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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秋雨（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
题记：实地调查中获得材料的真假并不是绝对的，所谓的“谎言”也并非百无一用。
第一次进入田野的时候，是2007年的初冬，我还是一个研一的学生。虽然之前曾经做过一些实地研究的调查，也拜读过潘绥铭老师和黄盈盈老师的调查报告和著作，但是对于小姐这个群体，我还是非常陌生的。带着一丝新鲜感和即将开始新课题的兴奋，我和师兄师姐到H市开展某基金资助的试点调查。
那是我第一次实地面对面地接触到我听闻了多年的小姐们。多年以后，当年调查的一些片段依旧历历在目，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便是调查中每天都会被各种谎言重重包围。
“嗨，玲妹，你多大了啊？”
“24。”
后来通过娱乐场的保安才知道她下周才满17周岁。
“小姐们的内裤一般都是一次性的。不是说那样的纸的，而是说穿一两次，脏了就扔了。她们不愿意洗，懒。我不一样。我的内裤都是五六十块钱一条的。我买了内裤要洗，就是买了外穿的，拿回来也要洗！”
但是待会儿，她在隔壁卖时尚服饰的丽姐那里拿了一条牛仔裤，就没有洗，直接穿上了。
“小君，你有孩子吗？”
“没。”
一个星期以后，她红着眼眶告诉我，她孩子其实都两岁了，不知道是谁的。现在她妈妈在老家帮她带孩子，她出来挣钱都是为了孩子将来可以不用像她那样；她要送他去读书，做个“文化人”。
连卡拉OK店的老板娘都会说我：“你这个小妹太天真，小姐的话怎么能相信呢？”小姐们随口而出的一句半真半假的玩笑，对科班出身、一向听什么信什么的我，是一项特别大的冲击和挑战。当时我们做调查的时候，由于访谈者的特殊性，我们一般都不会录音，而是采用聊天获取访谈资料的方式。所以每天的资料整理都是当天访谈完小姐之后，回到宾馆再靠着记忆写下来的。我常常困惑地一边在电脑前敲打我的田野笔记，一边想着我记下的都是真的吗？如果不是真的，那辛辛苦苦记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常说实地调查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那么对于研究收集到的资料，我们研究者就有义务去甄别。当然有的时候，有些谎话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或者向其他人求证来证伪的；但是由于调查者的时间精力有限，不能也不可能做到每一点和每一细节都去证伪。况且有的时候，这个人在这点上撒谎了，在另一些地方也许他/她说的却是实话。那么，研究中遇到的真真假假，研究者又该怎么去分辨呢？这些问题曾经困扰我很久，也是我在田野中一直想要寻求解答的。
下面我要讲的，就是一个关于真实的“谎言”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2008年的H市。H市作为北方的一个省会城市，是我们当时重点调查的两个城市之一。
当时正值初春，乍暖还寒，北方冬季的风特别大，刮过之后，格外干燥。我们从火车站一路颠簸到了宾馆。刚休整好，之前已经去H市踩过点的师姐就带着我们去当地著名的娱乐区美华园。
这是我第一次去H市，根据他们前站部队的经验，从周边城镇来的小姐普通话不太好，工作的时候常常会说方言。为了不遗漏重要信息，也为了方便和小姐们打成一片，我们决定先去师姐认识的开发廊的桃姐那里，培训一下本地话。
一进门，桃姐正给一位年轻的女性做电烫拉直头发，开始她背对着我们，后来听师姐向桃姐在介绍我们，就扭过头来问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师姐给她解释了一下，然后她就很好奇，主动说我要和你们谈谈。她说的是普通话，态度也很好。师姐示意我过去和她谈，我就拉了张圆凳在她身边坐下。
