霜灾和温度变化则并非如此。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贾瑞雪的同年论文《天气冲击、红薯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则指出，旱灾对于粮食价格上升的影响是水灾的三倍，旱灾比水灾更可能诱发农民暴动。关于自然灾害对中国历史以及农民暴动的影响研究，邓拓先生初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救荒史》仍是一部经典。
但与中国相比，欧洲气候灾害的严重性要低，尤其乏见摧毁力强大的大旱灾，与农民暴动的关联看似并非那么强，并限制了农民暴动烈度的升级。对于欧洲的情况，仅举如下几点。
第一，欧洲人要感谢著名的北大西洋暖流，它给欧洲带来了大量的暖湿空气，让欧洲大部分地区是温带海洋性气候。与中国相比，欧洲是冬暖夏凉，降水分布于夏季的比例也更低，这虽然并非很有利于粮食作物的种植，但欧洲旱涝灾害尤其旱灾的烈度也明显逊色。
第二，1300年前的三百年左右是欧洲一个比较温暖宜人的时期，与此相关，该时期也是中世纪欧洲的“黄金时代”，经济和人口数量在不断增长。前述的那些欧洲的“重大”农民暴动，没有一次属于该时期。
第三，从14世纪起，欧洲进入了一个较长的“小冰期”，气候趋冷；在该背景下，歉收、饥荒和农民暴动也更多出现，但该时期欧洲气候的首要毛病是低温和降水偏多。
第四，从现有的记述看，在前述的12次欧洲“重大”农民暴动中，没有一次是以旱涝灾害作为重要——更非首要——的直接原因，主要原因是在其他方面，尤其是税负的增加和农民权利的被侵犯（比如说，王室和贵族限制农民离开现在的庄园主去寻求更好待遇）。相比于气候灾害，瘟疫与欧洲农民暴动的直接关系也更强。比如，在14世纪中期开始肆虐的“黑死病”造成劳动力大量短缺，领主们为此想加强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从而损害了后者的迁移和择业自由。
原因之二在于中欧政治结构的差异。
中国自秦始的各王朝大体实行的是中央集权，拥有庞大的、要由广大农民供养的皇室群体、官僚系统和军事力量，而且在很多时间中是大一统的帝国。在中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中，欧洲“核心区”则是处于多国并存的分裂状态，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君主的权威也较有限，君主直辖的官僚—军事机器较弱小，作为君主和臣民之间政治协商机构的议会或类似机构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地方上的封建领主在自身领地内拥有较强的自治性权力，或者说“地方自治”或“封建割据”程度较高。关于中世纪欧洲的社会形态，一部巨著是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布洛赫也是一位投身于地下抵抗运动而遭纳粹占领当局杀害的爱国志士。
这种政治结构的不同也可能造就中国和欧洲的农民战争在烈度上的差异，比如：
第一，上述结构差异意味着，中国农民受剥削的程度可能更高，从而更可能造反。比如：1.虽然中国的很多农民主要是佃农，要受地主的剥削，而欧洲的大多数农民类似地也要受领主或庄园主的剥削，但中国农民受朝廷和地方官的剥削要比欧洲的阶级弟兄们更重；而且，中国的地方官由于通常是异地任职，任期一满就拍屁股走人，一旦贪欲的胃口大开，压榨起辖地内的老百姓，不免就像坚定地抱着“扶墙进、扶墙出”的信念去吃自助大餐。而中国或欧洲的地主或庄园主们对农民更可能会悠着点，毕竟，契约期限不同。他们大体和农民都是本乡本土的，要“厮守”一辈子，你一下子把农民榨干了，就等于将下蛋的鸡给宰了，往后那么多年谁给你干活、谁向你交钱纳粮？再说，大家可能是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就不担心，将人家逼到绝境，冷不防一锄头拍在你脑袋上？甚至，对权力当局施加的负担的不满会让领主、乡绅也卷入甚至领导农民暴动。2.中国不存在议会之类的机构，朝廷受到的制约较少，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也就更可能突破底线。3.以更庞大的官僚—军事机器做后盾，中国的朝廷和官员不仅更有能力、往往也更有胆量增加对农民的盘剥。
