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至隋唐五代这一时期，是统一与分裂并存、融合与斗争并重的混乱时期。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又迎来了东晋和南北朝的分裂割据。在这三百六十多年间，南北方的不同政治势力时而联合，时而争战，使北方地区的社会环境日趋复杂，经济环境急剧恶化，特别是对蚕桑丝绸的生产影响更是巨大。北方战乱频仍，大量人口南迁，加之天灾不断，使北方的纺织业发展处于停滞的状态。但是偏安一隅的江南诸王朝却得到了相对的宁静，加上大量北方人口为躲避战乱而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纺织技术，使南方的纺织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隋唐结束南北分裂局面后，中国迎来了近五百年的和平统一局面。被破坏的社会环境快速恢复，人口数量上升，经济技术交流加强，为唐代经济、政治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最终发展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在“开元盛世”时期，蚕桑丝绸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生产工艺的推广，使当时的丝织品无论是质量还是产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北方蚕桑丝绸业仍然处于领先地位，直到“安史之乱”之后，经济重心开始从北方南移，江南地区的桑蚕丝织业才开始赶超北方。特别是苏杭地区，丝绸的质量有了长足的进步。

织锦

（一）桑蚕生产在全国的普遍发展

这一时期的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增加税收，都十分重视丝绸的生产，同时，国家强制性征收丝织品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地植桑养蚕业的发展。

桑蚕生产从三国至隋唐五代一直处于发展阶段，在农业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同时，也给统治者带来了高额的税收。公元200年，曹操实行新的赋税制，即租调制。规定田租每亩四升，每户又出绢二匹、绵二斤，此外不得擅征。户出绢、绵后来统称“户调”。南北朝时期，全国各地普遍以丝织物为实物税。到了北魏孝文帝时期，新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帛一匹（不久增加到了二匹，最后到了三匹，并且要附加丝一斤）、粟二石。隋朝沿用了前朝较为合理的赋税。隋文帝规定，丁年龄为二十一岁，受田仍是十八岁，负担兵役却减少三年。又改每岁三十日役为二十日，减调绢一匹（四丈）为二丈。509年，令百姓年至五十者，可纳庸免兵役。庸就是免役人每日纳绢数尺（唐制每日三尺，当是沿隋制），二十日不过数丈，对老年人也是一种宽政。唐朝则规定：“男丁给予田地一顷，征收粟二石，调为绫、绢各二丈，绵三两。”

从桑蚕业地区的分布上看，这一时期，蚕桑生产的主要地区仍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桑树的种植面积广大，蚕桑的生产技术更是远远超过南方。当时政府贡赋的丝绸和帛织品多出自此地，特别是山东的鲁桑，枝条粗短、节密、硬化早、耐寒。南方很多的商人都是从山东引进蚕种到南方进行栽种。

长江流域的桑蚕生产，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快的发展。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江南地区相对稳定，因此丝绸生产的重心不断由北方向江南转移，大量的人口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了南方，用丝绸纳税更是刺激了水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唐代，江浙和巴蜀一带成了全国丝绸生产的中心，北方中原地区开始落后。长江上游的川蜀地区，早在三国时期，蚕桑的产量就很大，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隋唐五代时期继续发展，唐末、五代时更是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当时的四川向中央进贡的丝织品，精美无比，国内罕有能出其右者。还有四川的桑苗，也是市场上紧俏的商品。长江下游地区桑蚕丝织业的水平进步得十分迅速，其地位已经部分地超过了北方。两晋、南北朝时期，日本使者多次来我国江南进行丝绸贸易。江南很多著名的织工去日本传授种桑养蚕和织绸制衣技术。根据《日本书记》记载，公元464年2月，汉织、兄媛等织工曾去日本传授丝织经验。隋唐时代，中国丝绸特别是江浙一带的丝绸更是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日本的正仓院、法隆寺等都藏有我国江南的许多绫、锦以及四川蜀锦的珍贵实物。

