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二字,是日本人从欧文翻译出来的名词,我国人沿用之,没有更改。原文为Philosophy,由希腊语变出,即爱智之意。因为语原为爱智,所以西方人解释哲学为求知识的学问。求的是最高的知识,统一的知识。
西方哲学之出发点,完全由于爱智,所以西方学者主张哲学的来历,起于人类的好奇心。古代人类看见自然界形形色色,有种种不同的状态,遂生惊讶的感想。始而怀疑,既而研究,于是成为哲学。
西方哲学,最初发达的为宇宙论或本体论,后来才讲到论理学 、认识论。宇宙万有,由何而来?多元或一元,唯物或唯心,造物及神是有是无?有神如何解释?无神如何解释?……是为宇宙论所研究的主要问题。
此类问题,彼此两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辩论终久不决。后来以为先决问题,要定出个辩论及思想的方法和规范。知识从何得来?如何才算精确?还是要用主观的演绎法,先立原理,后及事实才好?还是采客观的归纳法,根据事实,再立原理才好?这样一来,就发生论理学。
再进一步,我们凭什么去研究宇宙万有?人人都回答道:凭我的知识。但知识本身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若不穷究本源,恐怕所研究的都成砂上楼阁了。于是发生一种新趋向,从前以知识为“能研究”的主体,如今却以知识为“所研究”的对象,这叫作认识论。认识论发生最晚,至康德以后,才算完全成立。认识论研究万事万物,是由知觉来的真,还是由感觉来的真?认识的起源如何?认识的条件如何?认识论在哲学中最晚最有势力。有人说除认识论外,就无所谓哲学,可以想见其位置的重要了。
这样说来,西洋哲学由宇宙论或本体论趋重到论理学,更趋重到认识论,彻头彻尾都是为“求知”起见。所以他们这派学问称为“爱智学”,诚属恰当。
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直译的Philosophy,其含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上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
世界哲学大致可分三派:印度、犹太、埃及等东方国家,专注重人与神的关系;希腊及现代欧洲,专注重人与物的关系;中国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一切学问,无论哪一时代,哪一宗派,其趋向皆在此一点,尤以儒家为最博深切明。
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说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至于条理次第,以《大学》上说得最简明。《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
然则学问分作两橛吗?是又不然。《大学》结束一句“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格致诚正,只是各人完成修身功夫的几个阶级;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各人以已修之身去齐他治他平他,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适用这种工作。《论语》说“修己以安人”,加上一个“以”字,正是将外王学问纳入内圣之中,一切以各人的自己为出发点。以现在语解释之,即专注重如何养成健全人格。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儒家千言万语,各种法门,都不外归结到这一点。
以上讲儒家哲学的中心思想,以下再讲儒家哲学的范围。孔子尝说:“知( 智 )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自儒家言之,必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这样看来,西方所谓爱智,不过儒家三德之一,即智的部分。所以儒家哲学的范围,比西方哲学的范围,阔大得多。
儒家既然专讲人之所以为人,及人与人之关系,所以它的问题,与欧西问题,迥然不同。西方学者唯物唯心、多元一元的讨论,儒家很少提及。西方学者所谓有神无神,儒家亦看得很轻。《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把生死神怪看得很轻,这是儒家一大特色。亦可以说与近代精神相近,与西方古代之空洞谈玄者不同。
儒家哲学的缺点,当然是没有从论理学、认识论入手。有人说它空疏而不精密,其实论理学、认识论,儒家并不是不讲。不过因为方面太多,用力未专,所以一部分的问题,不如近代人说得精细。这一则是时代的关系,再则是范围的关系,不足为儒家病。
东方哲学辩论得热闹的问题,是些什么?如:
1. 性之善恶,孟荀所讨论。
2. 仁义之内外,告孟所讨论。
3. 理欲关系,宋儒所讨论。
4. 知行分合,明儒所讨论。
此类问题,其详细情形,以后再讲。此地所要说明的,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注重这些问题。他们是要讨论出一个究竟,以为各人自己修养人格或施行人格教育的应用,目的并不是离开了人生,翻腾这些理论当玩意儿,其出发点既与西方之以爱智为动机者不同。凡中国哲学中最主要的问题,欧西古今学者,皆未研究,或研究的路径不一样。而西方哲学中最主要的问题,有许多项,中国学者认为不必研究;有许多项,中国学者认为值得研究,但是没有研究透彻。
另外有许多问题,是近代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儒家亦看得很重。在外王方面,关于齐家的,如家族制度问题;关于治国的,如政府体制问题;关于平天下的,如社会风俗问题。所以要全部了解儒家哲学的意思,不能单以现代哲学解释之。儒家所谓外王,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都包括在内;儒家所谓内圣,把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都包括在内。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标题“儒家哲学”四字,很容易发生误会。单用西方治哲学的方法研究儒家,研究不到儒家的博大精深处。最好的名义,仍以“道学”二字为宜。先哲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谓道也。”又说:“道不远人,远人不可以为道。”道学只是做人的学问,与儒家内容最吻合。但是《宋史》有一个《道学传》,把道学的范围弄得很窄,限于程朱一派。现在用这个字,也易生误会,只好亦不用它。
要想较为明显一点,不妨加上一个“术”字,即庄子《天下》篇所说“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的“道术”二字。“道”字本来可以包括术,但再分细一点,也不妨事。道是讲道之本身,术是讲如何做去才能圆满。儒家哲学,一面讲道,一面讲术;一面教人应该做什么事,一面教人如何做去。
就前文所举的几个问题而论,如性善恶问题,讨论人性本质,是偏于道的;如知行分合问题,讨论修养下手功夫,是偏于术的。但讨论性善恶,目的在教人如何止于至善以去其恶,是道不离术;讨论知行,目的在教人从知入手或从行入手以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是术不离道。
外王方面亦然,“民德归厚”是道,用“慎终追远”的方法造成它便是术;“政者正也”是道,用“子帅以正”的方法造成它便是术;“平天下”“天下国家可均”是道,用“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的“絜矩”方法造成它便是术。道术交修,所谓“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儒家全部的体用,实在是如此。
由此言之,本学程的名称,实在以“儒家道术”四字为最好。此刻我们仍然用“儒家哲学”四字,因为大家都用惯了,“吾从众”的意思。如果要勉强解释,亦未尝说不通。我们所谓哲,即圣哲之哲,表示人格极其高尚,不是欧洲所谓Philosophy范围那样窄。这样一来,名实就符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