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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昕（山东大学社会学系）
题记：眼睛看得见角落，心里才会有全局。
在我小时候，大约小学三四年级，家里陆陆续续订了几本杂志，我还记得有《演讲与口才》《知音》以及《家庭》。爸爸妈妈对于《家庭》这本杂志格外“重视”，比如，把它们单独锁在一个抽屉里。那里面有很多社会新闻，充斥着出轨、三角恋等鲜活案例。我很清楚地记得《家庭》有一个专栏是关于夫妻性生活的，有矛盾、困惑的夫妻们写信给这个栏目，然后专家进行回复和评点。从那时起，“潘绥铭”这个名字就深深印入我的脑海。当时，这个傻乎乎、胖乎乎的小姑娘，做贼般地迅速转移父母偷藏起来的杂志，快速阅读后，又偷偷放回去。就像那时不被允许看电视的我，总是在父母走后，打开电视机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为了防止被他们发现，还用湿毛巾给电视机“降温”（还好没触电）。
“被管制”往往促生惊人的创造力，同时，“被压抑”也使得我对“性”这个领域充满好奇。一个人选择一项工作或事业，除了机缘巧合，一定有其原因。如果这个原因可以被理性地梳理和回顾，我们仿佛会认为人生是可以选择的。然而，随着年纪渐长，我越来越觉得生命里的很多关键性选择是呈“雾状”的，看似有明确的轮廓，其实很难说清起承转合究竟是什么，以及哪些人和事在里面起了关键性作用。
小时候这段懵懂的记忆，在之后无休止的辅导班、考试中逐渐模糊，直到自己22岁那年决定跨专业跨学校考研时，才在心仪的人大社会学系教师名录里看到熟悉的“潘绥铭”三个字。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考入潘老师门下。
社会学于我而言，是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动选择”，辞掉丰厚薪酬的工作，混迹在北大与人大社会学系的课堂上，胆战心惊地“蹭课”，六神无主地“备考”，住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心怀天下。
直至今天，这个选择仍然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一个。虽然，调侃高校“青椒”的待遇是我近年来乐此不疲的话题之一。
我会经常想起我在“红灯区”做调查的日子，那些曾经熟识的人也经常会浮现在我眼前。那段岁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作为一个社会学的调查者和研究者，要将学斋搬进社会，眼睛里看得见角落，心里才会有全局。这个视角，让我受益良多。
我真正的“红灯区”调查，始于2006年。
当时已经获得硕博连读资格的我在A市做针对全国人口性观念和性行为的定量调查，负责东北地区的督导工作。作为附带的工作，我还需要把途经地方的“红灯区”做一个简单的“mapping”（就“红灯区”的规模、店家的类型、人数等信息做出描述和估算）。对于要在“红灯区”做调查，我当时是慌之又慌。
在一个很冷的下午，戴着眼镜的我一个人在一个中等规模的“红灯区”里溜达，心里默默记下店铺的数量和可以看到的人数。一边走，一边吸鼻涕，也不敢拿出笔来记，可又怕忘了，紧张、焦虑，嘴里还念念有词，在外人看来简直是“形迹可疑”。忽然，几个小伙子把我堵在路上，挟持到路边，厉声问我是干什么的。这把当时刚刚开始做这方面调查、缺乏经验的我吓坏了。前后都是小KTV，整条街都是受他们“保护”的地盘。如果他们一起把我推搡进任何一间小房子，后果不堪设想。我这是遇到传说中的“黑社会”了。
与香港“古惑仔”系列电影里的“马仔”形象不一样的是，他们不高也不帅，但是他们吓唬人倒是挺可怕的。我哆哆嗦嗦地拿出自己的学生证，慌张地解释起来，并尽量说明我没有恶意，就是做一个社会调查，想多了解社会。
他们拿着我的学生证看了半天，问：“你是从北京来的？哦，你不是记者啊？”
我赶紧澄清自己的身份（他们就是因为我戴着眼镜，所以判断我是记者。从此以后，我在调查时开始戴隐形眼镜），并简单介绍了一些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区别（因为他们其中一个坚持说我是北大的）。