她从旁边斜靠在墙边的那个男人（后来知道是她老公）那里要了一根烟。我们先互相寒暄了一下，大概是从哪里来之类的，她告诉我她叫小莉。然后师姐就问她哪家的，她说是“热点”KTV，于是师姐就请她带我们去一下。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和Z就跟着过去了。两个人一起去，一是以防万一，多一个人好保护安全；二是万一还有其他小姐在那里，Z就可以顺便访谈一下。但是又不可以所有的调查人员都去，因为如果杂人太多，一是容易引人注目，二是如果妨碍到生意了，歌厅老板可能会不高兴。
谁知道到了那里只有她一个小姐，她的干妈就是“热点”KTV的老板。她看到干女儿带了两个人来，问了是干什么的，小莉就解释了一下。她干妈还是很好说话的，就说你们去里面谈吧，我们就一起进去了。
“热点”是一家小型的KTV。进门是一间4平方米的“客厅”，有一张长沙发、一台电视和一个酒柜。里面是4间包房。包房就是很普通的KTV房间，每间都很小，不到10平方米的样子。昏昏暗暗的房间里挤着一个供四五个人坐的转角沙发；一个茶几，上面七七八八摆着遥控器、瓜子盘和一些酒杯；还有一台电视。
在客厅和老板说话的时候，我才仔细看了看小莉。她大约1米65，110斤左右，皮肤很光滑，但是不白，透着北方女孩特有的小麦色。直中发，挑染成浅棕色。单眼皮，眼睛不大，但是很有神。嘴唇比较厚。她很喜欢拉直头发，虽然头发已经和清水挂面一样直了，但是基本上每天都要去桃姐那里拉直一次。
相比我们，她穿得很少，我们穿厚棉衣，里面还有一件毛衣打底；她居然只穿一件纯棉的单衣，加一件棉单外套。她后来告诉我，她比较喜欢休闲的牌子，但是不刻意追求品牌，好看就行。她特别喜欢kappa，但是也买安踏、乔丹、李宁。她作风硬朗，说话做事都显得非常干脆果断。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她是个爽朗的“女汉子”。当她说到她最喜欢的牌子是米奇，“只要是米老鼠的都喜欢”的时候，她才嘴唇上扬，流露出少有的小女孩的一面。
进入包房之后，小莉选择了一个靠窗的位子，背对着窗户坐下。下午的暖阳透过窗户斜照进来，在她身上留下了金色的轮廓。之后的每次访谈聊天，她都会坐那个位子。后来我每每回想起来，始终觉得那个位子是她刻意挑的，因为背着光，我们看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但是她却可以清清楚楚地观察坐在对面的我们。
小莉找她干妈要了一根烟。就着烟雾缭绕，她慢慢地给我们说起了她的故事：
我家里是T市（一个西北省会城市）的，家里条件很好。我妈妈是一个会计，爸爸是一个警察，都因为贪污后来被革职了。我有一个哥哥，他的条件很好，学历也很高。我们家里其实很好的，我爸爸妈妈虽然没有工作了，但是还是很有钱的。我们家里每个月光租金就能收五六千（当年她所在的城市平均工资1000元左右），再加上做点生意之类的。我哥哥的收入也不错，随便都是上万的。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很正统的。我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儿，所有亲戚中就我一个女孩，所以特别受宠。爸爸妈妈都是对我给予希望很大的，让我学这学那的，但是我都不喜欢。我读书就读到了小学一年级。然后就不想读了。是自己不想读了，然后就出来混。
我妈妈打我，打了以后问，还上不上学啦？我说：不上。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拧。后来逃出家以后，我被一个孤儿院收养了。那个孤儿院就专门培养我们跳舞。你看我跳舞跳得挺好的，就是那时候打的底子。
当时我们省的省长，去孤儿院视察，看见了我，还和我照了一张相，登在了报纸上。后来我家里看见了照片，说这不是我们家的小莉吗？然后就跑过去把我接回家了。但是不久我又逃出来了。
这一次逃出来以后，我就来了H市。
为什么？这离家远啊！
然后我认识了一帮人，就像一个丐帮帮主一样，带着一帮小混混去讨生活。
我不喜欢看电视，也不喜欢看报纸。我就喜欢打麻将，赌博。什么都赌，骰子也玩。我能喝酒，很厉害，20多瓶啤酒吧。我一般麻将就是每次输赢在几百、一千之间吧。我以前还是很有些钱的，现在都被我输光了，大概几十万吧。
