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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赋的典故

赋在历史上曾经留下不少典故,其中有两条涉及到赋的评价和创作精神问题,生动有趣。一是雕虫篆刻、一是洛阳纸贵。

先说“雕虫篆刻”。这是著名赋家扬雄对汉赋的总评价,语出《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虫,指虫书。篆,指篆书,分大篆、小篆两种。刻,指刻符。秦统一天下后,规范文字,定书体为八种,虫书、大篆、小篆、刻符各为其一。其中虫书、篆书,都是汉代书童学习书法的内容。童子学书,一笔一画地临摹,在行家看来,是小孩子所为,自然是“雕虫小技”了。扬雄把汉赋比作“童子雕虫篆刻”,是说汉赋雕字琢句,不过是童子描摹笔画一类的玩意,所以“壮夫不为也”。扬雄的观点在反对赋体创作中无视讽谏作用、崇尚藻采华丽的倾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因为赋体创作中存在这种倾向,就把赋体文学视为“小技末道”,就走向了另一极端,不足为训。

扬雄画像

汉书《司马相如传》

再说“洛阳纸贵”,这是对辛勤作赋的一种肯定,以事实反驳了扬雄的观点。为做《三都赋》,西晋文人左思整整构思十年,门庭、篱笆、茅厕都放着纸和笔,偶得一句,随手记下。自感知识不够渊博,请求自任秘书郎,广泛接触典籍。赋完成之后,当时并不被世人看好,于是左思将赋呈献给颇有名望的皇甫谧审读,皇甫谧阅读后连连叫好,并为之作序。此后,张载为《魏都赋》作注,刘逵为《吴都赋》和《蜀都赋》作注,并为《三都赋》作序。序称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擅名于前;班固《两都赋》理胜其辞;张衡《二京赋》文过其意。至于《三都赋》,铺陈辞藻、敷衍事理、颇多精彩处。司空张华读后说:“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门贵族竞相传写,使“洛阳为之纸贵”。可见,赋的创作艰辛,一旦成功,很受大家欢迎。 Nys41PiVdUVXthmJtDn7L59nUBGKLxLUlZNiY/gtbscmBdv0wpcmmY4yq5rrCS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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