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次要形势（续）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辨别这种文化的另一特征，辨别第一流绘画的另一条件。在别的时代，精神方面的修养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一样高雅，而绘画并没放出同样的光辉。例如我们这个时代，在十六世纪的学识之外，又积聚了三百年的经验与发见，学问的渊博与思想的丰富为从来所未有；可是我们不能说，在绘画方面现代欧洲和文艺复兴期的意大利产生同样优美的作品。所以仅仅指出拉斐尔时代的人文化完备，智力旺盛，并不足以解释一五〇〇年代的杰作；还应当确定这一种智力这一种文化属于何种性质；而在比较过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和十五世纪的欧洲以后，还得把当时的意大利和今日的欧洲作一比较。

让我们先看德国，毫无疑问那是现在欧洲最有学问的国家。那儿，人人识字，尤其在北部；年轻人都在大学里待上五六年，不但有钱的或境况优裕的，而且差不多全部中等阶级，甚至下层阶级中也有少数人熬着长期的清苦和饥寒进大学。社会上极重学问，有时竟造成一种做作的风气，流于迂腐。许多青年目力很好，也戴着眼镜，装出更有学问的神气。法国有些青年只想在俱乐部或咖啡馆露头角，一二十岁的德国人可不是这样，他念念不忘要对人类、世界、自然、超自然，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有一个总括的观念，想有一套包罗万象的哲学。对于高级的抽象的理论的爱好，专心，容易了解，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及得上德国人。德国是一个创立形而上学和各种主义的国家。可是太多的玄想妨碍图画艺术。德国画家在油画上或壁画上竭力表现人道主义思想或者宗教思想。他们把形式与色彩附属于思想；他们的作品是象征性的；他们在壁上画的是哲学课和历史课。你们倘使到慕尼黑去，就可发见那些最大的画家只是迷失在绘画中的哲学家，他们所擅长的是向理性说话而不是向眼睛说话，他们的工具应当是写字的笔而非画画的笔。

再看英国。那儿一个中等阶级的人年纪轻轻就进商店或者办公室，一天工作十小时，回家还得工作，花尽脑力体力，以求温饱。结了婚，生了不少孩子，还得做更多的工作；竞争尖锐，气候酷烈，生活方面的需要很多。便是绅士、富翁、贵族，闲暇的时间也不多；他忙忙碌碌，受着许多重要事务束缚。心思都花在政治上面：既要参加各种会议、委员会、俱乐部，又要读《时报》那样的报纸，每天早上都有厚厚的一本；还有数字，统计，一大堆沉闷的材料要你吞下，要你消化；除了这些，还有宗教事务、慈善财团、各种企业，公私事务的改进问题、银钱问题、权势问题、信仰问题、实际问题、道德问题；这都是精神生活的粮草。绘画和其他与感官有关的艺术都被放到次要地位，或者自动退后。大家想着更严重更迫切的事，没有时间关心艺术，即使留意，不过是为了趋时和面子；艺术成了一种古董，只供少数鉴赏家作为有趣的研究。固然有些热心人士捐钱办美术馆，收买新奇的素描，设立学校，正像办传布福音，治疗癫痫，抚育孤儿的事业一样。但他们仍旧着眼于社会的福利：认为音乐可以移风易俗，减少星期日的酗酒；图画可以替纺织业和高等首饰业训练优秀的技工。谈不到欣赏的能力；他们对于美丽的形体与色彩的感觉，不是出于本能而是得之于教育；好比来自异域的橘子，花了大本钱勉强在暖室中培养出来，往往还是酸的或涩的。那儿的现代画家是头脑呆板，意境狭窄的匠人；画的干草、衣褶、灌木，都非常枯燥，烦琐，令人不快。因为长期身心劳累，精神集中，感觉和形象在他们身上失去平衡；他们对色彩的和谐变得麻木不仁，在画布上涂着整瓶的鹦鹉绿，树木像锌片或铁片，人体像牛血一样红；除了描写表情和刻画性格的作品，他们的绘画都不堪入目；他们全国性的展览会在外国人眼中只是一堆生硬、粗暴、不调和的颜色，跟嘈杂刺耳的噪声没有分别。

