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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只是针对中国过去的教育经验，着重在父师之教和自学成才，特别对宋儒的理学家们多作了一些说明。因为这与后来明清六百年间以八股文考试取士的关系太大，需要大家明白。除此之外，两宋三百年来，自学成才而考取进士的名儒和大文学家，也是非常之多，他们并非都是理学家。如众所周知的北宋名相又兼文史学家的司马光，以及欧阳修、王安石，父子齐名的三苏、黄庭坚（山谷）等，文学词章都非等闲之辈。他们每个人的身世历史都有一部好小说可写，非常热闹。
但宋代在文学词章方面，何以又与唐代风格迥然不同呢？这就是我在前面所提立国体制的原因了。
宋初立国开始，建都在丰腴之地汴梁（开封），基本上没有成功北伐渡过黄河，与漠北天南的开阔风光了不相关，所以在文学境界上，就远不及汉、唐的辽阔。而在政治经济上，只凭长期给敌国“岁币”、“岁帛”贿赂外敌而图苟安，两三百年来，好像是为北朝的辽、金、元充当经济资源的补给站一样。宋真宗赵恒在澶渊之役中急于议和，甚至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身在敌前的宰相寇准极力反对，私自秘密召见议和专使曹利用说：“虽有敕旨，汝所许过三十万，吾斩汝矣。”最后，曹利用以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签约而归。如此这般，朝廷文弱可悲。但正好碰上社会人心思安的时候，也便可称为一时的盛世了。欧阳修的两句诗说：“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著耕耘。”读此真令人掩卷深思而不禁长叹了！
所以宋代的诗词文学，大多饱含天下承平的田园风味，农村的气息非常浓厚。最有名的是名臣杨亿等人，因喜爱唐人李商隐诗的风流蕴藉，而开创了西崑体的诗格。后来又有富于山林风味的“九僧”的禅诗，也突显了宋代承平文学的特点。南渡以后的宋朝，有名的诗人范成大和陆放翁，同样充分展现田园的风味。由西崑体而演变为依声谱曲的长短句，就出现宋代的词学风格了。
除此之外，到了南宋，也出了不少提倡实用学派的人才，甚至也有人公然反对俨然标榜圣学的理学；他们和朱熹虽然也是朋友，但学术的观点和意见截然不同，如史称为金华学派的吕祖谦（东莱）、陈亮（同甫），永嘉学派的叶适（水心）等。可是却唯独一生机遇特殊的朱熹，其所注的“四书句解”，竟然成为明清两代六百年八股文取士的固定意识形态，岂不是古今得未曾有之奇吗？
研究两宋时代的文化教育问题，特别不要忘掉同时要研究辽、金、元史，因为这时等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在这三百年间，北方的辽、金、元也同样传承中国儒、释、道三家的文化教育，只是在帝制的政权体制上有别而已。辽、金、元和南北朝时代的北魏一样，比较崇尚佛教，但在中国整体文化来说，入世治国之道，他们仍然是注重儒家传统的。
北宋后期到南宋之间理学的兴起，在北方的儒者，却认为这如同儒学的怪胎，或是儒学的骈拇枝指。例如北方的名儒李屏山便著有《鸣道集说》，中和融会儒、释、道三家的观念而兼驳理学家的说法。金元期间，禅宗曹洞传法的高僧万松行秀以出类拔萃的声望而望重士林，终于振兴嵩山少林寺的禅风。金元之间的名士如元遗山、耶律楚材等，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尤其在中国的医学史上，继唐代孙思邈的高风，到了金元之际，出了四位名医，其著作流传千古，至今仍具有医学上不衰的权威。也可说金元时代，出了几位对生命科学贡献卓越的医药科学家，那就是河间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以及浙江义乌的朱丹溪，他们皆不同于南方的名儒理学家们高谈性命之说、坐论理气二元却不切实际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