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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题记：我很幸运选择了性研究的道路，很幸运这一路上碰到这些没学历却高智慧，没学科专业知识却极具生活常识的朋友们。
我从1999年开始踏上“红灯区”的研究之路。至今，在大江南北十多个“红灯区”蹲过点。15年来，不管是学院内，还是学院外，不管是研究还是行动，多多少少跟“红灯区”脱离不了干系。我的学术生涯与生活，受益于“红灯区”。
这一路上，有很多朋友帮过我的忙。她们有个别人出现在我的《论方法》一书里面，有个别人，出现在我的讲座里面。但是更多的朋友、更多的故事、更多的交情、更多的感激，在我所呈现的研究中，缺席却在场。她们，或许更合适出现在田野野史中；她们的只言片语，或许更适合在琐碎的日常故事中被叙述；与她们的友谊，也或许更适合在更为感性的杂记中留下笔痕。她们，长在我的心中。
也正因为如此，这是一篇几乎没有引文与查证，不循逻辑与八股，靠记忆写成的流水账；只是，在这笔流水账里，我希望记下的不仅仅是我的感激，我希望在家长里短的唠嗑里，还有些方法学的味道。
我很幸运，认识阿严。这个被我笑称为“中国第一大鸡头”的香港人，也是我尊称为严老师、昵称为阿严的忘年交。阿严是我“红灯区”研究的学院外领路人，她的两句话影响了我一生。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在聊及我的个人婚恋时，阿严惊讶道：“潘绥铭的学生还要考虑结婚问题？”至此，我开始了对“婚姻”的反常规思考。次日，在把我孤零零地放到“红灯区”离开时，望着我多少有点不知所措、恋恋不舍的眼睛，她操着浓重的“港普”，语重心长地说：“你要自甘堕落。”如果说第一句话实属巧合，并且多少年来成为我和她——两代资深剩女之间的戏谑笑谈；那么第二句话则实实在在影响了我的治学与做人，至今感激。
我和阿严年龄相差两轮。我们的交情始于1999年。放寒假前的一天，导师把我叫过去，很慎重地跟我说：“香港紫藤（一个为小姐人群服务的NGO组织）想了解深圳的‘红灯区’情况，看是否能在深圳开展针对小姐的服务工作，你愿意去吗？一个人。”怀着紧张、猎奇及兴奋的复杂心情（后来，在师妹们和学生们脸上，我还能经常看到早年自己的这份心情），我到了深圳。来接机的正是阿严。根据导师的描述，她一直在寻找一个个子超矮的小女生，恰逢我穿了高跟鞋，我俩几次错身而过，愣是半天没对上号。见面她的第一句话是：你没那么矮啊？（主要是她没比我高。）紧接着就是：下回就不能坐飞机来了，太贵了。（注：紫藤负担我的路费和食宿，后来知道，她们的经费来之不易，都是一块钱掰成两半来花；这也使得后面我对于那些大手大脚花钱，除了嚷嚷就不干实事的某些国际项目非常不齿。）
第一天，阿严带我认识了阿凤姐。她们俩是在香港的监狱认识的。当时，阿凤姐去香港做小姐（加上非法外劳的身份），被抓了；阿严所在的紫藤帮助她们打官司，就这样，在探监的时候认识了。阿凤姐原来在深圳当幼儿园老师，一个老板类的人物看上了她并包了她，后来被甩了就开始在夜总会做了小姐。再后来认识了一个香港人，结了婚，现在住在深圳著名的“二奶村”一带。记得我当时因为好奇，问过阿严，阿凤姐的老公是否知道阿凤的经历，阿严说，应该知道，但是大家心照不宣。
当天，在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注：出租车司机是很好的知情人；虽然对于三个女人问“红灯区”的事情有点诧异，但是师傅自己马上就给出了解释：你们这是要去开衣服店吧），阿凤姐带着我们到城市周边有名的“红灯区”先转悠转悠，开始学名称为“踩点”的工作。在踩了四五个点之后，我们选择了我生平第一个“红灯区”田野点。根据阿严和阿凤姐的经验，那一带大街上站着的很多姑娘就是小姐，而且那个村地方不大，有比较现代化的农民楼房间出租，看上去也不是特别乱。综合各方考虑，她们俩拍板决定我接下来的这个月就待这儿了。当然，我当时两眼一摸黑，除了读过《存在与荒谬》（完整版），对这行当没有任何感性认识。所以，我看不出这一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看不出那些姑娘是不是小姐。（注：这并不是说，我现在能根据外表来判断谁是小姐，就如同性恋，我也不能看出来，至少不一定能。小姐本身仅仅是一个角色，对应于某种情境；但是在对应的某些情境中，我倒是会根据一些行头和习惯性表演来进行推测，这也成了我的职业习惯。）