现在我上网，一天就泡在上面。我也有QQ空间的，我给你们的那个号就是我和我自己的朋友的。
她顿了顿，继续说：在这个场子里面，都是这样，自甘堕落。
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她干妈进来了，一边修麦克风，一边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她是一个骗子，人贩子，不要听她的；她乱讲的，已经骗了好多小姑娘了。
她听了，就笑。
我就住在这个场子里。我和我老公有时候在一起。我们没有租房子，还没有安定呢。要是我老公不喜欢我穿的，说我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听的。我又穿得不露。你管得着吗？出去玩也没什么意思，以后要是孩子大点了，我们可能出去玩吧。
等等，我没听错吧？孩子？！
她说到这里，我们都很惊讶。她看着不大，都有老公孩子了？她说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然后打开手机，给我们看一张照片。我们一看，是一个很可爱的小胖娃娃的照片。她说：
对啊，这就是我的儿子（当时她的表情很是得意）。我是想要一个孩子了。我是想要什么就会实现的人。我当时就是想要一个孩子了，所以决定生的。我已经不小了，该要了。
她看我们露出了惊讶和不信的表情，指着那个和她一起在发廊的男人说：“那个人，是我老公。不过我们没有扯证。他是××大学（重点本科）的学生，被我骗了。”一开始我们以为她是开玩笑的，后来看她说得一板一眼，这才相信是真的了。
我两年前去他们学校那里吃麻辣烫，然后他也在吃。我看见他，反正就是那种感觉，有文化，嗯，还不错。
我再次打量了一下她的老公，的确长得斯斯文文的，戴一副黑框眼镜。在那种环境下，尤其显得儒雅。
我就跟他问这问那的，他当时不理我，说我又不认识你，哈哈。我后来就托了十几个朋友去打听他的情况，把他什么都打听到了。他是哪里的，家里做什么的，住哪里，学什么的，都清楚了。我就说，好了，就是他了。我就故意去认识他。他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认识了两三个月我们就在一起了（她打了个做爱的手势）。
他那时候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他以为我是卖衣服的。6个月以后，他才知道，知道了也晚了。我骗了他，把他的学费都骗来了。他也不上学了，他家里还不知道这事（不上学）呢。他现在也不工作啊，我们就玩着。
说话的时候，她笑着，往她老公坐着的外屋看了看，仿佛在看着一件战利品，似乎很开心。
我没有告诉过家里我是做这个的。家里也不知道他（老公），我们还没有领证。我每次回家，他们也问我做什么。我就说，好着呢。我每个月给孩子保姆全托，1200元；奶粉800元；尿不湿和衣服300元。至少也要2300吧。孩子在B市（和H市在同一个省）。我一个月去看一次他。
我以后要开麻辣烫的店，我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呗。
我们在谈话的中途，她突然想起来了什么，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她的“把子”（当地场子里的小姐对长期比较固定的顾客的称呼），口气很凶，问：你为什么不来？我等你好久了！那边好像是说有什么事情了，然后她就说：那你要记得给我手机充一点钱！用很强势的命令口气说的，然后就挂了。
我看看手表，快晚上6点了。看着她们估计也快上班了，我就告辞回旅馆。当时调查期间，一般我们都会在娱乐场所晚上营业之前就离开，一是为了安全，二是尽量不去干扰她们做生意。
一出KTV的门，就看见师兄在不远处等着了。虽然调查期间没有出过什么大的安全事故，但当时为了安全起见，女学生进屋访谈的时候，潘老师会要求为数不多的男学生在外面院子里“站岗”。
我和他招招手，看见同门姐妹们陆陆续续从其他家出来了，大队伍才慢慢离去。回头看时，已是华灯初上，一些积极的小姐已经开始站在各家的门边张望了。走出美华园的大门，陆陆续续就有一些出租车往这边开进来。
