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100年正月，十七岁零三个月的徽宗登上了宋朝天子宝座，从此开始了近二十六年的统治，直到1125年的最后一个月。宋朝差不多有一亿国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宋徽宗以对艺术的贡献而闻名：他是造诣很深的诗人、画家与书法家，他热衷于修建寺观与园林，是开风气之先的艺术品及文物收藏家，也是知识渊博的音乐、诗歌与道教的赞助人。在支持艺术的范围、对艺术领域的关注及投入的时间上，世界历史上少有君主能与他相提并论。然而，在治理国家这项主要职责上，他却一败涂地，正是在他统治期间，女真人在北方巩固了实力，并大举入侵宋朝，攻陷都城开封，掳走徽宗、数千名宗室与宫中侍从。徽宗本人也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作为一名俘虏，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八年。

徽宗一生颇富戏剧性，在很大程度上，机缘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果不是他的皇兄没有留下后嗣并在二十三岁时早逝，徽宗绝不会当上皇帝；假如他的宰相蔡京六十多岁就一命呜呼，而不是活到八十多岁，他的朝廷政治就不会有那么多派系纷争；假如契丹能够平定女真叛乱，女真也绝对不会入侵宋朝，而徽宗很可能会在皇帝的宝座上再统治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尽管徽宗的选择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但他自己无法控制的一些事件与事态发展也同样重要。

对宋代及后世的中国史家而言，关于宋徽宗及其统治，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究竟哪里出了错。徽宗的过失必须要找出来，以便警示后来的皇帝不要重蹈覆辙。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进行考察，徽宗许多文化爱好就成了他的恶习，而不是美德。他对艺术的热爱被视为耽溺，对道教的崇尚则被视为自欺。此外，徽宗不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他选蔡京担任宰相，修建奢华的园林，并在女真起而反抗契丹时决定与女真结盟，这些行为也备受后人诟病。由于存世的原始文献充满了这种对宋徽宗及其统治的传统道德解释，其影响也波及很多英语与汉语的著作。当代历史学家大都会承认，假如当初契丹人迅速镇压女真的叛乱，女真就不可能对宋朝构成威胁，也就没有理由认为宋徽宗的统治是失败的。然而，历史学家依然倾向于在著作中暗示，徽宗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不可避免地直接导致了政权的崩溃。

中国已没有需要进行规劝的皇帝了，为什么还要写一本关于宋徽宗的著作呢？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宋徽宗及其统治时期，希望对中国文化中偏重感觉的一面进行探索，当时最先吸引我的就是作为艺术家、艺术赞助人和艺术收藏家的宋徽宗。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变得越来越好奇，并开始思考能否从一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宋徽宗？在欧洲历史上，统治者被视为应当是高贵奢华的，建造宏伟华丽的宫殿、吸引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并构建丰富的艺术收藏，这些都是伟大统治者的分内之事，值得赞许。人们是否也可以将徽宗对奢华的追求视为君主权威的一种适当表现呢？

为了重新审视宋徽宗及其统治时期，我转向最早的、后人改动最少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形成于徽宗统治时的一些资料。通过阅读宋徽宗颁布的诏谕、呈递给徽宗的奏章、笔记与各类传记，我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笔记。随着对宋徽宗研究的进展，我开始撰写关于徽宗朝某些事件或方面的学术论文。此外，我还组织过一次有关徽宗时期的文化与政治活动的研讨会，帮忙将研讨会资料结集，并于近期撰写了一本有关徽宗收藏的文物与艺术作品的专著。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写一本徽宗的传记，从徽宗的角度来观察他的世界，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旨在解释，而非开脱或谴责。与之前问世的所有关于徽宗的著作相比——无论是用西方语言还是用中文所写的著作——这本书对徽宗表达出了更多的同情。它呈现出一位更复杂但也更人性化的徽宗。

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中国的皇帝制度呢？在20世纪，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许多学者逐渐摒弃了儒家史观里各种旧的分类，开始运用新的西方概念，譬如“独裁”（autocracy）、“专制”（absolutism）或“暴政”（despotism）。这些概念暗示皇权中的关键因素是法定权力，以及有无对皇权的制约。然而，能够将独裁或暴政理论和实际的皇帝联系起来的学术研究不尽如人意。还有一种从权力合法性角度看待皇帝的方法，即关注他们在仪式中扮演的角色。皇家仪式在中国的原始文献里有详细记载，而研究这些仪式、宇宙哲学，以及包含在其中的意识形态，不妨理解为以一种更具中国中心观的方式来研究君主制度。将皇帝视为高级祭司，有助于纠正视皇帝为独裁者的错觉，但这种观点自身也有偏见。如果极端强调中国皇帝的象征性权威或无制衡权力，那么，他们似乎与其他国家君王截然不同。

