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满族入关以后建立了清朝，一切文化教育制度全盘因袭承接明代，仍然用朱注四书、考八股文等。但自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百余年间，学者的风气却大有转变，汉儒重拾对经学（四书五经）的考证工夫，所以在清代两三百年间，另有对儒家十三经的各家考据大作出现，表示对朱注的积极反省。但又妥协宋明理学，而冠为义理之学。至于文学诗词，在康熙、乾隆之间的一百年来，又别成一格，与唐宋诗词各有千秋。这便是清代文化上的考据、义理、词章三大特点。但在乾隆、嘉庆之后，也渐形衰落，唯有“考据”一门，仍与现代的“考古”衔接而已。我们要知道，在清代入关后的三百余年中，也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西方文明席卷全球的时期。接着，便是咸（丰）同（治）开始中国文化教育演变和现在的关联了。
清朝两百八十余年的帝制政权，对中国本身而言，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鼎盛时期，是康熙、雍正的阶段，雍正十一年（西元一七三三年）特别颁发谕旨，提倡各省设立书院，此后雍正在位期间，中国的书院就从明朝的两千多所，迅速发展到三千多所。雍正之后到乾隆末年，无论文治武功，也都颇有胜场。因此，乾隆晚年得意忘形，自称为“十全老人”。其实，真正衰败的原因，早在他的晚期便已埋下根底。所以嘉庆接位以后，就开始衰落。况且当时的中国，上自清廷，下及全民老百姓，完全不知天下在中国以外还有《易经》所说“地火明夷”，许多外夷的天下，并且它们分分合合、断断续续，又连接在一起而有不同的文明存在。因此由嘉庆、道光到咸丰，初有鸦片战争，继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等外侮，内有太平天国的内患，种种等等，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事故，大家很明白，不必多加述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只限于文化教育的专题。总的来说，从咸丰到同治时期，无论从我们中国人的立场来讲，或从清廷政权来讲，经过上述这许多的内忧外患，便如“游园惊梦”般大梦初醒，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教育必须转变方向了。
因此在同治元年（西元一八六二年）设立“同文馆”，准备有计划地翻译洋书，几经转折而到现在，还始终不见如南北朝时期姚兴为鸠摩罗什法师开设逍遥园译场，或如唐太宗为玄奘法师成立译经院的百分之一的成就。接着又在同治十一年（西元一八七二年）开始，派出洋留学生。光绪廿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在北京、上海设立了半公半私的强学会，由张之洞出资支持。光绪廿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湖南乡绅王先谦在长沙倡设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主讲。光绪廿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设经济特科。但须注意，这个所谓经济，不是现在学科所讲有关财政金融等的经济学。清廷官办的经济特科，是要考选对时局能振衰起敝，有经纶济世、安邦定国才能的经济之士。同时，又开办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
光绪三十一年（西元一九〇五年），停止全国科举，不再用八股文来选天下人才了。政府设立“学部”，兴办学校，这也就是清末民初教育部的前身。清廷与民间关于改革文化教育这一连串的举动，好像还在写剧本，尚未正式排演出场，不料时势急转直下，到了宣统就退位下台。
西元一九一一年，推翻清朝的革命成功，同时也取消了几千年来的帝王专制政体，隔年改宣统三年为中华民国元年，称国家的元首为总统。当时有人对“民国”和“总统”的名称非常反感，写了一副对联，上联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下联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极尽讽刺的能事。
接着就有一九一九年的新文化运动了（一般习惯称为五四运动），号召全国只要民主和科学，打倒旧礼教，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倡导白话文。
同年，又请来主张教育实用主义的美国教育专家杜威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学，并在各地演讲，风靡一时而影响直到现在。其实，教育之目的，当然就是学以致用。如果只是为找工作谋生，或是看社会、政府需要哪一种专才，然后才办教育来造就哪一种实用的人才，那是属于专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的范围。假使整体文化教育的目标和范围都跟着这种观念走，其流弊和差错就非同小可了。我们应当深思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