随后，气氛逐渐缓和。我顺带问了问A市有什么特产和好吃的，又赶紧说你们这儿的人都很好，很热情。他们七嘴八舌地介绍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并叮嘱我一个姑娘家出门在外要小心。随后，一个小哥帮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我印象很深，他看着我坐上车后，对司机狠狠地说：“把我姐好好送到，别绕远知道不？”
我坐上车后忐忑地回头看着那条巷子里的“街角青年”，迟疑地举起手与他们挥别。若干年后，每当我在课堂上用东北话展现他们与我的互动，学生听得哈哈大笑时，我又在复习当时坐在出租车上时心里的五味杂陈。
这样的五味杂陈，还太多太多。
2007年12月，我在B市做“红灯区”调查时，一个人进入一家当地的中档KTV。这是一个有着五层规模的娱乐场所，主要以KTV的形式经营。当时进入现场是跟着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后来发现，我给场子里的人留下的这个“第一印象”为后续的调查带来巨大困难。
社会学中有一个概念叫“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是指由于不同的群体拥有不同的社会阶层地位，因而相互间的亲密程度也大相径庭。正因为我是被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带入场所，因此被他们视为“官家人”和“上面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社会距离”上与我保持较远的距离，无论我多么努力。我在小姐们休息的包房坐了三天，不断跟人搭讪聊天，就是没有人理我。尤其是一个很漂亮、嗓门很大的小姐，我找她说话，她非常凶地吼道：“我跟你有什么可聊的！你怎么不回家跟你妈聊？”
实在没有办法，我开始注意到一个大约二十岁出头的男孩，他在小姐中很有人缘，是楼层经理。我找他聊天，请他吃饭，送给他一个真皮钱包。等到这些“公关”工作都铺垫好后，请他帮我把小姐们请到一个固定包房里，不受打扰地接受我的访谈。
有一天，他带着我在这个五层KTV里楼上楼下瞎转悠，给我讲他们老板的背景，给我讲他那贫穷的家乡还有对自己很好的姐姐。忽然我肚子剧痛，捂着肚子准备冲进一个卫生条件很差的洗手间时，他拦住了我，用钥匙打开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包间，对我说：“你用这间吧，姐，这里干净。”
在那一瞬，我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的这点小小“权力”，是对我的“示好”，还是将我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还是别的什么呢？或许，他看出了我的迟疑，笑着对我说：你放心，我给你“把门”。
我慌张地进入那个大包厢，装修得富丽堂皇，大约有二三百平方米。在包厢的一角，有一个洗手间。当我用完后准备出门时，忽然发现厕所门打不开了。那一瞬间，真的是感觉满眼冒金星，各种恐怖的场景一下子袭来，忽然觉得自己这次是真的害怕了。
以前人家总问，你一个女孩子跑这跑那的，不害怕吗？我说，学社会学就是要做调查，就是要“腿脚好、眼睛尖、嘴巴甜”。当时的我已经跑过若干个省，独自去过一些“红灯区”了，应该算一位老队员了。可就在那一瞬，我是真慌了。一个全封闭式的五层KTV，我如果真被人关起来，那真是插翅也难飞。正当快哭了的时候，我使劲扭了几下锁，门开了。原来我忘了是自己把门从里面锁住了。如果前一秒是快被吓哭了，后一秒，真的是要被自己蠢哭了。
当我掩盖自己未平的慌张出来时，看见他蹲在楼道里，背对着我，手无聊地在地上划来划去。下午的KTV，几乎没什么人。阳光照射在他的背上，他的头发杂乱，瘦弱的背影就像一个孩子。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他的青春何尝不寂寞，虽然那里灯红酒绿。
后来，在他的帮助和支持下，我的调查进展迅速而顺利。在我要离开B市时，我邀请他去当地一家不错的饭馆吃饭。席间，我频频举杯，感谢他。而每每，他都抢过我手里的酒杯，自己一饮而尽，并一再地说：“女孩子在外不要喝酒。”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小酌几杯，但是那一刻，尽管我很想喝一口当地的啤酒，可是他屡屡抢我的杯子，执拗不下，我默默地接受他的好意。
