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和秦汉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蚕桑丝绸业有了充分的发展条件。战国时期，我国已经由奴隶社会步入了封建社会，随着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发展，特别是农业技术的广泛进步，加速了采桑养蚕的发展和集约化进程。秦统一之后，统一度量衡，使长度、容量、重量都有统一的标准，便利了经济的发展；统一货币，把秦国的圆形方孔钱作为统一的货币，通行全国，这对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交流意义重大。汉朝代秦，又承秦制，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提倡农桑，鼓励贸易，注重恢复发展生产。战国至秦汉的这些政策，均促进了蚕桑丝绸的生产与发展，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从桑树的栽培，到采桑、养蚕、缫丝、编织、练染等一系列技术均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工艺流程和技术手段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丝绸逐渐成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一）统治者对桑蚕丝织的重视

进入战国和秦汉之后，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桑蚕丝织业成为广大人民衣食和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如《管子》中曾经提出“务五谷则食足，养蚕桑、育六畜则民富”。可见，在中原的广大地区，特别是齐鲁这样桑蚕丝织业高度发达的地区，桑蚕的地位已经跃居“六畜”之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主要的地位。楚平王时期，为了争夺桑树种植地域，向吴国发动战争，被后世称为“蚕茧大战”。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之后，国家一直推行“农战”的政策来提高本国的经济实力，而蚕桑生产则是农战的重要内容之一。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耕织出众的农户进行奖励。在《吕氏春秋·月令》中也记载了大量严酷的法律对破坏桑树和偷盗的行为进行惩罚。

汉朝对蚕桑丝织的重视是强于前代的。从“文景之治”到“汉武中兴”，汉初的统治者无不主张“重农抑商”的基本政策，而“农桑为本”的思想也在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于是，蚕桑纺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随之而来的就是桑蚕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种植。春秋战国时期，蚕桑养殖还只是处于以齐鲁为核心的北方地区，沿着黄河流域较为平均地分布。到了两汉时期，其重心开始有了南移的趋势，尽管其核心仍在北方，但是养蚕技术的传播速度和桑树种植区域的扩大速度都是南方大于北方。根据《氾胜之书》记载，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一代都有大片的区域进行桑蚕的种植和丝绸的生产，连海南岛北部地区也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绘有女子采桑图案的陶器，可以推算出海南地区当时已经有了蚕桑丝织的技术。

随着蚕桑丝绸业的普遍勃兴，政府也加强了对该领域的管理，设置了“蚕官令丞”负责统筹相关的事物。但可惜的是，这个官职在《汉书》这样的官方正史中没有记载，但是很多学者通过考古发掘和对汉瓦当的文字考证，认为该官职是存在的。

（二）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的进步

战国秦汉时期的蚕桑养蚕技术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主要体现在采桑和养蚕两个方面的细化。更多更实用的生物技术被应用在了桑树的种植上，西周以前的桑树种植主要是野桑，而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则开始人工培育树桑类的高干桑、低干桑和地桑，栽培方式上也比过去更加集约化，修剪形式上比过去更加细化、模式化。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代的桑树种植既有科学栽培和修剪的高干桑和地桑，也有自然形成的美观高产的乔木桑。关于桑树的播种，是用桑葚子和黍子混合播种的，二者共同出苗，几户农民共同间苗、犁地，使苗间距达到最佳，翻土、施肥、除草都有详细的记载，等到黍成熟后，将其贴地割掉，并且放火烧毁，有益于桑苗第二年的生长。从分布上看，长江北部多为高干桑，长江以南多为地桑，二者的栽培方式略有不同，但是基本遵循上述的方法。在桑树的修剪方面，汉代以来也有许多的方法，使其更便于桑蚕的采集，以及第二年的生长和发育。

