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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4
若试图弄清一个落单的原住民能独自生存18年，而那些欧洲探险家却没能幸存下来的原因，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群体是如何完成文化适应的，即在迥异而又充满挑战的环境下使人类能够存活并繁衍的一系列技能、信念、实践、动机与组织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化适应过程比人类本身更具智慧。在数代人无意识的个人选择、学习偏好、歪打正着以及偶然发现下积累形成了文化适应，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机制令今天的工程师与科学家们叹为观止（见第7章）。在上述章节中，我们已经见识了因纽特人更有效的御寒衣物与澳洲原住民去除大柄苹毒素的文化适应行为，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更多的文化适应行为，诸如使孕妇免于海产品中毒的饮食禁忌与激发亲社会性的宗教仪式。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对文化演进有一定的了解，这样才能解释人类如何在生活环境的挑战下创造出这些复杂的工具和技术、形成这样的偏好。
这使我们进入了文化演进的核心之处，而不是将“文化”放在“进化”或“生物”的对立面。近来许多研究结果展示了自然选择是如何作用于基因，并以某种方式塑造能够产生文化适应复合体的“非基因性进化过程”的人类心理。文化与文化演进，是为了学习别人而在遗传演进中带来的心理适应结果。也就是说，通过自然选择，大脑塑造出一种学习别人能力的基因。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这些学习能力转化为精妙的自适应行为技能，包括那些特殊的工具与有关动植物的诸多知识。这些自发产生的结果，最初是在人类群体无意识的相互学习影响下出现的。进而，“文化解释”在一系列其他非文化解释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进化性的解释”。
在经典著作《文化与演进过程》一书中，罗伯·博伊德与皮特·里彻森通过数学模型探讨了遗传演进引起的心理适应带来的文化学习能力，并为这种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一旦以心理适应或其他的适应行为来看待文化学习，我们就可以追问自然选择是如何塑造出我们的心理与动机，并使我们能够最有效地从别人身上学到有用的策略、信仰、想法与其他偏好。
这些是关于我们应该向“谁”学习，明白“什么东西”是需要注意与推断的，以及文化学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抑制了我们的直接经验或直觉的问题。
不同科学领域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文化学习如何一步一步地调整我们的心理适应。自然选择为人类提供了广泛的心理能力，使我们可以很高效地从别人的思想与行为中获取有用信息。在婴幼儿时期，人类便显现出这种学习本能，并且开始无意识地使用着。在很多情况下，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猜硬币博弈和“剪刀石头布”那样，我们难以抑制自动模仿的本能。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甚至在获得“正确答案”是如此重要的情况下，文化学习机制也会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实践、策略、信仰和动机。事实上，我们越认为得到“正确答案”重要，我们就越依赖文化学习。
作为这一章的开头，我们应思考文化学习是如何普遍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与心理。表4–1列出了受文化学习影响的一些领域的相关研究，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进化领域，如饮食偏好、择偶、技术引进与自杀行为以及社会动机。
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文化学习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并改变了我们对事物与他人进行判断的神经系统。如此一来，这也建立起我们判断自己的标准。一个经典的实验表明，不管孩子们愿不愿意受到奖励，都会表现出“标准”的表现。
当孩子们看到，示范者在保龄球游戏中获得高分时才能得到M&M巧克力豆作为奖励，他们会模仿这一奖励标准，在没有获得高分时不去吃巧克力豆。越来越清晰的是，在文化上建立的标准或价值观会引导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去进行个体学习、训练和反复摸索。
