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能欣赏和制作第一流的绘画,有三个必要条件。——先要有教养。穷苦的乡下人浑浑噩噩,只会弯腰曲背替地主种田;战争的头目只知道打猎,贪吃,纵酒,终年忙着骑马,打仗;他们的生活都还跟动物差不多,不会了解形式的美与色彩的和谐。一幅画是教堂或宫殿的装饰品;要看了有所领会,觉得愉快,必须在粗野生活中脱出一半,不完全转着吃喝和打架的念头,必须脱离原始的野蛮和桎梏,除了锻炼肌肉,发挥好斗的本能,满足肉体需要以外,希望有些高尚文雅的享受。人本来野性十足,现在会静观默想了。他本来只管消耗与破坏,现在会修饰与欣赏了。他本来只是活着,现在知道点缀生活了。这便是意大利在十五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人从封建时代的风俗习惯过渡到近代精神,而这个大转变在意大利比任何地方都发生得早。
原因有好几个。第一,那个地方的人绝顶聪明,头脑特别敏捷。他们好像生来就是文明的,至少接受文明很容易。即使未受教育的粗人,头脑也很灵活。把他们和法国北部、德国、英国同一阶级的人比较,差别格外显著。在意大利,一个旅馆的当差,一个乡下人,路上随便碰到的一个挑夫,都能谈天,了解,发表议论;他们会下判断,懂得人性,会谈政治;他们运用思想像语言一样出于本能,有时很精彩,从来不用费力而差不多老是运用得很好。尤其他们的审美感是天生的,热烈的。只有在这个国家,你能听到普通的老百姓对着一所教堂或一幅画嚷道:“噢!天哪!多美啊!”而表达这种兴奋的心情与感觉,意大利语言自有一种妙不可言的腔调,一种音响,一种加强的语气;同样的话用法文说出来就显得枯燥无味。
这个如此聪明的民族很幸运,不曾被日耳曼人同化,侵入的北方民族把他们压倒和改变的程度,不像欧洲别的地方那么厉害。野蛮人在意大利没有久居,或者没有生根。西哥特人,法兰克人,赫鲁利人,东哥特人,不是自动离开意大利,便是很快被赶走。伦巴第人固然留下来了,但不久就被拉丁文化征服;一个老编年史家说,十二世纪时,腓特烈·巴勃罗斯皇帝手下的日耳曼人,满以为伦巴第人是同胞,不料他们已经完全拉丁化,“已经摆脱犷悍的野性,在空气与土地的影响之下学会一些罗马人的聪明文雅,保存着典雅的语言和礼让的古风,甚至城邦的宪法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学到罗马人的长处”。意大利在十三世纪还讲拉丁文;帕多瓦的圣安东尼〔一一九五—一二三一〕就是用拉丁文讲道的;老百姓一面讲着初期的意大利语,一面仍旧懂得古典语言。加在民族身上的日耳曼外壳只有薄薄一层,或者早已被复兴的拉丁文化戳破。英雄史诗 和描写骑士生活与封建时代的诗篇,在欧洲各地大量涌现,唯独意大利没有创作而只有译本。我上面说过,哥特式建筑传入很晚,很不完全;意大利人从十一世纪起重新开始建造的时候,还是用拉丁建筑的形式,至少是拉丁风味。从制度、风俗、语言、艺术上面可以看出,在中世纪最阴暗最艰苦的黑夜里,古文明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挣扎出来,苏醒过来;野蛮人的足迹像冬雪一样消融了。
因此,把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同欧洲别的国家作一比较,就会觉得它更博学,更富足,更文雅,更能点缀生活,就是说更能欣赏和产生艺术品。