在本书中，我试图转换视角，至少稍微偏重中国君主制度中与其他国家并无二致的那些特征。中国的皇帝与许多国家的君主一样，都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他们肩负着作为复杂的贵族家族首脑的义务；他们主持场面宏大的典礼与娱乐活动，招募音乐家、建筑师、画家、诗人、科学家与学者；他们会见官员、将军、使臣与侍从。就像其他国家的宫廷一样，宋朝的宫廷也是一个场所，各类宗教、文学、艺术与政治活动相互交织其中，这些活动的风格与品位受到仔细审查，并期待得到皇家的慷慨资助。

那么，宋徽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即位初期，他经常提到希望继承父皇的遗志，做一名孝顺的儿子。宋徽宗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因此，他对父亲没有什么记忆，不过还是非常在意父亲的历史地位。随着岁月流逝，宋徽宗提到父亲的次数越来越少，并开始发起一些父亲从未尝试过的项目，比如修订礼仪法典、收藏文物。有时他会声称，父亲也曾打算实施某项计划，但没有活到愿望实现的那一天。

在我看来，宗教是理解宋徽宗的关键之一。并非所有的宋朝皇帝都被形形色色的宗教吸引，但宋徽宗倒确实是。如果我们意识到宋徽宗具有强烈的宗教情结，就很容易理解他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宋徽宗在位早期，对正统道教就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接受了君权神授的古老观念，也接受了这种观念赋予统治者履行仪式的核心地位；他看到了仪式在“复古”上发挥的威力；此外，他接受了有关天庭以及他自己与道教神仙联系的新启示。宋徽宗参与宗教活动的这些方面是我理解宋徽宗的核心。

认识宋徽宗的其他关键点是他喜欢豪华的场面和新鲜事物。他安排别人进行创作，完成了“尚古”的仪式、雅致的建筑、精巧的花园，以及最新的典籍。在北宋后来经历的浩劫中，这些项目成果有些留存下来，有些则毁于一旦。

毫无疑问，宋徽宗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的诗歌、书法，尤其是绘画作品，给同时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部分存世的作品，足以让我们自行判断。作为艺术家、教师、宫廷艺术家的赞助者，以及文化藏品宏富的收藏家，宋徽宗曾出现在许多学者的著作中。在此前出版的关于宋徽宗收藏品的一部专著中，我研究过这些文献，不过，本书将从其他角度探索宋徽宗在艺术领域的成就，尤其是他在宫廷的艺术创作，以及他所展示的作为艺术家的自己。

与其他中国皇帝一样，宋徽宗也从未写过回忆录。同时代的史家，甚至后世的历史学家，也没有撰写宋徽宗一生的编年史。因此，为了撰写本书，我不得不将多种资料和证据拼接在一起，其中既有文本典籍，也有图像资料；既有政府公文，也有笔记轶事；既有道教的传统经典，也有其他来源的著作。当然，这些史料都构成了挑战，这里举出一例或许有助于说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宋徽宗的巨幅画像（彩图一），上面没有标明作画日期或画家署名，但故宫博物院确定作画日期为宋朝。观看这幅画像有助于我们想象宋徽宗的模样：他正襟危坐，没有倚在龙椅背上。他的脸圆圆的，面颊饱满，留着细细的胡须。他并不很瘦，甚至可能有点圆润，但大部分身体都掩在衣服下面。尽管无法确定他的年龄，但画像中并不是一位老者。他似乎正在凝视着某物，或者正陷入沉思。面对这幅画像，我能想象出他是一个敏感而自信的人，但我也承认，别人在观察这幅画像时可能会对他产生不同的想象，例如，也许会看到一位和蔼可亲且自我满足的人。

对历史学家来说，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还要意识到哪些方面不应该从这幅画像中推断出来。这幅画像作于宋徽宗离世后，用于宫廷举行祭祖仪式时悬挂。从宋徽宗所穿长袍的颜色或款式，我们推断不出任何个人特征，因为这是一组宋代祖先画像中的一幅，在这组画像里，所有的宋朝皇帝都身穿红色圆领长袍。画像中的徽宗坐着而非站着，还将双手藏在袖子里，我们也不应根据这些姿势推断出什么，因为并非宋徽宗本人想要被描画成这幅形象。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这幅画与徽宗本人有多像。这幅画应当是宋徽宗的儿子高宗在杭州听到父亲离世的消息后才命人绘制的。但在那个时候，南方的这些画家至少已有近十年没有见过徽宗了。画像可能是宫廷画家和高宗等人根据记忆以及期望中徽宗的形象所绘制，然而，记忆永远是不完美的。