安家工作非常顺利。当天下午我们便在一个新盖的农民楼里租到了一个单间502，给房东老太太交了500元月租，里面什么都没有。下楼买了一床垫、一枕头、一被子、一热得快、一水桶，便是我全部家当了。刚开始好几天，我都觉得自己挺凄凉的。（后来才知道，对于“田野”来说，这样的条件已经是很好的了。）
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两个细节：当我很仔细地查看门闩时，阿凤姐笑着说，一般没什么关系的，晚上早点回来，回来的时候小心点就是了。神态略带戏谑——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学生。想想也是，同为女人，虽然阿凤长我几岁，但是人家的经历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而我呢？
下楼的时候，阿严认为一楼闭着大门、开着后门的店面就是发廊，愣是探进去头，对着几个正在吃饭的小姑娘和一个挑染着黄头发的中年妇女（后来知道是妈咪），指着我说：这个是我亲戚，住在你们楼上，以后请多照顾啊。留下我一脸的不好意思，以及姑娘们一脸的惊愕。后来证明阿严是火眼金睛，楼下那个就是发廊，有一帮子在我看来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漂亮的东北姑娘。而且那个楼里就住着很多小姐，且楼下不同方位都有发廊，只是因为当时严打（要过大年了），所以门脸都暂时关着。
可以说，她们帮我找了一个极好的落脚点。我后来特别庆幸自己当时选择了住在“红灯区”里面，而没有住到深圳的一个朋友家去。虽然，生活条件差远了，但是对于田野来说，入住是多么的重要。不仅便于交朋友，更主要的是能更切实地感受到那种氛围，尤其是心理氛围；用方法学的术语来说，不仅有助于观察、访谈，更有助于感受与体验。在那样一种近乎封闭的情境之中，我感受着小姐们没有客人时的无聊，感受着小姐们发廊内外、上班下班时空转化中的日常生活，感受着小姐们的喜怒哀乐，也感受着在焦虑与充实之间徘徊的自己。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当初没能“进入”她们圈子的那份焦虑；记得戴大檐帽的人经过时，跟小姐们一起一哄而散、四处逃窜的恐惧；记得自己在百无聊赖时经常光顾的卖盗版小说的地摊（我老家书架上还放着5块钱买的那本厚厚的池莉文集。这种无聊感太强烈了，以至于若干年后，有两位朋友要到湖南某处的“红灯区”做研究，要我传授点经验，我脱口而出：经验没有，记得多带几本小说，有时候很无聊；博来朋友一顿耻笑：我们有电脑，我们是新一代的人类学家）——也只有在这种心理上与外界隔离的情境中，也只有这种现场感，使得我从另一个侧面更好地理解这些女孩子“为什么可以做小姐”（大部分人所好奇的问题，我当时也是这样想），更能切身地感受她们的日常生活。
第二天阿严就回香港了。临走前，在路口，阿严对我说了那句：“你要自甘堕落。”香港人的普通话有点语不达意，作为一个研究生一年级的稚嫩女生，乍听这话多少有点掉下巴。但是，我现在却不仅仅用这句话时刻提醒自己，也会在课堂上跟我的学生们说：自甘堕落，放低自己的身板，别以为你是名牌学校的，就瞧不上别人（尤其是社会边缘人群）；如果你试图以救世主的心态，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来看待你的研究对象，你干脆还是别做了；别拿她们来满足你的道德优越感。在关注道德边缘人群、关注底层社会的现象时，这句话尤其有分量。这是一种学术与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能力。
从陆陆续续的交谈中，我知道阿严告诫我这句话是有缘由的。这首先跟她自己的经历有关。作为打小在香港当工人，并开始工运经历的人，阿严很了解在底层打拼者的艰辛与尊严，也了解权利是要自己去争取的。创立“紫藤”的意图如果说最初还在于给姐姐们（她们对小姐的称呼）提供一些帮助与服务的话，那么长远目标就是要让这些姐姐们自己行动起来。“紫藤”这个名称，除了机构需要一个名称注册之外（阿严的谦虚说法），重要意涵即在于她生命力的顽强，她们“默默地生长着，却鲜为人知道”。阿严是做实事的，紫藤是阿严和员工们一条街一条街站出来的。阿严对于那种高高在上的善意关怀非常反感，认为那样一种拯救者的姿态，实际上就是一种歧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感。“活着的尊严”“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是紫藤一直强调的，是阿严极力推动的，也是后来在面对别人，尤其是若干自称为女性赋权的女性主义者动辄斥责这些小姐们出卖女性尊严的时候，我经常会忍不住跳起来破口大骂的理由。