表4–1 文化学习领域
让我们开始探讨文化学习能力作为遗传演进的心理适应这一观点，如何加深了人类关于个人适应环境以及历经几代人的群体适应其生存环境这两方面的认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如何确定应该向谁学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可以说明文化适应的出现。
假设你是一个生活在狩猎采集族群中的男孩，而所在族群的打猎范围非常广，为了生存，你应该如何进行打猎呢？你可以先进行一些尝试。比如，试着向瞪羚扔几块石头或追逐斑马，你也可以等到狩猎本能苏醒后再进行打猎。如果你选择后者，那么你很可能会像富兰克林、伯克与纳瓦埃斯那样，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富兰克林的队伍忍受着饥饿在浮冰上度过了19个月，其间没有一个人想出制作鱼叉来猎捕海豹的方法。实际上，作为一个文化物种，我们即使没有专业的狩猎能力，也会激发出一种内在本能，寻找可以模仿的人，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会去模仿任何人。有抱负的年轻猎人首先会在最亲近的兄弟、父亲、叔伯那里尽可能地收集有用的信息。之后，也许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会在族群中找寻最成功、最有声望的长者进行学习，并且对之前学到的知识进行改进。学习者在进行文化学习时通常遵循三条线索，分别是年龄、成功与声望。由于狩猎主要是男性从事的活动，所以或许还可以再加上“男性”这一线索。这些线索，不仅可以帮助你迅速地缩小从族群中找到最可能拥有相关狩猎实践、惯例、信仰和技能的人的范围，也会让你得到关心你的人的帮助，帮你逐渐培养出你的能力与技能。此外，由于某些人会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如拥有良好基因）而取得成功或获得声望，你可能也想以他们为参考，而且只使用那些人常用的几种手法。
更广泛地说，从人类演进的推论上看，学习者应该运用各种线索来确定哪些人值得学习。这些线索可让学习者锁定最可能对提高其生存技能及繁殖能力有帮助的人物。在衡量这些潜在学习对象（以下简称“模仿对象”）的重要性时，一个人应该对模仿对象的健康状态、是否幸福、所拥有的技能、可靠性、能力、成功与否、年龄、声望以及信心与自负等相关线索进行全面评估。这些线索应该与性别、性格或种族等自我相似性联系起来（受到语言、方言或着装等方面的提示）。自我相似性的线索可以让学习者专注于那些具备（在行为或偏好上）对自己未来角色有所帮助的文化特性的人。同一性别线索，也可以有效地减少青少年男孩把时间花费在学习很多如看护小孩这样的女性行为上（例如，如何让婴儿保持安静、哺乳等）。所有这些线索都编入了“模仿对象”的文化学习机制，以便帮助一个人寻找他的模仿对象。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文化学习的选择性问题。
许多基于模仿对象自身的线索——如成功与声望，与他们的特定行为——如打猎或打高尔夫球没有非常紧要的联系。然而我们希望这些线索可以为在更广范围内学习文化特性产生影响，比如从对食物、伴侣、葡萄酒和语言的偏好，一直到对上帝、起源、天使、因果报应与重力等看不见的实体或力量的信仰或探寻等。我们并非期待每一条线索都要对不同领域有同等的影响力。优秀的猎人或篮球运动员可以分别由他们制造箭头的技术与跳投水平判断出来，但这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打猎或打篮球之前吃了胡萝卜或进行了简单祷告。吃胡萝卜会提高视力，而祷告则可以使他们的内心感到平静并且带来精神上的集中（或带来超自然的援助）。
让我们对技能与成功这两条线索带来的影响做更深入的讨论，这对我们理解能力与可靠性有所帮助。在一个领域中，技能往往是最经常与能力联系在一起的线索。例如，一个人可以通过阅读一本书对这个作家的写作能力进行评价。而在一个觅食社会中，一个有抱负的猎人可能会观察到经验丰富的猎人熟练地追踪长颈鹿，并潜伏在树丛中精准地射中目标。与技能线索相比，成功线索表现得更为间接，而且可能更加有用，因为成功线索汇聚了更多的情报。在成功线索下，我们以作家作品的销售量，以及猎人狩猎后是否带回丰盛的猎物来评价他们的能力。在狩猎社会中，很多时候猎人的捕获量可以通过他脖子上带有多少颗猴子的牙齿，或者在他屋外挂着多少头猪的下颌骨来进行判断。
若要考察成功线索在文化学习方面起到的作用与普遍性，可参考以下进行的实验。一群MBA学生被分到两组不同投资游戏的实验中。在游戏中，他们必须在A、B、C三个不同的投资项目中分配资金。他们会被告知每一笔投资的平均收益及其涨落（有时候你的收益会超出平均值，而有时则会低于平均值），还会被告知有关投资之间相关性的信息，如B的价值会在A的价值上升时下降等。最后，参与者可以贷款进行投资。在每一轮游戏中，参与者都需要对资金进行分配并获取收益。每一轮结束后，他们可以改变在下一轮的资金分配方式，如此反复进行16轮游戏。在游戏结束后，将对每个人的表现做出相对评价，排名的上下将直接影响到他们这一门课程的成绩。如果你对MBA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使参与者有强烈动机在游戏中赚取更多的收益。
