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时期的创建

中国古代的书院起源于唐朝，清朝人袁枚在他的《随园随笔》中指出：“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 可见，最初的书院主要是官办的修书、校书以及藏书的场所。也有一些书院是私人建立的，作为文人隐居读书的地方，多设在山林、寺观或村野之中，这时的书院还都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机构。后来，有些文人、隐士开始收揽徒弟，传道授业，因此，有些书院开始有了教育活动，但这时书院的规模都不大，学生也比较少，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

到了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官学废弃，许多“洁身自负”的文人隐居山林，读书讲学。因此，书院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这时的书院已经初步具备了后来书院的一些基本特征。虽然根据史书的记载，岳麓书院是在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创建的，但从南宋时期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欧阳守道的记述来看，岳麓书院的创建时间应该可以推到唐末五代时期。欧阳守道在《巽斋文集》中说：“往年余长岳麓，山中碑十余，寻其差古者，其一李北海开元中为僧寺撰，其一记国初建书院志撰者名。碑言书院乃寺地，有二僧，一名智璇，一名某，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家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凡所营度，多出其乎。时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之归。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其后版图入职方，而书院因袭增拓至今。”根据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在唐末五代时期，战乱不断，文教遭破坏，而湖南偏远，文教更加落后。这时智璇和另一个和尚，希望通过儒家之道来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便割地建屋，让文人可以有居住读书之地，后来的岳麓书院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北宋建立后，经过连年征战，终于结束了割据局面，实现了统一。在北宋时期，岳麓书院所在的长沙属潭州管辖。开宝六年（973年），朱洞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寺庵林立、环境幽静，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的场所，“斋舍”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俨然已经成为一所颇有规模的书院了。此时，虽然它并不属于官学，但从创办开始就受到官府的支持，表现出某些官办的性质。

朱洞离任后，岳麓书院因一时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一度出现了“诸生逃散，六籍散亡，弦歌绝音，俎豆无睹”的局面，直到咸平二年（999年）李允则出任潭州太守，情况才有所改变。李允则为了发展当地的文教事业，决定扩建岳麓书院。他“询问黄发，尽获故书，诱导青矜，肯构旧址。外敞门屋，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序以客次。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华衮珠旒，缝掖章甫，毕按旧制，俨然如生。请辟水田，供春秋之释典；奏颁文疏，备生徒之肄业。”也就是说，他访问年龄大的人，把以前的旧书都收回到岳麓书院，又带领年轻人对书院进行翻修，他将讲堂设在书院的中心，又盖了御书楼，将所有的建筑按顺序排列，还供奉先贤的塑像，开辟了水田，还奏请朝廷颁发证书，作学生肄业之用。经过李允则的扩建，岳麓书院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个部分，并开始设置学田，这成为书院的基本格局。

在这个基本格局中：讲学部分是书院的主体，它包括讲堂和斋舍。讲堂是老师讲学论道的地方，斋舍是学生读书和住宿的地方。岳麓书院在创建之时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李允则扩建时“中开讲堂”，从而确定了讲堂在书院的中心地位。在岳麓书院后来的发展历程中，经过了多次废弃和重建，但将讲堂置于书院中心位置这个基本格局却始终没有变过；其次是藏书部分，因为书院最初就是用来藏书的地方，虽然后来发展成为了教育机构，但藏书这一职能始终没有改变。岳麓书院历来都很注重收集并保存典籍，李允则扩建时还建立了藏书楼，并位于讲堂之后的中轴线上，说明它在书院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另外，供祀部分也是书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初只是供祀先师孔子，后来又增加了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孔子的著名弟子，再后来，还发展到供祀本学派的大师或忠臣、乡绅名宦等。

岳麓书院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宋王禹偁在《潭州岳麓书院记》中，把岳麓书院比作孔子和孟子的家乡，说明岳麓书院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