吃完饭后离开饭店，我才注意到他一直拎着一个袋子。打开，是一种在西部地区很贵的水果——红毛丹。他说：“路上吃，买给你的。”说实话，我当时眼泪都要下来了。他一个月只挣不到2000元，天天夜班。他小学文化水平，有一个很疼他的姐姐。他长相俊朗，很受场子里小姑娘的喜欢，但是他告诉我，他不喜欢那种场合，因为那里的人感情都不长久。
“红灯区”里经常活跃的，当然还有出于各种目的而来的“客人”们。
在C市做“红灯区”调查时，我和师门的几个同学分散在若干家低档KTV里面。一般情况下，我们和小姐们一样，都是坐在玻璃窗后面的椅子上（因为只有这种最自然的相处，才能真正做到“参与式观察”）。有时，一些穿着脏乱的务工人员会在窗户前指指点点，跟挑选货物一样。
刚开始，我会觉得受尽侮辱，非常难受。时间一长，倒也习惯了，也加入小姐们的“权力反转”中。你不是评价我们女人吗？我们还评价你呢！一天下午，一帮年纪比较大的务工人员在我们的玻璃窗前站了足足有几分钟，盯着每个人看。然后，“果断”去了旁边那家。那一瞬间，在场的姐妹们异口同声大骂起来：“老家伙们挑花眼了吧！赶紧走！那么脏还挑我们！”我也老练地、气愤地加入她们的讨论。
在这些场所里越来越“游刃有余”的我，开始主动寻找访谈嫖客的机会。
有一天，一个客人从包房出来，一屁股坐到我旁边，抓过我的手，带着浓重的酒气问：“多少钱？”
我抽出自己的手，笑着说：“你掏不起。”
他问为什么，我说：“我学历太高，学费太贵。”
这时，他眨眨他的小眼睛，说：“你是干吗的？不是做这个的？”经过我的一番说明，他忽然极其兴奋，说：“你们应该好好调查一下这些人。比如我，我也是北京某某大学毕业的（坐落在海淀区学院路上的某著名高校），我们学校到你们人大坐公交车很方便的，我以前常去。工作后跟单位的人来玩，你看，我现在连找女朋友的兴趣都没有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揣着我那半瓶子晃荡的心理学知识，从认知理论到行为主义理论一顿瞎侃。后来，他说要给我钱，因为他心里的病好一些了，“知识也是要付费的”。我说：“我不收钱，但你买点零食给我们吧。”
当然，让人不愉快的经历也有一些。
同样是在这个场所，一天下午，我在和老板娘聊天，一个客人从里面包房出来，看了看，然后把老板娘叫过去，我听到他说，“把那个穿绿衣服的叫进来”。
一般我们师门的女学生去做“红灯区”调查，都会穿上自己最朴素的衣服，不化妆，尽量低调朴素。那天的我，穿着一件绿色迷彩棉衣，正是那个客人所指的人。
老板娘笑脸相迎，解释道：“人家不是做这个的。”
客人问为什么，老板娘又解释道：“人家是研究生呢。”
只听见客人忽然拔高嗓门，冲我吼道：“什么狗屁研究生，女人下面不都长得一样吗？”
我看到势头不对，和老板娘交换了一下眼神，溜出店去。
在外面溜达的我，站在后排房子旁边的一个垃圾堆旁，开始哭鼻子。
我的世界里接触的男性，长辈都温文有礼，同辈都如谦谦君子。那些和我关系要好的男性，他们绘画、写诗，他们受过高等教育，那么柔情脉脉。忽然，遇到这么一个满嘴脏话的男人骂我，还真是有点受不了。
在中国传统性别文化和性文化下，女性的“他者”身份和“弱者”地位是跨越阶层的。无论学历多高、知识多丰富、多么兼具才情和勇气，当一个男人用最恶毒的字眼辱骂她的身体时，女人们往往无力回击。甚至，一个越受过高等教育、越“正经”、越“良家妇女”般的女性，在“性”上往往受到越深的压抑和羞辱，也往往无可奈何又无从反击。
这件事加速了我对“性议题”中女人权力地位的反思。如果在“性”的话语和实践中，女人只能是被动地迎合、羞怯地回避或者惊恐地拒绝，那么“性”永远是横在男女平等之路上最深的沟壑；如果针对女性的辱骂和讽刺终究要落在我们受之父母的肉身，并且无力回击，那么女人们读书、工作、参与社会事务都不抵最后在“性”方面的羞辱和失利。这是一个需要改变的现实。
“红灯区”的男人们丰富了我对异性的了解。有些是与“性”无关的，比如他们的真实、仗义，他们游走在“讨生活”的过程中，血肉丰满；有些的确是与“性”有关的，两性之间除了交易，还有感情甚至是恩情，当然，也有赤裸裸的歧视和暴力。