（据说，在一次在我们主场的研讨班上，我把一位女性主义研究者当场骂哭了。我当时大概是骂过瘾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骂完了摔门而出——当然，在场的平时经常被他人骂的那些人很是开心，感觉在那种气场中，主流与边缘的权力反转了。我后来想，我们做这样的研究，办这样的研讨班或者讨论会，主旨并不是如很多人所责难或质疑的要宣扬性/别少数人群的优势，或者鼓励大家都成为这些人，只不过是想创造更多的反转权力、挑战性/别霸权的气场罢了，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某些被忽视，甚至被践踏的人活着的尊严罢了。）
阿严在某些方面非常严厉，甚至于苛刻。我清楚地记得，在紫藤的一个纪录片里面，阿严训导试图劝小姐改行、劝小姐别吸毒的员工：人家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你去拯救，要你去告诉人家怎么活？对于自己一手创立的紫藤，对于曾经冒着被“良民”们扔鸡蛋的风险创立的紫藤，对于靠无数次一起站街而赢得姐姐们信任的紫藤，她觉得如果真干不下去了，如果接下来的员工没有热情、信念与能力继续发展的话，就关门。这种放得下的心态，让我吃惊，更多的是让我钦佩。对于国际、国内那些为了资金，甚至是为了私利而忘了自己为性工作者争取权益之宗旨的那些组织，阿严毫不客气。阿严也反对员工一味地感情用事，伤感于某位小姐的悲惨故事，或忧心于“严打”期间小姐没有生意，或者没有目的地天天去做外展，而没有全局和远景的布局。阿严会经常鼓励员工继续学习，多参加学术界的一些活动，时不时地告诫她的员工们不能盲目做事，要学会总结、反思、提炼，制定长远的目标。她的批判性思维和远见总是能刺激她的工作人员，也刺激我往前走一步。
尽管严厉，圈里人对于这个跟“女人味”扯不上半点关系的女人却都很佩服。小学没毕业，却自学英语，能用英语授课，熟悉有关性工作者的国际语境与各方争论。没有受过专业的社工训练，却经常被请去大学给学生讲授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在艾滋病防治如火如荼的时候，疾控中心的人需要威逼利诱地招来小姐们参加培训，而有阿严在场的培训，现场气氛却非常火爆。对于国内针对小姐的艾滋病培训项目，阿严的理论是：不讲性技巧，不能让小姐们生意更好的培训，怎么会吸引人？前几天，当一个小姐组织的工作人员介绍她们的工作如何以小姐们的需求为基础时，阿严的反应又让我反思“什么是需求”：“我们”去了解“她们”的需求？拜托，是共同参与讨论。
我和阿严见面不多，见了面吐槽不少。我们俩对于那些依赖艾滋病项目成立，对上不对下的同伴教育小组；对于那些仅仅跟随国际组织的步伐致力于在国际上倡导、发声，而不扎根于本地社区的做法；对于某些不接地气却跩不拉几的国际组织，都颇有微词。前几天，我俩又开始吐槽草根社区日益严重的身份政治问题。跟阿严吐槽，不管是吐政府的槽，还是社群的槽，都不用担心政治不正确的问题。我经常怀念我们一起吐槽的时光，特别交心。一度，几个共同朋友说，我骂人的架势感觉就像是阿严附体了。
我坚信，阿严的名字，一定会被写入中国性工作者的历史。阿严的工作虽然立足于香港，但是她的视野，老早就已经在“社会流动”的框架下扩展到了大陆以及国门之外。跟我自己的经历重叠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阿严就试图在大陆支持一些小姐的草根组织，努力了二十来年，目前终于有六七个真正的草根组织建立起来了，虽然举步维艰，至少目前还存在。虽然，对于偌大的中国，对于二十来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六七个”是多么可怜的数字，以至于很多国外的学者、活动家都认为不可能，以为我在骗他们，或者以为我不懂行情。在一次交流会议上，全球基金的官员认为他们至少支持了300多个性工作者草根组织，在总结发言的时候，我依然强调了“六七个”（据说把全球基金的人气了个半死）。我和阿严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性工作者”草根组织有自己的标准：一，是否以权益（而不仅仅是艾滋病性病）为导向；二，是否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而不是依附于官方或者依附于项目而存在）。事实证明，在大量的国际艾滋病项目撤出中国之后，大多数的草根组织也随之湮灭。对于在中国这样的背景之下生存了五年以上的这六七个以性工作者为主要服务人群的草根组织，对于它们的前景，我和阿严也不是非常乐观。但是我们俩还是有一个共识，多少都觉得跟十多年前比，不管是社会态度，还是草根的工作，还是好多了。也正是参与并见证了这点有限的成果，使得我们有继续奋斗下去的信心。
