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先生！224号房……她把东西全砸了！”保洁员维吉妮跑下楼，找到正在办公室的经理，向他汇报。早上，经理一来到办公室就关上门，打开了电视机。这天，一频道正在转播戈尔巴乔夫 的美国之行。电视里正在直播苏联解体，这是现在的头号大事。

“全砸了，在哪儿？”他嘟哝着。

“在她的房间里，天哪！她把所有东西都弄得乱七八糟，床，沙发，桌子，所有一切。”

“放回去就是了。”

“不，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她个子虽不大，力气却大得吓人。她把床单撕成了条，还把大理石桌板给砸了。整个房间里连一块完整的镜子都没有。这简直是场大屠杀。”

“她就一个人吗？”

“有位大使馆的女士和她在一起。可她没有一丁点儿冷静下来的迹象。”

大使馆！苏联大使馆。保罗先生抬起头来。这是目前政治事件的后果之一：苏联游客得到大使馆的允许，突然造访此地。

“她一边砸东西，一边不停地说话。可没有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

“大使馆的人没有给您翻译吗？”

“她？她能吐出三个法语单词就不错了。德语是她懂的唯一一门外语。”

“德语？”保罗重复着这个词，直起身子来。维吉妮应允着，强忍住不笑。她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一听到“德语”，保罗先生的兴趣就上来了。他起身扯了扯背心，关上了电视机。好戏即将登场。

“我去看看。”他说道。

因为工作原因，保罗先生必须用到各种外语。而在他会的所有外语中，德语是他的最爱。他的母亲是阿尔萨斯人，从小就教他学习德语。

保罗先生与保洁员一同进了电梯，他的脸色凝重而专注，就像拳击手正在赶赴拳击场。五楼还没到，他们就听到了吼叫声。保罗先生忽然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砸东西也就算了，但在四星级标准的酒店里，这等吵闹却是让人无法忍受的：这四星来之不易，酒店地处黄金地段，距香榭丽舍大街仅两步之遥，住客都是高端客户。

走廊里有两扇门打开着，几个被吵醒的住客穿着睡衣，正在抗议闹声吵得他们不得不下床。保罗先生殷勤却含糊不清地向他们解释原因。他走到224号房门前敲了敲门。一个金发女人立刻过来为他开了门。她的妆容将苏联那无从模仿的低下品位表现得淋漓尽致，盘起的发髻来自六十年代的《每日法国》时尚版。她的表情蛮横无理，又惊慌失措，同样的表情常常出现在国家代表团随行的政治领导人脸上。她让经理进了门，狭小的门口挂着棕色绒布，作为门厅。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威尼斯镜子已成了碎片。一阵阵呜咽声从通往卧室的槅门后传来。

“我，法国，我时间不长，”外交官含混不清地说着，“以前维也纳。奥地利。您懂德语吗？”

“当然了，夫人，”保罗先生用流畅的德语答道，“您说吧。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是谁，这番吵闹又是为了什么？”

“谢谢，谢谢。”她握着经理的手，兴奋地说道。

她粗胖的手指上带着廉价戒指，指甲油零零星星地剥落了。保罗先生赶紧抽回了手。

“是这样的，经理。这位是吉尔吉斯斯坦政要的女儿。您知道吉尔吉斯斯坦在哪里，对吧？中亚，靠近喜马拉雅山。”

俄罗斯女人发“h”音用足了力气，模仿着高峰上的刺骨寒风而不自知。

“或者说在苏联南部。蒙古人住在那里。”她简单做了个在眼睛上拉出蒙古褶的动作，但考虑到好不容易化好的妆，还是忍住了。

“冬天太……太太太冷了，但国家很富有：羊群，矿产，小麦……”

她神秘兮兮地笑了笑，探过头来低声说：

“这位女士的父亲是吉尔吉斯共产党秘书长。大户人家。部落首长。您明白吧？”

“那她在这里干什么？”

“梦想！”俄罗斯女人大声喊道，语气忽然变得夸张起来，“是梦想，经理！一直以来，女士都梦想着来法国。”

紧接着，她的声音又变得低沉起来：

“今天之前，不可能。她被看得死死的。您明白吗？”

克格勃 特工谨小慎微，比起逐渐占领苏联的自由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不敢说得太多。

“在政治透明 的新政之下，女士向她的父亲请示，由她的父亲再请示上级。”

她凑近保罗先生呼了口气，口中有一股薄荷味：

“戈尔巴乔夫本人。”