有人会说我讲的是德国人和英国人，是严肃的清教徒、学者和企业家，在巴黎至少还有鉴别力，还有人讲究风趣。不错，巴黎是目前世界上最喜欢谈天和读书的城市，最喜欢鉴别艺术，体会各种不同的美；外国人觉得巴黎的生活最有趣，最有变化，最愉快。然而尽管法国的绘画胜过别国，连法国人自己也承认比不上文艺复兴期的意大利绘画。总之性质是不同的：法国的绘画表现另外一种精神，向另外一些精神说话；在法国画上，诗歌、历史、戏剧的成分远过于造型的成分。对于美丽的裸体，简单而美好的生活，法国绘画感受太薄弱；它在各方面用尽功夫要求表现远方与古代的真实的场面，真实的服饰，表现悲壮的情绪，风景的特殊面目。绘画变了文学的竞争者，和文学在同一园地中探索发掘，同样求助于不知餍足的好奇心，考古的嗜好，对于紧张情绪的需要，精细而病态的感觉。绘画尽量把自己改头换面，迎合市民。而市民就苦于工作的疲劳，受着室内生活的拘囚，脑中装满着杂乱的观念，渴望新鲜的事物，历史的文献，强烈的刺激，田野的宁静。十五世纪与十九世纪之间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人的脑子里所装的东西，所起的波动，变得异乎寻常的复杂。在巴黎，在法国，人都过分紧张。原因有两个。——先是生活昂贵。大批日用的东西变得不可或缺。便是生活朴素的单身汉也需要地毯，窗帘，靠椅；成了家，还得有几个摆满小玩意儿的古董架，一套所费不赀的漂亮设备和数不清的小东西，既然都要花钱去买而不能像十五世纪那样在大路上拦劫或没收得来，就得辛辛苦苦用工作去换取。所以大部分的生活是在勤劳艰苦中消磨的。——除此以外，还有向上爬的欲望。我们既然组成一个民主国家，一切职位都用会考的方法分派，可以凭毅力和才能去争取，人人心中便隐隐约约存着当部长或百万富翁的希望，使我们的心思，事情，忙乱，又加上一倍。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共有一千六百万人口，不但为数很多，而且太多了。巴黎是出头的机会最多的城市，一切有才智、有野心、有毅力的人，都跑来你推我搡地挤在一起。京都成为全国人才与专家荟萃之处；他们把发明与研究互相交流，互相刺激；各种书报、戏剧、谈话，使他们感染到一种热病。在巴黎，人的头脑不是处于正常和健全状态，而是过分发热，过分消耗，过分兴奋；脑力活动的产品，不论绘画或文学，都表现出这些征象，有时对艺术有利，但损害艺术的时候居多。

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可不是这样。没有上百万的人挤在一个地方，只有人口五万、十万、二十万的城邦；其中没有野心的竞争，好奇心的骚扰，精力的集中，过度的活动。一个城市是社会的精华所在，不像我们这儿是一大群普通人。并且当时对舒服的要求不大；人的身体还强壮，出门旅行都是骑马，很能适应露天生活。宏大的府第固然壮丽非凡，但现代的一个小布尔乔亚恐怕就不愿意住；室内又冷又不方便；椅子上雕着镀金的狮子头或跳舞的山神，都是第一流的艺术品，但坐上去其硬无比；现在一个最普通的公寓，一所大屋子里的门房，装着热气设备，就比利奥十世和尤利乌斯二世的宫殿舒服得多。我们少不了的小小的享用，当时的人都不需要。他们的奢侈是在于美而不是在于安乐；他们心里想的是柱头和人像的高雅的布置，而非廉价买进一些小古董，半榻和屏风。最后，高官厚爵与大众无缘，只能靠武功与君主的宠幸得到，只有几个出名的强盗，五六个高级的杀人犯，一些谄媚逢迎的清客才有份儿；剧烈的竞争，蚂蚁窝似的骚动，像我们这样做着长期不断的努力，个个人想超过别人的情形，在那个社会里是看不见的。

这种种都归结到一点，就是那时的人比现代的欧洲人和巴黎人精神更平衡。至少对绘画来说是更平衡。要绘画发达，土地不能荒芜，也不能耕耘过分。封建时代的欧洲是大块坚硬的泥土，今日却支离破碎了；从前，文明的犁还没有犁得充分，现在犁的沟槽太多了，数不清了。要单纯壮阔的形体从提香和拉斐尔手中固定在画布上，必须他们周围的人脑子里自然而然产生出这一种形体；而要它们自然而然地产生，必须“形象”不受“观念”的阻抑和损害。

