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刚刚继位，招揽人才。偶读《子虚赋》，啧啧称奇，对赋的作者更是仰慕不已。正是因为这篇赋，司马相如的命运彻底改变了，他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也来到了。

事情是这样的：蜀郡人杨得意担任狗监（是掌管皇帝猎犬的官员），侍奉汉武帝。一天，汉武帝读《子虚赋》，认为写得很好，遗憾地说：“我偏偏不能与这个作者处于同时代呀。”杨得意说：“我的同乡司马相如自称是他写了这篇赋。”武帝很惊喜，就召来相如询问。相如说：“这篇赋是我写的。但是，这赋只写诸侯之事，不值得看。请让我写篇天子游猎赋，写成后就进献给皇上看。”武帝答应了，并命令尚书给他笔和木简。司马相如竭尽才智写了一篇《上林赋》，盛赞皇帝狩猎时的盛大场面，举凡山川雄奇、花草繁秀、车马煊赫、随从壮盛，皆纷陈字里行间。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一见大喜，拜司马相如为郎官。

在汉代，郎官常常成为人们踏上仕途的起点。由于郎官经常随从在皇帝左右，容易取得皇帝的宠信，从而有机会获得较高的官职，或者在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中被授予一些特殊差遣。不少汉代著名的历史人物，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最初都是以做郎官开始进入官场的。司马相如在景帝时做过郎官，但他觉得不适合自己就辞官了。现在因为武帝欣赏他的辞赋，又把他召到朝廷来做郎官。他经常在武帝身边，作赋夸耀武帝的功绩，很得武帝赏识。几年以后，汉武帝任命他为中郎将，派他出使西南夷（指汉代分布在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南部以及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的总称）。他为汉朝在那里设置郡县，巩固统治作出了贡献。

《子虚赋》和《上林赋》这两篇作品不是同时做的。《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隔十年。但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真可称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作品中虚构了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并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畋猎的状况以及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

《子虚赋》写楚国大臣子虚出使齐国，齐王盛待子虚，车马都准备好以后，与使者一起出猎。打猎完毕之后，子虚访问乌有先生，刚好亡是公也在那里。子虚看到了齐王畋猎的盛况之后在齐王面前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盛况更加空前。在子虚看来，齐王对他的盛情接待中流露出大国君主的自豪、自炫，这无异于表明其他诸侯国都不如自己。他作为楚国使臣，感到这是对自己国家和君主的轻慢。使臣的首要任务是不辱君命，于是，他以维护国家和君主尊严的态度讲述了楚国的辽阔和云梦游猎的盛大规模。赋的后半部分是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他指出，子虚“不称赞楚王的厚德，光说云梦打猎的盛况，分明是显示奢侈糜烂的安逸生活”，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地域的辽远、物产的繁富和对于物质享乐的追求，同君主的道德修养无法相比，是不值得称道的。从他对子虚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把使臣的责任定位在传播自己国家的强盛和君主的道德、声誉上。而子虚在齐王面前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诸侯之间的比强斗富，是已经过时的思想观念。因此他说，“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作品通过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表现出作者对诸侯及其使臣竞相侈靡、不崇德义的思想、行为的否定。

《上林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写出亡是公对子虚、乌有乃至齐、楚诸侯的批评，并通过渲染上林苑游猎之盛及天子对奢侈生活的反省，艺术地展现了汉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对人民的关心。在《上林赋》中，亡是公以“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一语起势，将全篇的意蕴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作者看来，子虚自炫物资繁富、奢侈逾度的思想最为浅陋；乌有先生重精神、尚道义，从较高的基点上对它进行了否定。然而，乌有先生谈话的思想基点，乃是诸侯国中较有见识的贤臣思想，他明确地指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针对子虚、乌有共同的失误给予总体批评，然后笔锋一转，以上林的巨丽之美否定了齐、楚的辽远盛大，使诸侯国相形见绌。作者极写上林苑囿的广阔，天子畋猎声势的浩大，离宫别馆声色的淫乐。描写上林苑的文学占据了作品的绝大部分篇幅，它以浓墨重彩，生动地描绘出庞大帝国统治中心前所未有的富庶、繁荣，气势充溢，信心十足；通过畋猎这一侧面，写出汉帝国中央王朝在享乐生活方面也独具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

在作者的笔下，居于这个庞大帝国统治中心的天子是个既懂得享乐奢侈、又勤政爱民、为国家计之久远的英明君主。他在酒足乐酣之时，茫然而思，似若有失，曰：“嗟乎，此太奢侈！”尽管如此，这位英主认为自己是以勤于政事的闲暇率众出猎，奢侈而不废政务。他担心后嗣陷于“靡丽”歧途，他不想对后世产生误导，遂发布了一个同以往设立上林苑迥然不同的命令：“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颓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这个命令否定上林的巨丽之美，而代之以天下之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尚德崇义，按照儒家理想和经典以治天下。作品描绘出一幅天下大治的盛世景象：“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卉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皇，而功羡于五帝。”此处所展现的景象同前面所描绘的上林巨丽之美有着本质的差别。这里不渲染地域的辽阔、物质的饶富、气势的充溢，而是突出了道德的、政治的潜在力量和功效。

在《上林赋》中，作品的宗旨得到进一步升华。亡是公所描绘的盛世景象成为“猎乃可喜”的前提条件。他不再称赞乌有先生所力主的对道义的追求，而是从天子对后世子孙的垂范作用，从天子对人民、对社稷所负使命的角度，看待畋猎之事。他要以自己构想出的盛世蓝图及对畋猎的态度诱导君主，以达到讽谏的目的。

《子虚赋》和《上林赋》从主观上讲，不能否认它是“受命于帝王”，有其一定局限性。但是，在客观上确实可使后人从中了解与认识汉帝国大一统的历史风貌，了解祖国壮丽的山河、高超的建筑和精湛的艺术。同时，在这些铺叙与描写中一定程度上也蕴含着作者的情感。汉大赋确实有其致命弱点，如堆积文字，词句艰深。但是，汉赋善于铺陈夸张，想像丰富，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形象的描绘，有很强的感染性。另外，这两篇赋用词贴切，讲究语言的音调、节奏，一定程度上颇具音乐美，这些都是这两篇赋的艺术贡献。可以说，这些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对文学自学创作时代的到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