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掌控着国家机器，聚敛了大量财富。他们不仅充分享受着物质财富给他们带来的无限欢乐，而且还全部占有着精神领域内的一切娱乐活动。因而，娱乐权也就不容置疑地专属于统治阶级了。另外，统治者在政事之余还要调节精神、愉悦身心，或者宴请宾朋、寻欢作乐等等，这些活动都需要举行相应的娱乐活动。同时，隋唐以来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市井生活丰富多彩。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这一切都是世情文学滋生的深厚土壤。而除舞蹈外，最常见的娱乐活动就是歌唱。歌曲，可以说就是语言的音乐化。即使是舞蹈的表演，在多数情况下也是结合着歌唱进行的。而这种歌唱除了音乐外，还应有唱词。这就为词的产生提供了最适合的土壤，也是词体得以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词应运而生。曲词相互配合的词体，由于其内容随俗、音调动听，自然受到广泛的喜爱。这类唱词一般都是按音乐的曲调撰写的，其内容自然是配合娱乐活动的需要，或事先写好，或当场发挥，有的根据主人的爱好，有的仿照演唱者的口吻，后人把这种按音乐而写词的方式称作“填词”。填，即填充也，它非常形象地描绘了这种艺人或文人依照演奏的音乐曲调而写词的文学创作方式。而音乐的曲调有快慢高低之分，这也使所填的文字具有差别，词之文本句式长短不一，形成所谓的“长短句”。可见，词与娱乐的关系密不可分。词因娱乐而产生，也因娱乐而发展。在娱乐中，词找到了用武之地，也体现出存在的社会价值。社会生活需要娱乐，也就需要词。就这样，随着唐帝国的空前强盛，经济的持续繁荣，社会的长久稳定，城市的兴旺发达，词历经隋代和唐初的幼年期之后，很快在盛唐、中唐，尤其是晚唐五代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因而，词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宫廷，也进入了达官贵人之家，文人雅集、游园观赏、节日晚会等重要社交场合，都要伴随着歌舞的演出，与娱乐如影随形。可见，娱乐的需要是词产生的根源。娱乐，才是词发展的原动力。

词的流变

中华民族历来是富有创造性的，他们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不仅在神州大地上创造了不朽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就文学而言，以《诗》《骚》为源头，用智慧演绎着奔腾不息的文学长河。词作为其中的一个灿烂存在，经历了从萌芽到成形并逐步完善的发生发展过程。然而有的事物较单一，其发生发展过程就相对清晰；有的事物较复杂，其发生发展过程也就相对模糊，词应该属于后一种情况。词兴起于唐代，发展于五代（907—960年，繁荣于北宋（960—1127年），派生于南宋（1127—1279年），这样分期当然是极为简略粗疏的。“词”在唐五代，原是多种歌辞体裁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当时主要称之为“曲子”或“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就是我们今天用以跟诗或曲对称的词；“宋词”主要是在唐五代“曲子词”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宋以后的词又是承宋词而继续衍演变化的，它们之间有着明显而确切的传承关系。

1.唐五代词

敦煌曲子词。还是让我们从词的源头——敦煌词入手吧。1899年，敦煌石室发现了一大批唐代珍宝，其中就有著名的曲子词写本残卷，所收曲子词一百六十多首，其年代作者皆不可确考，大多是唐五代无名氏的民间作品。这本《敦煌曲子词集》是我国最早的词总集，为研究词体的原型提供了宝贵资料。经研究发现，敦煌曲子词作者身份多样、题材广泛、词境宏阔、社会性强。从艺术风格看，敦煌词有的粗犷热烈，有的委婉深沉，有的俚俗，有的精巧，有的质朴。尤其应当强调的是，敦煌词作者所抒发的感情大多健康活泼、清新自然。此外，词体容量有大有小，有小令也有慢词，词体格式也不固定，富于变化，手法也还有些稚嫩。由此可见，唐朝时，词这种文学形式在民间已经很流行了，敦煌词应该是词体发展的初级阶段。

唐代民间词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也渗入到诗学中。诗歌本是用来抒情言志的，而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往往就只能言志而不能抒情了，并且所言之“志”也只能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在这种权力话语的支配下，文人的个性情怀受到压抑，情感很难找到宣泄的机会。于是，文人们开始思考诗的内涵，陆机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 ”（《文赋》）。但是，由于儒家诗教在我国已根深蒂固，所以，“缘情而绮靡”的诗歌创作主张不可能真正得到实施。这就迫使文人们突破藩篱，别筑庭院。脱下儒家正统诗教的沉重盔甲，换上日常便装，释放被禁锢的灵魂，已经成为唐代文人们自觉的追求。就这样，在唐代比较发达而活跃的社会氛围下，词产生了，而且只能首先在民间产生。