长江流域之外，西北的甘肃、河西地区是我国出土汉唐丝绸实物最多和最为集中的地区，这是丝绸之路繁荣的重要标志。这里的丝绸出土情况与长江流域的丝织生产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嘉峪关的壁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以妇女采桑纺织为主要内容的壁画。这一时期的新疆地区也已经有了关于丝绸的记载。

辽东地区的蚕桑生产在这个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晋书·慕容廆传》记，前燕慕容氏政权通好于东晋，“先是辽川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于江南，平州桑悉由吴来”，广大辽东地区开始种植桑树。南朝齐时，漠北柔然族首领曾向齐武帝求取锦工等，只是武帝以“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远涉”为由未予应允。北燕的著名君主冯拔也曾在辽宁地区大面积地推广桑树的种植。

（二）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的进步

这一时期的桑树种植和栽培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除了种子栽培外，还创造出了压条繁殖法。压条繁殖是把未脱离母体的枝条压入土中，待生根后再与母体分离，成为独立的植株。在脱离母体前，所需水分和养分均由母体供应，有利于生根。压条繁殖的苗木成活率高、生长快、结果早，唐代接木技术据唐末五代初韩鄂的《四时纂要》记载，还没有用于桑树苗木繁殖方面，《四时纂要》记：“种桑收鲁桑椹。水淘取手，曝干。熟耕地畦种，如葵法。土不得厚，厚既不出。待高一尺又上粪土一遍，当四五尺，常耘令净。来年正月移之。白桑无手压条种之。才收得子便种亦可，只须于阴地频浇为妙。”可以看出，唐末桑树繁殖还是以种椹繁殖和压条繁殖为主。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介绍嘉湖地区的桑树压条繁殖法，效率很高。

此时，在养蚕技术方面的提高也是很大的。三国吴人杨泉在其著作《蚕赋》中说：“古人作赋者多矣，而独不赋蚕，乃为《蚕赋》。”这就说明了蚕桑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作者在书中详细记述了蚕的品种、习性、繁殖和生长规律。可见，当时的人对养蚕的技术掌握得很好。书中很重视蚕室的卫生与通风，要求每天打扫。在蚕的选种方面也有复杂的标准，基本能达到择优录取，至于温度调节和孵化的时间也有详细的数据可以参考。这一切都对蚕的质量的上升和产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蚕茧的剥杀、缫丝、络丝、并丝、捻丝等工艺都照前代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对蚕的生理周期的熟练掌握，桑农已经能够准确地判断蚕蛹的化蛾时间，并且将其杀死，以防止蚕茧被破坏。比较普遍的杀茧的方法是震茧，就是用手把蚕茧猛烈摇晃直到蚕蛹被震死。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另外两种杀茧的方法——晒茧和盐沮，即把蚕茧暴晒或盐浸以便将蚕蛹杀死。由于暴晒的方法容易使蚕茧薄脆易破，所以逐渐被盐沮所代替，但是盐的选用很有讲究，必须用东部沿海的细盐才能做到不影响丝胶的光洁度。

这一时期，纺织用的生产工具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缫丝的工具主要是手摇的缫车。战国秦汉时期，缫车主要是轱辘式的，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手摇缫车开始在国内推广，等到隋唐时手摇缫车已经在全国普遍使用。络丝用的丝筏和并丝用的纺车都有所改善。在西北和西南的晋代古墓中都曾经发现以上两种工具，做工精巧，使用方便，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织造工具在东汉以前是比较笨重的，在三国时期，提花机有了巨大的改进。《三国志》卷二十九《方技传》中记载了马钧对提花织绫机的改进：“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云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旧结机者，五十综者五十镊，六十综者六十镊。先生患其费工丧日，乃皆以十二镊。其奇文异变，因而作者，犹自然之形成，阴阳之无穷。’”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马钧将原有的五十、六十镊的提花机改良为十二镊，使提花机更加简洁而精巧，这一发明一直被沿用到了唐朝。