学生们被随机分配到这两组实验中的一组进行游戏。在第一组实验中，他们需要自己做出决定，即在16轮游戏中只能依靠自己的选择来获取经验。而第二组实验也大致相同，只不过这个组的学生在每一轮游戏过后，可以看到匿名标示的所有参与者的分配选择与排名顺序。
这两组实验结果存在的差异让设计这个实验的经济学家感到意外（不过许多经济学家很容易地就会对人类的行为感到意外
）。实验中有三个现象让人感到惊讶。首先，分到第二个组的学生并没有像复杂的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对附加信息（标示出来的行为）进行利用。相反，经过仔细的分析，我们看到许多参与者直接复制（模仿）了上一轮中获得最佳表现的投资者的分配方式。其次，这个实验给出的环境简单到可以让学生们轻松算出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分配方式。我们可以通过两组实验的结果来对这种最优分配方案进行比较。只依靠自身经验进行游戏的学生基本没有做到最优分配，因此，这个组的整体成绩比较差。然而，另一组的学生通过相互借鉴与模仿，在游戏结束时都做到了最优的分配。有趣的一点是，在只考察相对排名、不颁发团队奖励的情况下，第二组整体都取得了好成绩。最后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现象是，虽然通过模仿与借鉴别人会在提高整体成绩上展现出惊人的效果，但对个体而言是灾难性的。有时那些顶尖玩家非常幸运，冒着巨大的风险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可观的回报。但是当其他人也竞相模仿这种诸如大量借款等具有风险性的方法时，运气却很差，其结果是大面积的破产。
这一实验探讨的核心在于，人们有模仿成功者的倾向，这种倾向无论在这个实验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或者在不同的领域里都有所体现。
在一个实验中，当本科生做了正确的选择或是表现优异会被给予现金奖励时，学生会更依靠成功线索。事实上，正如演化模型预测到的那样，越是遇到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或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时，人们越容易依靠文化学习。这告诉我们，一个人会在什么情况下去选择依赖文化学习而非自身经验或直觉。
有意思的是，假如你现在是一名股市投资者，想要投资一只交易所交易基金，而市场专家、亿万富翁与高级投资经理分别为你提供了不同的投资战略，你会选择哪一种投资战略呢？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你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幸运。
在实验中，经济学家也揭示出：（1）即使在别人掌握相同信息的情况下，个体也会对他们的世界观进行推断与模仿；（2）为了使自己适应竞争局面，在模仿别人不会得到最佳方案时，人类依赖这种“技能”或“成功”的文化学习。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世界各地的农民会采用那些在邻里间取得了成功的新技术、实践方法与农作物。
与经济学研究结果一样，几十年来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也揭示了成功与技能导向的重要性。研究强调，学习机制会在人的无意识中运行，并不会因为得到正确答案而受到鼓励。
由亚历克斯·梅索迪与其合作者在最近进行的实验特别适用于解释我们所关注的复杂技术问题。
在他的箭头设计实验中，参与的学生需要在电脑虚拟狩猎中尝试使用不同的箭头来完成试错学习。只要有机会，这些学生就会利用基于成功线索的文化学习来设计他们的箭头。而在利用文化信息后，他们能迅速地制作出适用于最复杂、最现实的环境下的最有效的理想箭头。
在过去的15年里，发展心理学家重新开始关注婴儿与儿童的文化学习，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补充线索。由于受到当时流行的进化思想影响，他们开始关注测试个体在何时向何人进行怎样的文化学习。现在已经证明，婴儿与儿童会依靠能力与可靠程度的线索，以及亲密程度来决定向何人进行学习。实际上，在一岁左右时，婴儿就会用已掌握的早期文化知识去判定哪些人拥有知识，并且使用这些信息来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注意力与记忆力。