所有这些，丰富了我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同时，也让我在处理自己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时拥有更多自信和智慧。
在一次有若干领导出席的饭桌上，几轮酒水下肚，个别领导开始有意无意地说着黄色笑话，众人捧场，大家哄笑着并着意观察在场女士的表情。有些女士面生愠色，有些则装作没听见。这样的场景其实在很多女性的职场经历中并不少见。当时的我很生气，立即以讽刺的口吻讲了一个关于男性生殖器大小的黄色笑话。顿时，领导们错愕着纷纷转移话题，不再说这些个“风月之事”。
后来我和朋友聊起这件事，他们说，你是有点生猛了。我说，生猛的不是我，是生活。
我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爱哭的调查者，虽然生活中性格比较刚烈。
在“红灯区”调查中，我经常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是谁”？我仅仅是一个研究者、调查者？还是，我也是一个女人、一个背负着历史并迷惑于未来的人？在我与她们——我的被访者“视域”对接的当下，我是选择成为一个理性的记录者、资料采集者？还是，我也是一个分享者、一个可以进行情绪对接和移情理解的人？
换句比较专业的话说，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在研究的当下，究竟是两个“主体”彼此互动、理解和呈现出某种“调查结论”，还是我与被调查者的关系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从而先验地以调查者的“主体”为中心，并赋予主体对客体的优越性？在她们的故事中，我是否要做一个冷眼的“裁剪者”？如果是，我应该“剪裁”什么？如果不是，我如何在一次次的调查中适当呈现我的感情，并与她们呼应？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一直伴随着我。
2007年12月，我在前文中提到的B市那家全封闭式五层KTV里认识了一个小姐。在那个供小姐休息的不大的包房里，她是唯一拿着一本杂志看的人，而其他人要么化妆、要么打牌，或者是在看电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看的是一本《读者》。她不算漂亮，妆容也不像其他小姐那么浓，生意也不是很好，而且看得出来，她的人缘也不太好。
有一天下午，我坐到她身边，聊了起来。通过访谈，我知道她是幼师毕业，是一个比较有思想、性格略微孤傲的人。幼师毕业后她去了一个厂子的子弟幼儿园当老师，后来厂子垮了，她因为与母亲起了一点冲突，就赌气跟着朋友出来打工，被朋友介绍到了那家KTV。
她给我讲述了自己做小姐的“第一次”，是如何一直哭着做完，又是如何清洗身体。她给我讲了每当想家的时候，是怎么压抑哽咽的声音给家里打电话，瞒着他们自己的近况，使劲给家里人寄钱寄礼物表达愧疚之情。她还讲了自己的感情经历，如何对男人失望，又是如何看待以后的情感之路。她的原话是：“雪地里是埋不了死孩子的。什么事都有可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这一行说实话是见不了光的。我不想以后让我的孩子被人说他妈妈干过这个，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的打击太大。女人越重感情越容易说实话。”
她对未来的黯然态度让我十分难受，但也不知如何回应。她边说边哭，我边听边哭，最后，很诡异的，在那个小姐们进进出出、打闹嬉笑，有人涂脂抹粉、有人大快朵颐的包房里，我们两个坐在角落，边聊边哭。所有人似乎都忘记了我们的存在。
结束了对她的访谈后，我坐在回宾馆的出租车上，一直流泪。她不是我见过的最命运多舛的小姐，甚至，我还见过很多自信的、乐于其中的小姐。而她对生活、感情的那种冰冷的清醒，戳中我的痛点，让我十分难受。她是一个不容易快乐的人。我给远在内蒙古带队的潘老师发了一条短信，大体讲了一下自己的心情。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心情跟当时西北的冬天一样。