不少人可能觉得阿严比较凶，不易接近，却不知她体贴人的一面。每次见面，阿严都会给我带巧克力，丝毫不顾及我宣称要减肥的心情。我们俩策划了很多年，却一直没有落实的一件事情是，做老小姐们的口述史研究。按照阿严的说法，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小姐至少经历了三代人。小姐的代际交替，性产业的变迁，既嵌入在时代变迁之中，也是构成时代变迁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几年前，当她认识的一位60多岁的小姐病逝之后，我们都感到口述史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这也将是我“有待完成”的一项重要研究工程。
几天前，在阿严幕后策划的“社会工作与性”的研讨会上，我们俩又碰面了，八卦之余，当我说：“严老师，我给你做一个口述史吧。”她笑着连连摇头：“我不要，我又没有什么故事。”
阿凤与我同岁，是我第一个真正认识的小姐，也是领我第一次坐进发廊的小姐。（注：这个阿凤，不是前面提到的阿凤姐。阿凤是太常见的化名。我老是感觉，为了避免混淆而换另一个名字的话，笔下的阿凤就不是当年我碰到的那个阿凤了，所以，既然不是学术论文，我觉得还是保留她们给自己起的名字。）
话说被阿严孤零零地放在了“红灯区”之后，我开始天天斜挎着背包满大街闲逛，试图找到一点点突破口（据街边小卖部的阿姨说，当时觉得我是多么奇怪的一个闲人；但是阿姨坚信我不是小姐，她说我的气质不一样；反而是出了“红灯区”，我的一位不认同我研究方向的圈外朋友老是说我身上一股子小姐味，试图以此劝我出行），或者学名叫：进入田野。田野，虽然边界模糊，但是总有一些关键点。当时，对于我来说，认识一个能谈得深入一点的朋友、坐进发廊就是关键点。
需要插播的是，在进入田野的过程中，没有“关系”、没有直接关键人的下场，就是你要花相当大的工夫自己去摸索、建立关系，你会不断地被当作碍事的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在“红灯区”的研究中，尤其是2002年在四川某“红灯区”中（存在小姐被骗来的情况，所以更加敏感），我被老板或者妈咪赶来赶去，那是太常见了。所以，性领域的研究者们，内心一定要强大！也所以，我对于某些朋友们在调查中能备受被访者欢迎与仰视的场景经常艳羡不已。不过，经验也证明，这种土办法还是可行的，虽然更加艰辛，虽然脸皮需要更加厚实。优点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与真心建立起来的关系，通常比关键人介绍的要更加“铁”，这是我的感觉。阿凤就是我靠自己的厚脸皮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是我自己发展的重要关键人。也可能因为自己经常要靠“碰壁”来进入田野，当后来学生们或者其他一些对小姐依然猎奇的朋友动不动就要我介绍被访者给他们的时候，我经常会拒绝，以至于有人说我自私（按照一个用英文写小姐故事的小说家的话讲：不共享知识资源）。
在刚开始的四五天里，我虽然也跟楼下的几个小姐有过几面之缘，但老是感觉没有深入下去，开始变得焦虑起来。那天认识阿凤，有偶遇色彩，也有我的小伎俩。回过去翻看我当天写的田野笔记，细节是这样的：
吃过早饭兼中饭，洗完了衣服我就趴在窗口看还是空空荡荡的楼下，她们这会都还没有出来。我还是没有机会能认识到其中的一个，仍然感觉被隔离在她们之外。临近的窗口挂着一些女孩子穿的衣服，还有一双高跟鞋。我琢磨着那边住的应该是个女孩子，只是拿不准是来深圳打工的还是小姐。一会又听见那边有声响，像是刚起来，在窗口这边梳头，镜子就摆在窗台上。找个什么借口认识她呢？“跟你交个朋友好吗？”似乎文绉绉的傻了点，还是借口跟她借个衣服叉什么的？说实在的，我觉得这样主动跟陌生人搭讪对我来说真的是有点勉强。
正当踌躇的时候，看见那边有个脑袋伸出来，我就对她笑了笑，问：“可以借你的衣服叉用一下吗？”刚才还犹豫不决的话就这样脱口而出了。这个女孩披肩发，也就20多岁，还睡眼蒙眬的样子，没有化妆，脸色有点惨白。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小姐，就笼统地问：“在这里上班啊？”
她说是啊，问我是不是新来这个地方的，我说是。“一个人啊？”我点了点头，“一个人没什么事，好无聊啊。”“过来玩吧？”