“我明白，”经理边说边挪开身子，“但这没法解释她为什么把所有东西都砸了。”

话音刚落，房门猛地打开了。女人一言不发地盯着不速之客，让人感到悚然。她的装束和表情让人觉得她刚从飓风中死里逃生。她看上去三十来岁，不过具体年龄很难确定。她的脸型大而平，面色苍白，就像愤怒的观众把最肮脏的材料都扔在了这块幕布上。唇膏碎了，睫毛膏化了，再加上抓痕，活像一场滑稽戏。她的脸上流露出深深的悲伤，但让保罗先生更头疼的，是房间里被毁的情形。不过，女人没有给他时间去仔细查看房间状况。她走到保罗先生面前，用沾血的手指对着他的黄色领带，按下一个大大的指印。保罗先生本想往后退，却被年轻女人蛮横又响亮的声音钉在了原地。

女人对保罗先生说了很长一通话。可她的长篇大论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经理懂得多国语言，甚至对俄语都非常熟悉，但他辨认不出任何一个词根或词尾，甚至是从东方语言中流传过来的表示灾祸的法语单词，比如灾难、梦魇……尽管如此，这个可怜的女人说起话来却不乏表现力。她的声音时而悦耳，时而夸张，仿佛开始描述起羊群遍野的大草原来。最后，她轻轻嘀咕了一声，几乎有些温柔了。保罗先生被这哀婉的咒语触动了，他眨了眨眼，抬起头来，开始露出了微笑。女人也冲他笑了笑，在这寻常不过的一声笑声中，紧张的气氛得到了缓解。经理很高兴，他一到这里就解决了问题，这让他自豪不已。

然而，这位吉尔吉斯斯坦女人转向了大使馆代表，用另一种语言说了些什么。这一次，保罗先生虽不明白意思，却听出了这是俄语。

“女士说，您理解了她。她非常非常高兴。”

“我理解她……好吧。其实我只是在认真地听，另外……”

年轻人听到保罗先生的话，蹙起了眉不再微笑。她又和外交官说了些什么，语气任性得像小孩子。

“她不高兴了。她希望您跟她说法语。只说法语。她甚至说：最好的法语。”

经理被这句话刺了一下：

“我说的虽然不是什么‘最好的’法语，但的的确确是法语。女士，我觉得我说的法语是完全正确的。”

这一刻，他意识到吉尔吉斯斯坦女人正看着自己，脸上写着急切等待的表情。

“欢迎您来法国，”保罗先生尽可能把每个字母都念得清晰易辨，“我们没必要让您生气。有什么需要为您效劳的，您尽管说。”

可怜的姑娘听到这句话，一点领会的迹象都没有。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集中注意力，但显然一个字都没有听懂。她沉默了许久，终于松了口气，又开始呜咽起来。

保罗先生没好气地质问俄罗斯女人：

“好了，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人刚才跟我说的究竟是哪国语言。”

“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

“没错。这不是俄语。”

“这我猜到了。她跟您说的是俄语。但跟我说话的时候，她用了另一种土语。是哪一种？”

“不知道。”

“也许是吉尔吉斯语？这些人，他们肯定有自己的语言……”

“我想不是。他们说的是土耳其语的一种。我有几个莫斯科大学的同学是吉尔吉斯人。而且她跟她父亲打电话时说的才是真正的吉尔吉斯语，和她刚才说的很不一样。”

“那她在说什么呢？为什么给我撂下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俄罗斯女人垂下了眼睛。她显然比保罗先生先知道了些什么：

“她说她讲的是法语。”

“法语！她跟我说话时用的是法语？”

“您别担心。您不是第一个听不懂她说法语的人。自从她来到巴黎，没碰到过一个人能听懂她的话。正因为这样，她才非常生气。今天早上，她按铃呼叫了客房服务。服务生来了，可他们没法交流。这就是你们说的在火药里点火。”

可怜的姑娘坐在翻倒的沙发扶手上，轻声地哭着。三位主角都静静地待在一片家具的废墟之中，一言不发。候在门外的保洁员见里面没有什么动静，便探进头来，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她的上司。保罗先生站起身来，一下子扶起了两把椅子，请俄罗斯女人坐下，自己坐在了另一把椅子上。

“我得把这个秘密弄清楚。请您把我的问题翻译成俄语，告诉这位姑娘，并把她的回答翻译成德语告诉我。”

“我得先和大使通话……”