第二天，当我带着一肚子的问题和热情见到她时，我发现她对我很冷淡。好几次，我都试图和她说话，她却匆匆敷衍我，并且避免和我眼神交流。我很想问问她，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让她不舒服的事或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但是她一直躲着我。
接连几天，我脑海里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我一下子明白了。
对作为调查者的我而言，能做一个深度访谈是一件极其让人兴奋的事情，我以为在她身上我实现了这个目标。然而，这次访谈的“成功”并不是由于我的访谈技巧多高，或者我个人有多么强的亲和力，而是她太寂寞，太需要和人说说话。只是恰好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她遇到了一个合适的、愿意听她说话的“陌生人”。正是因为这份“陌生”，她才能将压抑很久的心路历程梳理出来，叙述出来；也正是因为这份“陌生”，她才会在与周围那些人“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对我卸下心防。
但是，当我努力将这份“陌生”那么急切和主动地变成“熟悉”时，她当然会急切地想要跑开。如果别人给你看了她的伤痕，你陪着哭，说“你好可怜，好不容易啊”，这真的有意思吗？当下，你或许给过她短暂的慰藉，但是，如果她再次看到你就会联想到你眼里那个满是伤痕的自己，她还会选择继续看着你的眼睛吗？每个人都在不断和“镜中我”纠葛与对话，那一面面“镜子”，就是别人的眼光。
所以，在所有与人相关的调查和试验中，我们首要关心的一定是“伦理问题”。如果我们的调查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不良影响和难以控制的伤害，这样的调查就不应该继续。虽然，对被调查者“无意的伤害”是难以事先预料的，但是调查者一旦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时，就应该中断调查。
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如何让调查者有充分的自觉，不断警醒和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给被调查者带来了“无意的伤害”？除了在调查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技巧外，调查者本人的敏感性和移情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通过训练快速获得的，只能在自己的人生中不断砥砺和丰富，加深对人的理解。
第二，如果调查过程中或调查结束后“无意的伤害”已经发生，我们应该做何补偿？或者说，我们是否至少意识到需要进行补偿或补救？至少在当时，我觉得我做得还很不够。我应该更明确，不要再不停地打扰她。
所以，我真的欠她一个道歉。至此之后，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为了“调查”而调查；也不要为了走近而“用力过猛”。
所有社会调查方法的教科书里提到调查伦理时，都在强调“平等和互惠”。但是，如何平等？如何互惠？它们如何贯彻在具体的调查实践里，并通过我们的言行体现出来？尤其当被调查者是长期处于社会边缘角落的群体时，我们的出现会给他们带来“平等和互惠”吗？有些学者指出，研究过程对被研究者来说即是一种回报。被人关注和得到倾诉的机会，就是对被研究者的“回馈”。然而，我们有何资格和理由认定，她们就那么需要我们的关注？我想，比起她们需要我们，我们其实更需要她们，至少，在目前的“红灯区”调查中是这样的。
2008年，我在某市进行“红灯区”调查。与之前若干次调查不同，好几次我都是跟着当地一位女医生“下现场”。这位女医生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到场所里向小姐们宣传疾病预防知识，并进行基本的疾病诊断。她的工作成绩卓著，并受到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
