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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
题记：所谓的世事洞察、人情练达，不是老于世故，而是擅长生活，尤其是善于感悟生活。
在研究生学习开始之前，我是一个除了旅游从来没有出过北京，除了上学从来没有其他经历的北京女孩，家教甚严，背景简单。好在生在底层，有个大家庭，街头巷尾的三教九流也算见过一些。可是真正的生活阅历，可以说是少得可怜。我不仅没怎么出过这个城市，确切地说上大学之前，我都没怎么出过家和学校之间的那几条街。一个人坐公交车超过10公里，那都是15岁之后的事儿。帝都的热闹繁华，似乎也和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学生妹没什么关系。
也许，越是隔绝的孩子就越渴望自由，越是家教严就越会出格叛逆的缘故吧，对于自身的深切焦虑，对于这个社会的热切渴望，充斥着我的苦闷青春。这时《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让我知道了人大有一位研究“性”的麻辣教授——潘绥铭。
在那个相对闭塞的时代，我想办法弄到了他写的《性的社会史》，然后裹了好几层有欺骗性的封皮，在被窝里，利用高中时代宝贵的睡眠时光读完了它。多少年来，对于性的懵懵懂懂，遮遮掩掩，在这本书的启蒙下如拨云见日，如醍醐灌顶。我对这位传说中脑袋硕大的教授的崇拜油然而生，以至于多年后拜在潘师门下，我还忍不住盛赞他的睿智幽默，不顾马屁山响之嫌。
然而，真正从事性的研究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第一次鼓足勇气提出要研究性，是在高考之前。由于受了那本《性的社会史》的“蛊惑”，我在报志愿之前，正式跟我妈妈提出我要学性学！我妈当年真是淡定啊，居然没有当即就断然拒绝我，而是在第二天才胸有成竹地跟我说：“我已经问过了，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学科。”
这可让我傻了眼，分明是报纸上介绍的，人大有这样一个性学教授啊，怎么会没有这么一个学科？一头雾水的我翻了半天《报考指南》，还真是没有这个专业。就这样我的第一次“越轨”之举破产了。当年网络没有现在发达，我的环境又相对闭塞，我像很多高中生一样根本不太知道这个“学”、那个“学”到底是学什么的，哪里知道这位我仰慕的性学教授，其实是在社会学系工作呢？
大学时代，终于逃脱了家庭的“牢笼”。我第一次在人大听到了潘老师的课，简直重新点燃了我想要研究性的冲动，于是我利用考研的机会又一次做出了选择。但是这一次我显然比以前聪明多了，没有跟家里人说我要研究的是性学，只说要学婚姻家庭社会学。可怕的是，人扯一个谎真要十个谎来圆，以至于到现在为止，我的真正所学在家人眼里仍旧是婚姻家庭社会学，这样一个温馨而无伤害的，且适合女孩子的专业。当然，这毫无疑问是我双重人生中比较惨淡的一幕。
在性研究的路上摸爬滚打这几年，调查成了家常便饭，小姐、吸毒者、艾滋病感染者……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一次次成为我的访谈对象。他们的经历和故事，丰富着我不多的社会阅历，丰富着我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
通常，我们的“红灯区”调查会通过引路人引荐，在某个场所扎根，对这个场所的小姐、妈咪、客人以及其他相关人进行观察、访谈；在同吃、同住、不同劳动的过程中收集资料。在参与过大型的问卷调查和形形色色的面对面访谈、焦点组访谈之后，一个研究者会非常享受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田野经历。一次在中国西部一个省会城市的调查中，我阴差阳错地把我的调查地点放在了一间“红灯区”中的理发店里，在这里有幸经历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田野调查。
在很多人的眼中，“红灯区”中的理发店就是亮着红灯、里面没有任何理发工具的洗头房，可是我所选择的这家是名副其实的理发店，是小姐们日常修剪头发、打理造型的地方。这里是小姐们的公共空间。她们聚在这里聊天、休闲，既没有工作场合中的职业老道，又不是私人场合里的真情流露。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参与者，在这里见识到的是生活中活生生的小姐、社交中的小姐、女人圈中的女人。