中唐文人词。中唐前后，民间词的广泛流传吸引了一部分比较接近人民的诗人，词很快在文人中得到重视。被传为《菩萨蛮》和《忆秦娥》的作者李白以及中唐许多作家如张志和、刘长卿、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等人都开始用长短句填词，创作了许多作品。这就是词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唐文人词”。文人词的创作便由隋到初唐的偶发状态发展到中唐时的自觉状态。中唐文人词的题材也比较广泛，是按曲调来填词的，词体尚未定型，还较多地以写诗的手法写词。

晚唐五代词。词的成熟，是晚唐五代时的事。从晚唐至五代，词在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形式上日趋成熟，题材上也几乎成了“缘情”的代名词。翻开《全唐五代词》二、四、五、六卷，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变迁过程。在中晚唐之际词体才确定成立，“依曲拍为句”“由乐以定词”“因声度词”，已成为词的自觉而稳定的创作方式，词的长短句的形体特征以及篇制、声韵、格律等形式规则也都日益固定下来。同时，也是在晚唐五代时期，出现了以词创作为职业，并且奠定了词的独立文体地位，形成词的第一次发展高峰。文学作品的主流思想常常是一个时代文人精神世界的折射，晚唐五代的社会环境恰是促成“缘情”主题的“花间”词兴盛的温床。在唐代三百多年里，李姓帝王没有倡导独尊儒术，文人的思想始终比较自由，亲近佛、老思想的文人才士，尽情地抒写情怀。到了晚唐，这个封建社会的鼎盛王朝留给人们的只有烽烟四起的现实和极度空虚的精神世界，文人们普遍感受到了对于人生和时代的深切的绝望感与孤独感。而五代是小国割据的乱离之世，这时的文人词正处于渐趋成熟的转变阶段，其中也不乏佳作。这里不能不提到久负盛名的花间词和南唐词。

所谓花间词，因五代时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而得名。录词有500余首，主要是供士大夫宴会间演唱的，故名《花间集》。不管内容如何，单看艺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在现存唐五代1100多首词中，花间词人的作品就占了500首，可见花间词派影响之大。它也是现存最早的文人词总集。花间词派以晚唐温庭筠为首，西蜀词人为主。其作品多是文人学士酒边樽前的小唱，内容多闺情离愁，反映面不广，没有什么深意可言，然而其柔婉精微之特质，却足以唤起人心中的某一种幽约深婉的情意。遍检《花间集》，基本上可以得出唐五代词的咏物之作都是纯粹咏物而无寄托的结论。我们知道，唐五代词是在与南朝特别是宫体诗相似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因此也具有了与宫体诗相似的唯情唯美的倾向；另外，由于新的音乐形式燕乐的制约，这种唯情唯美的倾向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唐五代词以动荡为美、以柔弱为美的总体风格。但作为艳词，它对宋词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花间词派鼻祖的温庭筠，是致力于填词的第一人。他善写闺情，内容与南朝宫体相似；艺术上多用曲折的笔调、华丽的辞藻，精雕细琢，自有独到之处。他曾以当时流行的《菩萨蛮》曲调，填了14首歌词，抒写艳情闲愁，可谓是典型的艳词，他因此而被看作是艳词代表作家。另一著名的花间派词人韦庄，内容除写闺情外，还抒写个人的乡愁旅思，手法则以白描见长，语言明白，音节响亮。和《花间集》同时的南唐，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词作家。最著名的是李煜、冯延巳和李璟。他们不仅可以和《花间集》抗衡，甚至到李煜北掳以后，所写的词感慨极深，并以白描取胜，艺术造诣很高，极富个性，成就远远超过了《花间集》，直到现在，仍令我们觉得高不可及。因此，今天提到南唐词，主要即指冯延巳、李璟、李煜三人的作品。南唐地处江南，三人又都集中在当时南唐的首都金陵，成为文学史家所称的南唐词人。

唐五代词虽然是文人创制、文字与音乐完美结合的“诗客曲子词”，但是从《花间集》收录的作品不难看出花间词师心造化、自铸妍丽、略少书卷气的特点。可见，以《花间集》为代表的晚唐五代词，摆脱了儒家重功利文艺观的束缚，重视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发展了文学创作中重视官能享受的功用。而中国传统诗教中的讽喻精神、歌功颂德的传统丧失殆尽，所以晚唐五代词作尽美而未能尽善。

