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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国的大军开进了齐国的首都临淄城。齐国是“战国七雄”中被秦国征服的最后一“雄”，但死得很“熊”。其他国家在亡国前好歹都曾用力抵抗过。倒数第二个倒下的燕国虽然比齐国弱得多，但也作了拼死一搏，义士荆轲还“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抱着赴死决心踏上了刺杀秦王之路，最后殒命于秦都咸阳。可齐国人呢，打都没打，就开城门降了。《史记》上说，“民莫敢格者”：齐国人中无谁敢战！
但对秦国来说，没什么比这更适合成为一统大业的圆满句号。秦的大旗终于在全中国的天空下飘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最终成形，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开始了。
韩、赵、魏、楚、燕、齐，东方的六个国家对付秦国一个，为何还让人家一个接一个地给撂倒了？想让六国抱团抗秦的苏秦曾在游说赵王时说：东方六国的领土是秦国的五倍，士兵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六国齐心协力向西进攻秦国，秦国必然被打倒。（《战国策·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
但到最后，秦国仍在矗立着，其面前倒有六具尸体。这有些怪。按照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思想的基本逻辑，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一个不用人教就自然懂的原则就是：如果一个国家想霸凌其他国家，其他国家或多数国家很可能会单独或联合去制衡前者。这是制衡逻辑与称霸逻辑之间的针尖对麦芒。很多情况下，比赛结果是称霸方轰然倒下。这在近现代欧洲很常见，最大牌的榜样就是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那么，秦国为何能笑到最后？
说得最多的是一个人名：商鞅！商鞅！商鞅！
战国时代，面临战争、生存危机和竞争压力，各国都先后进行了国内变法或改革，以尽力激发出国内的人力物力资源，去为战争服务。商鞅是秦国改革的主持人。他在魏国不受待见，来到秦国谋发展，强国心切的秦孝公重用了他，给了他无怨无悔的支持。商鞅以大刀阔斧之势在秦国掀起了改革浪潮，核心目的就是“耕”与“战”，就是通过中央集权、严刑峻法和物质激励，让老百姓在家里会拼命地去种粮食，上了战场就会拼命地去杀敌。
在这方面，商鞅的改革被认为在各国改革中是最积极、最彻底、最不讲情面的。这是事实。比如，秦国的士兵一下子成了人见人怕的虎狼之师，因为政府告诉他们，如果斩杀了敌人，以砍下的敌人脑袋为凭，就可以有爵位，可以分房子，交上的人脑袋越多，待遇就越好；如果你战死了，你的功劳也不浪费，可以由家人享用。这样，秦军士兵就成了“首级控”。打仗时，他们往往将被砍下的敌人脑袋往腰带上一挂，马上又瞪着血红的眼睛去追击逃跑的敌人，还会有几个士兵为抢一个首级而斗殴。秦国的战果统计簿大概也是以上交的脑袋数量来衡量敌方伤亡的，这样，后来的史书在记载某一战役中秦军的战果时，往往说的也是“斩首多少级”。对于这些，金铁木先生十余年前编导的著名的六集纪录片《复活的军团》是一个不错的音像读物。美籍学者许田波的著作《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则从理论角度回答了该问题：秦国为何一统天下，而后来的欧洲人难以做到这点？它强调了秦国基于中央集权的自上而下的“自强型动员”的作用（就关于战国的通史著作而言，杨宽先生著的《战国史》有可能是最好的一部）。
说商鞅变法给秦国来了场改天换地的革命，不为过。他让秦国变成了一个高效率的、令行禁止的国家，一个老百姓既能耕又能战的国家，其他国家在这方面自叹不如。后面还要说商鞅变法，先说这些。