（三）练漂和印染技术的进步

这一时期的练漂和印染技术都有长足的进步。练漂主要分为水练、灰练和捣练三种。三国两晋时期，水练一直受到重视。水练的基本方法就是把丝绸放入水中，待六七日水微臭，将其取出，丝绸便可柔韧洁白。水练方法简单易学，对丝绸纤维的伤害小，但是周期过长。到了隋唐时期，由于丝绸的需求量增大，灰练逐渐被广大群众接受。练丝所用的草木灰的品种也逐渐增加，藜灰、冬灰、蒿灰、木灰都被广泛地用于练丝。捣练则是与水练相结合的，张萱在《捣练图》中描绘道：两名妇女身着素装，各人手持一根与身体等高的木杆进行捣帛，另两名妇女进行辅助。生动地展现了捣丝的画面。

印染方面，染料的种类大大增加，提炼和制作的工艺也娴熟得多。这一时期，植物染料的使用已经超过了矿物染料。首先是红花的广泛使用，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地取代了茜草，成为了提炼红色染料的主要原料。黄色染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需求量大大增加，除了原有的黄栌外，还大量地应用了物美价廉的地黄。蓝草也开始被广泛应用于提炼青色。提炼和制作工艺上，根据《齐民要术》记载，直接法已经逐渐被程序严整的制靛法取代。隋唐时期，颜料的印花技术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它利用颜料优良的覆盖性，排除底色的干扰，从原来单一的印绘结合的传统工艺向染色、印花、绘画三种工艺相结合的多彩套印方向发展。从日本的考古发掘工作来看，这一时期的燃料印花技术已经传入日本，并且得到了日本贵族的青睐。镂空型版夹缬印花技术、蜡缬印花技术、绞缬等其他的丝绸印花技术，在南北朝时期都日趋成熟，到隋唐时期工艺技术进一步发展，在服饰印染、室内装修、贵重礼品等方面被广泛使用。值得一提的是，绞缬为魏晋年间西北少数民族发明创造的，花纹主要有梅花、鹿胎、小鱼等，主要是用于妇女的服饰和室内装潢。隋唐时期，绞缬技术传入了内地，并且得到了上流社会女性的广泛追捧，据说杨贵妃就曾经身着绞缬技术制作的小鱼花纹的服饰为唐明皇献舞。

（四）丰富多样的官营、民营丝织品

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丝绸的产地和品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产地上看，首先是产地的区域继续扩大，其次是重心进一步南移。同经济重心南移的情况基本一致，中国丝绸生产的发展也有一个重心南移的过程，即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下游的江南一带。多数学者认为，这个转移的过程结束于宋代，也就是说，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中国蚕桑丝织的重心正逐步从北方向江南转移。但是丝绸的生产不是一家或一地能完成的，个人生产出的生丝很大一部分要作为税收上缴，由政府统一加工，而大多数的官营丝织作坊都在北方地区，所以唐末以前，中国的丝绸生产仍然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

唐朝初年至“安史之乱”时期

将丝绸列入国家征赋的财源之

这一时期，历代王朝都拥有庞大的官府丝织机构，规模巨大的丝织作坊遍布各地。

三国时期，蜀国就有官营的丝织作坊，隶属于锦官府，由后宫宫女担任生产，官府还雇佣一部分民间的织机和织工进行生产。魏国和吴国在尚方御府下也设有织室和丝织作坊，用宫女进行生产，但在规模和水平上都不如蜀国。

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官营丝织作坊已经十分普遍了。东晋时期的北方十六国中，已经普遍有了尚方御府来负责丝织品生产，下设织锦、织成两署进行分管，各有巧工数百人。其中以后赵石虎的官营作坊规模最大。

到了隋唐五代时期，隋朝设有少府寺监，下设织染署，专门管理丝绸的生产。唐承隋制，但是机构更加细化。织染署掌管天子、太子及群臣服饰的织造。设专官监视，技术不许流传到外面，一年中费用和织成的匹数，都得奏明。织染署所领作坊有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一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当时杨贵妃得宠，专为贵妃院做工的织工绣工多至七百人，其中自然有很多织锦巧儿。可见唐朝时期官府丝织生产规模是远远超过前代的。