北宋词

晚唐五代以来，词体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便以长短句的形式、相思别恋的内容、柔婉妩媚的格调作为正统被规范成型，占据了词坛的主导地位。宋人的词体观念基本上继承了这一传统。可以说，词发展到宋代，出现了百花争妍、千峰竞秀的盛况，可谓异军突起，华彩纷呈，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当然，宋词的辉煌发展是有着它本身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全国统一，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雕板和活字板印刷术的使用，对文化传播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且，都城汴京本是五代时的旧都，曲子词在那时就已甚为流行。宋初，这种新起的曲子和词不仅盛行于民间，连文人学士、达官贵人甚至帝王都深好此道，宋太宗本人不仅爱听，而且还自制新词。宋词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发展而成的。

北宋之初，词坛传承五代之风，词作多以小令为主。尤其是晏殊、晏几道、欧阳修，他们的小令继承了花间派婉丽、南唐词疏朗的词风，晏殊、欧阳修还被时人并称为“晏欧”。但情志兼容、婉豪共济是词体发展的必然要求，所以从宋初开始就不断有人从各自的生活经历出发，写出有别于“花间”风气的词作。如李煜的故国哀思，范仲淹写塞上风光。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多数人所拘守的狭窄范围有所突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终是乌云密布的夜空中的几颗小星，只是随风飘闪显露一时而已，未有多大影响。其间，有一颗新星正在耀人眼目。他，就是开创慢词的柳永。柳永受民间词的影响而又能吸收前代诗歌的精华，制作了许多篇幅较长又谐合音律的“新词”，其内容比较多样：有描写帝都壮丽、城市繁华的，有抒写羁旅行役和自然景物的，还有描写歌伎生活以及他与歌伎之间情意的。他的词善用铺叙手法，语言通俗流畅，深受市民大众的欢迎，不仅继承了敦煌曲子“俗”的一面，也接受了花间词特别是韦庄词以“情”见长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柳词受到了最为广泛和无以复加的社会好感，曾有这样的记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避暑录话》）在柳永的影响下，相继涌现出了不少各具特色、自成一家的优秀词人，如秦观、贺铸、周邦彦等。可见，北宋中叶以前，词人多囿于词为“艳科”“诗余”之成见，主要写男女恋情和离别相思。所以虽间或有人抒写家国之痛、边塞之苦、怀古之思，但从整体上说，词坛基本被“婉约”之风笼罩，因而也就没有婉约词与豪放词的区分。

继柳永之后的秦观是婉约词派的杰出代表。他生长在北宋词坛新旧交替、大词家纷纷出现的时代，这就使他有可能充分博取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比秦观稍后的周邦彦是北宋婉约派中“集大成”的词人，他的词典丽雅正，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词坛上，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标准，在词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由于出身、经历、历史条件的限制，周词多描写个人失意的哀愁、羁旅行役的愁苦等，他笔触委婉，描写细腻，如《兰陵王·柳》，托柳起兴，抒发雨中送客的羁旅愁情，精美锤炼的语言，抑扬往复的音节，使全词显出一种典雅、含蓄、丰润的气派。周邦彦的最大贡献在于艺术技巧和形式格律方面，他最终完成了文人词的格律化。

在苏轼的词风没有取得广大读者拥护之前，整个北宋词坛几乎全为柳永所笼罩，但是苏轼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北宋中后期，苏轼以诗为词，把诗家的“言志”和词人的“缘情”结合起来，公然与当时风靡词坛的柳词抗衡，坚持词“自是一家”的独特面目，开辟了用词来全力表现作家主观性情的新格局。苏轼是北宋词坛最大的革新者，他的理论和大胆实践，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整个词坛重整格局，豪放词异军突起，纵横捭阖，豪气冲天。正是苏轼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了民间词的传统，使词不再浅吟低唱，拓宽了词的表现范围，扩展了词的境界，改革了词风，提升了词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说柳永尚跳不出“艳科”的范围，那么，苏轼无论从内容到风格，都有破旧拓新之功。苏词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大江东去，浩浩荡荡，气魄恢弘，豪迈奔放，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至为灿烂的篇章。他那广阔的创作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和天马行空的语言能力，使他的词作别具一格，为宋词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虽然苏词的成就是巨大的，但在北宋词坛，很多人却仍是以受柳词影响较大的秦观词为“当行本色”，而以苏词为“别派”，苏词的诗化道路并未得到响应。靖康之变，国破家亡，词人们的繁华梦破，词风也为之陡然一变，苏轼词终于受到了称许。很多文人雅士都认为苏词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使天下人耳目一新。不能不提的是，北宋后期，词的发展出现了学柳永而过于俗化，学苏轼则过于诗化的倾向。于是体现传统婉约词创作主流的“本色”理论——李清照的《词论》应运而生。《词论》的核心观点是词“别是一家”说，其基本内涵是词应合律而歌，强调词与音乐的关系。