这句话极其重要，让我多解释一下。文明过度的特点是观念越来越强，形象越来越弱。教育、谈话、思考、科学，不断发生作用，使原始的映象变形，分解，消失；代替映象的是赤裸裸的观念，分门别类的字儿，等于一种代数。日常的精神活动从此变为纯粹的推理。如果还能回到形象，那是花足了力气，经过剧烈的病态的抽搐，依靠一种混乱的危险的幻觉才能办到。——这便是我们今日的精神状态。我们不是自然而然成为画家的了。我们脑中装满混杂的观念，参差不一，越来越多，互相交错；所有的文化，本国的、外国的，过去的、现在的，像洪水般灌进我们的头脑。留下各式各种碎片。比如你在现代人面前说一个“树”字，他知道那不是狗，不是羊，不是一样家具；他把这个符号放进头脑，插入一个分隔清楚，贴着标签的格子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理解。我们看的书报和我们的知识在我们精神上堆满抽象的符号；我们凭着调度的习惯，以有规律的合乎逻辑的方式，在各个符号之间来来往往。至于五光十色的形体，我们不过瞥见一鳞半爪，而且还不能久留，在我们内心的幕上才映出一些模糊的轮廓，马上就消失了。如果能记住形体，有个明确的印象，那是全靠意志，靠长期的训练和反教育的力量。所谓反教育是把我们受的普通教育硬扭过来。这种可怕的努力不能不产生痛苦和骚乱。现代最善于用色彩的人，不论文学家或画家，都是耽于幻象的人，不是过于紧张，就是精神骚动。 ——相反，文艺复兴期的艺术家是千里眼。同样一个“树”字，头脑还健全而简单的人听了立刻会看到整棵的树：透明和摇曳的叶子形成一个大圆盖，黝黑的枝条衬托着蔚蓝的天空，皱痕累累的树身隆起一条条粗大的筋络，树根深深地埋在泥里抵抗狂风暴雨，所有这一切历历如在目前：他们的思想决不把事物简化为一个符号与数字，而是给它们一个完整与生动的景象。他们能毫无困难地保留形象，毫不费力地召回形象，他们会选择形象的要点，并不苦苦追求细节：他们欣赏他们心目中的美丽的形象，用不着那么紧张地把形象扯下来抛到外面去，像从身上揭掉一块活剥鲜跳的皮似的。他们画画，好比马的奔跑，鸟的飞翔，完全出于自然。那个时代，五光十色的形体是精神的天然语言；观众对着画布或壁画观赏形体的时候，早已在自己心中见过，一看就认得。画上的形象对观众不是陌生东西，不是画家用考古学的拼凑，意志的努力，学派的成法，人为地搬出来的。观众对色彩鲜明的形体太熟悉了，甚至带到私生活和公共典礼中去，围绕在自己身边，在画出来的图画旁边制造出活的图画来。

你们看看服装吧，差别有多大！我们穿的是长裤，外套，阴森森的黑衣服；他们身上却是盘金铺绣的宽大的长袍，丝绒或绸缎的短褂，花边做的衣领，刻花的剑和匕首，金绣，钻石，插着羽毛的小圆帽。所有这些华丽夺目的装饰，如今只有妇女才用，当时却用在缙绅贵族的衣服上。——再看那些光怪陆离的赛会，每个城市都有的入城典礼，马队游行：那是上至诸侯，下至平民，人人喜爱的娱乐。——米兰公爵加莱亚佐·斯福尔扎一四七一年访问佛罗伦萨，带着五百武士，五百步兵，五十名穿绸着缎的当差，两千个贵族和随从，五百对狗，无数的鹰；路费花到二十万金杜加。——圣西斯托红衣主教彼得罗·利阿利奥，款待一次费拉尔公爵夫人，花了两万杜加；然后他游历意大利，随从的众多，场面的豪华，人家竟以为是他的哥哥教皇出巡。 ——洛伦佐·德·美第奇在佛罗伦萨办一个化装大会，表演古罗马政治家加米叶的胜利。大批红衣主教都来参观。洛伦佐向教皇借一头巨象，因为象在别的地方，教皇送了三只豹来，还为了身份关系不能来参加盛会，表示遗憾。——卢克雷斯·博尔贾进罗马的时候，带着两百个盛装的女官，骑着马，每人有一个绅士陪随。——贵族和诸侯们的威武的姿态，服装，排场，给人的印象好比一本正经的演员排着仪仗游行。从编年史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意大利人只想及时行乐，把人生变作一个盛会。他们觉得为别的事情操心是冤枉的；最要紧的是让精神、五官，尤其眼睛，得到享受，豪华的大规模的享受。的确，他们也没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对政治与慈善事业的关切，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没有国会，没有会议，没有报纸；出众的人或有权有势的人，没有什么议论纷纭的群众需要领导，不必考虑公众的意见，参加沉闷的辩论，提供统计的数字，为道德问题或社会问题打主意。意大利的统治者都是些小霸王，权力靠暴力夺取，也靠暴力保持。他们空闲的时间就叫人建筑，画画。富翁与贵族同霸主一样只想寻欢作乐，罗致美丽的情妇，雕像，图画，华丽的服装，安插一些间谍在霸主身边，打听有没有人告密，想杀害他们。

