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类改变了地球上超过1/3的土地样貌。我们的氮循环比其他所有陆栖动物的氮循环总和还要多。同时，我们还改变了地球上超过2/3的河流走向。人类消耗的生物质百倍于其他任何存在过的物种消耗的总量，如果加上我们的家畜，那么人类占据的生物质将占所有陆栖脊椎类动物使用生物质的98%。

这些事实使我们人类成功且无可争议地成为支配地球生态系统的物种。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是人类？该如何解释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支配地位？人类成功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暂时将现代文明的水电站、机械化农业设备、航空母舰以及古代文明的钢犁术、壮丽的古墓、灌溉术与大运河等搁置在一边，我们必须回到远早于工业文明、城市群的出现以及农业文明的时代，才可以去理解这一特殊的热带灵长类动物是如何成功地遍布整个地球的。

我们的狩猎采集者祖先在遍及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同时，很可能也使得诸多巨型动物灭绝，比如长毛象、乳齿象、巨鹿、毛犀、巨型地懒、犰狳等大型脊椎动物，而大象、河马、狮子等动物也难逃魔掌。气候变化或许也是这些动物灭绝的原因之一，但可怕的是，诸多巨型动物的灭绝与人类到达这些不同大陆与岛屿是同时发生的。举例来说，在人类登陆澳大利亚的6万年之前，这片大陆曾是巨型动物的乐园，这些巨型动物包括2吨重的袋鼠、巨型食肉类蜥蜴（见图2–1）、豹型袋狮。曾经在这里生存过的大约55种巨型动物在人类到来之后走向灭亡，人类的到来也导致生活在澳大利亚大陆上的88%的巨型脊椎动物灭绝。几万年后，人类终于抵达美洲大陆，那里的83种巨型动物也开始走向灭亡，其中包括马、骆驼、长毛象、巨型树懒、狮子以及恐狼等。这一事实体现在超过75%的曾在美洲大陆上生活的巨型动物消亡了。类似的事情同样发生在人类先后抵达的马达加斯加、新西兰以及加勒比地区。

进一步讨论，那些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巨型动物，包括部分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巨型动物的命运则好得多，这或许得益于这些物种的进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与人类的进化同时进行的，包括我们共同的直系祖先以及我们进化的表亲尼安德特人（穴居人）。非洲与欧亚大陆的巨型动物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虽然人类没有锋利的爪子、尖利的牙齿、致命的毒液或惊人的速度等特征，似乎对它们没有威胁，但是人类拥有一系列的工具和诡计，其中包括弹枪、毒药、陷阱、火焰与团体合作，这些使人类登上掠食者行列的顶端。 这一切并不只是工业文明的过错，人类对生态的破坏行为有着悠久的历史。

其他物种也不乏广泛迁至地球生态系统并取得成功的例子，然而，这种成功一般是由物种的形成引起的，自然选择让不同的生物适应并且擅长在不同的环境中存活。以蚂蚁为例，它们所获取的生物质在量上可与人类持平，这使得它们成为陆栖类无脊椎动物中的霸主。为了实现这一成就，蚁群在演进过程中的基因转变使其系谱发生了分裂，根据这些复杂而多样的基因适应，蚁群分裂成超过1.4万个不同的族群。 而与此同时，人类却始终保持着物种上的单一性，当考虑到人类在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居住环境时，我们在基因上的变化显得这般微弱。例如，我们在基因上的转变比黑猩猩小得多，而且还没有出现形成亚物种的现象。相反，黑猩猩的居住环境只局限在非洲热带森林地区，却已经分化出了三个不同的亚物种。 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中讨论的那样，人类适应不同环境的方式，以及在如此繁杂的生态环境中得以繁盛的原因，不像其他物种那样是由一系列环境特异性引起的基因适应带来的。

若并非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基因转变所致，那人类成功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至少在某些方面，很多人会赞同这一观点：人类可以制造出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各种工具、武器、庇护所，以及发明取火的方法或懂得享用不同来源的食物，如蜂蜜、水果、根茎类植物及坚果等。许多研究者也指出，这是人类的合作能力与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的产物。 狩猎采集者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合作，我们将其中一些规模较大的家庭称为族群。这些族群又构成了成千上万个部落。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不同维度发生改变，例如身份婚姻（近亲结婚参见第9章）、交换、分享、所有权和住处。仅考虑狩猎采集者的情况时，人类比其他灵长类动物具有更丰富的社会组织形态。

从广义上讲，这样的观点只有在将问题推回到人类是如何有能力制作出求生工具、应用技术以及适应组织形式，并且在各种生态环境中得以兴盛的情况下才能自圆其说。那为什么其他动物没能做到这些呢？