那个时代,英国才结束百年战争,又开始惨无人道的玫瑰战争,他们若无其事地互相残杀,打完了仗还屠戮手无寸铁的儿童。到一五五〇年为止,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一个内地的城镇统共只有两三个烟囱。乡下绅士住的是草屋,涂着最粗糙的黏土,取光的窗洞只有格子,没有窗子。中等阶级睡的是草垫,“枕的是木柴”,“枕头好像只有产妇才用”,杯盘碗盏还不是锡的,而是木头的。——德国正爆发极端残酷、十恶不赦的胡斯党战争;日耳曼皇帝毫无权力;贵族愚昧而又蛮横;直到马克西密利安朝代(一四九三—一五一九),还是一个暴力世界,社会上没有法律,只有动武的习惯,就是说只会自己动手报仇。在比较晚一些的时期,从路德的《桌边谈话录》和罕司·德·什淮尼钦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贵族和文人的酗酒和撒野的程度。——至于法国,十五世纪正是它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国土被英国人侵占蹂躏; 在查理七世治下〔一四二二—一四六一〕,豺狼一直闯到巴黎城关;英国人被逐出以后,又有“剥皮党”和散兵游勇的头目鱼肉乡民,不是绑架便是抢劫;杀人放火的军阀中间有一个叫作奚勒·德·雷兹,就是蓝胡子传说 的蓝本。到十五世纪末,国内的优秀人士,所谓贵族,只是粗野的蛮子。威尼斯的大使们说,法国绅士的腿都像弓一样弯曲,因为老是在马上过生活。拉伯雷告诉我们,哥特人的蛮俗、下流的兽性,在十六世纪中叶还根深蒂固。一五二二年时,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伯爵写道:“法国人只重武艺,看不起别的事情;他们非但轻视文学,而且深恶痛绝。认为文人最下贱,所以把一个人叫作学者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总之,整个欧洲还处在封建制度之下,人像凶悍有力的野兽一般只知道吃喝,打架,活动筋骨。相反,意大利差不多已经成为近代国家了。美第奇家族得势以后,佛罗伦萨过着太平日子。资产阶级安安稳稳占着统治地位,和他们的领袖美第奇家族一样忙着制造商品,做生意,办银行,赚钱,然后把赚来的钱花在风雅的事情上。战争的烦恼不像以前那样使他们战战兢兢,紧张得厉害。他们出了钱叫佣兵打仗;而佣兵的头子是精明的商人。把战争缩小范围,不过骑着马“游行”一次;偶有杀伤,也是由于疏忽;据当时的记载,有些战役只死三个兵,有时只死一个。外交代替了武力。马基雅弗利说过:“意大利的君主们认为一个国君的才干在于能欣赏辛辣的文字,写措辞优美的书信,谈吐之间流露锋芒与机智,会组织骗局,身上用金银宝石做装饰,饮食起居比别人豪华,声色犬马的享用应有尽有。”统治者成为鉴赏家,成为文人学士,爱好渊博的谈话。自从古代文明衰落以后,我们第一次遇到一个社会把精神生活的享受看作高于一切之事。那时大众注目的人物是古典学者,是热心复兴希腊文学与拉丁文学的人,如波焦,菲莱尔福,马尔西里奥·菲奇诺,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卡尔孔狄利斯,埃尔莫罗·巴尔巴罗,洛伦佐·瓦拉,波利齐亚诺。他们在欧洲各地的藏书室中发掘古人的手稿,拿来付印;他们不但阐明文意,加以研究,而且受着古籍熏陶,在精神上感情上变得和古人一样,写的拉丁文几乎跟西塞罗与维吉尔时代的人同样纯粹。文笔突然变得精美绝伦,思想也突然成熟。从彼特拉克的笨重的六音步诗,沉闷而做作的书信,变到波利齐亚诺典雅的联句体短诗,瓦拉的雄辩滔滔的散文,读者几乎感到一种生理上的愉快。长短短格的诗体流畅自如,演说体的句法气势壮阔,我们听了,手指和耳朵会不由自主受它们的节奏支配。语言变得明白了,同时也变得高雅了。钻研学问的事业从修道院转移到贵族的府上,不再是空洞的争辩而成为怡悦性情的工具。