“这个之后再说。现在，请先按照我说的做。”

俄罗斯女人捣了捣头顶上的大发髻，做出苏联下属那副既顺从又不满的样子来。

“首先，请询问她是在哪里学的法语，是谁教她的。”

姑娘听到问题的翻译，从沙发上挺起身子，跷起了二郎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她抓起一条拖在地上的毛巾。她一边擦脸，一边开始说俄语，语气平静而忧郁。每说五句话，翻译便让她停下，为她翻译。她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不再需要别人提问。

她首先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她是独女。她的父亲是个顽固而又暴力的人，经常毫不犹豫地把人送进监狱，甚至直接除掉。因为这些话关系到高级官员，俄罗斯女人翻译起来有点为难，但不管怎样，她还是翻了出来。在吉尔吉斯斯坦，这个独裁又残忍的首长可谓人见人怕。他的妻子年轻时就去世了。世上只有一个人能让这个暴君缴械投降，就是他的宝贝女儿。为了庆祝女儿满七岁，他送了她一匹蒙古小马驹。亚洲中部的炎炎夏日里，在小麦成熟的季节，他们在无垠的金色麦田中一起驰骋。冬日里，一匹纯白色的小马拖着她的雪橇。她父亲踏上雪橇，扶着把手站在她身后；她则裹得严严实实，嬉笑着发号施令。

首长对女儿很不放心，除了几个被严格监视的仆人之外，其他人都无权接近她。宫殿里，朝向门厅的整整一座裙楼都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她的父亲把整个苏联甚至邻国的玩具都弄来了这里。她是在古巴娃娃和越南草编堆里长大的。首长害怕的是女儿觉得无聊。

她叫库敏。库敏很早就明白自己有一样威力十足的武器。她只要叹口气，露出茫然的眼神，或是一到下午就开始打哈欠，父亲就会担心她说“无聊”，对她所有的任性之举都缴械投降。

库敏读过很多书。她的父亲给了她一位法国作家的整套作品，这套书坏不到哪里去，因为作者是俄罗斯裔。塞居尔伯爵夫人 （娘家姓氏为罗斯托普钦）占据了小女孩的每个夜晚。《善良小魔鬼》《杜拉金将军》的译本为她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法国。从此她渴望了解这个世界，甚于一切。为了满足她对法国的热情，她的父亲又找来了其他书。巴尔扎克、大仲马、乔治·桑，一次又一次点燃了库敏对法国的热情。但父女两人都知道这件事的发展方向：青春期的女儿终会提出要去法国，而父亲不得不拒绝。

在勃列日涅夫 统治下的苏联，所有问题都用保守主义解决。一个苏联成员国的首长绝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把女儿送去西方国家。库敏明白这一点。她把奢望转换成了一个力所能及的目标。如果去不了法国，至少她想学习法语。她的父亲松了口气，答应了她的要求。可事情做起来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管在首府还是在草原的其他地方，都找不到法语老师。首长派了密使前往各个邻国，远至莫斯科，只为能找到一个珍稀动物，可还是没能成功。有一天，库敏的父亲正准备放弃，却得知监狱里蹲着一个会说法语的家伙。他把这个人叫了过来。这个囚犯是个怪人。他自称四十多岁，名叫安德烈，但他没有任何文件能证实他的话。他身材矮小，有点秃顶，不管是气质还是样貌，都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地方。他靠在椅背上，表情像个爱赌气的孩子。但一开口，他的魅力就征服了对方，抓住了对方的注意力。他的俄语很流利，但又带着某种难以形容的口音。这种口音让他倍显优雅，并为他所言不多的话语平添了一份智慧。这位安德烈向首长解释道，他随父，是南斯拉夫人，父母在战后逃到苏联避难，他在托木斯克长大。他年轻时参加了学生政治活动，被驱逐出境，在六十年代末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一个村里，又从那里逃了出来。有官员提出当时早已不往西伯利亚流放人犯，矮个子只是看着夹在指间的烟蒂微微一笑，首长就深信他很了解当时的情况，甚至比自己了解得更深远。

说实话，他什么都不在乎。唯一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教他的女儿学法语，能还是不能。

“首长先生，法语是我的母语。我的母亲是克里希拉加尔纳 一位共产党员的女儿，她的父亲娶了一位来自克罗地亚的南斯拉夫女兵。他们去了萨格勒布定居，我的母亲正是在那里出生的。她十八岁时，跟来自南斯拉夫北部的一个小伙子结婚了，战后……”