最常见的回答通常是，人类只是单纯地比其他动物聪明一些。人类的大脑具备足够的认知处理能力以及强大的心理能力（如更好的工作记忆能力）使我们可以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一些学界公认的心理学家指出，人类演化中出现的“即兴智慧”（improvisational intelligence），让我们得以勾画出世界运转原理中蕴含的因果关系。我们又根据这些因果律制作出有用的工具、“随即”（on the fly）安排相应的战略战术。这样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在面对生存环境的挑战时，比如在捕猎鸟类时，能够使大脑的运转发挥到极致，认识到木材的特性（一个因果模型），便制作出了弓箭以及弹簧陷阱等来捕获鸟类。

另一种观点可能与前述观点互补，即认为我们大脑基因中充满了先天赋予的认知能力，通过自然选择的出现，解决着我们的祖先始终面对的最重要的生存难题。这些难题往往涉及诸如如何寻找食物与水源、如何选择配偶及朋友，或者避免近亲通婚、躲避毒蛇以及应对各种疾病等。人类在受到大自然的暗示后，这些认知机制会在为特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时发挥作用。例如心理学家史蒂夫·平克一直认为，人类之所以比其他动物更加聪明或更加灵活，“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动物具有更少的本能，而是因为我们具有的更多”。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人类长期依赖追踪与狩猎行为，当处在恰当的环境时，我们在心理层面上激发、演化并且赋予了自身追踪与狩猎的能力。

第三个常见的关于人类何以支配生态系统的解释，聚焦在人类的亲社会性以及人类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团结能力上。这种观点认为，自然选择造就了人类的高度社会化与合作化，并通过团结协作征服了地球。

因此，我们总结一下关于人类如何成为支配生态系统物种的最常见的三种解释：一是一般智力或心理处理能力；二是在生存环境中演化出的专门心理能力；三是合作本能或者社会情报的高度合作化。以上三种解释都致力于建立一种对于人类本性更加完备的理解。然而，如我将展示的那样，在没有认识到我们对当地环境的适应、对文化传播的信息有着强烈的依赖之前，上述三种观点中没有一种可以解释人类何以取得生态系统的支配地位或人类的独特之处，而这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依靠智力、耗费自己的一生就能够想出来的。为了同时理解人类本性与我们在生态上的优势，首先需要探讨文化演进是如何在自适应行为、信念与动机的复杂活动中缘起的。

在第3章中，走失的欧洲探险家的例子将告诉我们关于人类的跳跃性思维、合作动机以及心理能力的本质。在开始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希望通过一些事例打击一下你关于人类比其他灵长类动物聪明的信心。当然，作为地球上的生物，我们确实非常聪明。尽管如此，我们依旧没有聪明到可以解释人类在如此巨大的生态系统中的成功。更进一步，我们人类在认知力上有优势，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却没有那么明显。我们的大脑可以在获取、存储、组织以及传输大量文化信息时，进行压力的选择，进而演化和发展，并可以预测我们自身心理能力和各类缺陷。就像自然选择那样，我们的文化学习能力是在“笨拙”摸索的过程中得到增强的，并且通过几代人的磨炼，产生出比任何一个人或群体更具智慧的经验。人类看起来那么多的智慧并不来源于我们的脑力或过多的本能，而是从前人的文化继承中累积下来的，诸如心理能力（整体）、技巧（区分左右）、概念（飞轮）以及分类（基本颜色）等本领。

在我们开始与猩猩们进行比试之前，先简单地在术语学上对一些专有名词进行解释。在本书中，社会学习是指在任何时间段内，一个人在学习中从他人那里受到的影响，其中包括种种不同的心理过程。个体学习是指一个人通过观察或直接受所处环境的影响而学习的过程。比如在某些猎物出现时计算出捕猎的最佳时机，或者通过反复试验来熟知不同用途的挖掘工具。所以，个体学习的过程中也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心理过程。因此，复杂形态的社会学习仅仅是作为个体学习的副产品出现的。举个例子，如果我看到你用石头砸开坚果，我更倾向于自己思考出石头是可以用来砸开坚果的。这是从日常生活中触摸到石头与坚果时的触感得出的，所以我们更容易将两者联系起来。文化学习指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学习能力的子类，每个人寻求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往往通过对他们的偏好、目标、信念或战略的推论，决定模仿他们的行为或运动模式。当讨论人类的学习时，我一般将其指认为文化学习，而当讨论到非人类或我们古老的祖先时，我倾向于称其为社会学习，因为我们经常不能确定他们的社会学习中是否包括任何实际的文化学习。