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就算结束了，而对于她们，忙碌的一天才算正式开始。
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师姐师兄一合计，大家都觉得这条访谈线索不能丢。于是决定让我跟进小莉，另一个师兄见机行事，看能不能和小莉的老公聊一下。
第二天中午匆匆吃完饭，我和师兄就过去了。
干妈正在打扫屋子，看见我们，愣了一下，然后立马就恢复到她生意人的熟练笑容：还没有听够故事啊？小莉还没来呢。
我把师兄介绍给她。双方正在寒暄着，没过一会儿，小莉就过来了。这次，她干妈就在她旁边坐了下来，说：我女儿很好的，心地很善良，原来我们在老场子的时候，她挣的钱都花在那些小乞丐上面了。那些小孩子都很喜欢她，老来找她。有一次一个小男孩来找她，我说走了，她不在。那小孩子还不依，非要见她，我“唰唰”（做了一个扇耳光的动作）赶半天才赶走他。
说完，她就问小莉：那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小莉说：进去了（公安局），三年，偷东西。
过了一会，隔壁的一个女孩进来，她看见有外人在，冲小莉使了一个眼色，小莉就随她出去了。我们就只能和干妈聊天。干妈那天的兴致很高，聊起了她的人生，我就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等。快6点的时候，小莉还是没有回来。师兄出去看大家状况。我待在屋里，正好小莉的老公回来了，收拾小莉的衣服去洗。他看见我，打了一个招呼，我这才知道小莉被拉去打牌了。
然后我就问他说，如果和他谈谈，会介意吗？他说随时欢迎，然后自然而然就提到了小莉。
她就是一个小子（没有长大的小孩），我认识她是在高三的时候……
等等，等等。你不是大学生吗？
不是。我因为跟了她，高中都没毕业。那是小莉给你扯淡呢！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小莉在说谎，不过我当时完全不以为意，以为小莉说错了，想着改天再去问一嘴确定一下。
那时候，我喜欢去网吧上网。她家里就在网吧旁边，我学校在网吧的另一边，她也经常上网。我们就在网吧认识了。后来，家里给我1800块钱让我交学费，我花了300块跟朋友吃饭，这样钱就不够了，但是我又不可能告诉家里。后来在网吧遇到了小莉，她就说我给你想办法，你把钱给我，我拿去当本钱，给你赢回来。但是这个钱，肯定是回不来了的。
这时候，干妈插嘴了：她就是成心的，就是看上你了，专门要骗你。这句当时半玩笑的话，后来想起却是意味深长。
我随后问了一个我个人很好奇的问题：你和小莉在一起的时候，知道她的工作是什么吗？
他说：不知道。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卖衣服的。在一起了两三月后才知道的。
我说：你不介意吗？他说：
爱一个人，就要学会包容。我也是慢慢才弄明白的。
我的钱花光了，我就说，这样我的钱都没有了，怎么办？她就说：没事，你就跟着我，我不会亏待你。那时候，她18岁。然后我们就住在了一起，但是只是朋友。我拜她当老师，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3年了，都只是朋友。她教我喝酒、吸烟、享受。教我堕落。
开始我还是有点恨她，我说这个死女人，骗了我的钱。我后来发现，她虽然做这个，其实人不坏，人的本质是很好的。她20岁之前的钱全部给了火车站的那些小孩。
后来相处久了，我慢慢喜欢上了她。我最感动的就是，她对我父母特别好。我就这样给你说吧，只要还有一碗粥，她就会先给我父母吃。
我知道她是什么人的时候，我不排斥。爱一个人，就要学会包容，学会理解，给她空间。
当时我真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一个老实的学生和一个敢爱敢恨的歌厅女相爱了，还爱得轰轰烈烈无怨无悔，这情节简直都可以上电视了。它居然被我给遇上了！我瞬间觉得又开始相信爱情了。我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把这个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给写出来。
