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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研究我们国家民族在二十世纪这百年来文化教育的问题，就须了解推翻清朝而称共和民国到今年，还只九十五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年，还只八十八年。如果按照传统古老的观点，以十二年为一小变数，称之为纪，三十年为一大变数，称之为世，那么，在这九十余年间，小变八纪，大变有三世而已。
借用这个数字来说民国以来文化教育的演变。我们必须要知道，由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到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这一阶段，国内正值军阀割据、互争权力的内乱时期。无论在地方或中央，除了少数留洋（多数留日）回国的革命党人之外，大体上仍是前清遗老，或是趁机而起的投机分子。这个时期上位的当权执政者，都是清末民初的军事学校出身的人士。领兵割据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北洋系所办的“保定军校”学生，极其少数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人。至于下级军官，大半是在清末民初各省所办的初级军士学校出身；各省名称不一，有称为讲武堂，有称为武备学堂，也有称为陆军小学，甚至还有在军队中自办的弁目学堂等。大家试想，在这样局势中，只有古语可以形容它的大概了，那就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而且当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智未开”，教育更不普及。初期在北洋政府时代的一二任教育总长，和后来改称的教育部长，也正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几曾有暇为国家民族的教育定出百年大计而精思擘划呢！即使有心，亦无先知远见，谁知半个世纪后的天下变化大势啊！
当时全国只有一个著名大学，就是由清廷的京师大学堂改制的北京大学。各地的公私立中小学还正在萌芽。唯一受人注视的，就是新办的法政学校与北京师范学校，因为法官和教师不可能由军人完全包办。除此之外，各省各地也有少数民办师范学校和高等小学，其目的都是先以普及教育最为重要。至于其他各地的地方首长，先有称为督军的，后有称为省长的，也有从清末举人或秀才出身的书生扮军阀的，都不少见。各级政府机构中的公务员，如果是提过考篮、中过秀才的，那就视为特殊人才了。少数新毕业的大学生或留洋回国的学生，也只好在军阀的帐下依草附木存身而已。
凡此等等，都是我童年耳濡目染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亦自少要习武，要进军校，意在纵横天下，据地称雄；同时也想研究政治和法律，以求治平。到了国民军北伐的时期，有一位举人出身的老师对我说：什么军事北伐，那是虚晃一枪，没有用的。其实啊，军事北伐是空言，政治南伐是事实。我就问什么是政治南伐。他说，你还年轻，你看到吗？他们抢到了天下，懂得什么民政啊？！所谓刑名（即法治的刑律和民法），所谓钱谷（即经济、会计、统计），他们懂吗？还不是靠一班清末遗老来办公撑场面啊！你们年轻，骂清朝贪污腐败、割地求和、丧师失土，我看啊，照这样下去，将来的这些情形，比现在还严重。所以我告诉你，这便是政治南伐。这一番话，真把我听呆了，心里念着古文：“其然乎！其不然乎！”我的天哪，中国的苦难还有多久才完啊！
到了民国十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外患内乱，还正在纷纷扰扰之中。孙中山先生和革命党人鉴于中国过去历史上非武功不足以统一的经历，正如杜甫诗所谓“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便在他到北京之先，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欲以现代崭新的军事教育，收拾北洋旧军阀们的恶势力。稍后，在文治思想方面，又开办了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国民党党校，以配合随军北伐的政治工作。但以当时交通和资讯的困难，又加上旧社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老观念，全国青年，要艰难到达广州进入这两所革命大本营的学校，实在很不容易。尤其家族怕子弟到广州参加革命，那是杀头的事，多半阻止不前。所以对一、二、三期的黄埔同学而言，谁也没料到在一二十年前后就跻身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资兼党政军三合一的文武重任，更藉此而接替了保定一系老一辈的权力，岂非异数！
讲到这里，我也情不自禁提前插进一桩有关黄埔军校史料的事。时在一九八四年秋天，当时我情不得已，正值要离开台湾赴美国的前夕，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资深同学萧赞育（化之）兄（湖南邵阳人）特别约我在台北一个咖啡厅见面，他对我说：“时事到了这个时候，我有一件重要的心事，要想请你帮忙代办了。”他说：黄埔同学有一笔经费，由我保管到现在，我也年纪大了，又不能随便交托给人，大家正想编著一部黄埔同学的史实，我再三思维，只有你才能担当此任。我想把这一笔经费和这个任务，交托给你办。我听了便说：此事最好由令弟萧天石兄来做（他是黄埔八期的同学，也是我的好友）。他便举手阻止我说：“君才……”我听到这里，也立即举手阻止他说：“我知道你在引用刘备在白帝城对诸葛亮说的话：‘君才十倍曹丕。’请你不要再说下去。一、我如答应了你，此事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完成，我实在力不从心。二、第一期的前辈同学，还有几位在台湾，也许另有想法。三、我再直截了当地说，此事叫我下笔很难，因为修史要直言无隐。你知道宋儒张南轩是南宋名将张浚的儿子，《宋史》上的《张浚传》是和他主笔有关。但张浚对处理岳飞的事很有问题，因此古人说‘为有南轩下笔难’。黄埔先后期的长官、教官、同学那么多，是非功罪，各有千秋。这个任务，我实在不能接受。”
最后，我告诉他，我也正要出走番邦以避地了。他听了我最后一句，目瞪口呆，几乎有泫然欲泪的样子。我也为之动容而深感难过。他是一个笑不露齿、木讷寡言的诚笃君子，他和邓文仪等素来担任政治工作有年，到台湾以后，他从中将转任立法委员。而且他受过蒋介石的训斥，曾经命令他到马一浮先生的“复性书院”去进修一段时间。而我与马先生又是师友之间的交情。所以当时我俩临别握手，彼此极其依依。这件个人的小故事，好像和本题无关，其实，“道是无关却有关”，亦不必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