理发店的老板娘李姐，是个30多岁的女人，中等身材，偏胖，皮肤黝黑，典型的西北人相貌。在进入这个“红灯区”的时候，我们和此地“看场子”的人打过招呼，确切地说是喝过酒（就是这个故事让我获得了“喝倒派出所”的美名，现在想想真不是酒量了得，而是不知深浅）。因为酒桌上的良好表现，我们很快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同时也是经他们引荐，我很顺利地在李姐的理发店里安顿了下来。
李姐初中毕业之后，学了两年美容美发，毕业后在家里面帮忙做粮油生意。后来她家的店被占了，就地盖起了一个大院子，里面所有房子的窗户都被堵上了。她们当时还很诧异：“这是要干什么啊？房子都给弄成这样了。”后来就看这院子里面来了很多小姑娘，个个都爱打扮。这个时候她才想到，自己当初学过美容美发，要是在这院子附近开个理发馆肯定人多，于是在“红灯区”里面的理发生意就算开张了。
此后，李姐在这里面做了10年。其间，她结了婚，生了孩子，死了弟弟（弟弟的事情是我临走那一天她才告诉我的）。关于李姐的故事，我们最后再讲，先说说在这个独特的公共空间里，我认识的人和发生的事。
在这个“红灯区”里，很多小姐在开工前都会到李姐这里化妆、做头发。她们在这里聊天、打扮，进来的时候是睡眼惺忪的小姑娘，出去时是性感妖娆的小姐。在这个过程里听到、看到的很多信息，在一对一访谈中是很难得到的。一般来说，访谈就像一个人造的情景，目的是得到信息，双方会陷入一问一答的节奏中。访谈者担心冷场，被访者担心表述危机，而且更容易被研究者效应影响，给出所谓的“正确答案”。而在真实社区中的田野调查，信息收集的过程则更加灵活、更有张力，当然也需要研究者更有耐心、更加敏锐。
下面是我在李姐理发店里蹲点时的一段访谈记录，源于我们课题想要了解的中心问题之一——小姐如何建构“脏”的概念。
下午的时候，我问文文：“你觉得什么是脏？”她说：“对我来说很多东西都可恶心了。”
我继续问她：“那具体有什么呢？”她憋了半天没说出来。后来突然跟我说：“我觉得在外面拈花惹草的男人就是脏！”
我问她：“那你每天接触的男人，岂不是很多都是这样的？”她想了想，说：“也是啊，反正我就觉得他们脏！”这段对话就此告一段落。
后来聊天中，她无意中又说到这么一个事情：“我们家有两个小姐就给客人做口活，那个就特别恶心。有一次我们在歌厅吃饭，那两个女人过来了，要一起吃！我们放下筷子就走了。”
这并不是她回答我问题的时候说的话，而是我们在聊天过程中谈论口交的时候说到的。显然，日常对话中的信息，比她们刻意回答问题时要真实、生动得多。这并不是她们故意隐瞒，而是因为她们平时根本没有想过我们所问的问题，你一问，她才开始想，因此很难全面回答。可是，她们会很可爱的记住你的问题，也许因为不满意自己给你的答案，也许因为从没认真想过你的问题，所以当她们忽然想到一个很好的答案时，就会迫不及待地告诉你。
这种情况在观念调查时尤其常见。被访者在短时间内给出的回答，经常不能概括他们的真实所想。结果，在一次性的面对面访谈中，我们带回来的，其实只是一个半成品的回答。只有田野调查才有机会帮我们得到更加深入、有血有肉的答案。
比如在了解小姐对于“健康”的认识的时候，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她们会停下来想一下，然后给出诸如“健康就是没有病”“健康就是将生命延长”“健康就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大脑健康”这样的回答。这些毫无疑问就是对健康概念的第一反应，但这样的回答往往模棱两可甚至敷衍了事。可是在田野调查中，很多不期而遇的事件，会加深调查双方对问题的理解。比如下面的一个情形：
下午，李姐的店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骚动。本来一帮女人在一起谈论车子，大家都对宝马、大奔赞叹有加。说起了一辆大家都认识的奔驰敞篷跑车，经常到这里来，丹丹在一旁说，她认识那个人，有时候会在一起玩。大家谁都没说什么。谁料无巧不成书，说话间那男人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说要来接她。不一会儿的工夫，车就到了李姐理发店门口。虽然不是大家说的那辆敞篷跑车，但也是辆奔驰轿车，而且很新。男人进来找丹丹，他看起来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中等身材，穿着一件带毛领子的黑色皮衣、黑裤子、黑皮鞋，一身黑，看着挺干净、挺讲究。他跟丹丹说了两句话就把她带了出去。
看得出来，大家很震惊，只是谁都没有在言语中表现出来。当时丹丹还没有化好妆，所以车子在院子里面兜了一圈，掉了个头就回来了。回来后，丹丹赶紧让李姐帮她弄头发化妆。此时边上的女人们眼睛里放射着嫉妒、好奇、轻蔑等各种光芒，只是谁也没有在话语中表现出来。