北宋是在五代十国分裂割据之后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王朝，为了防止这种分裂的局面再次出现，北宋统治者格外注重强调中央集权。因此为了加强思想上的控制，振兴渐趋衰落的官学，北宋掀起了兴学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书院遭到了很大的打击，有的被变为官学，有的甚至被废弃，岳麓书院也受到了影响。在这一时期，朝廷曾下令废弃岳麓书院，并将其改为鼓铸场。但是这个命令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如湘阴尉朱轲便对这个命令拒不执行。后来朝廷考虑到岳麓书院的影响太大，只好放弃这个决定，岳麓书院这才幸免于难。其不但没有在这场运动中被废弃，反而获得了发展。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担任岳麓书院山长。这时，书院的规模已由原来的六十人发展到数百人，并在潭州太守刘师道的支持下扩建斋舍，因此，岳麓书院的名气遍布天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山长周式，并亲书“岳麓书院”匾额，至今书院仍保存着的明代“岳麓书院”刻石，即是宋真宗的真迹。由于周式学行兼优，真宗欲授予其国子监主簿的职位，但他无心做官，便坚决地拒绝了。真宗被他这种为了教育坚定不移的精神所打动，赐给他许多内府书籍。

经过北宋的兴学运动，官学又发展起来，岳麓书院在这场运动中被纳入到“潭州三学”这种类似于官学的教育体制中。所谓的“潭州三学”是指：州学、湘西岳麓书院和岳麓书院精舍。这是逐级递增的三个阶段，根据《宋史·尹谷传》记载：“初，潭士以居学肄业为重。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号为三学生。兵兴时，三学生聚居州学，犹不废业。”其中，湘西岳麓书院是指湘西书院，他是李允则咸平四年（1001年）请赐国子监书籍时建立的，而岳麓精舍则是指岳麓书院。可见，岳麓书院在“潭州三学”中的地位高于州学之上，成为地方上的高等学府。

（二）南宋时期的兴盛

北宋末年，不断受到金朝的攻击，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包围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第二年，金人俘宋徽宗和宋钦宗北去，北宋灭亡。就在这一年，北宋康王赵构在南方的归德称帝，改年号为建炎，这就是南宋。

南宋建立以后，继续与金朝进行连年的战争，岳麓书院所在的潭州也遭到战火的破坏，最终在绍兴元年（1131年）被毁，化为废墟。此后，尽管一些文人、士大夫曾努力修复书院，但都没有成功。乾道元年（1165年），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生以尊儒重道为己任，而且与朱熹、张栻等著名学者交情深厚，关系密切。刘珙到湖南上任后，对发展文教事业非常重视，曾经“葺学校、访雅行，思有以振之”（《宋史》本传）。当有人提出要重建岳麓书院的时候，他非常赞同，授命郡教授郭颖负责这件事，不到一年的时间，新的书院得以建成，有屋五十楹，又将圣人的肖像供奉于殿中，“列绘七十子，而加藏于书堂之北”。其规模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所扩大。

除此之外，刘珙又聘请了当时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书院，这更提高了岳麓书院在教育界与学术界的地位。刘珙对张栻的品行和学术思想十分欣赏，多次向皇上推荐张栻，希望他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张栻曾就学于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在胡宏的众多弟子中最为优秀，学成后回到湖南，创立了城南书院。刘珙重建岳麓书院时，他曾率弟子前往观看，对岳麓书院的环境非常喜爱，认为那是研究学术、传道授业的好地方，因此，当刘珙向他发出邀请时，他便欣然接受了。张栻在当时的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他主教岳麓书院时，许多人慕名而来，从学者不仅来自于湖南，而且遍及东南各省，一时之间达到千人之多，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此后，岳麓书院培养了大批湖湘学派的传人，并将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岳麓书院便逐渐发展为湖湘学派的基地。

经过刘珙的重建，岳麓书院的规模得到恢复而又有所扩大，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随着岳麓书院影响的扩大，许多著名学者纷纷被吸引来此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其中就包括南宋时期最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其实，朱熹与当时主教岳麓书院的张栻早有学术上的往来。隆兴二年（1164年），张栻的父亲张浚病故，张栻携父亲灵柩经过豫章，朱熹曾前去吊唁并同张栻有过交谈。此后，二人经常书信往来，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交流，但有些问题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渐渐地，他们都感到仅靠书信交流意见是不够的，于是产生了见面切磋的想法。就这样，终于在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在学生范伯崇、林择之的陪同下，不远千里从福建来到长沙，与张栻切磋学术，并在岳麓书院讲学。朱熹在当时是十分有声望的，他在岳麓书院持续讲学两个多月，来听他讲学的人特别多，以至有“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干涸”的说法，也就是说那时来听朱熹讲学的人所骑的马非常多，只要它们喝池里的水，池里的水就会立即干涸。可见，当时真的是盛况空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