南宋词

词发展到南宋，进一步突破了“词为艳科”“以婉约为正宗”的局限，豪放词占主流，逐渐走向顶峰，婉约词继续发展步入高峰，随着南宋的灭亡，豪放词与婉约词相继步入衰落，走向末流。南宋初期，李清照继承婉约词风，她的词以南渡为界分为两期，前期词情调以热情、明快为主，委婉含蓄；后期由于生活经历的坎坷，词多写对国事的忧思和生活流落的痛苦，她的词可以说是用血泪凝成，风格凄怨。如《声声慢》，通篇是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个迭字造成如泣如诉哽咽难言的音韵效果，堪称千古绝唱。由于她的生活经历艰难曲折，加之对艺术的力求专精，词的成就超过秦观，婉约词至此达到顶峰，此后逐渐走向衰落。

与此同时，由于金兵的入侵，半壁河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统治阶级内部的主和与主战之争日益激烈。正是在这样一个外有强敌、内有国贼的灾难深重的时代，孕育了一大批爱国词人，他们把积压在胸中的满腔悲愤，通过词的创作倾泻出来，壮怀激烈，慷慨悲歌。张孝祥、张元干是南宋初期词坛的双杰，他们以激昂悲壮的情调，抒发了爱国激情、忠义之愤，但他们在艺术技巧上不甚讲究，词作没有达到苏词的高度。可以说他们是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的词作家，为辛弃疾的爱国豪放词派的形成起了先驱作用。豪放词至辛弃疾达到了艺术上的高峰。

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志士，一生都为收复失地、统一中国进行着不懈的斗争。由于主和派的打击，他一生基本上是在不被知遇、无所作为的环境中度过。所以他的词多是抒发忠肝义胆与困龙之哀，意境雄奇阔大，风格慷慨悲壮。如《京口北固亭怀古》抚时感事，笔势纵横，气概雄伟，感情悲愤，缅怀神州的深厚感情和驱敌复国的雄心壮志赋予这首词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辛词较苏词深刻，将豪放词推向更高的境界。辛弃疾在南宋词坛上是一面爱国主义的光辉旗帜，在他的旗帜下，形成了一批以爱国热情为主题，风格悲壮豪放的辛派词人，如陈亮、刘过、陆游等。

但发展到南宋后期，由于国势日衰，许多词人深感救国无望，情绪低沉，思想消极，使豪放词低弱下去。以姜夔为代表的格律词派继承周邦彦的传统而又有新的变化，姜词音律之讲究，辞句之精美，在宋词中是很杰出的。他善于借各种事物，以清劲的笔势、含蓄深远的表现手法创造清幽隽永的意境，来寄托他寂寞的心情，与柳永、周邦彦那种轻靡浮艳的风格不同。但由于他过分地追求艺术的美，刻意求工，雕琢堆砌，内容反而比较单薄。姜夔以后的词人专门摹仿姜词，更是不自觉地发挥姜词的弱点，内容比姜词更为单薄，词又走上创作的狭窄道路，婉约词至此衰落了。

晏殊书法

南宋人已明确地把苏轼、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代表，以后遂相沿用。从词的兴起到北宋末年，也可以说，全部词中较好的那一半，产生在这一时期。以后的南宋时期，尽管派别滋生，作者增加，但就总的质量而论，已不如南宋以前的作品。

总而言之，词体的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事实证明，词体同其他文体一样，应该而且能够自由地反映深广的社会生活，既可“缘情”亦可“言志”，既可婉约亦可豪放。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词体内涵自我实现的本能要求。纵观宋词风格的发展过程，婉约与豪放是并驾齐驱的两大基本派别。北宋以婉约词为主流；北宋后期豪放词异军突起，与婉约词并容；南宋则以豪放词为主流；一直到南宋末，豪放词与婉约词相继走向末流。 vqVF06vBBYncIN/gQlQfwBMTrZ4Mle3PdNZ6fthFH/b7pNWuSL3Er1qSn5YggL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