伴随着桑树培植技术的进步，养蚕的方法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的不断积累、总结，到了汉代，人们对蚕的生活习性与生理构造有了明显的了解。当时的人们已经了解到蚕“喜湿恶暑”的特性，养蚕者多对蚕的春季育种、夏季生长、季末吐丝结茧有详细的掌握，并且将其运用于生产当中，发明了室内蓄火、向阳温室，均为蚕的生长发育创造了适宜的生活环境。根据西汉《氾胜之书》记载，与前代比较，汉代的桑蚕生长周期良好，蚕茧的产量和质量都比前代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生产工艺方面，为了能使丝胶更加快速地溶解，秦汉时期的先民发明了沸水煮蚕茧的方法。这样就成功地避免了丝胶的粘连和结疙瘩，使蚕茧的表面更加圆润、溶解得更加快速，丝的力度和韧性都有提高。从《汉书·食货志》中可以看出，沸水煮茧的缫丝方法已经被广泛使用。

伴随着生产工艺的提高，生产工具也有了进步。战国秦汉时期，丝织机的构造更加科学，织造的工艺更加精湛。从长沙发掘的战国遗址中发现了五种锦和若干的提花织品，其工艺水平远远胜于前代，这要归功于当时先进的镊提花机。与前代的斜纹机相比，经密140根／厘米，纬密为60根／厘米，可以织出暗花对龙对凤纹、褐地双色方格纹、几何纹等，可见当时的提花机水平是十分高超的。战国时期的平纹织机虽然没有提花机的工艺高超，但是工艺也达到了经密75—84根／厘米，纬密为45—50根／厘米，织物疏密自如，薄厚均匀，比起前代还是有很大进步的。

到了两汉时期，丝织工具更是有了明显的进步。缫丝的工具从原有手持的丝掃逐渐变为一种轱辘式的缫丝纴，这便是日后手摇缫丝车的雏形。络丝、并丝、捻丝的工具也都基本上完备了。当时络丝的方法还没有明确的记载，单从江苏出土的汉画像石上看，络丝是将丝绞从缫丝纴上慢慢脱下来，套在箍丝架上之后，绕到桄子上。汉代卷纬的工具主要是纺车，当然，它也可以进行并丝和加捻，分为手摇和脚踏两种，手摇纺车多称为轱辘车、维车，脚踏纺车多称为鹿车。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有关于纺车的画像。20世纪90年代初，在江苏、浙江也多次出土纺车的画像和残骸，可见当时的纺织技术是十分进步的，丝织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都有所提高。汉代的丝绸织机也已经十分完备，根据《太平御览》卷八二五《器物部》记载，当时的纺织机的器型一如战国时代，但是平纹织机与提花机的构造均有了很大的进步。关于平纹织机的工作流程，江苏铜山县青山泉东汉纺织画像石有较为详细的描绘：“左方刻一织机，一个人坐在织机的前面，回身从另一个人的手中接过婴儿抱起。右方刻一纺织机和另一个纺织者，旁边有一人躬身而立，正为纺织者传递物品。右上方悬挂着五个麻团，为纺织之用。”可见，当时的纺织流程是很重视协作的。根据画像，我们也可以对平纹的斜织机进行复原，它的基本机型是：在一个长方形木架子的机座上，后端置一个机架，前方无任何机座板，机架后端竖立两根机杼。机架与水平的机座大约成55°的斜角。机器上配有经轴、纬轴、分经木、提综杆。在机身的斜下方还放置着投纬用的梭和打纬用的筘。汉代的平纹斜织机是对卧机的改动，大大提高了纺织速度，减少了工作人员的劳动量，丝织品的质量也有了巨大的进步，它的构式有三种：洪楼式、留城式和青山式，其中以青山式最为流行。