朱熹此次来岳麓，除了在岳麓书院讲学以及与张栻交流学术以外，还与胡宏的另外两位学生彪居正和胡广仲会面，与之切磋一些学术上问题。朱熹还与张栻结伴共同游览名山胜地，他们一起吟诗唱和，竟然作了一百四十九首诗，最后由张栻作序，朱熹作后记，编为《南岳唱酬集》。

这次会讲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并在客观上促进了朱熹所代表的闽学与张栻所代表的湖湘学之间的学术交流与融合。同时，这次会讲对岳麓书院在学术上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开了书院会讲制度的先河，此后许多著名学者都来到岳麓书院讲学，使各个学派的学术思想都能够在这里得到融合、传播。岳麓书院的学术氛围也非常活跃，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基地。因此，这次“朱、张会讲”在岳麓书院的历史上被传为佳话。

淳熙元年（1174年），张栻由于职务的调动离开了长沙，淳熙七年（1180年）病逝于江陵。张栻死后，他的学生大都改从其他学派的学者为师。淳熙十五年（1188年），岳麓书院山长顾杞聘请事功学派的陈傅良到岳麓讲学，而事功之学与湖湘之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主张经世致用，于是原来从师于张栻的湖湘学子便大多转而从学于陈傅良了。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被任命为湖南安抚使，再度来到长沙。他对于湖湘学派与事功学派的融合很不满，认为这违背了理学的正统，而且当时的岳麓书院很不景气，没有了往日那种积极的学术风气，这使朱熹感到非常惋惜，于是他决定兴学岳麓，更建书院。朱熹兴学岳麓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聘请自己的两个弟子黎贵臣和郑贡生分别担任岳麓书院的讲书职事与学录，负责掌管学规和辅助教学。同时，他也亲自管理书院并到岳麓督学。第二，将他主持白鹿洞书院时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在岳麓书院颁行，这是岳麓书院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规。第三，增加学员的数额。岳麓书院原来将学员定额为二十名，朱熹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额外的十名，规定他们可以不参加考试而进入岳麓书院，并发给其一定数量的生活费，叫做膏火费。第四，更建书院。明代杨茂元的《重修岳麓书院记》中记载，刘珙所创立的书院，经过岁月的侵蚀已经有所损坏了，朱熹对岳麓书院进行了修复，规制一新。然而，朱熹并没有亲自参与岳麓书院的修复工作，而是委任王谦仲具体负责。岳麓书院的修复持续了很长时间，朱熹早以离任了，但是修复书院的想法以及具体修复的规划则是由朱熹提出来的。经过朱熹的整顿，岳麓书院在教育上和学术上都进入了鼎盛时期。

南宋末年，政治黑暗，庆元年间，统治集团内部展开党派之争，理学也被牵扯进来，理学家被视为“逆党”，纷纷遭到驱逐，这就是所谓的“庆元党禁”，书院也就随之冷落下来。直到嘉定年间，党禁才逐渐解除，理学的地位也慢慢地得到恢复，因此，书院又开始复苏了。宋理宗赵昀即位以后，由于意识到理学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方面的作用，对理学更加重视，对于传播理学的书院也积极扶持。岳麓书院也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恢复并兴盛起来，淳祐六年（1246年），宋理宗赐御书“岳麓书院”四字，这是岳麓书院继宋真宗之后，第二次得到御赐的匾额，这对提高岳麓书院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元明时期的延续