婴儿非常擅长进行发展心理学家所谓的“社会参照”。婴儿或儿童在遭遇全新的环境时——比如他们爬到电锯旁边后——会看向母亲或者身边其他的大人，并观察他们的情绪反应。假如这些大人给出了积极的反应，那么他们通常会选择继续研究这个新奇的对象。相反，如果大人表现出了恐惧或担心的情绪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后退。即便这个成年人是不认识的陌生人，结果也是一样的。在另一个实验中，几位母亲将她们一岁大的婴儿带到了国立首尔大学的实验室。当婴儿们适应了新的环境并开始玩耍时，他们的母亲则在接受着实验中要担任角色的培训。研究人员准备了三种玩具，当婴儿们看到这些玩具时会有积极、消极、好奇（看到一个琢磨不透的玩具）三种典型反应。研究人员会把这些不同类型的玩具逐次放到婴儿们面前，对他们的反应进行记录。而婴儿的母亲与一位陌生女性则各坐在婴儿的左右两边按照指示做出微笑或恐惧的表情。
这项实验的结果与上文中本科生在实验中的结果惊人地相似。首先，婴儿会进行一次“社会参照”，当一个琢磨不透的玩具摆在他面前时，他看向旁边的大人的次数比平时增加4倍。也就是说，在对象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进行文化学习。这恰恰与演进方法预测的个体在何时用到文化学习的结果一致。其次，当面对一个琢磨不透的玩具时，婴儿们会根据大人们的情绪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当他们看到大人脸上是恐惧的表情时，会选择后退，但是当大人们表现出开心的反应时，则会靠近玩具，并且更积极地把玩那个玩具。最后，相比自己的母亲，婴儿们更倾向于观察陌生人的情绪反应，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母亲与陌生人同样处在一个新的环境时，不会比陌生人了解更多。
在婴儿长到14个月后，他已经不需要以社会参照来进行参考，而展现出了可以运用自己的技能或能力来选择模仿对象的迹象。当观察到一名成年模仿对象对着一双鞋做出疑惑的表情并将鞋子放在手上时，德国婴儿们的内心会“点亮一盏灯”，即通过自己的大脑思考，不去学习这样一种不寻常的举动。但是，如果模仿对象非常自信地将鞋子套到脚上，那么婴儿通常就会通过那盏亮起来的灯，也就是通过大脑的思考去学习这一行为。
大量的研究表明，三岁的儿童不仅可以追寻文化学习，还能将其作为能力加以运用。他们会保留这些信息以便自己在选择未来的学习时运用于多个领域。比如，孩子们会记住哪些人具备了对普通事物（如“鸭子”）有正确语言标记的认识，并使用这些信息来学习新的工具与词汇。他们会用一周的时间对这些信息进行记忆，优先从更胜任的模仿对象那里学习新的事物。
通过观察别人的所见所闻，或所遵从的事情，学习者可以更有效地认识到自己应该向何人学习。在具备了这些“声望线索”后，学习者可以充分利用别人所寻求或已经做到的事情认识锁定群体中拥有更适用的信息的人。学习者可能通过一个人的成功学到东西后，认定那是个值得去学习的人。学习者会在他的旁边进行观察、聆听或通过与他的互动来获得学习信息。在试图获得信息时，学习者往往会在对话中遵从对方的范式，并给予对方更多的“发言权”。当然，学习者会自动地、无意识地模仿他所选择的模仿对象，包括他的说话方式（参见第8章）。因此，人类会对一些视觉注意、“高谈阔论”、对话中的顺从关系等行为模式（身体姿势或动作）非常敏感。我们会用这些声望线索迅速锁定要学习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声望线索代表一种二级文化学习，即我们通过判断别人的行为是否值得去做来决定是否向他学习。也就是说，我们在文化上会向值得学习的人进行学习。
尽管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但是能够证明人类利用声望线索的实验结果相对贫乏。大量的间接证据表明，像社会名流这种有声望的人士或新闻报纸上所说的内容更具有说服力，更容易让人们记住他们讲了什么。还会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即一些有声望的人士谈论一些与自己领域毫不相干的事情（比如一名高尔夫球手谈论汽车质量问题）。除了被告知这些人是“专家”或“最好的”之外，没有任何特定的可供学习者使用的线索来指导他们的行动。
为了在实验室中解决这一问题，马齐·胡德克、苏·伯奇与我围绕声望这一线索进行了更直接的实验。苏是一名发展心理学家，而马齐是我的研究生（实际工作都是由他操作的）。我们给还没有上学的孩子们播放了一个视频，在视频中他们会看到两位潜在的模仿对象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去使用同一件东西。视频中还会出现两名旁观者，他们会选择优先观察两位模仿对象中的一名。旁观者表现出的视觉注意力让两位潜在模仿对象中的一名获得了“声望线索”。然后，孩子们将看到两位模仿对象各自选择不同的食物与不同颜色的饮料。他们还会看到两位模仿对象用不同的方式使用一个玩具。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孩子们会被要求去选择两种不同的食物与饮料，并且可以用他们喜欢的方式使用这个玩具。孩子们运用视频中被赋予“声望线索”的模仿对象所使用的玩法的数量比运用另外一名所使用的玩法多13倍。在选择食物与饮料方面，孩子们效仿具有“声望线索”模仿对象的选择4倍于效仿另外一名的选择。在实验结束后，孩子们在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时，没有意识到或没有表现出他们受到了声望线索的影响。这些实验表明孩子们会迅速且无意识地接受别人的视觉注意，并利用它们指导自己的文化学习。我们不仅仅具有技巧与成功导向性，还具备了声望导向性。
