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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在民初到抗日战争开始的三十年间，我们的文化教育，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还在“军政时期”。他那时所说的“民智未开”，是说国人文盲太多，对于民权和民主，实在还没有个人自主的思辨能力，故要先求军政的统一，所以叫“军政时期”。同时，要积极提倡教育的普及，使大家明白真正的民主是什么，这便叫做“训政时期”。所以在这个阶段，随军所在的政治工作，也就到处办“民众识字班”，张贴大字的“壁报”，藉此以开发民智，以补公私立学校教育的不足。这种“壁报”，也就是后来诸位所讲的“大字报”的前身，有民间文艺，有民意言论等。当然，我所说这一时期，也有人叫它是大革命时期，是两党合作阶段的先后期，各地所谓“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的成立，“地方自治”、“乡村自治”等的宣传推广，都在这个时期。
在这同一时期，外侮“蚕食”的侵略，与清末差不多，压力甚大。列强敌国的日本，随时都在施展“鲸吞”的外交手段，并非只求“蚕食”了。在这种时局情势之下，整个国家民族都处在寝食难安的状态中，异常紊乱，所以对于全民的文化教育，可想而知就更无余力能及了。祸患随之而来的三十年中，又有两党分裂，两党中党内有党，党内又各自有派系，而且党内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分歧，外来的学说和传统固执的意识，也随之莫衷一是，紊乱如麻。
这时，正反两派口诛笔伐的地盘，大多在上海一隅和香港，这两地几乎足以代表了全国。因为上海还有英法等外国租界的“治外法权”，香港还是英国的租借地，可以藉此以避祸害。所以在民初三十年间，一切正反派的言论报刊，都以上海、香港为革命或反革命的温室基地。
接着便是“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发生，对日抗战的战火点燃了，终于迫使国民政府撤到大后方的重庆，将全国分为十二个战区，全民奋起而抗日。
这些现代史的事故，我想大家并不陌生，但细说其详，也非易事。至于这十二个战区的司令将官，大多仍是如前面所说，是“保定军校”出身的人物。因为人生际遇的不同，后来多位都与我有友生之间的关系。所以其中的得失是非，颇难细说了。
抗战期间，无论普通大学或中小学，除了在沦陷区之外，大部分的学校成员都变为随政府迁移到大后方的流亡师生，有的或转入“战干团”等进行各种战时军训教育，名称不一。这种流徙播迁文化教育的情形史无前例，我也几乎是亲身经历并目睹耳闻。
例如大学方面，在西南的，就成立了西南联大；在西北的，就成立了西北联大；在四川成都华西坝和望江楼的，便有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朝阳大学等；在四川本土的，有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全国的老少菁英聚集，也可算是济济一堂，际遇特殊了。
至于在东南、西北各地，以及全国的中小学生，随学校流亡迁移，寸步维艰而到战地后方继续求学，那一幕幕的景象，一点一滴的艰辛血泪，也是史无前例地说之不尽、知之难详。
那些学生在流亡途中，自身背着书包、小板凳，随地上学，他们用的课本，虽然纸张不像纸张，装订不像装订，却又是哪里来的？这就使我要讲到后来在台北街上摆地摊出租武侠小说的一位朋友宋今人。他在战时担任正中书局的重要人物，负责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当时战地的课本虽然是粗制滥造，但他眼见青少年的爱国壮志，为了职责所在，他尽了无米之炊的最大供给能力了。所以我很佩服他，也为大家所不知而感激他。他到了台北，不向任何机构报到，不去求人，自己把随身所带最喜欢看的武侠小说摆地摊出租，维持最低生活。同时又发动同好写武侠小说，后来就成为出版武侠小说的老祖师，这便是我给他的封号。因此，我也戏笑他们为凭空捏造、乱了中国武侠文化的罪人。他们答复我说，那大多是从你著作佛道两门的书中所启发的，我们对武术一无所知，只好写左手打右手，捏造从无到有的武功啊！
为了保存文化，我把手边仅有的梁漱溟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叫他翻印出来，以免绝版。我们两人还笑说，把梁先生的大作，交给出武侠小说的真善美出版社来印行，也是大变乱中的奇事。因为我怕前辈的心血就此丧失在乱离之中，未免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