她唯一的不好就是赌瘾大。她有时候去外地就是为了赌钱。
当时（2003年），她一个老乡哥们，也是混得很好的一个有头脸的人物，说去缅甸吧，那边很好。她就一定要去。晚上睡觉的时候，她问我，说要去缅甸。我说你去那边干什么？当时我们才好不多久。结果第二天，人没有回来；第三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一看这个号码，不认识，那么长的区号。一接，结果是小莉打来的，说已经到了缅甸了，去那边赌钱。后来她没有护照被抓了，然后又逃回来了。她一走就在那边待了3个月吧。
赌瘾大的人，真的很狂热。有的时候，她赢了钱，就去买东西。她现在有了孩子就节约多了。化妆品都不买贵的了。她的化妆品，我给你说，要是以前，就都是好几千的，你都想不出来。她说要是有上万的我也敢买。
赢钱了，就买一根手指那么粗的金链子挂着，就挂着玩。输了，就马上当掉。
有一次，更狂，她赢钱了，很多，直接就把钱铺在床上。一叠一叠的，一百一百的，铺了一床。然后就躺在上面睡。后来又都输了。
算下来，她起码输了一百万在里面了。
她其实是一个好女人。结了婚以后，越来越发现了，她每一个方面都做得很好，都在努力。
听到这里，干妈撇了撇嘴。被正好回屋的师兄看出来了。
晚上总结的时候，我声情并茂地给大家讲了这个神奇的爱情故事。在听够了例如鸡头如何剥削小姐、小姐如何欺骗嫖客、嫖客如何欺负小姐之类的负面流言的几天里，小伙伴们也都为在声色场中还能有如此正能量的爱情故事而唏嘘不已。
可是，一想到昨天干妈的表情都写在她的脸上，我和师兄决定再多去一次，找个机会让师兄去和她老公再谈谈，我则看能不能和干妈单独聊一次。
第三天再去的时候，想着当地人爱嗑瓜子，我们买了好些瓜子带过去。干妈和我们也熟络了，一见我们就招呼我们进去坐。我们正说着话，她老公提着一袋打包的麻辣烫进来了，递给小莉，然后就走到屋外去点了一根烟。
师兄示意了我一下，就顺势走到他身边和他聊了起来。我继续和小莉聊。由于我对她的基本情况已经有所了解，所以这次主要就是聊一些研究上的问题，侧重于小姐对健康的关注和态度。
“看你哈欠连天的，你昨晚接了几个活啊？”
“两个。”
“用套吗？”
“都用。怎么能不用？我可不能要钱不要命。”
她说完，就说要出去买衣服去了，剩下我和干妈在里面坐着。我趁这个机会就顺势问了下干妈：每次都用套是真的吗？干妈一脸不屑地告诉我：她骗你的。昨晚接了四个，都没用套。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干妈昨晚一共给了小莉四个套（老板也要计算成本的，一般一次“炮”一个套，不会多给）。但第二天做清洁的时候，她发现垃圾桶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这妞一定没用。有的嫖客喜欢用自己带的（安全套）。但是如果他们真用了，谁会带走用过的套啊？脏不脏啊你说？你这个小姑娘你不懂。这些都是说给你听的。
“说给我听的？”
听到这里，我才真正有些明白了。
干妈接着说：你看他们（指了指屋外的她老公）是不是很好？
我说：是的。
干妈说：小莉昨天做生意的时候，她老公去旁边洗浴的地方了。（在那个场子里，一般这样说，就是指去浴场找小姐了。）
我愣住了，顿时觉得脑子不够用了。
我顺口就说：干妈，你瞧你这个样子，好像不看好他们似的。
干妈嗑了几颗瓜子，幽幽地说：你傻。你那天当着我的面问小莉的事情，她老公顾忌着我好歹算小莉干妈，自然我的胳膊肘都会往小莉那边拐啰，所以他当然不会给你说什么小莉的坏话。要是传到小莉耳朵里面怎么办，他还指着靠小莉吃饭的。
干妈接着又和我聊了好些。大意就是替小莉不值。小莉挣的钱全给了这个男的打了水漂，还不如扔给火车站的小乞丐呢。他说小莉赌是吧，他才爱赌呢。赌输了就喝酒骂人。这些小莉都知道，不过她就是不听。
一下午下来，干妈越说越爽，我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快五六点的时候，天色暗了下来。我往外面瞅了瞅，她老公已经抽了好些烟了，地上满满的烟头。师兄手里也拿着一支（师兄是出了名的洁癖，看来为了做项目也是豁出去了）。她老公把抽完最后一口的烟吐了，说，我去看看小莉，就走了。
