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丧母，家世清贫，幼年的王国维只能由伯祖母和祖姑母代为照看，两位老人自是十分疼爱王家的这根独苗，但她们也只能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却难以抚慰他孤独的心灵。众所周知，母亲的言传身教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从西方到东方，凡是在学术界有成就的人，大多与母亲对他们的教育有关。王国维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俄国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他这样说：“托尔斯泰虽贵家子，而幼年遭际坎坷。三岁失恃，九岁失怙，遂与诸兄弟同寄养于萨铿伯爵夫人之家，徙居莫斯科。夫子，其姑也。三年后，不幸姑母亦弃世，复经母家之戚日腊噶阿夫人者抚养之。……然以童稚之年，流离转徙，亦可谓人生之不幸也。”

王国维同时引录了托尔斯泰的自传《少年篇》中的文字：

予失母早，今强忆吾母形容，已不可复得矣……

可见，缺乏母爱的王国维与托尔斯泰同命相怜！

当然，王国维虽失恃（母亲），却仍能得其怙（父亲）的关爱。但即便如此，王国维的性格远不如一般孩子那样开朗。千古往事，尽在海宁，芸芸众生，何去何从。钱塘江水的汹涌澎湃注定了这座古城将有更多沧桑上演。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却徒有一腔义愤，最终被昏庸的吴王夫差投入江中害死。天生忧郁的王国维与这座古城又有着怎样的情缘，他的忧郁情结又因何而愈演愈烈呢？

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还得从清朝末期衰微的国势和王国维的个人经历说起。

王国维出生在光绪三年，那时的清朝已经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的屈辱一直笼罩在清王朝的上空，而清廷的腐败、朝纲的紊乱、皇帝的年幼无知、慈禧太后的独断专权已使清政府走向穷途末路。王国维出生之时，战乱时的烽烟遍野、到处断壁残垣的遗迹都还历历在目；刀光剑影、尸横遍野的惨象也依稀可见。这样的惨象怎能不增强他的忧郁之感呢！

虽然清朝国势日衰、王家家境清贫，但王乃誉深知，唯有读书才能改变国势家势，因此，他很注意对儿子的教育。王国维入私塾的那一年，刚满7岁，经父亲的指引，他来到了海宁城里一家非常普通的私塾。私塾的老师只是个平常的教员，名叫潘绶昌。历史上没有留下此人过多的资料，只知道他当时在王国维的家乡已小有名气，但所授课程也无非是《千字文》《三字经》《幼学琼林》《神通诗》等。天资聪颖的王国维很快就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常识，再加上其父王乃誉正当壮年，也处于做学问的鼎盛期，因此，在父亲的带领下，他的学习渐入佳境。见儿子这么有出息，王乃誉决定给儿子换一个好一点的老师。就这样，王国维改换了私塾，新私塾的老师是本县的秀才，名叫陈寿田，是通晓天文数理的近代大科学家李善兰的学生。李善兰也是海宁人士，因此陈寿田有幸投到李善兰门下，也让王国维这位天才少年与李善兰有了一丝渊源。

李善兰是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较早的一位学者，还曾翻译过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牛顿的古典力学，对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国维是近代较早研究西方文化的学者之一，从接受西方学术思想的角度看，李善兰探求西方科学的终点正是王国维寻求西方文化的起点。只可惜，王国维改投陈寿田门下的那一年，正是李善兰去世之年，二人无缘相见。如若得到此人的提携，恐怕王国维的学术研究范围还会更广。陈寿田的教学方法与前一位私塾老师颇不相同，他虽还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但又加了很多散文、骈文、古近体诗。王国维的古文根基，包括楚辞、汉赋、汉魏六朝骈散文、唐诗等，就是在这里得到培植的。王国维酷爱课外阅读，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也为我们现代的教育模式提供了借鉴。在古代，自学成才者比比皆是，王国维正是靠自学才有了以后的成就，自学、家学成就了王国维。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在历史上虽未著书立说，但其深谋远略之才足以令后人景仰。据陈鸿祥先生在《王国维传》中描述王国维的父亲乃誉公研读古文辞，研习书画篆刻，是一位当之无愧的金石学家、书画鉴赏家，诗文的造诣也很深。陈先生对王父的评价是十分公允的。王国维在自己的《先太学君型状》中如此感叹：

呜呼！君于孤贫之中，阛阓之内，克自树立；其所成就，虽古人无以远过，而年不跻于中寿，名不出乡里，是亦可哀也已！

王国维如此评价自己的父亲，可见其父确是一位饱学而可敬的老人。

父亲的言传身教，加之钱塘一带极其丰厚的文化土壤，才使他得以功成名就，名垂史册。

但王国维生于乱世，生不逢时，小小的钱塘江水怎能满足天才少年的鸿鹄之志；领世纪风骚的文化巨子，又怎能满足于在此终老。他渴望成功，渴望攀登，一切渴望就这样戏剧般地上演着…… owBXgRW4s2ZEZ9Xl+aqD4mGIUkh/M3EoOH0yf5G2IRiaAkfI9fxkcXp2P3dVeeX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