第8章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拓展，试图探讨选择性的文化学习如何推动了声望线索占据了进化中第二个社会地位，使得声望线索与我们从猿类祖先的知识中继承来的权威地位相并列。我们将会知道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有些人是因为有名本身而更加出名的。
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人们也会受到自我相似性线索的影响。比如像性别与种族这样的自我相似性，进一步使他们的文化学习得到磨炼、呈现出个性化。自我相似性线索将帮助学习者，或是已经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帮助过学习者，找到最适合他们、匹配他们的才华以及他们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技能、实践、信念和动机。例如，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在人类的系谱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分工已经有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如果这属实的话，不论男女都会去学习自己的同性。这会对新手们学习技能以及他们以后生活中需要扮演的角色产生影响，如母亲、猎人、厨师与织工等。同样，由于个体在身高或性格等方面存在差异，可能会在不同方面影响一个人的成功，而这时学习者可能会优先关注那些在某些方面与自己相似的人。第11章将进一步详细讨论以进化逻辑为支撑的预测行为，学习者会优先关注并向与自己有相同种族特征的人学习，如语言、方言、信仰和饮食习惯等。简而言之，这些线索使学习者为了在未来能够取得成功以及进行良好的社会互动，而去关注那些最有可能讲究社会规范、象征及实践的人。
从40年前开始，大量的心理实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会选择与自己同一性别的模仿对象进行互动或学习，而非异性模仿对象。小孩子在发展出性别认同之前就表现出了这一性别偏向，并影响着他们从父母、老师、同龄人、陌生人与社会名流那里学到的东西。事实上，孩子们能意识到这一性别角色是因为他们模仿的是同性模仿对象，而不是相反的情况。调查结果表明这种偏向性学习影响着不同的文化领域，包括对音乐的品位、侵略行为、姿势和其他偏好。之后，我们会看到在现实世界中，这会影响学生们的学习（和表现）以及模仿自杀范式。
我从前的学生、大脑科学家伊丽莎白·雷诺兹·洛辛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她的同事在最近的研究中为性别偏向文化学习提供了一种以大脑科学为基础的解释。借助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伊丽莎白将研究重心放在模仿同性模仿对象与异性模仿对象时大脑活动的差异上。她让来自洛杉矶的男女参考者在观察同性或异性模仿对象任意做出的手势后，模仿所看到的手势。通过比较在观察与模仿同性或异性模仿对象时同一个人的大脑活动，伊丽莎白发现，从大脑科学的角度来说，女性在模仿同性时比模仿异性更加有益，男性则与此相反。当人们模仿同性模仿对象时，大脑放电活动集中在伏隔核、背侧和腹侧纹状体、眶额皮层及杏仁核左部。她在分析了现有的大脑研究数据库后发现，人们回答正确答案后受到金钱等奖励时，这种大脑模式就会出现。这一发现表明人在模仿同性时比在模仿异性时的内在获益感更强一些。因为我们更喜欢这样做，所以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模仿同性。
虽然有关种族偏向性文化学习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但是我们对于婴儿、儿童与成人会优先选择向同一种族学习方面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也就是说人们会有倾向性、有选择性地向有同一种族血统的对象学习。小孩子首先会从那些与自己语言相通或使用同一种方言的对象那里学到饮食偏好和新事物的功能。这即使在潜在模仿对象用类似英语的发音发出一连串无意义的声音时也成立。这也表明，比起使用其他方言，孩子们更偏向于用自己的方言说出无意义的话（这让我想到美国的许多政治话语）。婴儿通过思考更偏向于学习讲自己语言（德语）的人做出的复杂而不同寻常的行为，而不会选择那些讲陌生语言（俄语）的人。儿童和成人都倾向于学习那些与自己有共同信仰的人。