他们也不为宗教烦恼或操心；洛伦佐·德·美第奇，亚历山大六世，或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朋友们，不想办什么传道团体去感化异教徒，筹募基金去教育群众，提倡道德；那时意大利人对宗教非但不热心，而且还差得远呢。马丁·路德满怀着信仰，诚惶诚恐地来到罗马，结果大为愤慨，回去说：“意大利人目无神明达于极点；他们嘲笑纯正的宗教，挖苦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样样相信圣经……他们上教堂的时候有句话：我们去迁就一下群众的错误吧。——他们还说：倘若我们每件事情相信上帝，那就苦死了，不会有快乐的时候了。我们只要顾着体统，不应该样样相信。”——的确，群众的气质就是异教徒；而有教养的人是因为受了教育而不信神的。路德还深恶痛绝地说：“意大利人不是作乐，就是迷信。平民害怕圣安东尼和圣塞巴斯蒂安远过于基督，因为那两位圣徒会叫人生疮。所以禁止小便的地方，墙上都画着圣安东尼的像，手里拿着火枪。他们就是这样生活在极端迷信之中，不知道上帝的训诫，不信肉体的复活，灵魂的永生，只怕暂时的创伤。”——很多哲学家，或是暗地里，或是半公开地反对神的启示和灵魂的不灭。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到处受人厌恶。诗人如阿里奥斯托，威尼斯的路多维契，浦尔契，都在作品中猛烈攻击僧侣，用大胆的隐喻反对教义。浦尔契写了一首诙谐诗，每章开头都放一句“和撒那” 和一段弥撒祭的经文。他解释灵魂怎样进入肉体，说好比把糖酱包在一块热腾腾的白面包里。灵魂到了另一世界又怎样呢？“有人以为能找到美味可口的小鸟，剥光了的莴雀，软和的床铺，为了这缘故，他们才亦步亦趋地跟着修道士走。但是，亲爱的朋友，一朝进了黑暗的山谷，我们再也听不见‘荣耀吾主’的歌声了。”