最后的对决：猿类vs人类

让我们从人类与两种拥有灵长类大脑的猿类动物——黑猩猩与猩猩的心理能力的比较开始。如上文所述，人类之所以“变得聪明”是因为从文化学习中习得了诸多认知能力。文化演进构建出了一个充满了工具、经验与系统学习机会的发展性世界，使我们的心理能力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并得到磨炼与延伸。因此，为了更加合理地与非人类进行比较，让猿类与已经具备文化知识的，比如说与已经掌握了分母分子知识的成年人进行比较是颇具误导性的。让孩子们在没有文化演化的环境里成长又是不可能的，也是绝对不道德的。所以研究者经常会将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与猿类进行比较，但不可否认的是，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也已经具备了高度的文化性，虽然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获取额外的认知能力（比如分清左右、弄清加减法等），并且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

在一个标志性的研究中，德国莱比锡大学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埃斯特·赫尔曼、迈克·托马塞洛与同事们对106只黑猩猩、105名德国小孩以及32只猩猩进行了38组认知测试。 这一系列测试包括对空间、数量、因果性以及社会学习能力的子测试。空间测试包括测试参与者对空间的记忆以及旋转能力，要求参与者回忆起一个物体所出现的位置或一个物体在旋转空间中运动的轨迹。数量测试则检验参与者的相对数量评估能力与加减法能力。因果性测试评估参与者在给定相关形状与声音的线索下找出理想答案的能力，以及他们在给定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工具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制造一个因果模型）。在社会学习能力测试中，参与者被给予机会观察一名演示者使用难以理解的技术来获得一个理想对象，比如从一个狭窄的管道中获取食物。随后让参与者也参加这个测试并且让他们像演示者那样去获得理想对象。

图2–2所示的测试结果是惊人的。在除了社会学习之外的所有心理能力测试结果中，黑猩猩与两岁半的小孩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尽管两岁半小孩的脑袋要比黑猩猩更大。猩猩的脑袋比黑猩猩的还要稍微小一点，测试结果也稍差，但差别不大。在评估因果性的测试中，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得到了71%的正确率，黑猩猩与猩猩分别是61%与63%的正确率。在工具使用方面，黑猩猩以74%完胜小孩子23%的正确率。

相比之下，在社会学习能力测试中，图2–2中的平均值基本掩盖了所有两岁半的小孩子全部答对问题的事实，而猩猩们的正确率则为0。综上所述，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与两种猿类动物相比，幼儿在认知能力方面拥有的唯一例外的优势是关于社会学习的能力，而不是与空间、数量或因果关系有关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假如我们给成年人进行相同的测试，他们肯定能得到100%的正确率。这可能会让你产生“这个测试有失公允”的看法，因为埃斯特、迈克与同事们是将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与一批3~21岁不等的成年猿进行比较的。然而有趣的是，不像人类那样，年老的猿的测试结果并不比年轻猿的更好。至少在此次测试中，3岁的黑猩猩与猩猩的认知表现都很好。 而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将不断地经历更多的事物，并不断地改进。只是他们能改进到什么程度将取决于所处的环境以及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人。

认识到黑猩猩与猩猩也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学习能力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在将它们与其他动物进行比较时，但是如果我们设计出一个同样适用于人类与猿类的测试，那么测试结果会是人类接近满分而猿类垫底。事实上，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在与猿类进行比较时，人类天生就喜欢主动模仿别人，甚至会自愿模仿一些看起来不太必要或纯粹是形式化的步骤。在演示者进行一些“多余”或“不必要”的步骤时，人类会吸取这些无用或者多余的因素，而黑猩猩则会将这些步骤直接过滤掉，这样看来，黑猩猩的社会学习能力显得比人类更高级。

黑猩猩与大学生的记忆力

尽管事实上我们的认知能力在丰富的文化环境中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在心理能力方面我们跟猿类相比是没有压倒性优势的。让我们首先从“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以及“战略冲突游戏”两个方面对人类与黑猩猩进行比较。两组测试的结果对人类获得成功是因为纯粹的脑力或拥有更好的心理处理能力这一观点提出疑问。第二组测试的结果对我们的心智是否是专门为在这个权谋世界中运筹帷幄而打造的这一观点提出疑问。

假如进行一项智力测试，你也许会听到一系列数字并且被要求以倒序的形式回忆这些数字。这是检验你工作记忆能力的测试。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一起，经常被认为是两种最基本的智力形式。相关证据表明，拥有更好的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的人具备更好的问题解决与归纳推理能力（被称为流体智力）。拥有更好的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的儿童与青少年在长大后更理性，也具备更好的问题解决能力。 由于工作记忆能力会消耗大脑新皮层，而人类的大脑新皮层要比黑猩猩多，故而我们可以期待成年人类在与黑猩猩的较量中会占据显著的优势地位。