这些实验结果显示，跟性别与种族有关的线索会激发我们的文化学习心理，让我们对模仿对象的言行产生兴趣，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加深记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学生们可以更有效地从本专业的讲师或教授那里获取知识，而这会影响他们的成绩、未来的专业或职业选择。学校教育毕竟是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渠道。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将这种偏向性学习等同于因果影响是狡猾的，因为老师也有自己的偏向性，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偏袒或奖励那些与自己同性或同种族的学生。而经济学家最擅长的事情，就是不考虑因果关系，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些经济学家。
我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弗洛里安·霍夫曼与他的同事们利用以学生、课程与老师构成的大型数据库发现，真实的数据与上述实验结果一致：与老师同一个种族的学生的退学率明显减少，并且与此同时学生成绩得到了提高。实际上，在社区学院上学的非洲裔美国学生在一位非洲裔老师指导下，课程的不合格率降低了6个百分点，达到B或B以上分数的学生数也增加了13个百分点。弗洛里安的团队发现，来自多伦多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数据也同样表明被分配到与老师同一性别的学生的成绩会有所提高。
不像之前其他的学者那样，在考察了本科生的大班课程后，弗洛里安与他的同事们认为这种模式是老师的偏向性引起的。这是因为：第一，学生是影响不到老师的；第二，老师不知道每个学生的名字；第三，所有成绩都是由助教来进行打分的。
所有这些都成为影响老师的偏向性的因素。
这就是模仿对象在我们带有导向性的文化学习中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
作为间接的能力与经验，以年龄线索作为衡量自我相似性的手段在文化学习的两个进化原因方面同样相当重要。对于儿童来说，关注并学习比自己稍大的孩子体现出人类向具备更多经验的人学习的特点，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自我支撑使他们能够积累从简单到复杂的技能。虽然学习者可以在他的群体中找到最成功的人并向他们学习（比如族群里最好的猎人），但也有可能因为自身缺乏经验或准备不足而掌握不了那些顶级猎人才能领略到的细节。相反，如果关注一个只比自己年龄稍大的孩子，那么年幼的学习者可以屏蔽那些拥有相当技术水平的模仿对象。这样便创造出了一个渐进式的、更顺畅且持续的技能学习过程，学习者可以来回往复地观察比自己稍大的模仿对象，并付诸练习与实践，在之后的成长过程中重复这一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年幼的孩子往往特别喜欢跟在哥哥姐姐或表哥表姐后面，以及为什么在规模较小的社会中经常出现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混在一起玩耍的情况。
与演化期望相一致，小孩子在选择潜在模仿对象的年龄时有可能是根据对象的体型大小来进行判断的。小孩子通常喜欢找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当作模仿对象——除了那些已被认定为是不能依靠的人之外。在某些情况下，在权衡了模仿对象的年龄与能力之后，他们也有可能选择年龄更小却更有能力的模仿对象。例如，在一个实验中，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在挑水果时，更倾向于模仿同为二年级的同学，而不是模仿幼儿园的孩子。然而，在发现有些幼儿园的孩子也能像同年级的同学那样可以解决一些难题后，很多二年级的学生在挑水果问题上也会选择去模仿这些能够解决难题的人，即使他们来自幼儿园。在一般情况下，儿童和婴儿会通过观察年长的同性模仿对象享用的特定食物而改变他们的饮食偏好。即使是14个月大的婴儿也会对年龄线索非常敏感。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年龄系谱的终端，在过去人类进化的过程中，长者这一身份便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当原始狩猎采集者的年龄达到65岁时，自然选择已经筛去了这个年龄段的大部分人。这意味着，长者在一个群体中最有经验，他们还经历了几十年来自然选择不断试图缩减人数的筛选。为了进一步去了解，我们假设在一个共同体中，有100个人处在20~30岁这一年龄段。在这100个人当中，只有40个人习惯在做饭时加入辣椒。假设辣椒有抗菌作用，可以在食源上抑制病菌，从而降低食用者的致病率。如果常年食用辣椒可以使一个人活到65岁的概率增加10%~20%，那么在65岁这一年龄段中会有57%的人平时食用辣椒。如果文化学习者模仿这些长者而不是年轻人，他们就有机会获得这种可以活得更久的文化特性。而这在学习者即使没有意识到吃辣椒会对健康产生影响的情况下也依然成立（见第7章）。基于这种不同的死亡率，年龄导向性的文化学习可以用来详述自然选择的行为。