和她一起去场所后，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我到底能为这些女人做些什么？拥有处方权的医生可以一边询问小姐的身体状况，一边讲解疾病预防和身体保健知识，一边教导大家要团结在一起，遇到暴力互相保护；而我，只具有最常识性的妇科保健知识，当被问及一些妇科疾病知识时，往往语塞（更不要说一些男性生殖系统疾病的判断和治疗，我丝毫没有什么经验）。我的知识储备，并不对她们具有重要价值。此后，我开始逐步了解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和药品知识，至少，尽量有意识地去做一些知识准备工作。
黑格尔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与概念。”
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要求调查者具有综合的个人能力和较高的悟性，比如反思能力、感受能力、移情能力等。如果让我斗胆加一条，我觉得，“示弱”也是一种能力。尤其是面对社会边缘群体的调查，有意识的“示弱”，绝对不是欺骗，而是主动拉近彼此之间社会距离、有效促进视域重合的策略。不仅如此，“示弱”，也意味着调查者对自己生活的主动分享和呈现，是一种积极的、平等的“相处”。因此，“示弱”是我在具体社会调查中常用的方法选择，也是我基本的为人原则，尤其是，面对那些某种程度上与自己相比暂处劣势的人，抱持一定的敏感，甚至痛感，时刻反省，细腻维护。而且，谁能来评定谁处于绝对的“劣势”呢？不自我追捧、不装腔作势、不指手画脚，这应该是“调查者”的基本素质。
比如，每当刚进入一个新的场所，小姐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的回答都是“我是一个学生”，而不是“研究生”或者“博士生”。只说明自己是学生，而不洋洋得意或毫无敏感地说出自己是“研究生”或“博士生”，本身并不违反调查伦理中的“不欺骗”原则，但对这些细节的重视，往往可以使得自己更快地被接纳。
当一些小姐对我的身份表示羡慕，并有意突出我们之间的“不同”时，我也会说一些自己的烦恼（这么大了还要读书，家里面父母也很辛苦，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对不起他们之类的话）。这种“示弱”，并不是有意欺骗，而是基于事实的一种凸显。最基本的道理就是，“没有人愿意主动揭自己的伤疤，除非对方也是伤心人”。当某种共同点被找到后，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平等、顺畅的信任关系就更容易建立起来，从而促进调查的开展和完成。
另外，女孩子之间敏感的关系使得彼此非常关注对方的穿着、打扮和言谈。试想，如果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忽然出现在她们中间，说着文绉绉的话，化着精致的妆，走到哪里都揣着消毒纸巾，然后一问一答地“问出”她们的故事，而不是由她们“讲出”自己的体验或经历。这样的调查者能调查出来什么？这样的调查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别致漂亮的写作”与“生龙活虎的相处”之间，我觉得后者才是调查深度的前提和保障。
当然，有时即便说出自己“是个学生”时，一些小姐还是会表现出强烈的情绪。比如，有一个姐姐就见不得戴眼镜的女人，尤其是戴黑框眼镜的女人，说她们都“装着有学问”。还有一个姐姐听说我是个北京来的学生后，非常不屑地说：“大学生？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啊？你长这么大还是花家里的钱吧？我虽然没啥学历，但我家的钱是我挣的！”
是啊，在生活面前，每个人的起点不一，谁强谁弱呢？
所以，这种“示弱”，更多的是指一种“你回忆痛苦，我也要给你看我的伤疤”的分享意识；是一种别人流着泪水，调查者惦记的不是访谈记录而是关切眼前这个人时所呈现的“同理同心”；是调查者要学会剥开自己的盔甲和包装，在生活世界中与被调查者“共情”的柔软和真诚。