也就是一般客套似的问话，不过对我的意义可大了，我巴不得她这么说，赶紧说：“好啊，我过你那玩会。”“好啊，我给你开门。”于是马上过去敲隔壁的门，敲了半天没人开，又讪讪地回去了，想想不甘心，又过去敲了敲，确实没人开。
我以为她就说说，就又趴在窗口发呆，那个女孩不在窗口了。过了一会，她又出现了，又是相视又是笑，她说：“怎么不过来玩啊？”“我敲了半天门听见了吗？”“没有啊，我把门打开了，没见你，以为你不来了。”我就越发奇怪了，对了一会门牌号才知道我们不是一个楼的，她在我隔壁那个楼。“那我过去玩吧。”是她说的。我当然是欣喜若狂，不管是不是小姐，总算是认识了这里的一个。
过了一会，她来按我楼下的门铃，开了门一会看见她上来了。这次化好妆了，挺淡的，头发中分别在耳后面，穿粉红有点银亮那种毛衣，仔裤。她一上来看我笑了笑，先说自己的衣服不好看她不喜欢，显胖。我说挺好的，这倒不是恭维，她确实不胖不瘦，脸庞略微有点胖。进了屋，在我的床垫上坐着聊。但基本上都是她在说话……（2000年1月24日笔记）
之后，便是我后来补记的阿凤的个人经历。第一次见阿凤，具体的描述只有在当年的田野笔记中找到。但是，以下的几个情节至今在我记忆中不断出现，并且经常被我在讲座中提及与（重新）诠释。
我是以借撑衣杆为由，打了第一个照面，虽然自己也觉得傻，但是傻得太有意义了。我们师门的姐妹兄弟们，大多是靠自己去打通人际关系，所以如何跟小姐打第一个照面，八仙过海、各有各的招。唯一相似的是，大家都练得脸皮厚，小宇宙贼强。
在还没有确定对方是否小姐，想搭讪又怕冒犯人家的时候，“上班”“做生意”这类模糊词汇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生意，既可以指称一般的买卖生意，也是当地“红灯区”流行的行话。我记得见了面之后，为挑起话题，我说：最近生意怎么样？阿凤的回答直接导向了性产业：最近都没什么客人。之后，我便开始大胆无底线地动用我脑子里储备的性产业行话来进行对话。
第一次见面，我直接面不改色地爆口“吹箫”。这是我们性社会学的弟子们平日里脱敏训练带来的好处。我的面不改色，也使得阿凤在聊天时不会觉得有顾虑，至少对她做小姐这件事情不忌讳。记得当天她就聊到自己的包养理论，以及不喜欢被香港人包养的心态。这个信息很重要。因为在半个月以后，在面临马上就有一个包养机会到来的时候，阿凤表现得非常积极，让我大跌眼镜，并开始思考调查中何为真实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关不同情境中不同真实的思考。
第一天这种无底线的聊天，还为我以后的田野带来了一个便利之处。当阿凤第一次带我去她所在的发廊，杨姐（妈咪）把阿凤拉到一边悄悄问我做不做（小姐）的时候，阿凤脱口而出：她不做，但是她思想很开放。这为我能成功坐进发廊而不被妈咪赶走奠定了基础。所以，即便我不做生意，妈咪和其他小姐们也不会顾忌我的在场，而且还经常拿我开涮（刚开始半个月，有客人进来的时候，我会先脸红；半个月后，我已经修炼到翘着二郎腿，饶有兴致地观察客人怎么点小姐、小姐们如何应付客人了）。
当然，虽然我告诉阿凤我是学生，不干这行，但是因为我的“思想开放”，阿凤总觉得我还是有希望干这行的，好几次她不经意间说道：“其实，你只要涂个口红什么的，应该也会有生意的。”就如楼下“桂林米粉店”的李姐，好几次跟我说起：大学生做小姐的也多得是，然后拿眼角瞥我两眼。行文至此，也可以再插播一下，很多圈外的朋友都会担心地问一个问题：如果你被点到了怎么办？至少在深圳那个“红灯区”，你只要跟妈咪说好你不做小姐，就没有问题。没有人会强迫你做。我还记得另外一个妈咪，有一次跟我确定我到底做还是不做，得到回答后，她不好意思地解释：“那边有个男的看上你了，我就说嘛，万一人家不是干这行的，多尴尬。”不知道是否偶然，至少，我在“红灯区”里面从来没有被骚扰过。妈咪们，也绝不是人们臆想的那种旧社会的老鸨形象。
坐进发廊，是我的田野转折点。我是一个性格上比较被动的人，在平时的人际交往中不是那么积极。不管生活中，还是田野中，这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弱点，容易给人傲气的感觉。好在我待人真诚，所以一旦交上朋友，关系都还比较铁。刚认识阿凤的时候，我好几次纠结是否应该主动要阿凤带我去发廊，但是，因为不了解阿凤的工作性质以及她与妈咪的关系，几次都是“小曲好唱口难开”。