在通过文字记录了解宋徽宗时，我们同样需要注意，这些资料能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又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内容。《宋会要》是最主要的政府文件汇辑，其中收录了七千多份徽宗批阅过的文件原文或概要，包括呈递给皇帝的奏章或皇帝颁布的诏书。此外，还有徽宗宣称自己亲笔创作的大量诗歌、书法与绘画作品，甚至包括他写给一位道士的很多亲笔信。许多宝贵的资料收录在徽宗朝官员的文集，以及宋徽宗身后数十年间编纂的笔记小说里。有关徽宗在世最后二十年发生的事件，《三朝北盟会编》是内容非常丰富的史料，它引用大量的第一人称叙述，其中很多原始资料已经不存于世了。

所有资料首先要根据各自的情况进行理解。例如，诏书与诗歌中使用的语言，受到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影响。另外一项挑战是，对宋徽宗带有偏见的一些史料，需要找到适当的方式加以利用。很多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社会与经济史，他们已习惯从被扭曲的原始资料中努力发现妇女、农民与商人等方面的有用信息，因为即使是带有偏见的观察者也可能提到一些基于准确信息的细节。对宫廷的研究同样如此，可能经常要以不同于原作者与编纂者设想的方式去阅读原始资料。例如，弹劾皇帝宠臣的奏章对于研究被指责的人来说，可能不是很好的资料来源，但对研究统治者收到了哪些信息而言，这就是最好的资料。笔记常常是我们研究人格特质时的唯一资料来源，就算这些笔记来自虚假的谣言，也可能会包含某些真实资料。在本书中，我尽量仔细核查那些坊间广为流传的宋徽宗故事的依据，因为我知道很多故事是基于谣言和传闻（参见附录A）。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读者将了解到宋徽宗参与的许多活动：颁布诏书、主持仪式、与宗教大师对话、炫耀自己的宝藏、与大臣们一起赋诗等。与当时的人们一样，今天的读者可能也想知道，宋徽宗的活动中有多少只是按照宫廷官员提供的脚本在公众面前的表演，又有多少反映了他本人的真实感情。这些问题不好回答，而且对于今天的政治人物也有同样的疑问。我们对宋徽宗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也就是他公众的一面，比对他的想法或真实感觉了解得多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尽可能通过叙述事件和细节，将我所看到的资料介绍给读者，尽管这些事件和细节影响了我对宋徽宗的认识，但我通常会让读者做出自己的推论。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大量的帮助。首先，我参考了许多有才华的学者的论著。宋史在今天是一个相当成熟的领域，除了有关宋朝政府、宗教与艺术比较综合的著作之外，关于宋徽宗参与道教、进行乐制改革、慈善事业、创建学校制度、园林建筑、绘画与画院、宋金联盟、宋金战争与宰相蔡京，以及很多其他专题都有引人注目的研究。我对这些学者论著的感激会体现在注释中。假如不是从这么多现代学者的著作中获益，那么，对我而言，要涉及如此广泛的话题就会困难得多。

我能够专心致力于此项目，时间也同样重要。在我忙于研究宋徽宗生平的这几年里，有三次可以用整年的时间专注研究与写作，而不用教学。对这些宝贵的时间，我很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the 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蒋经国基金会，以及德国洪堡基金会（th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洪堡基金会的基金使我能够在明斯特大学的汉学研究所度过一年的时光，本书的大部分就是在那里写的。在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项目（the China Studies Program）与历史系资助了研究的差旅费和绘图费用，并提供了研究生的协助。在项目接近尾声时，佩顿·加纳利（Peyton Canary）和段晓琳帮助整理了详细书目，补充了许多论著信息，马歇尔·阿格纽（Marshall Agnew）绘制了地图。我也感谢阅读章节草稿并给予建议、鼓励的各位同仁。当我需要意见反馈时，贾志扬（John Chaffee）、张勉治（Michael Chang）、艾朗诺（Ronald Egan）、葛平德（Peter Golas）、盖博坚（Kent Guy）、蔡涵墨（Charles Hartman）、黄士姗（Susan Huang）、史乐民（Paul Smith）和德野京子都慨然拨冗相助。出版社的两名匿名评论者也提供了宝贵的建议。我的丈夫汤姆为我提供了非专业意见，在三个阶段毅然阅读了全部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