在调查中，当有些姐姐谈到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存在一些困惑时，我会以自己的经历提出一些建议，虽然我毫无育儿经验，并自认为是教育的“残次品”。当有些小姑娘谈到感情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和受到的伤害时，我会分享自己的感情经历，虽然我的感情生活与她们的相比一点也不精彩。但是，这种互惠与呼应使得我的访谈更容易开展，并且在一种“共情”中使被访者愿意主动将自己的生活“陈述”出来。
2007年冬天，当我即将离开B市时，场子里的一个姐姐说要请我吃饭，并叫了其他两个要好的姐妹。在数十天的相处中，我们聊了很多话题，她们帮我化妆，教我如何打扮（虽然这个“技能”以后基本也没用上）。她们一再好心地提醒我，“结了婚，就先把男人的钱收了”“手里攥着他的钱，他才不会变坏”。这对于已经学习和接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我来说简直不在一个话语体系，可是，我知道，那是她们基于自己生活经验的善意提醒。
在我们穿上厚厚的衣服，走出场子，奔向一间小饭馆的路上，这位姐姐对我说，你看，我们的红色羽绒服多像啊。我穿成这样，也没人看出来我是做“鸡”的吧？
我笑笑，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应。
我们在小饭馆里，点了饺子、凉菜等食物，还点了啤酒，边吃边聊。席间，她们打趣我说：“哪有一上来就问人家出台不出台的，好多说不出台的人都在骗你，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我刚开始好笨啊，没经验。”
她们又马上鼓励我，说：“你不错的了！不招人烦，有眼色。”
结账的时候，她们坚持要付钱，我记得很清楚，那位姐姐说：“你是学生，你不挣钱，我们虽然挣的钱不算干净，但我们自食其力。”
她这句话，让我至今想起都会眼眶一热。
一项好的社会调查，应该具有“解释力度”“信息丰富性”和“复杂精致性”，这是社会调查者的努力方向。我一直在想，这些年，我所遇到的这些人、我所看到的这些事，对我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想了好久，大体可以用“疏离与亲密”五个字概括。
首先，对包括性工作者在内的社会边缘群体，我的态度“从疏离走向亲密”。
一开始的我大概和绝大多数女孩一样，并不了解她们，也不想过多地了解她们。我们的成长，其实是在“大概率价值观”下，对社会期望的主动内化。升学、恋爱、工作，等等，所有环节，我们都希望自己“好则更好，优则更优”。我们相信自我奋斗，也相信我们能够自我奋斗。
但是，经过这些年“近距离”目睹她们的生活，我意识到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不是一道道简单的算术题。它的复杂性远超所想。我一直记得潘老师有一次说道：我的女儿和她们（这些小姐）没有区别，只是她比较幸运，生在一个教授家里而已。一个社会学者，如果没有这样的视野，他的眼睛就看不到宏大社会结构之下那些微小生命的丰富和光亮。
同样，不仅我们这些调查者对她们有各种“想象”；她们，对我们也有各种“想象”，很多调查者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仅仅看到的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她们”，而不是真正的、完整的、作为“主体”的她们，“理解”就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只有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同时把对方看作和自己共同在世、有相融诉求空间的平等个体，才能获得“贴近的体验”和她们的“内部视野”；也才能深入到事实内部，做出真正意义上的深度调查。
其次，对于一般社会生活中的他人，我的调查经验和感受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能快速体悟和理解那些和我一样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让我有能力与他们“从疏离走向亲密”，看到他们，理解他们，而且从他们的视角去理解他们。
我在课堂上喜欢给学生讲一个关于我的故事。