关于试图自己跨越发廊门槛的努力，再插播一个小片段：我倒是自己直接闯过楼下的那家“桂林米粉店”。在认识阿凤之前的一天，看着七八个女孩子和一个中年妇女站在“桂林米粉店”门口，这显然是妈咪和小姐们在闲聊。我狠了狠心，直冲冲地闯入店门，中年妇女（李姐）惊愕地问我干什么，我记得我说：“来一碗桂林米粉。”那些姑娘们哈哈大笑：“靓女，我们这不卖米粉。”当时，虽然我闹了个大红脸，讪讪地出来了，但是这些照面为我以后跟她们打牌奠定了基础。必须强调的是，在“红灯区”，打牌、搓麻将的技术很重要。记得大年夜的时候，她们打拖拉机三缺一，我就凑了一脚，期间还见识了李姐幽默的一面，对着一个来找按摩的男士说：“我们这里没有按摩的，只有乱摸的。”（明眼人都知道，那个男士其实也是来找小姐的，装蒜。）也正是李姐，在经过数度试探，解除了我是记者的疑虑之后，悠悠地跟我说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现在生意跟20世纪90年代那阵真没法比，潮起潮落啊。所以，后来想想，前面的田野经历，不管在当时看来是否有意义，其实多多少少都是一种积累。田野，不能急功近利。
苦于没法坐进发廊，所以当有一天在路上碰到阿凤，她正要往发廊走，客套地说了一句：要不要一起去玩。可想而知我是多么的兴奋，也可想而知，我毫不犹豫地就把客套当邀请了。这一句客套话，也确实打开了一扇门。这也是我后来总结的“田野中一定要把客套话当真”理论的重要经验依据。当天的田野笔记都一改可怜巴巴的苦逼态，写得意气风发。
阿凤是我在第一次田野中认识的最谈得来的小姐。除了是她把我第一次带入发廊坐着，我们俩还经常在发廊外一起行动。不少人因为我不喝酒，质疑我如何做“红灯区”研究。我的理论是，“酒”对于小姐们来说更多的是“发廊内”的职业道具，“喝酒”更多的是一种职业情境中的表演行为；而平时的生活情境中，打牌、逛街、聊天更为重要。除了在发廊里观察到、旁听到的信息，很多重要的信息我是在发廊外获得的。跟阿凤交往中的两组事情不需要重温田野笔记都清楚地记得。
第一组事是阿凤跟她的疑似男朋友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说疑似，是因为他们确实算不上男女朋友。一个男的是阿凤的老乡，对阿凤有好感，除了带她出去玩之外（很多小姐来了深圳很多年，没有去过深圳的旅游点，谁说她们很爱玩？），还在阿凤家里留过宿。当时我觉得有意思的是，阿凤跟我谈及自己的纠结：两个人躺在一起，但是那个老乡也没有动她，“万一要是……我都不知道该不该收他钱。”另一个男的是一家酒店的经理。阿凤对人家有意思，情人节的时候，让我陪她去附近的超市买礼物，她问我该买什么好。基于我有限的经验，我说那就买领带吧，我顺手拿起了一条黄色的领带，结果阿凤说：要红色的，红色代表爱情嘛。几天后，在发廊门口，我和阿凤，还有几个姑娘正站在那里聊天，忽然看见阿凤不好意思地跟一个男的打招呼，就是那个酒店经理。我当时很好奇，问阿凤，那个男的是不是知道她在这里工作。阿凤说，我说自己是做妈咪的，只是介绍别人做生意。
其实，后来想想，我之所以记得这些情节，除了年轻女孩子（我）对于情感议题的偏好之外，是我好奇在“红灯区”这样的情境中男女朋友这种关系的性质。我好奇，那些男的到底知不知道阿凤在做小姐？男的对于自己的女朋友做小姐是什么反应？我也好奇，对于小姐们来说，爱情和性的关系是什么？对于阿凤来说，做生意与谈朋友之间的界限似乎是很清晰的，但似乎又有交叉？至少，阿凤的反应告诉我，做小姐并不阻碍你谈朋友；爱情与性是可以分离的，或者说性产业内的性与性产业外的性是不同性质的，对于当事人来说，此“性”非彼“性”；也可以说，对于大多数真正入了行的小姐来说，做生意那就不叫“性”。不过，话说回来，在我们一次内部闲谈会上，有个四十多岁的小姐告诉我们，她其实还蛮享受做生意的性感受的，但是因为这话太道德不正确了，所以一直没敢讲。然后，我记得她很开心地舒了一口气说：“今天终于可以这么说了。”
第二组事关乎阿凤和她表姐阿丽之间的亲情与竞争关系。阿凤是阿丽带出来的，她俩的姑妈曾经是小姐，现在是“二奶”，也住在附近。阿凤和阿丽住在一个屋里面。阿凤跟我抱怨最多的就是阿丽。抱怨点除了阿丽绝情，还有阿丽会时不时带客人回屋里去，搞得阿凤有时候没有地方落脚（有一回，半夜三更的，我的门铃响了，着实吓了我一跳，各种惊险镜头都闪现出来；知道是阿凤后，我们俩合住了一宿）。我感觉阿凤与阿丽之间有生意竞争的关系。阿丽貌似比阿凤会做生意，还有个香港的熟客，我经常听见阿凤酸溜溜地说：阿丽又这么早就去发廊了，我也赶紧过去。