正当南宋与金朝、西夏对峙之时，位于金朝北方的蒙古族迅速崛起，在其首领铁木真的带领下，逐渐统一了蒙古草原，随即开始向南发展。1227年，灭掉了西夏；1234年，又灭掉了金朝；1271年，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正式建立了元帝国。元朝建立后，继续马不停蹄地攻打南宋，南宋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其中也包括岳麓书院诸生。德祐元年（1275年）九月，元军围攻潭州，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在这场斗争中，岳麓书院诸生起初表现得非常镇定，他们在战火中仍然坚持读书。后来，当战斗进行到了紧要关头，他们毅然放下书本，投入到战斗中，大多数都壮烈牺牲，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英勇斗争的精神，岳麓书院也在这场战火中化为废墟。

1279年，南宋最终在元军的打击下灭亡了，我国再度实现了统一。蒙古族本是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虽然在军事上异常强大，但是在文化上却是相对落后的，他们进入中原以后，受到中原的先进文明的影响，逐渐意识到可以在马上打天下，却不能在马上治天下，于是对文教事业采取了保护发展的政策，其中就包括对书院的优惠政策。元至正二十三年（1286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恢复江南学田，同时，潭州人刘必大开始主持重建岳麓书院。这次重建的情况因为史料的散失而无从考察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次重建，岳麓书院又恢复了往日的面貌，又成为文人、学子云集的高等学府。

此后又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即延祐元年（1314年），书院再次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这时，郡别驾刘安仁到岳麓书院考察，发现书院房屋倒塌，墙垣脱落，急需整修，于是他便下令对岳麓书院进行重修。刘安仁在重修岳麓书院的同时，又请他的好友，也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吴澄撰写《重修岳麓书院记》来记录这件事。根据《重修岳麓书院记》的记载，这次重修是比较彻底的，“门厩庖馆，宫墙四周，靡不修完……木之朽者易，壁之墁者垮，上瓦下，更彻而新”。经过这样的修整，岳麓书院的讲堂、藏书阁、祭祀用的祠殿以及亭台都排列整齐，井然有序。书院的面貌焕然一新，在管理上也更加规范，并且贯彻宋代就确立的“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而非以科举为目的的教育思想，使本来就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在元代享有极高的声誉。

元代末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368年正月，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克大都（今北京），元代的统治结束了。八月，朱元璋称帝，改元洪武，定都南京，国号大明。

由于元末战乱，岳麓书院于至正十八年（1368年）再次毁于战火。明代建立后，大力发展官学，强化科举考试，并将科举与官学紧密结合。从中央到地方，官学规模扩大，设施完备，待遇优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书院在明代建立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却备受冷落，许多著名的书院毁于战火后都无人问津，其中就包括岳麓书院。根据杨茂元《重修岳麓书院记》的记载，岳麓书院在明初一直处于“破屋颓垣，隐然荒榛野莽间”的境地。当时有人留下一首诗叫《书院废迹》，就是描写这种情况的，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峨峨岳麓山，前贤读书处。世远人亦亡，遗基尽荒秽。尤丰北海碑，尚有南轩记。公暇一来过，徘徊发长喟。”

明代中叶，官学出现了衰退的迹象，教师短缺，在任的人就不足以为人师表，有能力的人又嫌这个职业不受重视，不愿到官学中就职。这时，科举也开始腐败，考试中作弊的现象非常严重，使人们对它失去了信心。官学的衰退使人们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书院上来，有识之士纷纷开始着手恢复书院，渐渐形成一个高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岳麓书院也开始重建。明宣德七年（1432年），由江西人周辛甫出资捐修了岳麓书院讲堂。此后又过了三十多年，长沙知府钱澍再次兴复岳麓书院，但这次修复也只是修建了礼殿和麓山寺碑亭，和宣德七年那次修建一样，并没有恢复岳麓书院的教学活动。

又过了二十多年，到了明朝弘治年间，陈钢和杨茅元再次重建岳麓书院，这次重建才可以说是明朝岳麓书院的真正兴复。陈钢在弘治年间任长沙府通判，因监修吉王府有功，吉王要赏赐他，他没有接受，只是请求吉王重修岳麓书院，吉王答应了。于是从弘治七年（1494年）开始动工，次年完工。经过这次重建，岳麓书院的规制虽不如前代，但也初具规模。杨茂元在弘治年间任长沙府同知。他与陈钢交往甚深，对陈钢修复岳麓书院的做法极为赞赏。弘治九年（1496年），他与知府王瑫在陈钢重建的基础上，又对岳麓书院进行了扩建，“辟道路，广舍宇，备器用，增公田，储经书”，由此书院基本恢复旧观，完备了重新开学的条件，结束了岳麓书院百年荒芜的局面，又渐渐兴盛起来。