丹丹她平时都是很低调的人，可是今天下午她很开心。看得出来，那个开奔驰的话题人物拉她出去兜风，让她觉得非常有面子。正在丹丹春风得意的时候，有一个平时不是经常来的女人打破了店里怪异的气氛，问道：“哎，你说那男的穿的那衣裳的领子，是真貂的吗？看着不怎么像啊？要是真貂的，一薅就能薅出来，真貂皮不会掉毛的。下回你薅一个看看。”
说完这话，大家无一人应和。这女人走之后，丹丹把她臭骂了一顿，转过头来跟我说：“你看，你不是问健康吗？我告诉你，这就叫心理不健康！”在后面的几天里，这真的成了心理不健康的一个例子，旁观了这件事的很多人都会提到。后来我发现，很多小姐对心理不健康的定义，其实就是“气人有，笑人无”。
生活，总是比我们想象得更加丰富，比语言更丰富。可是一对一访谈中的提问，却往往是围绕着深思熟虑的访谈提纲展开的，我们通常急切地想获取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而这种急切在访谈中经常会带来信息的损失、双方的失望、误解甚至诱导。只有当我们深入田野的时候，这种时间的局促和对信息的功利追求才会逐渐淡化，才能使得调查变得如此丰富而有张力。
这是我从一位出租车司机口中听到的话：“但凡什么事儿你想知道，你不能问；你得听，还得偷听。”这话，我深以为然。
实际调查中的很多事儿是不方便问的，比如涉及某些违法行为，或者十分私密的情况。即便你问了，对方也可能不会给你真实答案，遇到这种情况就要留心听。如果说偷听有违研究伦理的话，那么旁听则是得到真知的一条捷径，研究者所需要做的，就是有足够的耐心和敏感。
在“红灯区”里，吸毒虽然是公开的秘密，但是如果直接问的话，也不一定能有人回答。我在刚刚到的时候，就冒冒失失地问了其中一个小姐吸毒的问题，但是人家很巧妙地回避了，直到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答案才揭晓。
一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过来，管李姐借锡纸（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也没有多嘴问）。李姐说没有，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屋里面的几个女人就议论开了。丹丹说：“理发馆用的锡纸太厚，不好溜。”其他人也表示同意，我这才明白过来，她们在说“溜冰”的事情。话题打开后，几个人就开始说自己“溜冰”、嗑摇头丸的经历。原来这几个人都是“溜过冰”的，其中也包括当初没有回答我问题的那个小姑娘。
旁听，有时还可以帮你把听来的和访谈来的信息进行互证。这些信息甚至可以帮你识别你所收集到的资料的真实性，也可以帮你判断是哪些情境因素在起作用。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在关注小姐的职业安全问题时，我经常听到人们议论一个姓杜的姑娘如何如何坏，李姐也总说：“她经常从学校里面骗那些小姑娘出来，还骗客人‘开处’的钱，可坏了！她还因为骗客人的钱，被人打过。”我见过这个姑娘，她为人挺冷的，不爱搭理人，也亲眼见过她背上有很大的一块疤。直到后来，我在李姐店里待得时间长了，她才偶尔和我说话。
杜姓小姐告诉我：“我在学校里的时候，就带人出来干（这和李姐告诉我的很吻合）。后来我觉得没意思，就不干了。去广州学了半年美甲，在那边没做小姐这行。后来又去了北京，还是学美甲，可是那行太麻烦了，我干不了，就想还干回这行，但是要带人出来，这样才能挣更多钱。结果让人家给骗了！”
原来是，有个人让她找两个姑娘去上海，“说让我抽她们的台费，我不用坐台。结果，到了那就让我坐台。我死活不做，就打我，拿开水烫我。后来我找朋友替我把医药费打过来，才回来的。”
在这个例子里，猛一看，李姐提供的部分信息和被访者的主诉确实比较吻合，但是少了一些细节，而且显然带着对她很大的成见。现在我才知道，这位小姐同样受到过侵害，同样是受害者。
可是杜姓小姐所说的话，同样存在疑点，比如为什么从前离开这行后又重操旧业？如果在学校时就涉足这行的话，真的会为了拒绝坐台而被打吗？到底是因为不愿卖淫，还是因为李姐她们所说的欺骗客人？当然在这个例子里，非常遗憾的是，到最后我都没有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她遭受侵害。如果我们的研究是关于小姐被害的，那么这毫无疑问需要进一步深究，可能需要更加深入的访谈或者更多方面的信息。或许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所谓的“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因为人们总是有办法隐瞒一些事情，甚至改写自己的记忆；但是我们起码能得到对方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
