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满族入关后，他们的饮食习惯保留着传统的民族特色，汉菜在宫廷饮食中无一席之地，但是随着清王朝的强大和昌盛，清朝统治者逐渐海纳百川、兼容包并，吸收了汉族及其他民族的饮食精华，包括饮茶、酿米酒、制作点心等。而且，政权稳定后清政府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任用汉族官僚和文人学士，文武官员满汉兼用，这客观上也促进了汉菜在清宫中的悄然兴起。这样的变化是历史的必然，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社会安定，政治开明。随着清王朝政权不断稳固、强大，满族和汉族原有的民族矛盾逐渐消除，在各个族群的文化得到广泛认同并互相交融之后，政治上出现了较为宽松的局面。清太祖努尔哈赤提出了对满、汉官员执行平等的政策，在编制、礼仪，甚至在饮宴和娱乐中，都要求维持一种均衡的局面，甚至“汉之小官及平人前往满洲地方者，得任意径入诸贝勒大臣之家，同席饮宴，尽礼款待”（《满洲秘档》）。因努尔哈赤的旨谕，使得大批由关内迁至满洲定居的汉人能够与满人和睦相处，这不仅有益于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安定，也使关内的饮食习俗和制食技艺得以传播，满、汉两族的烹调技艺在相互的交流中互相影响，共同发展。同时也由于满、汉官员之间的和睦共事，不仅使政权更加巩固，也使两族的宴饮习惯更加融合，袁枚在《随园食单·本分须知》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一点。他说：“汉请满人，满请汉人，各用所长之菜，转觉入口新鲜，不失邯郸故步。令人忘其本分，而要格外讨好。汉请满人用满菜，满请汉人用汉菜，反致依样画葫芦，有名无实……”按袁枚这段话来理解，当时满、汉官府各用对方民族肴馔来宴请对方，令对方很不习惯，也达不到和谐融洽的效果，于是后来干脆就将满、汉肴馔中的精品拼在一起，以示不分彼此，和睦友爱。这为满族烹饪更多地吸取汉族烹饪的特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清中叶“满汉全席”的产生奠定了基石。

二是汉菜有机会在御厨房里崭露头角。在明朝统治时期，宫中御厨多是山东籍厨师，到了清朝，清宫御厨房被留用的山东厨师在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皇帝的允许之下开始重新烹制汉菜。像糖醋鲤鱼、拔丝苹果、绣球干贝、酿寿星鸭子等一些山东传统名菜被先后端上御膳餐桌和宫廷筵宴，《调鼎集》中记载了两份当时清宫汉菜宴席的菜单，其中不仅记录了菜名，连烹饪方法也有很详细的记载。在汉族厨师有机会开始大展拳脚的同时，汉菜原料也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御厨房的一席之地。这和清宫中汉族皇后嫔妃的饮食习惯也大有关系。《养吉斋丛录》记载，清宫中皇后嫔妃都有单独膳房，为了满足汉族嫔妃饮食上的需求，膳房的厨师开列食单并报请清宫内务府所属的御茶膳房和光禄寺，通过采购、御园种植和各地进贡等途径获得所需烹饪汉菜的原料，这也为汉菜在宫廷中的广为流传创造了条件。所以汉菜在宫廷宴席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

汉菜在御膳中兴起之后，经过康熙后期、雍正、乾隆初期这漫长岁月的潜移默化，与满菜相互渗透，取长补短，满、汉两种不同的饮食风格更加密切地融合在一起，逐渐被皇室成员所接受和喜爱。康熙后期，皇室的奢华之风渐起，至康熙帝的六十寿辰，宫廷首开千叟宴，康熙两次宴赏老人，先后与65岁以上的老人两千八百余人共宴。相传，康熙在皇宫首尝满汉全席，并亲笔书下“满汉全席”四字，从而确定了满汉全席的地位，在宫廷名噪一时。到乾隆时，浮华之风大盛。乾隆皇帝六次南巡都对汉菜情有独钟。这也最终使得汉菜在御膳中脱颖而出，与满菜各享半壁江山。至此，满汉全席这朵饮食文化的奇葩已经枝叶茂盛，只待绽放了。

虽然之前满席、汉席已经平分秋色，不分上下，但满汉全席的真正成熟时期却是在乾隆时期。乾隆时期，史称“盛世”。康熙、雍正两朝通过继续贯彻努尔哈赤“满汉一体”的政策方针，到了乾隆时期，政治稳定，经济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历史上国泰民安、经济繁荣的时期，也是筵宴大发展时期。大唐盛世出现了曲江宴、烧尾宴等名宴，乾隆盛世则产生了千叟宴、满汉全席。这是社会发展在饮食上的直接反映。另外，乾隆本人对于满汉全席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作为盛世之君，乾隆在饮食上极为讲究和奢华。为了显示“威加四海，富甲天下”的天子气派，他经常传令御膳房，向天下四方搜罗美味，将各地进贡的山珍海味、珍禽异兽等烹调成各种名菜佳肴供皇室享用或赐宴群臣。其中有所谓“禽八珍”，如红燕、飞龙、鹌鹑、天鹅等。“海八珍”，如燕窝、鱼翅、大乌参、鱼肚、鲍鱼等。“山八珍”，如驼峰、熊掌、猴头、猩唇、豹胎、犀尾、鹿筋等。“草八珍”，如猴头菇、银耳、竹笋、驴窝菌、羊肚菌、花菇等。真可谓世间一切珍食，应有尽有，不计其数。宫廷内的宴席种类也进一步细化，出现了如“新正筵宴”“茶宴”“大蒙古包宴”等，乾隆还喜食南方美味，从而使苏扬菜品进入了宫廷。出于政治的需要和游乐享受的双重目的，乾隆时常巡游各地。他曾五十二次到热河(今承德）行宫消夏，八次巡游山东曲阜祭孔，六下江南视察，四次东巡盛京（沈阳故宫），每到一处，膳食都是大张旗鼓，盛况空前。他在一次南巡时，往返行程五千八百多里，沿途所设的行宫就多达三十多处，铺张与奢华可见一斑。为备御膳之需，仅驮载茶膳房用具等物品的骆驼就达七八百头之多，此外，京师还预先把茶房所用的七十五头乳牛和膳房所用的一千多头羊送往宿迁、镇江等地。每日御膳都是由御厨和各地名厨精心烹调，即使是最简单的一顿饭都有珍肴、面点、瓜果等数十个品种。地方官府为了顺应乾隆的民族进食方式，同时要满足皇帝寻求地方汉食美味的愿望，迎皇筵宴都是趋于一种满、汉食风合璧的形式。所以“满汉全席”在乾隆时期得以成熟也是顺理成章的。

此外，乾隆在第五次巡游山东时，同皇后到曲阜祭孔，并将女儿下嫁孔府后代，“陪嫁品”中有一套“满汉宴·银质点铜锡仿古象形水火餐具”。这套餐具共计四百零八件，可盛装一百九十六道菜，出自广东潮城（今潮州）“颜和顺正老店”的潮阳银匠杨义华之手。这是中国仅有的一套完整满汉全席餐具。餐具上镌记年号为“辛卯年”，即1771年。也就是说，满汉全席最晚在1771年前已经定型，这也从侧面证明满汉全席成熟的大体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