此后，又过了十年，到了明朝正德年间，岳麓书院又有一次扩建，而这次扩建与佛、儒两股势力的斗争有关。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儒、佛这两种势力一直存在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而且在不同时期，他们的力量互有消长。在明代中叶，在儒、佛之间的斗争中，儒学取得了优势地位，儒长佛消的现象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情况。因此，在明代正德二年（1507年），出现了毁寺扩院的事情。当时是由守道吴世忠根据长沙指挥杨溥和长沙府县生员何风等人的建议，率领府、卫、县官以及书院师生，对岳麓书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在这次扩建中，吴世忠下令拆毁被视为“淫祠”的道林寺，将道林寺的木石砖瓦运到岳麓书院作为扩建的建筑材料，并根据所谓“风水”的需要，对岳麓书院做了一次全面的勘测规划。虽然这是出于一种迷信的思想，但经过这次勘测，调整了书院大门的朝向以及道路的安排，却也体现出了书院建筑群体与岳麓山的地势和风景条件的有机结合，突出了书院在岳麓山的中心地位，也更加表现出了岳麓山的景观特色。

到了明嘉靖初年，刚刚即位的明世宗对文教事业非常支持。他尊崇孔子、朱熹，重视科举，他既提倡程朱理学，又不反对心学，也不干涉自由讲学，使当时的学术气氛非常活跃。明世宗对岳麓书院很是赞赏，在嘉靖七年（1528年），他赐书给岳麓书院，并在岳麓书院置山长。嘉靖九年（1530年），他又赐给岳麓书院“敬一箴”。敬一箴是明世宗为宣扬儒学而作的箴言，只有具有一定地位的学府才有资格得到它，明世宗将“敬一箴”颁赐给岳麓书院，说明他对岳麓书院是非常肯定和重视的。在这种形式下，岳麓书院逐渐兴盛起来，出现了“振美一时”的局面。

但不久以后，为了防止湛若水、王守仁等学者在东南地区聚众讲学而逐渐形成政治上的势力，同时也是为了挽救官学的衰败局面，明世宗改变了对书院的政策。嘉靖十六、十七年间（1537—1538年），他下诏废弃书院。但是当时的长沙知府季本并没有执行朝廷的命令，而且岳麓书院有御赐的书籍和“敬一箴”，使岳麓书院在这次毁院禁令中并未受到影响，反而有所发展。季本在这次禁令下达之后不久就大力修整岳麓书院，他下令修葺了大成殿等许多建筑，还清理了岳麓山上的官道，增置学田，使岳麓书院的规模又有所扩大。

（四）清代的演变

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陷北京，明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李自成在北京建立了大顺。后来，崛起于我国东北的满清政权入关，打败了李自成，定都北京，改年号为顺治。

清代教育中的体罚

岳麓书院荷花池

顺治年间，反清复明的势力比较强大，清朝的统治受到很大的威胁，满清统治者便推崇理学，大兴科举，创办学校，以此来笼络人心，消除反抗情绪。于是各级官学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而对于书院，清朝统治者唯恐明末民族主义思想和自由议论朝政的风气复活，也怕书院聚众讲学，在政治上形成一种势力，因此对其采取了抑制政策。顺治九年（1652年），清朝发布诏令，禁止教官和儒生创立书院，聚众结党，空谈废业。对于已经存在的书院，则颁发“卧碑”（就是规定不许书院生员对国家大事上书陈言，也不许立盟结社，不许将自己的文章任意刊刻发行等等，否则送往官府治罪）。然而，书院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因此，许多人提出修复书院，使政府禁止书院的政策无法推行下去，于是开始慢慢地有所松动，各地书院逐渐得到了恢复。岳麓书院作为天下闻名的书院，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的恢复，但是，在“卧碑”的压制下，书院的学术精神无法获得真正的发挥，因此又慢慢地衰落下去。

