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5岁到48岁，是杜甫生活的陷贼与为官时期。此时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唐王朝从此以后由盛而衰，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一片风雨飘摇的景象，而杜甫也亲身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秦州寄居、入蜀──无论是人际关系或是自然环境，与以前的那种生活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陕北，杜甫曾经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逃难，在已沦陷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焚掠和无恶不作的情景，同人民一起感受着失去国土家园的痛苦。为了献身恢复事业，他独自一人逃出了长安，去投奔凤翔。“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从这些诗句就可以想见当时的艰险和困苦。后来，他被朝廷任命为左拾遗，这虽然只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却能接近皇帝。就在做谏官的第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书营救罢相的房绾，不料触怒了唐肃宗，几乎受到刑戮。从此以后，他屡遭贬斥，但也因为这个原因使他能够多次获得深入广大贫苦人民生活的机会。在由凤翔回鄜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社会中的各种悲惨景象，他同情受苦的人民，他曾经和父老乡亲们，和送自家孩子上战场的母亲们哭在一起。他积极号召人们奋力进行征战，以保卫国家民族的安全。他曾写诗哀悼那些为国捐躯的“四万义军”，他告诫百官，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同情人民，大力揭露兵役给社会造成的黑暗景象；但另一方面还是积极鼓励广大人民去参战。乾元二年春，杜甫前往河南探视自己的故居，在归来的路上，他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于是就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被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此外，还写下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在这一时期，杜甫的创作可以说是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