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开始走向现实主义，是从困守长安开始的。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了十年，长安这十载，使杜甫历尽人生辛酸，也使他看到了民生疾苦，他关心着国家安危。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情怀，在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不仅没有衰退，反而更加强烈了。因此，这一时期，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但都未成功。由于当时正值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做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但他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地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于是他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在此期间，他的足迹从贫民的坊巷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级的腐败与堕落，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更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 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在杜甫诗中都有所反映，从而在中国诗史上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前出塞九首》等现实主义杰作。从35岁到44岁，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