并且这些学者不是默默无闻,关在图书馆里,得不到群众同情的小集团。正相反,那时有了古典学者的名声就有资格受到君主的关切与恩宠。米兰大公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把梅鲁拉和梅德利于斯·卡尔孔狄利斯请到他的大学里去,选任学者切科·西莫内塔做大臣。莱奥纳多·阿雷丁,波焦,马基雅弗利,先后做过佛罗伦萨共和邦的国务卿。安东尼奥·贝卡但利是那不勒斯国王的秘书。教皇尼古拉五世奖掖意大利文人最是热心。有一个文人寄了一部古代的手稿给那不勒斯国王,国王认为这是莫大的荣誉。柯西莫·德·美第奇创办哲学会,洛伦佐·特·美第奇复兴柏拉图式的“宴会”。 劳伦特的友人兰迪诺在对话录中叙述一些人在卡玛杜尔修院纳凉,连续几天讨论活动的生活和静观的生活哪一种更高尚。劳伦特的儿子皮埃尔,在佛罗伦萨的圣玛丽亚·德尔·菲奥雷教堂发起一个辩论会,题目是真正的友谊,用银冠做优胜者的奖品。这些商业和政府的领袖罗致许多哲学家、艺术家、学者:有的城邦召集皮科·德拉·米兰多拉、马尔西里奥·菲奇诺、波利齐亚诺;另外的城邦邀请莱奥纳多·达·芬奇、梅鲁拉、庞波尼斯·拉丢斯,主要是和他们谈天。厅上摆着名贵的半身雕像,面前放着新发见的古哲的手稿,用的是精致高雅的语言,彼此不拘礼数,不分尊卑,存着互相切磋的好奇心,扩大学问的范围,充实学问的内容,把中世纪经院派的狭窄的论争变作慎思明辨之士交流心得的盛会。
在这种形势之下,从彼特拉克以后差不多无人问津的俗语言也产生新文学来了。佛罗伦萨银行界的首脑兼行政长官,劳伦特·德·美第奇,便是第一个新兴的意大利诗人。他周围的浦尔契、博亚尔多、贝尔尼,和比较晚一些的本博,马基雅弗利,阿里奥斯托,在完美的文体、正宗的诗歌、滑稽的幻想、风雅的诙谑、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思想方面,都是无可争辩的模范。在他们之下还有一大批讲故事的,说笑打趣的,生活放荡的人,如莫尔扎、比别纳、阿雷蒂诺、法朗谷、班代洛、凭着放肆、俏皮、新奇的玩意儿,博得君主们的宠幸和群众的钦佩。十四行诗成为一种恭维或挖苦的工具,人人应用;艺术家用作应酬的手段。切利尼说他的雕像《班尔赛》公开展览的第一天,说有二十首十四行诗贴出来。那时没有一个庆祝会,没有一次筵席,没有人作诗。有一回,教皇利奥十世喜欢泰巴尔德奥的一首讽刺诗,赏他五百杜加 。另外一个诗人贝尔那多·阿科尔蒂,在罗马声望极高,群众甚至关了铺子去听他的公开朗诵;他在火把照耀的大厅上吟诗;主教们由卫兵簇拥着到场;大家称他为“天下无双”。他的雕琢精工的诗句充满奇思幻想的光彩;而这些文学的玩意儿,正如意大利歌唱家穿插在最悲壮的歌曲中的花腔一样,听众完全能体会,所以四座掌声不绝。
这是在意大利新兴的一种风雅而普遍的文化,和新艺术同时出现。我要放弃概括的叙述,用一幅完整的画面描写,使你们和这个文化有更进一步的接触;因为只有详尽的例子才能提供明确的观念。那时有一部著作描写品德完备的男女贵族,当时人可以作为模范的两种人物,在理想的人物背后的确有真实的人物,虽然多少有些距离,都是一五〇〇年左右的一个交际场所,其中有宾客,有谈话,有装饰和摆设,有跳舞,有音乐,有警句,有辩论;固然比罗马或佛罗伦萨的上流社会更稳重,更豪侠,更脱俗,但真切的描写,加上那些格外高雅的姿态,正好表现出高等人士中最纯粹最高尚的一群。要看到这些人物,只消浏览一下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伯爵的《侍臣典范》。
