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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谓对日圣战的八年抗战，正是前面所说民国成立的三十年阶段，也就是西元二十世纪初期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间。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从来便是中国的一个大省，共有一百多个县份。其实，四川有东川、西川的界别，成都是西蜀四川的首府，也是省会；重庆，是川东的重镇。可是从民国建立到抗战兴起，全国还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内乱初定时期，无暇西顾。而在四川境内这二三十年中，各派系的军阀拥兵自重而互争地盘，如同全国缩小型的内乱。谚语相传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之说。我在一九三六年的初冬到重庆，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到成都，随时可以看到沿途的饿殍。据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地方军阀们已经预行征收全省的苛捐杂税到民国一百年了。秀丽雄伟的山川，对照一幅悲切切民不聊生的情景，当场的心境，只有无语问苍天。
当国民政府被迫西迁武汉，再迁重庆，作为抗战的根据地，在文宣的名义上，便称重庆为“陪都”，这是中国文化正统观念特定的用语。
可是进四川，到重庆，就这么容易吗？不然！当时整个四川，由大军阀吞并了小军阀而存在的军头还有好几个。名义上接受中央节制而任省长的是刘湘，在川边新建省的西康省省长是刘文辉。其他如邓锡侯、潘文华等，都不甘心听命于刘湘，更不诚心臣服于中央。川东的重庆，则是老军头杨森的地盘。当时为了国家对日抗战，要杨森让位做抗日根据地，虽亦经过一番周折，但他毕竟深明大义，可以说是川军将领中值得赞许的人物了。因此，你就可想而知，在这八年抗战的时期，要粮、要钱、要兵，如四川这班老军阀们，真肯甘心输诚吗？
抗战时期，四川重庆的内幕是如此。那么其他各地呢？内在的形势也差不多。只是不明内情的不知道，所谓无知的老百姓，毕竟是善良的，知事少时烦恼少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西藏、河南、河北、山东等省的主脑军头，一言以蔽之，都是各怀二心，意存观望，谁也不愿以自己的全部实力投入战场，都不甘与强敌同归于尽。但是我们终于把日军的战线拉得这样长，把自己本身的战区也划分为十二个。若有意，若无意，抗日战争的坚挺苦忍，硬拖了八年。这真是历代战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可以大书特书的奇迹。
现在为了诉说中国的文化教育，不免稍微牵涉每一时代的情况，不可离题太远，所以只略作交代。我在少年时读书，大家经常会戏说一句成语：“读兵书而流泪，替古人担忧。”因为身经八年的抗日战争，而又比较略知内在的形势，然后翻思唐史，才知道郭子仪的恢复两京，真正可说是千古表率的榜样，谈何容易！
唐朝在安史之乱时，玄宗出走，长安失守，各方藩镇拥兵自重，坐以观变。唯有郭子仪一接到诏令，立刻带领自家十八骑的老兵上马，一路走一路招收散兵游勇，随即成军，而赴前敌；终于收复两京以后，他便又潇洒痛快地交出兵权，优游于富贵林下。这便是读书贵在明理，学以致用，并非只是为做官或赚钱。可惜在我们八年圣战前后，为国家，为民族，能艰危受命，功成身退，提得起、放得下的并不多见。这都是数十年来军政教育的败笔，值得后人借鉴。
读书、学史，由现实的经历而体认学理，这是读书明理的实践经验。我每在行年九十的迟暮生命中反思，有时真会伤感一生的遭遇，有时却也庆幸一生的际会。例如讲到我们国家民族的往事，由幼闻推翻清朝到眼见北伐，继而亲身自历八年抗战的过程，等于实践了历史记述上的变乱和大战争实况。因为牵涉太多，并且不是本题主旨，只是略说其大概幕影而已。
但有两件重大的事故，必须告诉大家以及后人，备作重要决策的参考。大家须要知道，我重复述说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八年抗战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当局者在战前及抗战期中，自己触犯了历史中难定其是非的过错。那是什么事呢？一是内政上实行保甲制度。二是军政上实行征兵制度。这两种制度，都是历史上强国的典范，一是从周朝土地国有的井田制度而来；二是在春秋时期管仲用以辅助齐桓公称霸，后来商鞅亦据此帮助秦国而使之富强。
书多读有用，但书读多而不知变化运用之妙，反而有害。从周朝建国，以及管仲的霸齐，商鞅的强秦，那都是社会变革形势初定的革命时期。犹如在残破的废墟上，正是需要开始建设的时候，当然是事半而功倍。但用在天下未定或安而不安的时代，如东汉时期的王莽改革新政，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那便完全是适得其反了。
可是在抗战前后的当局者，先即在全国实行保甲制度，成立乡镇公所，下辖保长和邻长，遴选农村地方社会上的人士担任乡长、镇长、保长、邻长的任务。这在理论上很像民主的先驱，但在事实上，一切皆由农村社会强有力的特别分子所把持，逐渐形成农村地方恶势力的膨胀。甚之，到了抗战后期，更有各乡镇联保制度的产生，地方恶势力者，有的当上了联保主任，那种作威作福、鱼肉善良懦弱民众的作风，实在非常可怕。于是，真正的民怨沸腾，并统统归罪于最高当局了。