事实上，除此之外我们又能知道什么呢？所有调查难道不都是这样吗？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李姐的。
李姐不仅是在“红灯区”里做正经理发生意的老板娘，还是一个厉害的角色。在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关系已经非常好了，她带着她的老公请我们吃饭，陪我逛街买当地特产，跟我聊他儿子的学习，俨然把我当作了朋友。事实上我们两个的确保持着联系，离开后的几年里，我们偶尔会打打电话。她会问我在北京买车、学美容美发、看病等很多问题，并且常常邀请我们一家回去找她玩。
在最后一天，李姐给我讲了好多她自己的故事，包括她拉着在车祸中遇难的弟弟的尸体找肇事者讨债的经历，让我愈发意识到这个女人不简单。李姐真是不简单，她的店只有她一个人，她既是老板娘，又是理发师、美容师，还是小工。她虽然从不涉及性产业，但是在这个产业链中，她是靠小姐生活的人。她和她的店就像一张蜘蛛网，网罗着这个相对封闭的“红灯区”里的各种关系。当然，作为编织这张网的人，她和网上的每个人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
在她的店里，有好多常客都和李姐关系密切，有些姑娘甚至管她叫干妈。在我的观察中，李姐对她们也很好，非常关心她们，经常像大姐一样教育这些小姑娘；有时也会收留一两个关系好的，晚上在她店里居住。李姐很多次跟我感叹，说这些小姑娘很可怜、很苦，经常被人欺负，被那些小后生骗。她说：“这些小女孩，其实多数心地都很好的，没有害人的心。”
但是有一次，她陪我去买特产的时候，我们在车上聊天，说起这些小姑娘，她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婊子无情，贼无义，你和她们交往不能太实心。”这和我平时印象中的李姐差别简直太大了。虽然，同情小姐和用“婊子”这样的词来称呼她们并不矛盾，但是这和我以往对于李姐对小姐态度的判断也有很大差距。震惊之余，我开始反思，李姐以往同情小姐的言论都是在她店里说的，而说“婊子无情，贼无义”的时候，却只有我们两个。我相信，这两种态度对她来说都是真实的，只是情境变了，或者说，没有哪种说法是真实的，都是在不同场合的操演。
理发店里的她，是性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小姐是她的顾客，是她的朋友，是她的衣食父母。她在“红灯区”里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耳濡目染着那里来来往往的女人的喜怒哀乐，同为女人，自生同情。但是她毕竟不是小姐或者妈咪，只是与这个行当伴生的一个服务行业从业者。她的一句“婊子”，一则带出根深蒂固的对小姐的轻蔑；二则为了与我交谈时和小姐划清界限。在她看来，我是和她近似的人，所以她更多地和我聊老公、聊孩子、聊生活，和我保持的是另一种女人之间的友谊，所以在和我独处的时候，她才会说出那样一句话来。
这正是田野调查的魅力所在。它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也不仅仅是听锣听声，听话听音；而是在情境中理解人，是沉浸于生活世界之中去理解生活。
当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所谓的定性方法来进行研究的时候，人们似乎更喜欢把访谈当作定性研究的唯一方法，而且仅仅是收集难以量化的文字资料，然后把访谈记录化约成可量化的形式，进而去寻求某些固定的模式以总结和概括纷繁复杂的生活。结果，定性方法所强调的情境，就被淹没在“被刻意捞上来的”访谈记录当中了。
其实，情境性也是最朴实的生活道理，所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也。这不是“表里不一”，而是生活策略和人生常态。如果我们没有在田野调查中获得对生活世界复杂性的充分认识和理解，没有发现和总结生活情境的多变性，仅仅依靠单一的访谈，那么，这些脱离了具体情境的记录文字，还有什么意义吗？定性研究的魅力恐怕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一次进行男客的访谈就让人印象深刻，因为我们以往的研究中都以研究小姐为主，一直没有找到太好的研究男客的方法。借着一次艾滋病课题的问卷调查，我们打算尝试着接触一些男客。这样的访谈设计，起初让我非常发愁，当时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看起来青涩懵懂，让我去访谈嫖客，害羞、害怕、紧张、兴奋……各种情绪五味杂陈，而且第一个访谈对象就让我终生难忘。