卡斯蒂廖内伯爵〔一四七八—一五二九〕,在乌尔比诺公爵琪多·德·乌尔巴多的宫廷中当过差,又在琪多的后任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手下做事。他的著作是记载他在乌尔比诺宫中听到的谈话。琪多公爵害着关节炎,是个残废的病人,所以小朝廷中的人每天晚上在他的妻子屋中聚会;而公爵夫人伊丽莎白又是一个极贤德极有才情的女子。在她和她的好友爱弥丽亚·比亚太太周围,有来自意大利各处的各色名流:除了卡斯蒂廖内,有著名的诗人贝尔那多·阿科尔蒂,后来当教皇的秘书而被任为红衣主教的本博,有贵族奥塔维亚诺·弗雷戈索,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还有许多别的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某次旅行中也在此驻节。谈话的地方与场面都配得上这些人物。壮丽的爵府是琪多的父亲造的,“据许多人说”是意大利最美的建筑。内部富丽堂皇,挂着铺金与绸缎的窗帘帷幕,摆着银瓶,云石与青铜的古代雕像与半身像,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和拉斐尔的父亲乔凡尼·桑蒂的图画。大批拉丁、希腊、希伯来的图书从全欧洲搜集得来,因为重视内容,封面用金银装潢。乌尔比诺宫廷是意大利最风雅的一个,经常举行庆祝、舞会、比武、竞技,还有谈天。卡斯蒂廖内说:“隽永的谈话和高尚的娱乐,使这所屋子成为一个真正怡悦心情的场所。”平日吃过晚饭,先是跳舞,接着玩一种字谜的游戏;然后是更亲密的交谈,又严肃又轻松,有公爵夫人参加。大家不拘形迹,随便拣个位置坐下;每个男子陪着一位女客,谈话没有规则,没有拘束,尽可发挥新奇的思想和特殊的见解。一天晚上,由于一位太太的建议,贝尔那多·阿科尔蒂当场做了一首美丽的十四行诗送给公爵夫人;接着公爵夫人要玛葛丽达太太和谷斯当查·佛雷谷查太太跳舞;两人便搀着手起来,最受欣赏的音乐家巴莱塔调好了音,替她们伴奏,开始步伐庄重,后来比较活泼。第四天晚上,大家谈得乐而忘倦,竟至通宵达旦。
“他们打开面向卡塔里高峰的窗子,但见东方一片红霞,晓色初开。所有的星都隐灭了,只剩金星那个温柔的使者,还逗留在白天与黑夜的边界上。仿佛从她那儿吹来一阵新鲜的空气,清凉彻骨,布满天空,透入邻近山岗上喁喁细语的森林,把可爱的鸟儿惊醒过来,开始优美的合唱。”
从这段文字上面可以看出风格的典雅与华彩。参加谈话的人物之一,本博,是意大利最纯粹,最地道的西塞罗派,最讲究音节的散文家。其余的谈话,口吻也相仿。书中记着各式各种的礼貌,有时赞美妇女的姿色、风韵、贤德,有时恭维男人的勇敢、才气、学识。个个人互相尊重,极尽殷勤:这是最重要的处世之道,也是上流社会最可爱的地方。但礼貌并不排斥兴致。为了调剂,有时谈话带点儿小小的讽刺,来一下应酬场中的交锋;此外还有警句妙语,戏谑说笑,奇闻野史和风趣盎然的小故事。大家正谈到怎样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一位太太便举一个例子做对照:最近有位老派绅士上门拜访,是个被乡村生活磨钝了的军人,他说他杀过多少敌人,一个一个地数过来;后来向女主人解释击剑的技术,指手画脚,表演怎么叫刺,怎么叫砍。