我一看，师兄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他眼皮挑了挑，说，他是去找小莉要钱。然后扭过头来说，我们晚上要谈一下。
晚饭的时候，师兄告诉我，她老公找他诉了一下午的苦。原来他对小莉有怨言，觉得小莉骗了他，而且他思想还是比较传统的，嫌小莉不是处女，觉得是小莉欠了他，所以他故意不工作，他就是要小莉去挣钱养他来报复她。他还时不时地去找小姐，而且专门就找“开苞的”（处女）。他说：我（找小姐）就是打炮，我对她们没有感情，不算什么出轨。我都不亲她们。
写到这里，我那H市的浪漫爱情故事也就在呵呵中落幕了。
今天提笔再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离我第一次关于小姐的调查已经有7年之久。7年中，我时常会想起调查中的点点滴滴，还有那些困扰过我的“谎言”。
从学术上来说，这个问题就是：社会调查可以证伪吗？
有学者认为，证伪是自然科学的逻辑，不能将之应用到基于概率性因果关系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现象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如：共因性和多因性），导致了即使研究者发现了原命题的一个反例，也未必能够证伪原命题；因为该反例极有可能是原命题的一个新的必要条件或者新的必要条件之一。
同样的，研究者不能因为小莉或者她老公说了“谎话”，就推翻他们叙述的“真实性”。
从绝对性的角度而言，小莉确实是说谎了，而且不止一次。她告诉我她老公是大学生，可他是高中肄业。她说她不会为了多挣钱而不戴套，可是她没有这么做。她说她和老公是相互爱着对方，可是实情貌似并非如此……
她老公也撒谎了。他满口对小莉的爱、包容和理解，都是说给听众的噱头。
可是对于他们而言，这些算谎言吗？
谎言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一个人自己所认为的真实和作为旁观者的研究者所感受到的真实中间，有一定的偏差（相对谎言）。也就是说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偏差，而做出了一个关于该事实的叙述。另一种则是，叙述人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故意说出和事实相悖的话（绝对谎言）。
比如小莉她不愿意承认自己没有带套。原因有多种，当时在那个场子里不戴套就接客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大家会觉得这个小姐太“脏”，为了钱什么都做，所以没有人会愿意牺牲自己的“声誉”而承认自己为了向客人多加价而不戴套。再比如，小莉未必不知道她老公找小姐的事情，但是她选择了回避，构建了一个美满婚姻的谎言，来应对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那么，绝对谎言和相对谎言，我们研究者应该关注哪一个？作为研究者，又怎样去确定田野调查中的“谎言”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以及怎样去寻找“谎言”之后的“事实”及它们之间的差距？
我个人认为应该两个都关注。尤其是按照以被研究者为主体来进行分析的主体建构的研究方法，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在尊重研究对象的主观构建的基础上，识别出研究对象的述说和“事实”之间的偏差，以及那些造成偏差的原因，从而揭示事物的内在逻辑。
最后，我也深深体会到了研究情境的重要性。在研究中，不同的情境因素（包括研究者的性别、与被访谈者相处的时间、提问环境，等等）会导致研究者获得调查材料的真实性有所偏差。一个研究问题，单独问，和当着某个人或一群人的面问，得到的结果都会有不同。同样，一句话，在哪里说的，对谁说的，都是非常重要的。