他是一个卖沙子水泥的小老板。他的店面很小，十分简陋。小店坐落的那条路正要扩宽，破破烂烂的店面和边上所有等待拆迁的房子一样，看起来岌岌可危。头次见他，他就躺在自己小店的床上，当时是夏天，还铺着凉席，被子没有叠，团在一边，床脚下就是电视，我进去时正在放着一部韩国恐怖片。
那一次并不知道他曾经找过小姐，只是为了做一份问卷。因为他毫不忌讳地在“是否找过小姐”的问题上给出了肯定回答，所以我有意多攀谈了两句。他很是配合，并且留下了联系方式。
时隔两个月后再去，他已经换了地方。我发短信跟他联系，他说他已经搬到离黄庄不远的大井去了。我按照他的描述，很容易找到他的新店面。说是店面，这里比第一个地方更像一个民房，里面没有任何货物，只有一张床和一台电视，地上摆着几个啤酒瓶子，拖鞋斜靠着一个倒着的瓶子。他还是老姿势，斜靠在床上，脚下是成一团的被子。
我一进门，尽可能地表现得很熟络，问他：“你老婆呢？”“她回家了，‘十一’前就回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他这样回答，我挺惊讶的。他这个女朋友，是第一个跟他住在一起的人，当时他还是处男，但对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们俩在一起很久了，如果没有闹分手，两个人不会连对方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于是就问他，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他说，不知道呢，两个人都想看看，再决定什么时候结婚。他说，他们这叫“试婚”。我很好奇，问他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名词的。他说就是前两年，一起出来的年轻人都这么说。
据他说，从家乡出来的年轻人，都会试婚，但是和试婚对象最后登记的不多。这种试婚的情况到二十五六岁就会结束，年轻人带着“老婆”和已经降生的第一个孩子回家登记、结婚。这样生了孩子再回家结婚，据说是因为想多要一个孩子，然后决定给哪个上户口，以便隐瞒一个或者交些罚款。
在这次访谈中，他对所有问题都非常配合，回答很是坦率，这让我觉得一切比想象中容易多了。访谈进行得很顺利，直到他跟我提了一个问题：“你问了这么多，你能不能跟我来一次？”
我当时就傻眼了，心跳加速，面红耳赤，不知所措。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夺门而出，好在他的门一直开着，离大马路有着不太远的一段距离。可是我又一转念，不能就这样落荒而逃啊，太不专业了，好像自己很胆小，动真格的就不敢谈了似的。
不知道当时到底是什么动力让我留了下来，只是感觉他不会把我怎么样，于是我断然跟他说：“不成。”现在回想起来，好天真啊。如果对方真有歹意，又岂是我一句“不成”就能拒绝得了呢？好在他也只是试探性地问了一下，我说了不成，他也没有霸王硬上弓。看形势还好，我居然又继续问了几个没有完成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又表示了几次他的想法，直到我提出访谈结束，要给他访谈费，才战战兢兢地离开了他的店面。走的时候我还强作镇静，但几乎没敢回头看，怕他人追上来，把我拖回那间小平房先奸后杀。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后怕，自己当时怎么敢一个人去做访谈，怎么敢意识到危险还不赶紧结束？
多年之后，回想起这件事，当初的恐惧和后怕已经不再那么鲜明了，取而代之的是反思。经过那么多年的社会调查和访谈，有些理念已经深入我心，比如这样一句话“调查就是求人办事”。在我这次险些“失身”的经历里，那个小老板的话很值得玩味：“你问了这么多，你能不能跟我来一次？”细想起来，这话的意思很多：你都问了这么多了，我都告诉你了，你能不能跟我来一次？作为交换，作为回报。如今想想，这其实是挺正常的事情，只是我当时给他扣上个色鬼强奸犯的帽子，再加上无知少女的被迫害妄想，才会吓得自己失魂落魄。
作为调查者，我们主动拿着问卷，拿着提纲甚至拿着录音笔，去问许多人家根本不关心的问题；人家花费时间、精力和耐心，去满足你的研究热情，难道只是为了那一点点礼品或者访谈费？我们当然希望这些小恩小惠可以作为补偿，但是当我们自己无情地拒绝他人的访问要求时就会知道，那些小东西是很难成为别人接受访问的理由的。