假设现在饥寒交迫的你身处外国一个陌生城市中，而这时在一条繁华商业街上有10家餐厅供你选择用餐。虽然你不会这个国家的语言，也读不懂菜单上的菜名，但你可以从菜单上的价格与餐厅氛围中感受到这10家餐厅相差无几。其中1家餐厅有40个人在吃饭，6家餐厅各有10个人，其余的3家餐厅则无人问津。如果你最终选择进入那家（在你看到的100人当中）有40个人在吃饭的餐馆的话，那么你有超过40%的时间是用来运用顺应传递的，即你有强烈的模仿普遍特性的倾向。
借助如上假设推理出自然选择逻辑的演化模型，它可以预测学习者会使用所谓的“顺应传递”来解决各种学习上遇到的问题。只要个体学习、直觉、直接经验与文化学习机制产生出自适应行为、信念与动机，顺应传递就能帮助学习者整合散落在整个群体内的信息。例如，假设通过长期垂钓会使一名经验丰富的垂钓者（为了连接单渔线）更喜欢使用客观上更好用的桶结，而非其他打结方式。然而，根据个人经验的不同，那些长期垂钓者中有50%的人习惯打桶结，而30%的人则会打渔人结，其余20%的人则会选择其他5种打结方式中的一种。学习者如果看到这个情况，会跳过其他打结方式直接选择桶结。这也说明，群体智慧已经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我们心中。
虽然已经有一些相关的实验证据揭示了人类与刺鱼（一种鱼）的顺应传递现象，但它没有上文中讨论的那些以模仿对象为基础的线索多。然而，在需要直接面对一些难题或不确定性很大的情况下，人们会普遍采用顺应传递。
当然，我们需要将其与前文中提到的学习探索方法进行结合。比如，对于吃辣椒这件事，学习者在学习长者时启用顺应传递，将增加实际运用的机会。如果是意志强烈的顺应传递者，他们将总是能够从中获益。
你可能已经知道自杀行为是带有声望导向的，即一个名人自杀后，会带动社会自杀率的飙升（名人请务必铭记于心）。这种现象发生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除了声望之外，自杀的文化传播还受到了自我相似性线索的影响。在名人自杀后也选择自尽的那些人，往往可以在性别、年龄和种族上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名人自杀不只是含糊地触发了别人的自杀动机。人们模仿的不仅仅是他人的自杀行为，还会模仿具体所采取的自杀方式，比如选择卧轨等。此外，大部分因受到名人诱导而进行自杀的行为都是可以避免的悲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自杀率在达到顶点后会下降并低于长期平均值，但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这些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额外自杀行为。
这可以看作一种传染型的自杀行为。20世纪60年代初，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出现一种可怕的自杀模式，持续了约25年的时间。随着态势的蔓延，自杀行为呈现出一种固定模式。受害者的特征往往是介于15~24岁之间的（平均年龄18岁）、仍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年轻男性。在与父母或者女友发生冲突后，（从自杀未遂的人那里得知）受害者受到了已去世的受害者的召唤。作为回应，受害者有时候会在一所废弃的房子里上吊自杀。受害者会采用站立或跪着的姿势上吊，这样做会使受害者逐渐窒息而亡。这些自杀事件在一个地区那些有联系的青少年男性之间不定期爆发，是常见的模式。有时候，这样的传染型自杀行为可以追溯至事件的起源，像这个案件就是来自当地一名富裕家庭、29岁的名人后裔的自杀行为引起的。这类案件中，有75%的自杀者在自杀之前并没有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或是有抑郁的征兆。有意思的是，在密克罗尼西亚地区，这样的传播只局限在了特鲁克人和马绍尔人这两个族群之间。
我们可以看出，声望与自我相似性，包括性别与种族，影响了自杀行为的扩散。
大多数人不会模仿自杀行为，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文化学习能力的潜力与影响力。如果人们通过文化学习了结自己的生命，那么将很难界定人类文化的力量。模仿自杀的行为突显出我们具有模仿的倾向，并意味着在适当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文化学习获得那些大多数情况下自然选择直接采取消除的行为方式。如果人类不出于自身利益或遗传进行模仿，试着想象一下，其他所有成本更低廉的事情是我们愿意通过文化传播来获得的。
除了采取基于模仿对象的文化学习机制以外，我们也应该期待自然选择配备给我们的学习某些特定领域的心理能力与偏好，如饮食、取火、可食用的植物、动物、工具、社会规范、种族与声誉（八卦），这可能在人类进化史的很长时期内非常重要。自然选择可能会关注并对这些领域感兴趣，就像推理的偏见将我们引向记忆中已编好的事情与更多的可学习性上那样。在如下章节，我们将探讨文化与遗传演进如何产生了这些特殊的认知能力或偏向性内容，并考察支撑着这些因素的关键证据。