第二，上述结构差异也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一旦发生，也更容易在更广阔地域内蔓延，从而更为声势浩大。1.中国更强的中央集权意味着，朝廷的政策更容易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大面积实施，如果是恶政，大片甚至全国地域内的农民都得遭殃。2.中国在很多时间中是统一的大帝国也意味着，如果朝廷对农民有着高强度盘剥，大片地区甚至全中国的农民可能都难以幸免。这样，广大地域内的农民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如果哪个地方的农民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周边的农民也可能感同身受，纷纷跟进。于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三，上述结构差异也意味着，中国农民暴动的“觉悟”可能更强，“眼界”可能更高。
在中国，朝廷是农民的主要剥削者之一，大量税役是朝廷向农民征派，或者是贪官们打着朝廷的旗号征派的，这样，广大农民对苛捐杂税的憎恨就容易转化为对朝廷或皇帝的憎恨。这样，起义者可能不仅反地主、反县官，而且也反皇帝；甚至不反地主，只反皇帝。中国农民武装的头头往往心里都有一个“小目标”：我也得到金銮殿上坐坐。如果农民暴动是以“改朝换代”或“分土而治”为目标，敌我双方当然就得拼个你死我活了。
而欧洲呢？在中世纪大多数时间中，由于王权较弱，地方豪强势力大，对多数农民的剥削主要来自领主或庄园主。这样，欧洲的农民暴动多以领主或地方势力为首要反抗对象，或者说通常不会以国家或君主为反对或首要反对对象。正如，某个老板做人很差劲，老让员工加班，又舍不得给加班费，还想方设法扣工资，员工们即便想收拾老板，一般也不至于想把国家领导人也反掉吧？而且，领主与农民的关系往往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或个体性，这可能导致农民暴动也是如此。比如，即便两个财主都是一个村的，但天下乌鸦并非一般黑，一位可能是宅心仁厚，另一位则可能是学半夜鸡叫的周扒皮，这样这个村的农民可能只造后者的反，从而只是一次“小规模群体性事件”。
不过，到中世纪后期，欧洲的王权在上升，王室税收在增加，覆盖面也更广了，这也是欧洲“重大”农民暴动多发生在1300年后的一大原因。但即便如此，由于地方官僚系统的仍欠发达等诸多因素，“朝廷”剥削的存在感与中国还是不能比。
这样，欧洲农民暴动的诉求也就相对有限。在前述的欧洲12次农民暴动中，只有一次明确提出要废黜国王和让老百姓当家作主，即1450—1451年间由约翰和威廉·梅福德（John and William Merfold）兄弟俩在英国发起的暴动。德国农民战争看似声势最浩大，所提主张也最清晰和系统，但主要也就是要求有权选举和罢免教士、减免税赋、提高民众福利、促进司法公正和废除农奴制。
如果只是这种要求，貌似不用造反也可以谈。就农民暴动的目标而言，中国的暴动常常就等于：我本来只是租你的房子的，但现在要将你房产证上的姓名改成我，或者要一分钱不交就强占你两居室中的一居室。欧洲的暴动则基本上等于：给降点房租行不？欧洲农民暴动的有限诉求也导致暴动更容易被平息或镇压，因为统治者们可以勉强接受，或者先假意接受以麻痹对手，再挥起屠刀。
原因之三在于，中国和欧洲社会中“民间知识分子”与农民暴动的结合程度不同。
无论在历史上的中国还是欧洲，都存在着“民间知识分子”，指未融入官方体制或与官方保持距离、主要生活于基层或下层的读书人。在中国，这首先指科场失意者，以及科举制度出现前的民间文化人；基层小官吏、中小地主和商人、私塾先生、算卦先生、郎中先生、民间宗教领袖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属这类。
历史上的中国相比于欧洲，民间知识分子的数量应明显要多。这至少与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中国的民间基础教育远比欧洲人做得好。不少因素都促成了这点，比如：中国长期实行科举制，在造纸和印刷工艺上也长期领先于欧洲；中世纪的欧洲人要成为知识分子，常要先学比较难学的拉丁文，这是当时欧洲学术、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主要语言，但这样一来门槛就高了。二是，在读书人绝对数量多得多的情况下，中国官方对读书人的吸纳或“体制化”程度可能不如欧洲。比如，中国科举中最高级别的“进士”考试毕竟“招生数”有限，而且通常是几年才有一次；欧洲的天主教会也算官方的一部分，而大量的知识分子是作为教士或修士而存身于教会内。
中国不仅有着更多或多得多的民间知识分子，农民暴动也有着其广泛参与。这些人本就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多出自清贫人家，对民间疾苦多有体验和感触。他们作为读书人，不免胸藏修齐治平的理想，心怀经世济民的抱负，笃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出自元朝人高明的《琵琶记》，引自宋朝汪洙的《神童诗》），但官场的黑暗、上升通道的闭塞、科举的失意不免令其自叹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这样，他们不免愤世嫉俗，或不免有“天将降大任于己”的期待，从而不免在特定条件下走上造反之路。总之，他们如果不能成为体制内力量，就可能成为反体制力量。黄巢算是典型代表。他曾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后的他愤愤写下了著名“反诗”：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多年后，他果真带着大军杀进长安。
