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了浓缩叙述以往文化教育的历史演变,不敢牵涉太广,只以宋代兴起私人讲学的书院后,上述史称五大儒的理学家为代表,稍加了解他们所讲的孔孟儒家之道中的量变和质变。理学家们所开设的“孔家店”,贩卖的货色质量,与孔孟老店的原来货品大有不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学运要打倒的“孔家店”、“吃人的礼教”等,大多数是宋代理学家们加上去的弊病。当时打倒的风气暴发,一概将之归罪于“孔老二”,实在有冤枉无辜之嫌。
简要地说,宋代理学家对传统儒学的解释,有些关键处,就好比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经院学派所解释的神学。但我说的“好比”,只是限于比方,千万不可因比方又节外生枝。这比方只是说,理学家们的儒学,是把孔孟的学说变成经院化,变成宗教式的戒条化。更复杂的是,他们用理、气二元来解释“形而上道”,又和人道的修为拉扯在一起,内容非常庞博而精彩,如果研究学术,也不可等闲视之。它之所以形成,影响两宋到明清,且锢蔽了中国文化近千年之久,也并非偶然,将来有机会、有时间,另当专讲。你们如要了解大纲,必须要读黄梨洲起始编著的《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还有禅宗的《景德传灯录》、《指月录》,这四大巨著,其中大有可观之处,千万不要轻视。
理学家们的学说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个问题很大,很重要,这就和隋唐以来禅宗与佛道两家的兴盛有关。理学家本是坚持中国本土文化的儒家,坚决反对五百余年来风靡社会各阶层的禅佛和道家。理学家们因袭唐代韩愈的《原道》和《师说》之意,又受李翱的《复性书》的启示,起而援禅入儒而再非禅,援道入儒而又摒道。但其所称理学的“理”,恰恰又是借用禅宗达摩祖师“理入”和“行入”的说法,再加上佛学的“理法界、事法界、事理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而来。“理”就是道,就是禅。
孔孟儒家之道,本来就有胜于禅和道的内涵,不过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认为凡是离开人世现实而言禅和道,都非圣人之道。所以人人都可为尧、舜,人人都可成圣人。你只要读了宋、明儒的学案,就可窥其大概了。
在唐宋时代,弟子们记载禅宗大师们的说法,叫做“语录”,因此理学家们便也有“语录”。禅宗大师们把个人学佛参禅而开悟的对话因缘叫“公案”;理学家们便把个人的学养心得和师生的对话叫做“学案”。禅宗修禅定做工夫的方式叫“修止”、“修观”或“修定”、“修慧”;理学家们则把修养主旨叫“主敬”或“存诚”。又如宋、明学案的巨著,更是仿照禅宗的集著的体裁,其用意是,你有酱油我有醋,你有醇醪我有酒,各家自有通人爱,谁也并不比谁低。但最重要的,是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讲,自宋儒理学兴起,也就是禅宗衰落的开始。这是中国学术演变史和中国哲学史上的大问题,在此暂且不谈。
但要知道,濂、洛、关、闽的儒家或理学,也是各有门庭设施的不同,并非一致,与唐末五代禅宗分为五家宗派的情况非常相似。而在宋代当时,理学并不像元、明三四百年间那般完全归于朱子(朱熹)的一家之言。例如南宋理学的最大而有趣的问题,便是朱(熹)、陆(象山)的异同之争。朱熹主张“道问学”,陆象山却主张“尊德性”。换言之,朱熹的主张,相当于禅宗的“渐修”;陆象山的主张,相当于禅宗的“顿悟”。这也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极具风味的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