“我知道，他们来到了苏联，等等。但请您告诉我：法语，您会教吗？”

“我？这简直就是叫米开朗琪罗来给您的厨房上新漆。我用法语写诗，用法语做梦，用法语唱歌，如果您想听……”

他挪到了椅子前端，挺起胸膛。首长想他正准备开始唱《马赛曲》之类的。

“请您闭嘴！您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够了。您到底会不会教法语？”

“会。您想什么时候开始？”

“不是我要学，是我的女儿，”首长垂下眼睛承认道。

矮个子戏谑地一笑，首长本该引起警觉，但现在后悔已晚。第二天，他被引见了库敏。

首先，他的基本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他住在侍从楼里，但有一间独立的房间。他要求提供“欧式”服装。首长便把参加主席团会议时穿的衣服按他的意思作了裁剪。

库敏第一次见到安德烈的时候，他沐了浴，洒了香水，精心做了发型，优雅而潇洒地穿着西装。同样的西装，共产党领导人一直把纽扣扣到最高。库敏毫不怀疑他是法国人。第一次谈话时，库敏的父亲也在场，安德烈显得极度认真，甚至有些专横。他一上来就制定了很多严厉的规定。他解释说，要学习法语，必须遵循不同的阶段，不能试图走得太快。杂乱无章的学习是最要不得的。他要求学生只能使用（他坚持这一点）他在每堂课上发的资料。等到时机成熟，他会提供些法语书和报纸。在此之前，她不得以任何借口自行找资料。首长一直认为法国人全无优点，既矫情又好色，但他得承认眼前的这个法国人是靠谱的。他保证会严加注意，除了老师提供的资料，绝不让女儿接触其他外文出版物。

“我坚持认为对话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就开始了。‘我的名字叫安德烈。’”

这是库敏第一次听到法语单词。她激动不已。

“我叫库敏，”她小心翼翼地念着，就像赤着脚走在一条铺满尖利石子的小路上。

安德烈让她把这句话重复了十来遍，直到她的发音完全正确。他总结说她进步得很快。年轻姑娘幸福地哭了整整一夜。

尽管库敏的父亲觉得不太喜欢这个外来人，但他给他的女儿带来了欢乐，他感激不尽。安德烈提出的要求，他都殷勤地一一应允。一开始，这些要求集中在教学问题上。他有权免受任何审查，与布达佩斯的一家书店联系，让书店把西方的教学资料寄给他。匈牙利隶属苏联集团，受着严格的监控。首长觉得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后来，安德烈又弄来了一台非常稀有的复印机。他用复印机来准备摘录书籍和报刊节选的小册子，作为授课材料。这些书籍和报刊都被他锁了起来。

随着库敏日益进步，她的老师显得更自信也更任性了。他要求与库敏住得更近。于是，他被安排到裙楼尽头的房间里，与库敏同在一个楼层。窗户面朝积雪的山峰，这景色只有首府南部才能看到。

春天来了，他们开始学习关于大自然和相关词汇的内容。安德烈要了一辆车，他敞开着车窗，一边开车一边抽烟。他看上去令人厌烦不已，两眼发光，金黄色的烟嘴上永远点着香烟，一副花花公子的样子。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库敏把自己交给了他。事实上，她一开始就做好了这个准备。她对他的崇拜已经到了毫无保留的地步。她口中的“法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自由，一种优雅，一言以蔽之，是她渴望全身心投入的文化。以同样的姿态将自己完全打开在一个男人和他所代表的文化面前，她无法想象生命中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萌芽。

就这样，三年过去了，这段时间里填满了爱情和学习。库敏能够流利地说法语了。她从未放弃梦想，但后来她的想法更实际，也更像方案。她把秘密告诉了安德烈。也许她能说服父亲让他们一起去法国旅行，比如借着官方访问的契机，一到那里他们就不辞而别。库敏从八岁起就借着收集金币，建了一个小金库。她把这笔钱藏在一个雪松木的小箱子里。一天夜里，她给安德烈看了这个箱子。看到他两眼放光，她感到很幸福。

“你觉得这些钱够不够在巴黎买一间公寓？”