在中国历代农民暴动中，都不乏民间知识分子的活跃身影，比如秦末的萧何、韩信、张良、陈平、曹参、范增，东汉末年的张氏三兄弟张角、张梁、张宝，隋末的魏征、徐世勣，唐末的黄巢，元末的刘伯温、朱升、李善长，明末的李岩、牛金星、宋献策，多数人是领袖身边的左膀右臂，一些人自己就是领袖。作为文艺形象的宋江和吴用也都是民间小知识分子，一个强于服众，一个擅长谋划；一个做司令，一个做参谋长。这常被视为农民军领导层的理想“标配”。
民间知识分子的大量参与对农民暴动的贡献主要有二。
一是在“政治性”方面。
这主要指两点。首先，民间知识分子有助于提升农民军的“政治目标”。打个比方，某义军的带头大哥文化程度不高，一开始想的是当个“山大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再娶几房“女神”级的压寨夫人，好不快哉。但此时身边一个“吴用”那样的军师出来上“励志课”了：难道朝廷能轻易让您过安稳日子？难道您不想也坐坐金銮殿？难道那个位子笃定不能换人？要不，我给您举几个历史上的模范人物？陈胜、吴广两位老前辈曾教育我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再比如刘邦，凭他当初那样，在咱这大概也就配坐第九把椅子……，于是，这位带头大哥可能热血上涌，开始憧憬长安和洛阳……
其次，民间知识分子有助于提升农民军的“政治方略”。所谓方略，就是实现既定目标的战略规划。比如，在朱元璋强势崛起的前夜，其手下大谋士朱升奉上了“九字真经”：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二是在“组织性”方面。这指的是，对于农民军的军事、行政和外交方面的日常事务，知识分子的组织和管理才能派得上大用场。像指挥作战、招兵买马、筹钱备粮、宣传动员、对外谈判这些工作，如果要全都能干好，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是不行的。
但这样一来，中国的农民军也就更接近“正规军”，战斗力也更强，眼光也更高，在敌人的眼中也更可怕，敌我较量也就更可能是殊死搏斗。
欧洲农民暴动中的知识分子身影则看似明显要弱。在前述的欧洲12次农民暴动中，绝大多数暴动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农民或工匠，没有证据表明知识分子在大多数暴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虽然他们不能说置身于外，而且有时也扮演了重要作用，比如身为教士的约翰·波尔（John Ball）在英国的1381年暴动中就是如此。大概与此相关，这些暴动就上述的“政治性”和“组织性”而言令人难以恭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乌合之众的打砸抢。
声势最浩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多少是一个例外，它不仅是农民军数量最多的，也是农民军组织得相对最好的，也是唯一一个提出较明确系统的政治纲领的。这应与农民军领导层的“知识化”程度最高有关。其四位主要的领导人如下：闵采尔（Thomas Müntzer），教士和神学家；穆勒（Hans Müller von Bulgenbach），曾在国外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希普勒（Wendel Hipler），贵族；盖尔（Florian Geyer），贵族、外交官。在16世纪大发展的欧洲宗教改革还是多少提升了知识分子和地方权贵对农民暴动的卷入，以及农民暴动的政治诉求，德国农民战争就是一例。
关于历史上中国和欧洲的农民暴动在烈度上的差异，还可从其他角度给出解释，比如二者在君权神授和等级观念、地方宗族政治、主流宗教和民间宗教的影响力、政教合一程度、农业形态、军队的职业素质和兵种构成等方面的差异，这里不多说了。关于欧洲的农民暴动，法国学者Hugues Neveux的《14—17世纪的欧洲农民暴动》（ Les révoltes paysannes en Europe, XIVe—XVIIe siècle ），颇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