假如人类是文化物种，那么敏锐的观察力与学习他人的能力或许是最关键的适应行为。文化学习的核心在于让我们拥有对别人的目的、偏好、动机、意图、信念与策略做出推论的能力。这些认知能力与所谓的心理化或心理理论联系在一起。当一个人错过了学习心理化与文化学习的机会，或者起步稍晚，会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这是因为他们无法获得与更优秀的文化学习者相竞争的关于社会规范、技能和诀窍等方面的知识。这种逻辑表明，我们在文化学习中需要的精神装置应在成长早期就被激发出来。我们将依靠这个精神装置弄清楚需要吃什么东西、如何与人进行沟通、要回避哪些人、如何行动以及需要练习怎样的技能等。
西方世界对婴儿与儿童进行的实验的结果，以及近年来对斐济、亚马孙地区与中国等地的跨文化研究结果显示，心智能力在人类早期便开始发展并跨越了不同的人类社会。在一些社会中，8个月大的婴儿，就已经具有推断别人的目的与意图的能力，并且可以判断出哪些人看上去有没有文化。例如，婴儿会选中一个对象的目的或意图去模仿，比如牢牢抓住一个玩具，即使这个对象没有实现他的目的，婴儿也不会复制相同的无意行为。而等孩子长大到蹒跚学步时，他们已经可以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复杂的判断。例如，当意识到一个潜在模仿对象说错了一个熟悉的对象时，他们就会轻视这个人之后要说的内容。同样，婴儿可以分辨哪些方面的语境对模仿对象是陌生的，并在此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即使学习者熟悉这些相同的形式。
尽管许多进化论者也认同心智能力的重要性，但他们认为这些认知能力来自遗传的血统进化，是为了使我们更好地捉弄、操控与欺骗同一个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这属于马基雅维利智能假说的一部分。正如，如果罗宾可以推测出迈克的目标、动机或信仰，罗宾就可以利用或操控迈克。因为他能比迈克想得更多，进而会想办法去控制他。
然而，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自从心智能力进化以来，为了更有效地推断出模仿对象的基本目标、策略和偏好以便更好地向别人学习，人们剔除了诡计、操纵与欺骗的成分。心智能力也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进行教学，因为优秀的教学能力要求我们必须知道学习者想要学习什么样的内容。上述内容属于文化智力假说的范畴。
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将以上两个假说进行结合的工作。在一个新的环境下，我们让孩子们运用他们的心智能力模仿他人的策略或剥削倒霉的对手。结果是明显的，即使他们得到的结果与个人经验不太会使他们去模仿别人，他们还是更倾向于选择文化学习而不是马基雅维利式利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心理化会妨碍社会性战略，我们可以在黑猩猩实验中得到印证。
但这确实意味着，在人类社会中，你首先需要知晓并掌握这个世界得以运行的社会规范与规则，战略思维才会有用处；要想成功运用马基雅维利主义，首先需要成为一名熟练的文化学习者。在没有弄懂运行机理与规则之前，你不能随意地更改、利用与操控规则。
通过观察婴儿与儿童的行为，我们发现人类会很快严重依赖小心地学习他人。他们通常运用心智能力，并使用诸如成功、声望等线索来寻找他们的学习对象。这样看来，我们对文化学习的依赖程度超过了自身的经验或天生的直觉，就像与其他线索相比，我们更加重视声望或性别线索，而这可能是由亲身经验与直观观察得来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能力对我们遭遇的世界进行标准化。
在形成传授能力方面，亲身经验与观察别人的行为显得尤其重要。传授是文化学习的另一方面。它发生在模仿对象变为积极信号传送者的时候。在后面我将讨论到，尤其是从语言得到演进以来，自然选择一直扮演着促进传播或沟通能力的角色。尽管如此，当面对复杂的任务、概念或技能时，大多数人都不算是良好的传授者，因此文化演进衍生出了广泛用于更有效地传输特定内容的战略与技术，如柔道、代数或烹饪。这是一种增强自我真实度，即在巩固技能的同时掌握传播技巧的文化传播方式。
在早期，人类刚刚开始对文化学习产生依赖，而在文化开始演进后，人类或许是从反复试验的经验中获取了观察与学习别人的能力，这样往往比采用其他策略更能获得最佳答案。
与此相一致的，被人类养大的猿类或宠物猿似乎比猿类具备更好的模仿能力。然而重点在于，虽然与黑猩猩相比它们确实有所进步，但还是无法与同时期在相同环境下长大的人类孩子相提并论。这些证据表明，文化学习一开始可能是由文化演进为了适应多变的环境而累积形成的（参见第16章）。
这种文化学习的增加，促进了更大范围内文化知识与遗传演进的进一步发展，让我们变成了更好的文化学习者。相同环境下成长的猿类与婴儿的差距表明，文化学习的出现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并迅速对人类产生了影响，不过凭借经验仍旧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