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去世前把家事委托给在崇安五夫里奉祠家居的刘子羽，遗命朱熹：“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并致书三位密友，请他们教育朱熹。刘氏家族是世代簪缨的大族著姓，在五夫里屏山下拥有巨大的刘氏庄园。刘氏有家塾，且源远流长，世代左右地方教育。家塾除教授刘氏子弟外，还广收乡邻俊秀。刘子羽之弟刘子翚进一步扩大了家塾的规模，学生达数百人。朱松把朱熹托付给刘氏，其主要用意在于让朱熹在此恭听经学塾师传授经史，学做古文和诗赋，接受应试训练。刘氏家塾由刘子翚主持，刘勉之、胡宪都是刘氏家塾延聘执教的名士。朱熹入刘氏家塾，主要受学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君子，并经常执经问道于刘勉之的白水草堂、胡宪的籍溪山居。

朱熹在刘氏家塾读书，在生活上得到刘子羽、刘勉之、刘子翚的照顾。刘子羽收容朱熹母子，在刘氏庄园前修葺了一座五开间的旧楼供他们居住。“（刘）勉之经理其家，而诲熹如子侄。”（《宋史》）刘子翚则用“以勤俭起家，以学问致身，以忠孝事君亲，以清白遗子孙”的行为方式来教育朱熹。清王懋弘《朱子年谱》记载：“初屏山（刘子翚）与朱子讲习，武夷去家颇远，时于中途建歇马庄，买田二百余亩，以供诸费，实与朱子共之，屏山既殁，忠肃公尽以畀朱子，资以养母。”

刘氏家族不仅对朱熹的经济生活施以接济和照顾，而且在学术造诣上也对朱熹施以教诲。由于在学术上，二刘一胡都是当时研究二程（程颢、程颐）的著名学者，同时又热心于佛、老学说。这使朱熹不仅深谙儒家经典，也对易经佛理信手拈来。《宋史》载：“朱熹尝求《易》于刘子翚，子翚以《易》之‘不远复’三言，俾佩之终身。”考虑到当时典籍的混乱状况，我们可以想象，朱熹在治《易》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六十四卦排序混乱，卦辞爻辞晦涩难懂，要想深入研究，常感无从下手。这时刘子翚根据平生所学，引导朱熹从比较简易的复卦（卦辞为：“不远复，无只悔。元吉。”）入手，不仅指出了治《易》的一种方法，而且卦辞本身也可为朱熹用作治学和做人的原则。朱熹治《易》多年，自然一点就明。可惜刘勉之、刘子翚都过早辞世，但朱熹的另一位老师胡宪，亦“有隐君子之操。从游者众，号籍溪先生，贤士大夫亦高仰之”，“熹自谓从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为久”。有了这些名师的教诲，朱熹的治《易》水平自然日新月异，短短数年，就功成名就，正所谓名师出高徒。

绍兴十七年（1147年）秋天，18岁的朱熹参加建州乡贡，顺利中举。第二年又中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春，22岁的朱熹铨试中等，被授予左通功郎，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任内常向学子生员讲说圣贤修己人之道；倡建经史阁，收藏书籍以供阅读；公事余暇，探索佛、老诸家哲学思想。三年任满，回建州讲学。于武夷山建中山堂讲学著述时，曾步行到乃父同门李侗(延平人）家拜师求教。李侗是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高足弟子，而罗从彦则是二程著名弟子杨时的学生。“李侗受学于罗从彦之门，尽得其所传之奥，同门皆不及。”朱熹初见李侗，便大讲自己有关佛学的心得体会，把自己多年与道谦、嗣公禅师讨论的佛老玄说和盘倾倒出来，以炫耀自己近十年来出入佛老的全部成绩和感受。但李侗对他“悬空理会”的“无限道理”并不称许。他劝朱熹好好看儒学的圣贤书，说是“道亦无幽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李侗强调“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当时，朱熹“心疑而不服”，但思想上已经开始有了转变。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正月，朱熹由泉州回崇安，特意步行数百里再次到延平拜见父亲的“同门友”李侗。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思考，朱熹对李侗有了新的认识，逗留了一个月来向他讨教。他就“理一分殊”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思考，坚定了对“理一分殊”思想的信念。这时，他在逃禅归儒历程上一再的彷徨动摇得到了初步克服。从二十八年正月至二十九年这一年多时间里，朱熹与籍溪及其门人辨忠恕一贯之说，最终确立了朱熹对其与籍溪学说之差异的意识，这段时间的辩论成为次年朱熹师事李侗的契机。

绍兴三十年（1160年）十月，朱熹又一次到延平，正式拜李侗为师。他住在李宅旁边的西林院，朝夕往来受教，越数月而后去。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李侗在建安看望儿子，朱熹又赶到建安求教。朱熹受学于李侗之后，便潜心于理学的研读，很快就成为李侗的得意门生。李侗对朱熹非常满意，给他取了“元晦”这个字，期望他外表不露，道德内蓄，并再三夸耀他的高足。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果然，李侗不仅后继有人，朱熹也实现了在学术生涯上的一次蜕变，成为我国文化史上鲜有的重要人物。在李侗的指点和自己的探索下，朱熹的思想和学业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儒学的根底越来越扎实，儒家的思想也越来越坚定，这成为朱熹思想的关键性转折，完成了逃禅归儒的转变。朱熹用“鸢飞鱼跃”四个字来概括自己思想的转变，还手书这四个字的匾额，悬于拜见李侗时住的西林院。这样，朱熹终于全面继承了二程理学，还集儒教之大成，进而集理学之大成，成了宋明理学家中的最高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