汉代的提花机也有了巨大的进步。根据《西京杂记》的记载：“（西汉时）绫出钜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就是说西汉陈宝光的妻子，经过长期的探索、研究，制成了120综、120镊的更高级的提花机，这样就使操作大大简化了，产品的工艺也有了提高，每匹可以卖到一万钱。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束综提花机，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花楼杆控制花部经丝的提沉，同时用脚踏杆控制地综的提沉，这样就可以编织出精美的花纹图案和复杂的几何图形。当然，对提花机改动的不只是陈宝光妻子一个人，根据《三国志·方技传》的记载，东汉的马钧也对提花织机进行了改造。过去的提花机原有50—120镊之多，经过马钧的改造变为了12镊，这就大大降低了提花机的工作量，使机器更加灵巧，纺织的时间更加快捷。这一技术一直被沿用，到了唐代才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三）普遍发展的练漂印染工艺

战国秦汉时期，颜色一直被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周代，黑色被视为卑贱的颜色，很多奴隶和身份低下的平民均着黑衣，因为黎字古通“黧”，指黑色。所以平民百姓在古代叫做“黎民百姓”。秦始皇即位之初，极其推崇巫术，认为黑色可以使国运昌盛。朝服、旗帜以及平时所穿的衣服也均以黑色调为主。汉承秦制，崇尚黑色的社会风气日重，黑色成了高贵的代名词。但是到了东汉时期，这种风气下降，紫色成了达官显贵的新宠。

在这一时代，练漂印染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比起前代成熟很多。染色和漂白已经成功地区分出来。根据《太平御览》记载，战国时期的漂白技术分为水漂和浸练，到了秦汉时期，则发展成为了煮练和捣练。沸水快煮，木杵绞丝，大大提高了漂白和脱胶的速度，丝绸手感细腻、光洁如玉，质地上乘。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的染色物来看，当时的颜色已经达到二十种以上。经过千年的风霜，仍然光洁如新。对于丝绸的上色，多用的是化学方法。例如汉代染黑色就是用一块铁板，放置在阴暗处，表面上洒上浓度适中的盐水，再放入醋缸，浸泡三个月左右，形成硫酸铁，这种成分对丝绸织品的损伤比较轻，着色度较高，是理想的染色剂。这一时期，还新增了很多化学染料，如绢云母、石墨、朱砂、西域胡粉。除了化学染料外，还有一些植物染料，如产于西北的红蓝花可以用来着染红色，茜草可以用来着染黄色。

战国秦汉这一时期，丝绸织品的种类和名目均更加丰富，根据《汉书》中的记载，各类丝织品的名称多达数百种。根据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记载，以丝为偏旁命名的文字有几十种，以颜色命名的文字也有十几种。

（四）丰富多样的丝织品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繁荣的时期，各诸侯间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丝绸产品已不再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逐渐普及到了民间。因此，织、绣、染技术有了空前的发展，为汉代大规模开通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战国时，丝绸的纹样已突破了商周时期几何纹的单一局面，表现形式多样，形象趋于灵活生动、写实和大型化。商周时期的神秘、简约和古朴的风格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蟠龙凤纹。这时的纹样已不再注重其原始图腾、巫术宗教的含义，纹样穿插、盘叠，或数个动物合体，或植物体共生，色彩丰富、风格细腻，构成了龙飞凤舞的形式美。由于当时织和绣表现纹样的技术相差较大，浪漫主义风格在织、绣上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丝织上主要采用变化多端的几何纹样；刺绣则表现以龙凤为主题的动物图案。马山楚墓中出土的大量龙凤纹是当时龙凤艺术的集中表现。

到了秦汉时期，丝织品的种类更加齐备，花样更加丰富。汉代的丝织品数目繁多，但是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种丝织品和衣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保存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史料。1972年出土的1号墓边箱出土的织物，大部分放在几个竹笥之中，除十五件相当完整的单、夹绵袍及裙、袜、手套、香囊和巾、袱外，还有四十六卷单幅的绢、纱、绮、罗、锦和绣品，都以荻茎为骨干卷扎整齐，以象征成匹的缯帛。3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和衣物，大部分已残破不成形，品种与1号墓大致相同，但锦的花色较多。最能反映汉代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重不到一两，是当时缫纺技术发展程度的标志。用作衣物缘饰的绒圈锦，纹样具立体效果，需要双经轴机构的复杂提花机制织，而印花敷彩纱的发现，表明当时在印染工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以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几乎代表了汉代丝织业的最高水平。