还可从其他多个角度探讨秦国一统天下的原因。这里就谈三点。
第一是“地利”。
这首先指的是秦国的边境地理状况。秦国经过变法强大后，很快走上了大规模对外扩张的道路，并将自己的东部边界推进到了黄河以东，主体大致是在今天的山西西部至河南西部一线。看看今天陕晋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地图，就可一窥当年秦国的边境地形。这一带大体是山区，黄河自西至东穿过，是两山夹一河的地形。这种地形易守难攻，只要依托山河之势在交通咽喉上修筑关隘，秦国的安全就能得到很大保障。秦国也这样做了，东部边境上最著名的关隘就是函谷关，在今天河南省灵宝市境内。
这样一来，秦国就变得进可攻、退可守。如果形势有利，打开关门，大军东进，征伐天下；形势不利时，比如遭到围攻或战事受挫，收兵回家，闭上关门，拥兵自保。说得夸张点，这门生意不怕冒险，即便亏了，本钱还会在。秦国在多国的围攻下也打过几次败仗，但都能够撑住，这与东部边境上依托地形的防御有相当大的关系。
第二是“人和”。
这里主要是指两点。一是，秦国能以更积极的心态延揽和任用各国人才。这样的人才太多了，比如商鞅、张仪、甘茂、蒙骜、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既有贤臣，又有良将，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秦国人，都来自当时文化更兴盛、教育更发达的东方六国地区，多数人在本国都不太得志甚至遭受迫害，但在秦国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甚至亮得刺眼。对他们的任用一则充实了秦国的智囊团，二则削弱了东方六国的人才库。当时在从中原到今天陕西关中的西进道路上，一定跋涉着很多有志有识之士，不少人心里揣着一个“小目标”：最起码要当上秦国的“部长”或“上将”。
二是，在秦国的崛起和争霸阶段，秦国的历代君主大体都堪称“明君”，有着至少合格的政治才能。这一时期的秦国君主是：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秦惠文王（公元前338—前311年在位）；秦武王（公元前311—前307年在位）；秦昭襄王（公元前307—前251年在位）；秦孝文王（公元前251年）、秦庄襄王（公元前251—前247年在位）；秦王嬴政（秦始皇，公元前247—前221年为秦王，公元前221—前210年为皇帝）。除了孝文王因在位仅三天可忽略不计，其他各位大体是战国时各国君主中的翘楚。这点比前面几点都重要：君主是国家的“大脑”，是最高指挥，这个位置如果瘫痪了，其他条件再好，也玩不转。
第三，是“天时”。
这个说的还是秦国几代君主。那可是不折不扣的世袭君主制时代，谁能继承大位看的主要是血缘，是长幼，而不是才能。所以，世袭君主制的最大缺陷就是，难以保证连续几代君王都是高素质的。出一个“明君”不难，但要连续两三代都是“明君”，概率就大大低了。所以，在英雄一世的老爸死后即位的儿子是糊涂蛋甚至坏蛋的事，不少有。但是，从变法强秦的秦孝公开始，经过文治武功显赫的秦惠文王、秦武王和秦昭襄王，再经过在位时间短暂的秦孝文王和秦庄襄王，最后到完成一统霸业的秦王嬴政，在长达150年左右的时间中，秦国的几任君主大多都是响当当的。这不能不说是奇迹，是幸运，是“老天爷”垂青秦国。这就是“天时”。在中国的君主制历史上，连续一百几十年大抵都是“英主”执政的，有几回呢？在秦之后，也只有西汉高祖至宣帝、唐朝高祖至玄宗、清朝康熙至乾隆这三个时期可以算，而中国王朝历史上的所谓“盛世”首当其冲的也就这几个。
秦国的长处优点还有不少，这里无暇说了。但是，即便秦国的强项再多，有一点很难改变：东方六国的人力物力加起来，还是远比秦国强。因此，只要六国能够真正抱团抗秦，秦国仍难逃拿破仑或希特勒的命运。
六国或其中几国也不是未曾联合抗秦，这里列出其中七次主要的行动。
公元前318年，魏、韩、赵、燕、楚组成联军伐秦，败于函谷关前。
公元前317年，秦攻魏，魏、韩、赵组成联军迎战，但在修鱼（今河南原阳附近）之战中惨败。