田野如生活，其中的人际关系很是微妙。我很高兴自己有了阿凤这样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但是，也正因为我跟阿凤要好，所以其他人把我视为“阿凤的朋友”，尤其是对阿凤看不惯的人自然会疏远我。我和阿丽就交不了心，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另一方面，也是我俩的脾气不和，气场不和。即便我告诉自己，我是研究者，不能太个性化，但是，后来我还是觉得我也不能因此抹杀自己的性格。所以，当后来我北卡（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编者注）的老师问我怎么看待“红灯区”里面的小姐们时，我的第一反应回答是：有些女孩子我比较谈得来，有些我不喜欢。搞得老师一头雾水，因为她实际上没有想到这个，而是想问我对性工作的态度如何。如大多数人所关心的是合法化还是应该处罚（大多数人不知道还有非罪化以及其他的管理模式）。
我在深圳的“红灯区”过了农历年。阿凤过年那几天不在深圳（好像是被包了几天，出远门了）。我的年夜饭是另一个小姐给我做的“霉干菜烧鸡腿”，初一的时候我们去舞厅蹦迪了。然后，阿严来看我，按照香港人习惯，给我红包压岁，虽然只有10块钱，我还是倍感亲人般的温暖。我不知道其他初学者的田野感受怎样，总之于我而言，焦虑、孤独与欣喜并存，甚至是焦虑与孤独感更胜一筹，对比之下，让我倍感校园生活的单纯与安逸。
离开“红灯区”的那天，阿凤睡眼蒙眬地起来送我。跟阿凤，我们俩会交流感情经历，我喜欢了解阿凤的生意经，当然，我也跟她讲我的学校生活。显然，我对她的兴趣比她对我的兴趣要大。阿凤也会跟我探讨未来规划，希望我给她出个主意。我刚认识她不久，她说过几天就回老家去，做个小买卖不回来了。过了几天，她又说，最近过年生意好，我再干完这阵就回家；然后，到我走的时候，她说再过一阵再回家。
可惜，当年我连BP机都没有，更别提手机、微信、微博了。四年以后，因为另一个“红灯区”研究项目，我故地重游，倍感亲切。可惜，我认识的人都不在这边干了，只看到两个故人，其中一个就是阿凤的表姐阿丽。我当然记得她们，她们居然也都还能记起我。这时候的阿丽已经结婚了，据她说，她现在带了一个女孩子出来，我明白她是自己做妈咪了，隐约觉得她自己也会偶尔做个生意。我问她阿凤的消息，她说回老家，嫁人了，生了个儿子。希望她在四川过得好。
还想聊一聊张大夫的故事，她也是一个我想做口述史的平常而又不平凡的女人。从她身上，我能感受到那一代人的时代烙印，也能看到很多生活与工作的正能量。
跟张大夫的交情与前面两位不一样，更加弥散一点。认识张大夫也有十多年了。具体忘了第一次是在哪个会议上看到张大夫的。但我记得是阿严先跟我说起她的。阿严大概是2000年前后在张北川老师的一次会议上认识张大夫的，当时张大夫因为工作中接触到小姐来医院门诊治疗性病，开始做一些外展工作。而阿严当时正在找大陆这边可以开展这些工作的合适的人。她觉得张大夫是个做实事的人，所以后来支持张大夫申请了一个项目，开始在胶州地区开展一些针对性工作者的性病、艾滋病方面的外展与治疗工作。2005年前后，在阿严的提议下，张大夫从医院早退，自己申请注册了一个NGO，开始专门为小姐人群工作，一直到现在。最近，张大夫开始有了如何培养接班人的焦虑。（这也是很多草根NGO面临的困境，借用一个朋友的话，中国这个阶段的草根NGO具有很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很难走向制度化。）
2010年以前，我在好几次会议和我们自己的培训班上见过张大夫，听过她的介绍，有过交流。但最为直观、深入和感性的接触还是在最近几年。2010年我开始考察“扫黄”对于“红灯区”的影响，张大夫帮我介入到当地的小姐社区，使我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弥漫着“扫黄”的紧张气氛中能够敲开紧闭着前门的发廊后门。后来，我又去过张大夫那里三次，为乐施会支持的小姐项目进行定性评估、经验总结。期间，除了晚上回宾馆睡觉，几乎都是跟张大夫、她的同事、小姐们在一起，从工作到生活，聊了很多。跟张大夫的交情，主要根植于这些陆陆续续的交往。
张大夫的个人经历颇为坎坷，直接嵌入到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大历史之中。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要从医院辞职，放着好好的主任医师不做，来做吃力不讨好的小姐草根工作。张大夫自己的说法是跟她打小的经历有关，她就觉得女人在某些人生时刻，如果有人能理解或者拉一把，会很感激。所以，她开始接触到做小姐的这些女人后，就觉得她们的整体境遇需要帮助、理解与支持。