安德烈回答说是，她跳起来抱住了他的脖子。过了一会儿，安德烈表示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一起离开是行不通的，因为目前两人都受着监视。最好让他先到西方国家，安顿好一切后，她再过来会合。那是一个初春，四年前，他们相识了。首长尽一切力量帮助他离开，他很高兴这家伙终于滚蛋了。他给安德烈弄了波兰身份证和德国签证，他到了德国就能去法国了。库敏把她的雪松木箱给了他，让他购置两人未来的房子。一番推辞后，他最终在她的坚持下接受了。

他走后，她哭了三天，一步都没有迈出过房间。然后她擦干泪水开始了等待。法语是她唯一的伴侣。她一遍又一遍读着安德烈为她量身定做的小册子。每一课都能把她带回他们相恋的不同阶段。她穿法式服装，在抽烟时努力模仿安德烈的洒脱自如。一个又一个月过去了。他没有回来。而她，从没得到他的任何消息。

她无法相信他会抛弃自己。她深信不疑地认为，定是首长拦截了所有安德烈的消息。父女间一度争吵得不可开交。直到有一天，首长不愿再听到女儿的控诉，终于把实情告诉了她，这位所谓的老师离开后不久，他就收到了一份关于他的警方报告。

“他是个贼，也是个骗子。他有好几个身份，因为在波兰和整个苏联出老千和欺诈而被判刑。他离开这里以后，应该是逃到南非去了，现在他跟两个女人一起住在那里。我看到这份报告后，甚至怀疑他会不会说法语……”

库敏听到这些，发出了一声大笑。安德烈不会说法语！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可怜的野蛮人！他们居然对一个自己望尘莫及的人妄加凌辱。他的敏感，他的文化，他们一无所知！

父女两人决裂得那么快，那么彻底。首长为此痛心疾首，不断尝试与女儿沟通却都无果。祸不单行，可怜的父亲还得抗击威胁着他的政权的苏联动乱。好在动乱的方向对他有利。他通过几个巧妙的政治游戏，成功保住了政权，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成功地向莫斯科要求了独立。至于女儿，她在这些事件中看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离开的机会。铁幕 正在慢慢拉开。她成了中亚地区被批准前往法国旅游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她在三天前到了巴黎。

她对安德烈在哪里毫无头绪。说实话，她已经心灰意冷，因为无法向他传递消息已经很久了。但她至少想要实现夙愿，想要投入他曾向她展示的文化中。所有她才会极度惶恐。她什么都听不懂，也没有人听得懂她的话。这对她真是一场噩梦。

这位不幸的吉尔吉斯姑娘坦言一番后，累得在椅子上蜷成了一团。被毁的房间里笼罩着凝重的沉默。

“真不知这混蛋究竟教了她什么语言。”保罗先生忧伤地摇了摇头，总结道。

在漫长的叙述过程中，门口已经静悄悄地聚集起一小队人马：两位警察，三位精神病救护人员，站在最前面的是保洁员维吉妮。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等了许久的旁观者终于加入了他们，“这位女士学了法语，然后呢？”

“然后，她说的不是法语。你们听听。”他请俄罗斯女人翻译，让库敏说几个“法语”单词。库敏漫不经心地吼了一长通，但警察完全没听懂。

“我是布列塔尼人。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不是凯尔特语。你怎么看，丹尼尔？”

另一位保安警察是安的列斯人。他戴着军帽，挠着脑袋说：

“这也不是克里奥尔语。”

库敏显然已不抱任何希望。她自顾自地继续着漫长的独白，语调凄凉，声音夸张得像在唱戏一样。或许她正追忆着与爱人一起说法语的快乐时光。没有人敢打断她。忽然，门厅里面传来一声低语。有人正试图往这里靠近。原来是第三位救护人员，这个年轻人穿着白色工作服，胸前佩戴着“实习生”的小徽章。他被堵在了第二排，于是清了清嗓子，用低沉的嗓音说起话来。吉尔吉斯姑娘呆住了。她竖起耳朵，就像林中鸟远远地辨出了同类的叫声，脸上闪现出希望的光芒。这是同一种语言。

年轻人的面前一下子出现了一条道，他径直走到了房间中央。他身材矮小，金色的头发有些稀少，但态度却很坚定。他让人觉得颇有胆识，也懂得享受生活。

他和库敏的交谈现在开始了。这才是真正的交谈，旁人无从插话，但只听语气就能感受到他们相见恨晚的快乐。经理被这戏剧性的变化深深感动了。而作为旁观者，他没有讨好他们。

“您能告诉我们，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语言吗？”

年轻的救护员停了下来，用带着郊县口音的法语回答说。

“这是匈牙利语。她说得很好。”