随着官营丝织作坊的不断扩大，民间的丝织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南方地区的桑树栽培也得到推广，为民间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加上政府将丝织品定为实物地租进行强制征收，使原来没有种植桑树的农民不得不植桑养蚕。一时间，民间丝绸生产在区域上和数量上都明显增加了。特别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的丝织生产得到了飞速发展，从四川一地来看，围绕成都的川南、川西等地，丝织业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到了隋唐五代时期，民间的丝绸生产已经非常专业，官府也开始大量雇佣民间的“明资匠”“巧儿”为官营作坊工作。在唐代的都市中，还大量存在“铺”“坊”等丝织作坊，有很多作坊还集中在一个固定的街区，以便形成整体竞争力，这被通称为“行”。在当时的河北一地，就集中了绢行、大绢行、小绢行、彩帛行、彩绵行等三百余家作坊。

这一时期，丝绸的品种得到了空前的丰富。早在曹魏时期，就有了襄邑的锦绣，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精美华贵的缂丝（亦称“刻丝”），还有名闻遐迩的成都蜀锦，都是当时丝织品高超水平的代表。但是当时丝织业真正的成就还是在唐朝时期出现的，根据《唐会要》记载，在当时的丝织品中，沙、罗、绮、绢、绫、锦发展得都比较快，特别是绫和锦，其花色纹理、做工技术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纱在隋唐的文献中比较常见，分为平纱、隔纱、巾纱、轻容等。轻容是一种无花薄纱，是最轻的一种纱。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亳州出轻纱，入手似无重量，裁做衣服，看去像披轻雾。一州只有两家能织，世世相互通婚，防秘法传入别人家，说是从唐朝传来已有三百余年。亳州纱可能就是轻容的一种。

罗的品种也十分丰富，产地主要是河北道的恒州、剑南道的益州、江南道的越州等地。

绫是一种品种高档的丝织品，产地很广，产量很高。唐代有三十四个州向政府缴纳品种众多的绫，其中以越州的缭绫最为出名。白居易《缭绫篇》说：“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这是用青白两色丝织成的花绫，丝细质轻，费工极大，宫中用作春天的舞衣，“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随便浪费了。统治阶级只求赏心悦目，民众的痛苦根本就不在意，缭绫做舞衣，奢靡腐朽自不必说，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丝织业的发达。

绮在唐代也十分普遍，但是主要在民间，贡赋所用的很少。

绢在唐代的丝织中也是十分精巧的，特别是轻绢，根据《太平广记》记载：一匹正够四丈，称起来只有半两。文中虽有夸张处，但是极轻当是事实。

锦类是丝织品中最为华贵的一种，在唐代更是光彩夺目，在品种、结构、图案和制造工艺上都有新的突破。锦分为经锦和纬锦两大类。经锦分为二色和三色，几组经丝相互交织，用一把梭子在织物的正面浮点起花。蜀锦闻名全国，并成为经锦的杰出代表。蜀锦兴起于汉，鼎盛于魏晋至隋唐，是四川成都一带出产锦的一种通称。蜀锦织造精致，着色以大红为主，花纹取材广泛、变幻无穷，色彩绚烂多彩。刘备取得益州时，赐给下属重臣蜀锦各千匹。公元263年，蜀国政府拨给军队统帅姜维锦、绮、彩各二十万匹，作为军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蜀锦不仅产量巨大，而且品种花色也十分丰富。诸葛亮曾将产量大而且质量上乘的蜀锦发放给少数民族以抵御痘疫流行。此后苗锦、壮锦、侗锦都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为了纪念这段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将锦称为“武侯锦”“诸葛锦”等。纬锦是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纬丝同一组经丝相交织，用两把梭子在织物的正面浮点起花。纬锦的品种很多，如凤纬锦、宝花锦、百鸟锦等，典型代表是晕裥锦，它利用不同颜色的纬丝，在织物表面织出由深到浅、逐层过渡、层次分明的横向条纹，如同日月周围的晕气，故称“晕裥”。其立体感强烈，花纹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形状，文彩奇丽，提花精美绝伦。在唐朝时代，丝绸之路第二次开通，精美瑰丽的纬锦传入中亚与西欧等地区，成为大唐文化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