此外，在河北、山西、河南等地区，也有大量的精美丝绸织物出土。

按照丝织品的工艺和组织来分，大致可以分为绢、绮、锦三大类，每一类也可以分为多种。战国秦汉时期，这三种丝织品花色更加精美，纹理更加清晰，花样更加丰富。图案也从原有的简单几何图形演变成了山水、花鸟、云气等综合纹理。再配以文字，相互穿插，变换出了高超的工艺水平。《说文》对绢的解释是这样的：“缯如麦绢者。从纟，肙声。谓粗厚之丝为之。”基本符合汉代绢类特点。汉代的绢类织物为平纹组织，质地轻薄，坚韧挺括平整，一般常见的有天香绢、筛绢等。天香绢的缎花容易起毛，不宜多洗，不适宜平民使用，多为贵族的奢侈品。马王堆汉墓3号墓就出土了大量做工精美的绢类产品。

绢的一种衍生材料纱以其结构稀疏、易于透气得到了汉代官员的推崇。根据《汉书》记载，汉代的官员头上的帽子都是用纱制成的。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部分官服，经过复原之后，证实就是《汉书》中提到的漆缅冠，表面涂上黑漆，纱料坚韧挺亮，威严而不失华贵，耐用不易变形，为后世历代官员推崇，百姓习惯称之为“乌纱帽”。

绮是平纹为地，斜起花纹的提花织物。绮在汉代是很有影响力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在《汉书·序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在于绮襦纨绔之间。”汉代的绮织物照前代比较，颜色上由单一的一种，变成了多变的“七彩汉绮”。花纹上也变为了两根组成斜纹的长线经丝，中间夹杂着一上一下的平纹经丝。纬线没有明显的变化。这样的构造不但能突出花鸟、山水的色彩变化，突出立体感，也不会影响织物整体的外观。在马王堆汉墓和甘肃等地区均出土了绘有民族特色图案的精美丝织品，造型别致，风格独特。

锦是经丝和纬丝经过多重织造构成的极其精美的丝织品。《说文》中对汉锦做出了这样的记载：“锦，襄邑织文。朱骏声按，染丝织成文章也。汉襄邑县贡织文。”秦汉时期的织锦是以两色以上的经丝交替编织换层来显示花纹的，《汉书》中称为“经锦”。战国、秦汉流行以二色或三色经轮流显花的经锦，包括局部饰以挂经的挂锦、具有立体效果的凸花锦和绒锦。1959年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发现的东汉“万年如意锦”，使用绛、白、绛紫、淡蓝、油绿五色，通幅分成十二个色条，就是汉代典型的经锦。著名的“四大名锦”（南京云锦、杭州织锦、苏州宋锦、成都蜀锦）之一的成都蜀锦就是典型的经锦代表。蜀锦是中国四川生产的彩锦，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汉至三国时蜀郡（今四川成都一带）所产特色锦的通称，以经向彩条和彩条添花为特色。蜀锦兴起于汉代，早期经锦为主。西汉时，蜀锦品种、花色甚多，用途很广，行销全国。《太平御览》引《诸葛亮集》：“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唐代蜀锦保存到现代的有团花纹锦、赤狮凤纹蜀江锦等多种，其图案有团花、龟甲、格子、莲花、对禽、对兽、斗羊、翔凤、游鳞等。在马王堆汉墓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起绒锦，其立体感强烈的花色和精巧别致的样式是对传统织锦的创新与突破。织锦作为丝绸织造技术的最高表现，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传入了中亚、波斯、阿拉伯、爱琴海以及地中海沿岸的西欧国家。把东方的精美丝品和先进文化带入了西方社会，以罗马为首的西方国家竞相追捧，成为上流社会的必备奢侈品，为了得到丝绸甚至不惜发动战争。织锦与同样原产于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东亚文明强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