“那您为什么会说匈牙利语呢？”警察问道，因为职业习惯，他觉得嫌疑犯到处都是。

“我的父母来自南斯拉夫。母亲来自伏伊伏丁那 的少数民族——匈牙利族。小时候，她教会了我本族语言，现在我还在家里说匈牙利语。”

如此说来，这位所谓的老师不仅没有教库敏说法语，而且教的是欧洲唯一一种与其他语言都无相似之处的语言，对她日后练习英语、德语，或是真正的法语都毫无帮助。

库敏擦干眼泪站了起来。她消失在了盥洗室里。她透过房门用匈牙利语喊了些什么。救护员笑着回应着她。她一直在里面，他则靠在门上继续着两人间愉快的交流，久久没有停歇。门忽然开了，库敏走了出来。她变得认不出来了。经过精心的梳妆和得体的打扮后，几乎可以用漂亮来形容她。她用高傲的眼神往房间里望了一眼。差点没让人以为是警察和经理抢了她的东西。她说了句话，救护员为她翻译了出来。

“她父亲会赔偿这一切。记在她的账上就是。另外，她希望有人帮她把东西搬到另外一间房间去。”

“没问题。”保罗先生应道。

接着，他走向那位年轻人，把他拉到了一边。

“现在，”他继续低沉说着，“我们必须得跟这可怜的姑娘谈谈。要是这个问题没有根除，一切还会重演，她会毁了新房间，就像这间一样。”

“您想跟她说什么呢？”

“唔……关于她说的语言，我觉得她该知足了。”

库敏再次来到了门口。她皱着眉看了一眼年轻人，示意他过去。

“没用的……我相信。”救护员嘟哝着。

“没用！”

保罗先生抓住年轻人的手臂，把他向窗口拉开了些。

“为什么没用？她怎么跟您解释的？”

“请冷静点，先生！没什么大不了了。”

“回答我。”

年轻人挺起身子，眯起了眼睛。

“我跟您说过，”他开始解释，“我是移民的儿子。七岁时，我随父母来到了这里。我了解作为外国人，在异国他乡意味着什么……”

“请说重点。”

“重点是，语言并不是一切，正如您所见。语言说得再流利，也会受到排挤。”

“我同意您的话。”保罗先生说的话不太好听。他不太喜欢其他人对法国人的好客提出质疑。“毕竟，一个人出生在其他地方，难道是他的错吗？”但年轻人发出一声大笑，化解了所有的尖酸。

“我只是想说，在这里，即使会说法语，也有可能被排挤……但是会说法语让人感觉很棒！”

门口的库敏开始不耐心起来了。

“这姑娘想要说法语，”他继续解释，这次他认真地看着经理，“为了学法语，她已经吃了很多苦。不该给她痛上加痛。她总有一天会明白自己的情况。至于现在，就让她好好享受属于她的幸福吧。”

保罗先生靠近年轻人，两人的脸都快贴上了。他们的眼神像刀剑相接一样地交锋了一番。

“您跟她说了什么？”

“真相。”

年轻人在经理不友好的眼光下停顿了一会儿，继而哈哈大笑，在警察的见证下大声说道：

“无论如何，如今真正的法语已经不存在了！真是遗憾。她运气不好，遇上了一些人，您，保洁员，还有这些警察先生，你们说的都是难听的萨比尔语，听不懂她学的古典法语。”

“好在有您在！”

“愿为您效劳！”年轻人欢呼着，一边行了个伟大世纪 的军礼，“很抱歉，现在我得走了。我得带她去参观……我的国家。”

他脱身回到了站在门口的库敏身边。两人礼貌地拨开门厅里挤着的人群，开出一条通往走廊的道来。保罗先生相信，他看到库敏抓住了年轻人的手。

房间里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警察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保洁员维吉妮漫不经心地整理着房间里的家具，烦躁地唉声叹气。俄罗斯外交官的四肢都在颤抖。她似乎吓坏了，就像有人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担心被这些记忆谴责。她嚷嚷了几句德语，毫无句法可言：

“我有责任马上送信息到大使馆。父亲想要女儿消息。我说什么？什么？”

这一刻，保罗先生认为自己可以重新置身事外了。他语气坚定地说道：

“夫人，您只要告诉他……他的女儿在法国很开心。” MU2Nzkf0kWRzwkZJymU8b03us2+NnFQ1HFGwu9NwKmI+0C64D1GW/wEnTJiiFZ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