她微笑着说,她当时确实有点心慌,不由得把眼睛望着门,心里老想着他会不会把她杀死。不少类似的风趣的穿插使谈话不至于太沉闷。可是严肃的气氛照样存在。绅士们都通晓希腊文学与拉丁文学、历史、哲学,甚至懂得各个流派的哲学。这时妇女们便出来干预,带点儿埋怨的口气要求多谈谈世俗的事;她们不大喜欢听人提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解释他们的那些学究,也不爱听关于冷和热,外形和实质的理论。于是男人们马上回到轻松愉快的题材,说一番娓娓动听的话,补救刚才的博学与玄妙的议论。并且不论题材如何艰深,争论如何热烈,谈话始终保持高雅优美的风格。他们最注意措辞的恰当,语言的纯洁。后来在沃热拉的时代,法国古典文学的奠基人,朗布耶府上的一般辞令专家, 也讲究这一套。但那时意大利人的气质更富于诗意,正如他们的语言更近于音乐。意大利文由于音节丰富,语尾响亮,即使说的是极普通的东西也显得美妙,和谐;何况优美的内容,用意大利文说来当然更高雅更妩媚了。卡斯蒂廖内书中有一段描写人生的凄凉的晚景:文字的风格好比意大利的天色,连废墟残迹都照着黄澄澄的阳光,使阴沉的景象变作一幅庄严的图画。
“那时候,美好的快乐之花在我们心头枯萎零落,像秋天的树叶。清明恬静的思想没有了,只剩一片凄凉,有如天上的一块乌云,还带来无数的灾难,不仅肉体,连精神也病了;往日的欢娱只留下一些难忘的回忆,可爱的少年时代只留着一个影子。回想之下,那时仿佛天地万物都在祝贺我们,向我们欢笑;明媚愉快的春天在我们心中开满鲜花,仿佛一所美丽的园林。所以在寒冷的季节,生命到了夕阳西下,不允许我们再有欢乐的时候,最好是欢乐和记忆一齐消失,最好能找到一种诀窍使我们万事皆忘。”
谈话的题目决不使谈话的内容贫乏。由于公爵夫人的要求,每人把绅士淑女应有的品德挑几项出来解释,研究哪一种教育最能培养身心,使一个人不但能适应文明社会,而且能点缀社交生活。我们不妨考虑一下那时对有教养的人提出的要求,要怎样的聪明,怎样的机智,多少不同的学问,才能达到标准。我们自以为已经非常文明,可是尽管多了三百年的教育和修养,还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些榜样和教训。
“一个出入宫廷的人在文学方面,至少在所谓文艺方面,不应该只有一些普通的学识;他不仅要懂拉丁文,还要通希腊文,因为希腊的杰作数量多,种类也多……他应当熟读各家的诗,熟悉演说家与史学家的著作;还得擅长吟诗作文,主要用我们的俗文字写作;因为除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还可以作为同太太们谈天的资料,她们大概都喜欢这一类的东西。
“我还不满意这位绅士,倘若他不是音乐家,倘若他只会读谱而不擅长各种乐器……因为音乐不但能给人消遣,驱除烦恼,往往还能使太太们高兴;她们的温柔细腻的心很容易受音乐感动。”——问题不是要成为一个演奏家,炫耀特殊的才能。才能只是为上流社会服务的;绝对不应该以学究的态度去培养,而要以令人喜悦为目的;施展才能不应当是为了博人赞赏,而应当为了娱乐他人。因为这缘故,一切优美的艺术都要通晓。