她老公对于我的问题的回答，与他私下里和师兄的谈话，迥然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干妈的在场，他自然在回答中掺杂了些许顾虑；另一方面，研究者的性别差异（我作为女性和师兄作为男性）对他的回答也可能会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我认为，实地调查中获得材料的真假并不是绝对的，所谓的“谎言”也并非百无一用。对研究者而言，需要从研究对象主体的角度出发，仔细分析他们说的是什么。尤其是为什么要这样说，在哪里说，怎么说，以及对谁说。
在这个如果不侃一侃“大数据”就是落伍的时代里，定性调查依然是研究边缘群体的主导方法。通过在H市的研究经历，我也深深体会到了在社会调查中，社区调查法和人类学长期田野实践方法的重要性。在实地调查中，对访谈对象的回访和长期多次的相处是非常有必要的。若不是我和师兄再次回访干妈和她老公，可能我们永远都会以我们想象的那样去定义小莉和她老公的感情。如果我和我的研究对象只是短期相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问完就走，这样快餐式的研究恐怕得到的“资料”都是些皮毛。而社会科学的本质，就是要从人人可见的表象中去发掘那些平时被大家所忽视的现象和逻辑。
两年的研究生生活，真真重新塑造了我的性格。我从一个内向的理科生，变成了爱和人打交道的社会人。时至今日，即使我已经不再做小姐的调查了，但是每每在调查遇到瓶颈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我连小姐都能调查，还有其他什么搞不定的吗？
我依然记得那些和师兄师姐师妹们一起做调查的日子。那些“痛并快乐着”的点滴回忆里，有和小姐、妈咪们互相打趣时的欢乐，也有被发廊老板“马子”赶出去的无奈；有师姐及时察觉出问题并快刀斩乱麻解决困难的豪情，也有师兄在北方冬季瑟瑟寒风中坚守在院子外面当“保镖”的身影。
还记得我们当时一个小组五六个人，每天做完调查以后都会开一个简单的总结碰头会，大家分享一下调查的进展和困难。
有一天调查完以后，我们照例围在一个饭店的二楼吃饭。那天我们每个人都收获颇丰。于是我们七嘴八舌地说起调查的见闻。“哎呀，昨天我的那个小红接了三个客呢，之后还去包了个夜。”“我的那个小艳接了个大款，比包夜还多。”“唉，我家那个小王今天打胎去了。”……
正当我们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横飞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发现，原本喧闹的餐馆怎么这样安静啊？再一看，其他原本在我们旁边桌子吃饭的人都撤了……只剩下厨师和服务生，悄悄地在门口探个头出来，用好奇又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这才意识到，估计他们以为我们八成是“干那一行”的。不由得哑然失笑。
但在笑过之后，我也意识到餐厅工作人员对我们“敬而远之”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社会对小姐们的态度；也再次感到我们性学研究的道路，任重而又道远。
感谢潘老师，感谢各位同门，感谢人民大学相伴的两年。
更感谢那些在“红灯区”里愿意和我们分享故事的朋友们。
江秋雨，女，目前在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医学人类学博士学位。
饮食上挑剔，无辣不欢。
学术上属于杂食动物，对什么都有那么点兴趣。作为新生代跨地流动人群的一员，尤其对“流动人口”“移民”话题情有独钟。在以前的学习生涯中，曾对国内“流动人口”中的一些群体进行过研究，如北京的藏族饰品商贩（2005年），在京大学生同性恋群体（2005年），重庆的“棒棒军”（搬运工）（2007年），以及中国西北部的女性性工作者（2008年）。
博士研究课题是探讨在当代中国南部出现的非洲人群体的现况及趋势。目前混迹于各个跨国、跨文化移民群体研究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