从帮助，到理解，到支持，这种心态以及工作思路的转变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张大夫自己的说法：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传统妇女，我刚开始就是觉得她们作为女人，很可怜，要帮帮她们。所以，早期的项目中，基本还是停留在出去做外展，宣传安全性行为、性病艾滋病的预防知识，给她们治病；基本还停留在“我帮助她们”的帮教思路之中。所以，当2007年一次中期项目评估中，阿严和阿萍（当时的项目官员）质疑张大夫的这种思路时，她委屈地哭了：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做这些工作，没有人理解，没有得到肯定，反而被认为有问题？当她们问张大夫为什么张不开嘴跟小姐们讨论技巧、演示用口戴安全套的时候，她最初的回应是：我是一个传统的女性，我怎么好意思做这些？当她们问张大夫做外展的时候听到了什么新情况、如何跟进这些新情况的时候，她回答不上来。
按照张大夫现在的说法，那次评估给她很大的打击，但同时她觉得受益匪浅，很是感激。正是从那时候起，她开始反思自己，除了爱心、投入，开始放开心扉，真正平等地看待这些小姐们，开始关注小姐们的需求和声音，开始吸引小姐们参与活动的设计与组织，打开有更多小姐自主参与的工作局面。这也使得张大夫不再仅仅是一个妇科和性病科的大夫，而成了小姐们口中的张姨；也使得张大夫这边的工作模式优于其他官方艾滋病防治模式。“权利”的视角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高大上或者口号式。张大夫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视角很朴素地逐步扎根于琐碎的日常活动之中。这也是我一贯认同的：在中国，更应该扎根于本地社区有策略地“do rights”，而不是一味跟着国际组织高调地“say rights”。
从张大夫身上看到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方面的启发是：张大夫越来越年轻，心态越来越好。我们这些做“性”工作或者研究的人，除了经常被问及“你为什么做这个研究”，还会经常被问到：做这些工作/研究，对你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我的感受是，大多数问这个问题的人有一个潜在的假设：你访谈了那么多小姐、嫖客，是不是对男人就失去信心了？更熟悉一点的人，还会加上后半句：所以现在还没结婚？我通常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回答这些问题，当然更觉得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这话现在问张大夫，她会脱口而出，且给你很多正能量。张大夫可以毫不羞涩地告诉你，从这些女孩子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怎么处理亲密关系，怎么看待性，甚至是一些具体的技巧。她会告诉你，尤其是对于主流的妇女，尤其是绝经之后的妇女，很多观念上造成的身体、性生活方面的束缚，一旦解开之后，幸福感立马倍增。这些多多少少政治不正确、道德不正确的认识，张大夫会以生活的例子来进行积极的诠释。
如果说，我很钦佩张大夫的敬业与爱心；我更受益的可能是她的这种敢于挑战常规的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阿严、阿凤、张大夫们，她们给我的帮助和启发不仅仅是学业与职业发展方面的，更重要的，是一种不伪装、不骄矜、顽强而乐观的生活态度，一种更加接地气、不受理性概念框架限制的民间智慧。从这点上讲，我很幸运选择了性研究的道路；很幸运这一路上碰到这些没学历却高智慧、没学科专业知识却极具生活常识的朋友们。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元老级学生（1995-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本硕博），现为本系老师。自1999年起持续关注小姐相关议题，2002年起关注中国女性的身体与性。
得益于老外对中国的性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女性性研究者的想象，游历了很多国家。得益于艾滋病研究（虽然非常抱歉这么说），与公共卫生界略有对话。
努力读书，努力教课，努力让学术接地气。不管学术还是生活，最受不了装腔与矫情。不善于交朋友，但是很幸运，除了性/别领域的同僚们，在京城有一群女博士好友，经常一起读书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