“还有一样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的绅士也不能忽略,就是画图的才能和关于绘画的学识。”在文雅高尚的生活中,图画也是一种点缀,所以有教养的人应当关心,像关心一切风雅的事情一样。但是在这一点上同样不能过度。真正的才能,支配一切艺术的艺术,是机智,“是一种谨慎的态度,一种判断和鉴别的能力,懂得怎么叫作过,怎么叫作不及,能分辨事物的消长,知道怎么叫作合时宜,怎么叫作不合时宜。比如,我们的绅士即使明知人家对他的称赞合乎事实,也不应该公然同意……而应该谦辞,叫人知道他的本行是武艺,其余的才能不过是点缀而已。倘在许多人面前或大庭广众之间跳舞,我觉得他应当保持相当尊严,但仍旧要用潇洒与妩媚的举动调剂。如果他演奏音乐,也只是为了消遣,而且是人家勉强他的……虽然他技术熟练,完全内行,虽然要精通一门东西必须下过功夫,但不能叫人看出他所花的苦功和代价;尽管表演精彩,引起别人对这门艺术的尊敬,自己却要表示并不十分看重”。凡是以此为专业的人所有的技巧,我们的绅士不应该引以自豪。他应当使人尊重他的人品,所以不能放纵而要克制自己。脸色要像西班牙人一样镇静。衣着要整齐清洁;服饰的嗜好习尚要有丈夫气,切忌女性口味;应当喜欢黑色,表示性格的庄重。他不应该为快乐或热情,愤怒或自私而激动。粗野的举止,露骨的言语,会使太太们脸红的字儿,都要避免。他应当彬彬有礼,待人谦和。要会说笑,讲诙谐的故事,但是不失体统。最好以取悦才德兼备的妇女为目的,以便控制自己的行动。作者说到这里,很巧妙地从描写绅士的肖像转到太太们身上;而用在第一幅画上的笔触,在第二幅中变得更细腻。
“世界上无论哪个宫廷,不管多么显赫,缺少妇女就谈不上文采、光辉、快乐。绅士不与妇女交际,没有她们的爱情和宠眷,就不可能有风度、魅力或者气魄,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出众的绅士;所以倘没有妇女参与,加入她们的一份风韵,我们画的绅士的肖像势必残缺不全,而宫廷生活也将毫无点缀,不能算完美了。”
“我认为出入宫廷的妇女首先要殷勤可爱,风度翩翩地接待各色人物,说话动人、得体,合乎时间、场合和对方的身份。姿态要端庄静穆,行为始终保持体统;同时头脑要相当活泼,显得她决不迟钝。她还应当和蔼可亲,使人佩服她的慎重、贞洁、柔和,不亚于佩服她的可爱、聪明和眼力。所以她应当能对付某种为难的,各种因素互相抵触的局面,要能走到界限的边缘而不超过界限。”
“她不能因为要博得贞洁和贤德的名声而过于矜持,对某些轻佻的人物或谈话表示厌恶,甚至避席而去;那很容易使人误会她要掩饰自己的短处,唯恐别人知道而装得如此严正;并且生硬的行动总是可厌的。——她也不应该为了讨人喜欢和表示洒脱而说些不雅的话,做出一种过分与越轨的亲热,引起人误解,也许实际上她并非那样的人。听到不雅的话,她应该有些脸红,表示不好意思。”如果她手段高明,她会把谈话引到更文雅更高尚的题目上去。因为她受的教育并不比男人差多少。她也应当通晓文学、音乐、绘画,长于跳舞,善于辞令。——以上的规矩,参加谈话的太太们都以身作则,说到做到。她们的才智和优雅的趣味发挥得恰到好处;对于本博热情的表现,听他关于无所不包的纯洁的爱发表一套柏拉图派的理论,她们鼓掌称善。那时意大利有些女子,如维多利亚·科隆娜,韦罗妮卡·甘巴拉,科斯坦扎·德·阿马尔菲,图利娅·德·阿拉戈纳,费拉尔公爵夫人,都兼备卓越的才能和卓越的教育。卢浮美术馆有些当时人的肖像,例如身穿黑衣,脸色苍白而若有所思的威尼斯人;弗朗奇亚画的那么热烈而又那么沉着的青年;娇弱而头颈细长的“那不勒斯的耶纳”;布龙齐诺画的《青年和雕像》:这些聪明与安静的脸,华丽而严肃的服装,也许使你们对那个社会的完美的修养,丰富的才能,微妙的机智,能够有一个概念。三百年以前,在运用思想、爱好典雅、讲究礼节方面,他们已经和我们一样,也许还超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