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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根本精神，是显现在文学的基础上。从中国文学的演变来说，由春秋战国以后，直到两汉的文章，确有其古朴而简练的特色。流变到魏、晋时代，由于曹操、曹丕父子文采风流的影响，加上建安七子的新文艺，直至南北朝隋唐之间，演变为词藻华丽、对仗工整的骈体文为主的学风。以致民间社会以及政府机构的实用行文，只顾音韵柔和优美，内容令人大有不知所云之感。类似现代一些注重逻辑的堆砌性文章，读后只感层层重叠，道理的言说虽多，也有不知所云的感受。观今鉴古，不禁使人想到文化文学的演进经常会出现扭曲的疲惫，这又是一种时代反映的畸形现象，实在值得深思反省。
所以在唐高祖李渊开国初期，就首先下令写公文要明晓通畅，不可用骈体文字。再到唐太宗李世民当政阶段，就扩充隋朝考试选举雏形，一变为正式开科取士的考试制度，以民间自学成才之士自动报名参加考试，得以进士出身为官从政的晋身初地。因此李世民在第一次实行考试之后，站在午门城楼上面看着考取进士人们的沾沾自喜，开怀大笑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他知道民间社会自学成才之士有了智识能力，如无出路，必会自谋出路，甚至不好驾驭，也许会造反；有了考试制度以后，可以猎获天下才子，一进入官场，便可减少因名利之心不能满足而引起的反动。“彀中”，便是射箭时把弓弦拉满的整个射程目标的范畴。
由唐太宗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句话看来，唐初考试进士真是唐史上一件伟大的举措和好戏。但考试制度真能一网打尽天下的英雄吗？事实不然。唐代许多知名成功的人才，很多是不经考试，而靠推荐保用出身的。除此之外，因唐朝受宗法族姓观念的驱使，钦定老子李老君的道教为国教，同时，又对佛教教外别传的禅宗备加推崇，因此而使民间社会许多自学成才的高士们产生一种跳出世网的观念。所谓“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尝天下之豪杰；名航可以载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陆沉天下之英雄”。所以，唐代三百年间，出了许多隐士、神仙；禅宗“一花开五叶”的五个宗派中，更产生许多大德禅师，声名煊赫；又在考试制度之外，把丛林中参禅打坐的场地取名为“选佛场”，俨然别开一格。这就是唐代文化教育别具风标的特色。
其实，唐代用考试开科取士之外，同时还并行推荐人才的办法，并非完全只有考试取士的一条路。例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昌黎），在他未成名之前，到处写信，拜托前辈者的援引推荐。又如传为千古佳话的白居易（乐天）晋身的故事，都是蜚声唐代文坛的事实。白居易在年轻未得意时，誊写了自己的作品到唐代首都长安找门路。他去见当时文学辞章负有盛名的顾况。顾况看他很年轻，便说“长安居，大不易”，因为米珠薪桂啊！柴米的价格贵得像金子，不好生活啊！你这个年轻人，住在首都找出路，你能负担得了这里昂贵的生活费用吗？况且能不能有出路呢？讲完了，他翻了翻白居易的作品，看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说：哦！你行，可以住在长安了。白居易由于前辈顾况的褒扬推荐，因此而成名为一代名宦而兼名士。在唐宋时代，由这样自学成才而经人提拔推荐的故事，在历史上有不少的记载。由此可见，人贵自立的榜样很多。有志之士，千万不要被这些框框圈圈所限制，反而把自己的天才埋没了。
总之，千古事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大原则，那就是“法久弊深”的道理。唐初所建立的考试取士制度，是在勾引民间社会自学成才的有识之士为国所用，就像是民间有女自长成，丽质天生而被挑选入宫为用。但考试不能像选美，自幼童时一级一年考选试用啊！像我们现在流行的考试，是幼童入学前就要考试，入学之后，有月考、年考、毕业考、留学考、职业考，一考又一考，把一个好好的脑袋，一辈子放在考试上面考到死。
再说进入学校之前，以考试来决定录不录取，那学校教育民间子弟又有什么意义？更何况考试成绩好的便可入“名校”，不好的只能入差等的学校，这岂不是教育体制自暴其短的掩耳盗铃吗？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教导改变无用者，使他变成有用，使愚者变成聪明，即古人所谓使“顽夫廉，懦夫立”的道理。我们应该反省深思，不能单以一法而埋没具有聪明才智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