接着，抗战军兴，兵源确实成最大的问题。于是就废除募兵制而提倡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当然事先也经过审慎的研究讨论，如当时的知名军事学家蒋百里、杨杰、史久光等人，皆曾参与讨论，各有专文。但终于决定实行征兵制，藉以充实兵源，作长期抗战的决策。独子的家庭，当然可以免除兵役；一家三子，先抽一个服兵役，再从剩下的二子中抽一个服役。各省设立军管区，主管称司令。省以次的有师管区司令、有团管区司令。这在当时民智尚未尽开的中国，一边是日寇侵略，已是家破人亡，鸡飞狗跳；一边又是抽壮丁服兵役，等于家庭破碎。有钱有势的，便出钱买兵痞子来冒充替代；无钱无势的家庭，为了逃避兵役而被追捕的，便等于强行拉壮丁充军，那种景象，比起杜甫的《兵车行》所说“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还更悲惨。
乡保长，正是抽壮丁、服兵役的基层执法人员。秉公执法，就得罪于乡里，演变成仇恨；稍存偏私，便厚此薄彼，更加怨结。征兵制的抽壮兵，与卖兵痞冒名顶替的逃亡情形互相矛盾，终于形成天怒人怨，加重乱源。这是抗战时期的实况，足为鉴戒。
其实，保甲制与征兵制本身，应该属于善政，只是在行政的运用上，首先要把握时与位的关键，更要知道渐变与突变的要点。时代与社会的转型，是形势的趋向。一个大小的国家，在时代形势的转向中，必须先要了解自身所处的本位。我们的国家命运，在这一百年的大变革中，自身冒犯了突变的失误太多，这就值得在文化教育上深切反省检讨了。
例如保甲与征兵两种制度，为什么到了一九四五年以后，用之于台湾方面直到现在，虽经稍加修整，但并无如抗战时期的缺失。
一、台湾省人民经受日本管制统治五十余年，已经比较惯于守法。接收光复之初，把这两种体制，照例用在当地，自然没有什么新旧变革的不同，认为这就是国家的体制，当然就安之若素了。
二、台湾地区，在清末，只是福建省行政体制的一个厅，等于是抗战时期江西赣南的一个行政区。地小，人口不多，自然容易施政。后来又经法律规定，到了法定年龄，人人均有服兵役的义务，除了生来不健康或有特殊残疾者，皆一律平等，没有话说。至于所谓“二二八事变”，开始是因小市民对烟酒公卖的反感，一经闹事，便受潜伏在台的日本浪人与别有野心者的怂恿，所以酿成祸变。这与保甲、兵役两制无关。
但法久弊深，邻里乡村保甲的体制，到现在已成为民主选举的重要“桩脚”，为票选胜负的基本影响，仍然属于农村社会中强有力者所可左右，不过流弊还未太深而已。至于受过教育的大专学生，必须要受军训，服满兵役，方可出国留学，亦已养成惯例，不足为异。只是高层次学历的知识分子在受军训时，对于政治意识，便另有观点，并不如以往的普通士兵们容易统率了。例如一个学生服完兵役回来，便说“究竟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样的问题，就非只靠军训教育中必须绝对服从的教条所能解答了。这也便是文化教育上的大问题，颇难预期。
大家都知道，在现代史上，我们所谓的抗战，是指一九三七年起，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侵略我国，因此而使全民奋起反抗。但从人类的国际史上来讲，先由日本发起侵略中国，同时也是日本先与德国取得默契，终于互相同盟，由德国发动对欧洲的侵略战争，就此而展开分为东西两战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了应对全民长期抗日战争，我们将抗战的根据地定在重庆，同时将代表全国中央的国民政府也定都在此。除了已被日本侵略占据的沿线城市地区称为沦陷区之外，全国任何地方都是前线的后方，并非只有重庆才是大后方。概括地说，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四川、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都是整个的大后方。但在人们习惯的观念上，都只把中枢所在地重庆视为代表自己的大后方。于是不愿沦陷于敌区者，都竞相奔走聚集，尤其是四川的重庆、成都各地，成为战时人才荟萃之地。当时对人力、物力、粮食、资源等，负担最重、出力最多者，当然莫过于四川，由此也可见古称“天府之国”的名副其实了。有一位川军老将领还对我说，有人担心川军不可靠，当年宋太祖赵匡胤也有此想法。蜀中有一位书生写了两句诗献给他：“君王切莫忧巴蜀，称伯（霸）由来非蜀人。”听了他的语意，彼此会心一笑。
我在八年抗战时期，经常往来于成都、重庆各地。过后思量，正是因此际遇，才结识了平时仰望难及的老一辈学者名人，交游新一辈的留洋学者，还有失意名宦，以及草莽英雄，乃至川军下野的将领，彼等大都成为忘年之交的好友。因此，有人笑我是年纪轻轻、辈分老大的小子。如果我会写小说，夸张一点来讲，可写一本现代的游侠传，或新的《儒林外史》，乃至宗教人物志。可惜我没有写文章写小说的天才。但我也常对同学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是不够，要再加一句，“交万个友”，才可体会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内涵。这和人生的文化教育看似无关，却很重要。日本投降以后，大家忙着“复员”，还乡接收，我还在云南多留了一年，体会昆明与大理之间的史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