当时的道学家和传教士，如布鲁诺和萨伏那洛拉，对这种无神论和纵欲的生活大声呵斥。统治过佛罗伦萨三四年的萨伏那洛拉 对市民说：“你们的生活和猪一样，只知道睡觉，嚼舌，闲逛，纵酒，淫乐。”固然，传教士和道学家说话有心粗声大气要人听见，不免把话说得过分一些；但不论打多大折扣，总还留下些事实。从一般贵族的传记中，从费拉尔和米兰的公侯们或是无耻的或是精益求精的娱乐中，从美第奇一家在佛罗伦萨的讲究的享受或放肆的淫欲中，可以看出他们作乐的程度。美第奇家族是银行家出身，一部分靠武力，大部分靠才干，当了行政长官，独霸一方。他们养着一批诗人、学者、画家、雕塑家；叫人在爵府里画神话中打猎和爱情的故事；在图画方面，他们喜欢但罗和波拉伊沃格的裸体，提倡风流逸乐，助长异教的巨潮。所以他们容忍画家们荒唐。你们都知道弗拉·菲利波·利比拐逃修女的故事，亲属出头控诉，美第奇一笑置之。另外一次，列比替美第奇家画画，因为一心在情妇身上，被人锁在屋内，逼他完工；他把床上的被单拧成索子，从窗口吊下去逃走。最后，科西莫说：“把门打开；有才的人是天国的精华，不是做苦工的牲口；既不应该幽禁他们，也不应该勉强他们。”——罗马的情形更糟：我不便叙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行乐，那只能在他典礼官布尔克哈德 的日记中看；关于普里阿普斯 和酒神的庆祝会，只有拉丁文好描写。利奥十世原是一个趣味高雅的人物，爱好优美的拉丁文和措辞巧妙的短诗；但他并不因此而放弃逸乐，不图肉体的畅快。在他身边，本博、莫尔扎、阿雷蒂诺、巴巴罗、甘尔诺，许多诗人、音乐家、清客，过的生活都不足为训，写的诗往往还不只轻佻而已；红衣主教比别纳为教皇上演的一出喜剧叫作《卡朗特拉》，如今就没有一家戏院敢上演。利奥十世叫人把请客的菜做成猴子和乌鸦的模样。他养着一个小丑玛利阿诺修士，胃口惊人，“能一口吞一只白煮的或油炸的鸽子，据说他能吃四十个鸡子和二十只鸡”。利奥十世爱狂欢，爱异想天开和突梯滑稽的玩意儿；活泼的幻想和像动物那样的精力，在他身上和别人身上一样过剩；他最高兴穿着长靴，套着踢马刺，到奇维塔韦基亚一带荒野的小山上去打野猪麋鹿；他举行的赛会也不比他的日常生活更合乎教士身份。后面我要引用一个亲眼目睹的证人，费拉尔公爵的秘书的描写。把利奥十世的娱乐和我们的娱乐作一对比，可以看出规矩体统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扩大了多少，强烈与放肆的本能减缩了多少，活泼的想象力如何屈服于纯粹的理智；也可以看出那个半异教的，完全肉感而画意极重的时代，精神生活不压倒肉体的时代，距离我们多么远。

“星期日晚上我去看了喜剧表演。 兰戈尼大人 带我走进西波 府上的穿堂，看见教皇和一些年轻的红衣主教都在那里。他来回走着，让身份相当的人一个个进去，预定的额子满了，大家便走往演戏的场子。教皇站在门口，一声不出给人祝福；他喜欢让谁进去就让谁进去。厅上一边是舞台，一边是梯形的看台，上面放着御座。外界人士到齐之后，教皇登上御座，比地面高出五级；许多大使和红衣主教按级位坐在他周围。观众大约有两千，落座完毕，台上在笛子声中落下一个布幔，画着修士玛利阿诺 的像，好几个魔鬼在两旁和他打趣；中间写着一行字：玛利阿诺修士的玩意儿。然后奏起音乐。教皇戴着眼镜欣赏美丽的布景，那是拉斐尔的手笔；出路和远景画得很好看，博得许多人赞美，教皇也欣赏画得很美的天空。烛台刻成字母的形式，每个字母插着五个火把，拼成一句：利奥十世，至高无上的教主。——教皇的钦使出台说一段开场白，把喜剧的题目《冒充仆人》挖苦一顿，教皇和观众听了大笑。我听说法国人对《冒充仆人》的题材有点骇怪。戏演得不错。每一幕完毕都有一段音乐做插曲，乐器有短笛，有风笛，有两只小喇叭，几架三弦提琴和六弦琴，还有一架声音变化特别多的风琴，就是我们过世的爵爷〔指作者本邦的君主〕送给教皇的。由长笛伴奏的独唱很受欢迎；另外也有合唱，我认为不及其他的音乐节目。最后一次的插曲是摩尔舞，内容是关于戈尔工三女妖的神话，表演很好，但还不如我在爵爷府上〔作者本邦〕看见的那么完美。节目至此为止。看客争先恐后地挤出去，我不幸给小凳绊了一下，差点儿把腿扭断。蓬台尔蒙德被一个西班牙人猛烈地撞了一撞，便拔出拳头揍他，这样我倒容易脱身了。我的腿的确很危险，但不幸之中还有点补偿，因为教皇给了我一个十足地道的祝福，态度非常亲切。