因此，对方接受了我们的访谈，就真是对我们极大的耐心和帮助了。当然，这里有些人是贪图小恩小惠，有些人是好事之徒，有些人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或是满足好奇心；但无论如何，他们花费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分享了自己隐私的经历和想法。就为这些，我丝毫不能怪罪当初那个提出要跟我上床的水泥店老板。试想，一个满大街找人谈性的姑娘，会让男人产生什么想法呢？我主动找上门来，让他谈出他那些隐私的经历和想法，他跟我要求上个床，也实在不过分。况且他只是要求而非强迫，这样想起来，他还是相当绅士的。
说到底，这样的遭遇，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调查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起码的伦理原则，是最低限度的互惠。我们没有道理觉得我们的研究目的有多么高尚，研究动机有多么单纯。所有所谓高尚单纯的动机，都要落实到研究中，进入被访者的生活世界里，而且被对方所理解，那才是真实存在的。这就像很多小姐永远认为我们是来踩点的，自己早晚也要出台；就像这位小老板八成认为，既然我可以这么坦率地谈性，那也就一定可以随便地做爱一样。我的访谈者很慷慨地跟我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而他希望我能跟他分享我的身体，这其实可以理解，只是不能接受而已。
当然我承认，在这个事件里我是幸运的，的确不是所有情形都可以这样驾驭。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中，访谈者可能遇到人身伤害的威胁，遇到财产安全被侵犯，遇到侮辱甚或谩骂。但是这些侵害的前提是，我们的研究行为首先就侵扰了他人的生活。如果人家接受，那就是纯粹的帮忙；如果不接受，也是理所应当。因此，除非对方用非常不友好甚至敌意的方式拒绝你，否则，就请你安静地走开，同时在适当的时候保护好自己。
请初学者不要像我一样鲁莽，因为不是每个被访者都有着那位小老板的自制。更重要的是，请初学者一定要心态平和并保持敏感，因为每一个被你敲开的门背后，都有他自己的世界和故事；想要听，不是只带一副耳朵就可以；想要听，请放下你的评判和偏见；想要听，你还要随时准备讲出你自己的故事，准备有限度地分享自己的秘密。那么，底线在哪里？这就看你的判断力、勇气和诚意了。
在博士毕业的谢师宴上，我喝多了。在潘老师门下这几年的东奔西走，仿佛历历在目，一朝毕业，居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泪水和着汗水的我，当时最大的感触之一就是：再也不用做调查了！再也不用带着一帮本科生，在陌生城市的火车站广场上，彷徨着住哪个旅馆了；再也不用为了节省住宿费，住在大学城里挂着带血蚊帐的招待所了；再也不用为了让某个街道主任配合我们的调查而点头哈腰了；再也不用为了能够进入现场，和地头蛇们喝得几乎酒精中毒了；再也不用在酷热的夏天，辗转于北京各大建材市场寻找访谈对象了；再也不用在个体户中调查“性”而随时被人想入非非了；再也不用因为调查的问题太敏感而被大妈破口大骂了；再也不用在“红灯区”被人当成小姐往包厢里拉了……
现在，几年过去了，当初再也不想发生的事情，果然再没发生过。我的生活也步入了房子、车子、孩子的臼窠，住在北京这个我并不真正熟悉的故乡，过着安定的生活。可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那种实实在在活着的感觉，越来越不清晰了。
原来，这些年来我们就是在用调查的方式，接触和认识别人的人生、别人的活法。这里面有很多是我们以往所不理解的，主流社会所不接受的活法。但是有很多人就在用这种方式活着，而作为研究者，就是要理解这些不同的活法，理解它们实践的合理性，搭起私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的理解桥梁，填埋不同个体经验的解释鸿沟，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世事洞察，人情练达。它不是老于世故，而是擅长生活，尤其是善于感悟生活。
经历过这些，你的心中肯定会留下一片永远向往的田野。
杜鹃，女，1984年生，北京人，现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讲师，北京人口研究所研究人员。
硕士、博士阶段师从潘绥铭教授，在学期间，曾经参与两次“中国人的性观念与性行为全国大调查”，以定性调查方式参与“红灯区”调查、流动人口生殖健康调查、艾滋病感染者生存状况调查等大小调查十多次。
目前主要从事生殖健康、性病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