当我还没有考上社会学研究生之前，是在某经济类院校学习管理学，那时候的我对社会学或社会调查方法毫无概念，人也属于内心敏感但外表略有社交恐惧症的“高冷女”（就是还挺招人讨厌的那种）。一次，在春运回家的火车硬座上，我的旁边坐了一个外出打工的小伙子，他一个劲儿地挤我，我不敢出声。后来，我发现挨着他那侧裤兜的钱包不翼而飞。我心里一万个确定就是他拿的，我也非常想告诉他，钱都拿走，能把学生证给我吗？但是憋了一路，直到他在西安下车，我都不敢和他说一句话。
几年后，已经在人大社会学系“摸爬滚打”了几年的我，逐渐地学会了观察、交谈和控制局面。
后来，还是在春运的火车上，我旁边还是坐了一个外出打工的小伙子，染着黄色的头发。我疲倦地打着盹，火车走走停停。忽然，醒来后我发现我的钱包又没了（这次更糟糕，里面还有我的身份证。内心鞭打蠢笨的自己一万次）。我不能完全肯定是他拿的，这个时候我想，至少我不能冤枉别人，先聊聊吧。
于是，通过聊天我知道，他在北京大红门服装城附近的一家小服装厂做工，以前做过美发行业，但是当小工冬天要经常在冰水里洗毛巾，手都裂了。我注意观察他的手，的确有几道很大的口子，指甲很长很脏。在他额头上还有一道刀疤，他告诉我是帮老乡打架时留下的，还差点进了监狱。他来北京做这份裁剪衣服的工作，一个月挣2000多元。他还说：“我好羡慕你们读书的，不用这么辛苦。”我给他讲了我在人大每月补助只有250元人民币，我们都称自己“二百五”，他非常用力地笑了起来。之后，我们一起分着吃我带的零食。快到兰州站，他要下车之前告诉我，前一段时间他几个朋友偷了两辆摩托车，还放在北京他住的地方，他说：“姐，我送你一辆。”虽然明知这是“销赃”，但我心里很感激他。
在和他挥手告别的一瞬，我发现我的钱包奇迹般地出现在大衣口袋里。
当然，这些岁月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我与我自己的对话从来没有停止；“我”和“我想成为的那个人”从疏离走向亲密。正是对他人生活的关注、在意，才使得我更了解自己；也正是在生活的维度上，对每一个出现在我视野的人进行完整的理解，才能从“测量”或“求证”过渡到“理解”与“阐释”；才能让自己仿佛戴上了一副神奇的眼镜。看人，看己，更透，更清。
在我看来，对陌生人的好奇是一个社会学研究者最基本的素质，他们睁大眼睛，放下身段，掏空自己，汲取着滚动在社会事实中的营养，并把它们呈现出来，供人思索，发人警醒。他们像是整个社会躯体的解剖者和病理分析师，但每一个细胞在他们眼里却都是独立、完整的生命。就像社会中的个人，他们对社会学研究者而言，每个人都是最珍贵的宝藏。
我还记得潘老师讲过，他的老师问他，你看到报纸上的任何一个讣告，有什么感觉？他回答不上来。他的老师说，那是一段历史消失了啊。
我的“红灯区”岁月，不是宏大的命题，但却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组成的跳动乐章和生动历史。在那一个个行在路上的日子里，我最在意的不是带回来了哪些资料，我欣喜的是从被调查者的眼睛里看到了怎样的世界。
因为，对每一个人而言，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宇宙；对社会而言，宏大之下亦是个体的欢欣和苦痛的汇聚。
一滴水而知寰宇，一朵花而见春天。社会学研究者和调查者们，大概是最先看到寰宇和春天的人吧。
王昕，女，射手座，生于高原古城西宁。
本科就读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期间偶然选修了社会学，瞬间被其解释力和“话语权”所深深吸引，尔后走上了跨专业考研之路。经历了第一次考研失败的打击后，辞去工作，蹭课于北大和人大社会学系，于第二年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人大社会学系，并获得硕博连读资格，跟随潘绥铭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在人大的六年里，跑了全国近二十个省，走哪哪乐，吃嘛嘛香。性格粗中有细，偶尔鲁莽且“二”，并准备继续保持下去。
现执教于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据说也已经“拐”了一些其他专业的同学进入社会学。希望他们和我一样，从未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