公元前298年，齐、魏、韩组成反秦联盟，并于公元前296年攻陷函谷关，秦国被迫求和并归还部分土地。
公元前293年，魏、韩再次联合攻秦，但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南）之战中被歼24万人。
公元前287年，赵、魏、韩、齐、燕再组联军抗秦，最后双方媾和，秦国归还了一些土地。
公元前247年，秦国猛攻魏国，除齐国外的五国组成联军，击败秦军并追击至函谷关。
公元前241年，除齐国外的五国再组联军，并一直打到今天的陕西临潼附近，后秦军反攻，联军东退。
可以看出，这些行动次数有限、零零散散（公元前287—前247年间竟无重大行动），虽然不乏胜利，但没有一次是决定性胜利；而且，每次参加的国家或多或少，没有一次是大家都到齐的，六国中实力属于上乘的齐国和楚国只分别出场了两次和三次。
六国联合抗秦的力度由此可见一斑。在这方面，他们更像只是“组团”，而非“抱团”。根据流行的说法，当时的两位大“纵横家”或外交家苏秦与张仪是同学更是对手（现实中的他们其实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前者要晚几十年），前者致力于促成抗秦同盟，后者投身于秦，以分化东方六国为己任。一个忙着砌墙，一个忙着拆墙，但看似还是拆比建容易得多。
为何六国联合抗秦乏力？地缘政治是一个首要原因。秦国位于最西，以今天陕西的关中地区为中心。韩、赵、魏位于中心地带，离秦国很近并与其接壤，遭到秦国的攻伐也最多最重，尤其是离秦国最近的韩、魏。楚国国土广阔，领土重心在江淮流域，一开始只在西北山地地区（大体是今天的陕西、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处）与秦国接壤，但在公元前280—前278年间遭到秦国的大规模进攻，连都城郢都丢了，流放在外的屈原也因此而万念俱灰投了江。但在此后，秦国就未将楚国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原因这里无暇细说）。燕国和齐国分处最北方和最东方，离秦国最远，对秦战事的烈度也最低。
这样一来，与离秦国的远近不同密切相关，六国就很不容易捏合起来，比如：
第一，韩、魏、赵，尤其韩、魏对联合抗秦的积极性最高，楚、燕、齐则明显要弱。在前面列出的七次重大联合抗秦行动中，韩、魏是每次都在，还有一次是单独组团，赵国参加了五次，燕国参加了四次，楚国参加了三次，齐国只参加了两次。当时就有人说：“韩、魏、赵与秦国接壤，所以忧患意识强；齐国不与秦接壤，所以忧患意识弱。”（《战国策·国子曰秦破马服君之师》）
第二，离秦国较远的国家多少想搭便车，吃现成：反正韩、魏、赵是在第一线，即便我不帮忙，他们也不能由着秦国将自己灭了，而且可能还得使出吃奶的劲抵抗，那就让他们在前面顶着呗。
第三，如果抱团将秦国打趴下甚至灭了，谁获益最大？当然是韩、魏、赵。一是，他们身边最大的威胁解消了。二是，他们离秦国最近，近水楼台先得月，可将秦国不少地盘据为己有。三是，以这两点为基础，他们不仅力量更强了，还可以在没有秦国这个后顾之忧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对付其他国家。这样，离秦国较远的国家可能就会觉得，联合抗秦对自己不划算，可能首先是为他人做慈善，甚至是帮人磨刀来宰自己。当齐国的孟尝君想组织抗秦同盟时，就有人这样劝阻他：“如果韩国、魏国解除了来自西方的秦国的威胁，他们的领土就会更广阔，势力会更大，齐国的地位必然要下降；……如果秦国保持实力，能从西面牵制韩、魏、赵，韩、魏、赵才会把齐国当回事。”（《战国策·韩庆谓薛公曰》）
第四，更要命的是，离秦国远的国家可能不仅不把秦国作为主要对手，反而把自己身旁的其他国家作为主要对手。比如，燕国可能觉得齐国对自己的威胁更大，齐国可能觉得赵国更需要提防，离秦国远的国家甚至可能趁他国抗秦之机从背后下手，趁火打劫。比如，在公元前317年，正当秦军大败韩赵魏联军于修鱼时，齐国趁机从背后狠狠捅了魏国一刀，大败魏军于观泽。能体会一天中两位至亲相继逝去的痛苦，就能体会当时魏国人的心情。
第五，从公元前268年起，秦国还采用了范雎的“远交近攻”之策，主要是与远方的齐国交好，同时重点进攻身边的韩、魏、赵。这一招不仅利用了、更是放大了上述的那些妨碍六国合作抗秦的毛病。