康熙七年，在湖湘子弟的要求下，岳麓书院曾得到修复，但是在不久之后的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发动叛乱，岳麓书院又在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十年之后，丁思孔任湖南巡抚，他率领属下以及士绅对岳麓书院又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还聘请郭金门为山长，招揽学生，当时来岳麓书院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这时，丁思孔担心，如果岳麓书院没有朝廷的认可，必然不能长久的维持下去，于是，他多次上书请求皇帝御赐匾额和书籍。康熙二十六年春，康熙帝御赐“学达性天”匾额给岳麓书院，并赐十三经、二十一史以及其他经书讲义。从此以后，岳麓书院又再次兴盛起来。

雍正年间，清政府对书院的政策由消极压制转向了积极扶持，雍正帝还给各省书院赐帑金一千两，作为办学的费用。湖南省除了岳麓书院以外，原长沙府城南书院也升为省城书院，与岳麓书院共分得朝廷所赐的帑金一千两。乾隆年间，对于书院的发展继续进行扶持。岳麓书院长期以来，以传习朱张之学为正宗，这与清朝统治者的需要是一致的。乾隆八年，蒋溥任湖南巡抚，他在岳麓书院鼓吹正学，并上书请求乾隆赐额，以树立榜样。因此，乾隆帝赐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功绩，这在当时是莫大的荣耀，也是对岳麓书院地位的肯定。

清政府对书院的政策从抑制走向扶持的过程，其实也就是逐渐将书院引向官学化的过程。书院本来是由私人组织办学的，但是到了清朝，政府对书院管理有着严格的制度，使政府对书院的发展方向有了全面的掌控。岳麓书院从创立之始就带有官办的性质，因此，在清朝书院官学化的浪潮中，它比一般书院更早地发生了转变。首先，岳麓书院的教学逐渐与科举结合起来，所教授的内容多是科举文章，地方官吏也不时地到书院进行考课；其次，岳麓书院山长的任免也被政府所掌控，而且还在书院增设了“兼理”“司管钥”“兼院”等职位，以便加强对岳麓书院的控制；再次，书院的学生也不能像过去自由讲学时那样来去自由，而是要经过官府严格的考查才能入学；最后，清政府还通过拨给经费、赏赐等方式从财政上加强对岳麓书院的控制。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的支持，使岳麓书院成为在全国有着重要影响的教育中心。

到了清朝末期，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已经逐渐走向了没落，而为其服务的官学化的书院也无法逃脱衰败的命运，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因此，改革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开始，清政府根据改革派的建议，多次下令对书院的课程进行改革。当时任岳麓书院院长的王先谦也将岳麓书院的课程改为经学、史学（附舆地）、掌故、译学、算学等五门，可见，书院已开始慢慢地向近代学校过渡。刑部侍郎李端棻向光绪帝呈上《请推广学校折》，明确提出主张将书院改为学堂。光绪二十四年五月，清政府诏令：“将各地省府州县现在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

这一年的八月，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各地学堂又改回了书院，如：光绪二十五年二月，时务学堂被改为求实书院。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更加激起了人们救亡图存的热潮，于是，新政之议再次兴起。光绪二十七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主张将书院改为学堂或学校。清政府采纳了张、刘二人的主张，下令：“各省所建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此时的湖南巡抚俞廉三思想比较保守，因此，湖南改书院为学堂的行动较为迟缓。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到任，他是积极主张改革的。不久之后，他就奏请将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并将原来的时务学堂、求实书院、湖南大学堂等并入其中。至此，岳麓书院终于演变为新式学堂，迈向近代教育的新阶段，后来又几经合并、更名，最后成为了今天的湖南大学，它的校区以岳麓书院为中心而得到迅速的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所理、工、文、管、商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湖南大学继承了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优秀传统，成为一所既有千年历史、又在国际国内享有一定声望的现代新型大学。 ZbWpT5l+W/+n2j8zuns6VLkgAK/t+UVx63QhMbB+DxdYTeUqb4yLxAc96dmA7S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