“那一日的白天是赛马：一队西班牙马由高尔南大人率领，服装是各式各样的摩尔式；另外一队的穿扮是西班牙式，用亚历山德里亚缎做料子，里子是闪光缎，紧身外面罩着披风；为首的是赛拉比卡，带着好几名当差。第二队一共有二十匹马；教皇给每个骑师四十五杜加，所以号衣很漂亮，警卫和吹号的也穿着同样颜色的绸衣服。他们在场上一对一对地朝着宫门赛跑，教皇站在窗口观看。两队比赛完毕，赛拉比卡的一队向皇宫的另外一边退去，高尔南的一队向圣彼得教堂退去。然后两队人拿着棍子上场，互相冲刺攻击，扭作一团，那景致煞是好看，而且没有危险。场上颇有些出色的骏马和西班牙种的小马。第二天是斗牛会；我以前说过，我和安东纳大爷在一起。结果死了三个人，伤了五匹马，其中死了两匹，一匹是赛拉比卡的西班牙神骏，它把主人摔在地上，形势非常危急，牛已经扑到他身上，要不是边上的人拿枪刺着畜牲，它一定不会放松赛拉比卡，要送他性命的。据说教皇嚷着：‘可怜的赛拉比卡！’一迭连声地叹气。听说晚上还演了一个修士编的喜剧……因为效果不大好，教皇吩咐不要跳摩尔舞，而用被单包着编剧的修士在空中甩来甩去，让他高高地摔下来，合扑在台上；教皇又叫人割断修士的吊袜带，扯下袜子；可是那修士把三四个马夫狠狠地咬了几口。最后逼修士上马，用手打他的屁股，不知打了多少下；人家告诉我，修士回去在臀部贴了许多火罐儿，躺在床上，病得不轻。据说这是教皇要警戒其余的修士，不敢再闹修士脾气。那一场摩尔舞使教皇大笑不止。——今天在宫门前面举行挑戒指比赛， 教皇从窗内观看；奖金的数目早已写好在盘中。然后是水牛赛跑：那些难看的畜牲忽而向前，忽而退后，煞是滑稽。要它们到达目的地，非很多时间不可；因为它们进一步，退四步，老是不容易达到终点。最后到的原来是领先的，所以还是这个骑师得了奖。他们一共十个人。我觉得那比赛真好玩。后来我到本博家；又去觐见教皇，遇到巴依欧主教。大家谈的无非是化装大会和种种作乐的事。

“罗马，一五一八年三月八日夜四时。”

“贵爵府门下的仆役，阿尔丰索·包吕索敬上。”

教廷应该是意大利最严肃最庄重的宫廷，而狂欢节竟用这一类方式作乐；宫中也举行“裸体”赛跑，像古希腊的体育竞赛一样；也有普里阿普斯庆祝会，像古罗马帝国的圆场中举行的一样。——既然想象力都集中于刺激感官的场面，既然一个时代的文化以行乐为人生的目的，既然他们能完全摆脱政治上的操心，工业界的动荡，道德的顾虑，因而不像我们念念不忘于实际利益与抽象观念；那么一个艺术天赋优厚而修养广博的民族，能欣赏并创造那种表现形象的艺术而达于登峰造极之境，也就不足为奇。文艺复兴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时期，介乎中世纪与现代之间，介乎文化幼稚与文化过度发展之间，介乎赤裸裸的本能世界和成熟的观念世界之间。人已经不是一个粗野的肉食兽的动物，只想活动筋骨了；但还没有成为书房和客厅里的纯粹的头脑，只会运用推理和语言。他兼有两种性质：有野蛮人的强烈与持久的幻想，也有文明人的尖锐而细致的好奇心。他像野蛮人一样用形象思索；像文明人一样懂得布置与配合。像野蛮人一样，他追求感官的快乐；像文明人一样，他要求比粗俗的快乐高一级的快乐。他胃口很旺，但讲究精致。他关心事物的外表，但要求完美。他固然欣赏大艺术家作品中的美丽的形体，但那些形体不过把装满在他脑子里的模糊的形象揭露出来，让他心中所蕴蓄的暧昧的本能得到满足。 ulQGGgT5z6D1cVFZPpyPk1vsJBFLCJBOljXMKif9YYChCx4+hjCG5irrjKZrj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