齐国这个东方六国中的强国，在战国后期竟然一直沉迷于秦国“远交近攻”的精神毒品中，在近70年中都没有参加一次联合抗秦，坐视（更准确点，像是没看见）身边的其他国家一个个倒下，直至“民莫敢格者”，最后不战而降。活得苟且，死得猥琐。
这是人的精神系统出了大问题。地理环境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东方六国或其中两三个最强者的君主能看得更长远些，想得更开些，能真正懂得什么叫唇亡齿寒、什么叫被各个击破，能在秦国面前干脆彻底地弘扬单打独斗为耻、齐上群殴为荣的荣辱观，秦国还是会成为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前辈。可惜，在六国的殿堂上，坐在最高处的不是此号人，他们在秦国的同行却是铁血君王，而且是一代接一代。
六国高层中不是没有不那么糊涂的人，比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他们虽然身为顶级贵族，名扬内外，也不乏抗秦意识（尤其前三位），但尚无力驾驭国策。
这场制衡与称霸的较量游戏的结局也就这样定了。
秦国是笑到了最后，但并不比被灭的那些国家笑得长久许多。秦一统天下十余年后，在秦始皇死后不久，大秦帝国就亡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秦兴于商鞅变法，很大程度上也败于商鞅变法。
关于商鞅的改革，有一个有名的“徙木立信”的故事。在改革刚启动时，商鞅想，改革必须有舆论氛围相配合，必须要让老百姓都知道，从今天起，政府要动真格的，言必信，行必果。但是，以前政府疲沓惯了，出尔反尔惯了，虎头蛇尾惯了，怎么让老百姓相信，这次政府将说一不二？商鞅想到一个点子。他在秦国都城的南门外放了一根长木头，发出告示说，如果有人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政府将给予十金。围观者都不怎么信，木头不重，距离也不远，凭啥给那么多钱？难道当官的真是钱多人傻？这应该是逗你玩或恶作剧。后来，赏金被增加到五十金，但不相信的人大概更多了。但最终还是有一个实心眼的人站了出来，扛上木头到了北门，结果，有可能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到手了！此时，想必后悔得要命的人不计其数，估摸着有人第二天夜里就赶到城门口，等着看今天是否还有扛木头拿大钱的天降馅饼。
这样，以一点金钱为代价，商鞅要的舆论效应有了：老百姓长记性了，从今往后，政府说的话、办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得信，不信也得信！改革措施于是乘势鱼贯而出。
这个故事两千多年来大体都是被肯定、被表扬的，因为它符合这样的道理：政府做事应有公信力，要取信于民。王安石赞曰：一言为重百金轻。但换个角度想，这个事也间接传达了一个危险的、令人不安的信号。它等于也告诉老百姓：从今天起，无论政府做什么、说什么，无论政府的言行多么不靠谱、多么匪夷所思、多么荒诞不经，你们当老百姓的都用不着琢磨、用不着质疑，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跟着听、跟着做就行了。换言之，秦国当权者对老百姓要求的是服从力而不是思考力，更非质疑力。在城门口摆放的木头和金钱很有喻示意义：可以给你“金子”，只要你的脑子能变成“木头”。
这不是危言耸听。自商鞅变法起，秦看似就越来越多地变成了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对老百姓拥有碾压式绝对权威的国家，一个首先依靠严刑峻法使老百姓老实听话的国家。这在秦一统天下后达到了顶点，对全天下搞横征暴敛的“暴秦”最终形成。于是，物极必反，老百姓揭竿而起，秦二世而亡。
这就是秦的故事，一个两千多年前崛起和称霸大国的兴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