两位日本研究人员，井上纱奈与松泽哲郎也进行了类似的一组黑猩猩vs人类的测试。他们训练了三只由母亲养大的黑猩猩来识别出现在触摸屏上的数字，并且按照顺序在屏幕上进行触碰（从1~9）。为了测试信息加工速度与工作记忆能力，他们升级了这个测试，屏幕上每次出现一个数字后随即被白板盖住（见图2–3）。然后被试者需要按照从1~9的顺序触碰屏幕上的（掩住数字的）白板。屏幕上可供被试者观察的数字从出现到被白板盖住的时间为0.2~0.65秒之间。

接下来，这些黑猩猩将面对大学生们的挑战。 在工作记忆能力方面，人类更胜一筹。在最简单的测试中，当屏幕上有0.65秒的时间可以看到6个数字时，12名大学生中的7名击败了所有黑猩猩，包括黑猩猩里最聪明的5岁的阿玉木。平均来说，人类的测试结果与阿玉木持平而击败了其他所有的黑猩猩。这个结果略显不公，因为其中一个人只达到30%的正确率，拉低了整体水平，而这个人的成绩比所有黑猩猩都要糟糕。然而，数字出现的频率加快后，测试变得更为艰难，阿玉木击败了所有的人类。有趣的是，数字闪现的速度加快后，阿玉木保持了与之前一样的表现，而人类的成绩则与其他猩猩一样，都迅速下降。

在信息加工速度方面，即在比较黑猩猩与人类从闪烁结束后到第一时间触碰白板所需的时间时，黑猩猩完胜。每一只黑猩猩都要比人类的速度更快，并且他们的速度不会随着测试表现而发生变化。相反，速度较快的人类的准确率会降低。

通常到了这个阶段，人们开始为自己参差不齐的表现寻找借口，并辩称是因为这个游戏规则不公正。例如，黑猩猩的数据是选取了在它们预先进行了400次练习后再进行的100次测试结果，而人类则是在没有提前练习的情况下参与了50次测试。随后的测试确实表明，大学生们在经过训练后可以在精确度上击败阿玉木。

但这样的借口也同样适用于黑猩猩。人类小组的成员是由年轻的、接受过教育的成年人组成的，并且看上去正处在他们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的巅峰时期。假如黑猩猩像人类一样拥有复杂的交流技巧，毫无疑问他们会申请年轻的黑猩猩与一群5岁的孩子进行重赛。年轻的黑猩猩确实在这方面胜过它们的母亲，也许真的可以击败任意一群人类小孩。他们或许还会抗议这些学生早已熟悉了这些奇怪的阿拉伯数字，而他们是在被囚禁的情况下被迫学习了这些数字。

要是根据这些现存的数据进行比较，这个争端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然而，这也的确说明了虽然人类拥有更大的脑袋，但在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上没有很明显地比他们的猿类朋友更优秀。基于这样一种证据，人们很难再认为人类在生态上的成功可以归功于我们耀眼的工作记忆能力以及天生的信息加工速度。

真正的不择手段者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战略冲突问题。我们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性的物种，所以我们的全球性支配地位也许源自我们的社会智力。关于选择压力推动人类大脑的扩张与建立我们心理能力的一个主要观点被称为“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这个假说强调，我们的大脑与智慧是专门用来对付别人的，并且认为大脑的大小与智力水平是在个体从策略上操控、捉弄、利用和欺骗对方这样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中发展起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比黑猩猩具备更好的游戏战略。

黑猩猩与人类一同进行了“猜硬币”博弈这款经典的战略冲突游戏。在这个博弈中，被试者需要与自己的同类配对并进行几轮互动。被试者会被分配为猜测一致方或猜测不一致方中的一个角色。在每一轮游戏中，被试者必须选择猜测硬币在左边还是在右边。猜测一致方只有在自己与对方的选择（左或右）一致时才会得到奖励。而猜测不一致方只有在与对方的选择相反时才会得到奖励。两者受到的奖励程度是不同的，如图2–4所示。在这个不均衡的奖励机制下，猜测一致方只有在猜对双方都是左边的情况下才可以拿到4个积分以换取苹果（人类的话则是现金奖励），但在猜对了右边时只能获取1个积分。猜测不一致方在猜对双方选择不同时的奖励不论何时都是2个积分。

我们可以用博弈论来分析这种类型的互动。为了赢得游戏，需要明确的第一件事情是，每个被试者需要尽可能地做到“深不可测”。你的优先选择是不能让对手猜到你的下一步选择，你需要表现得很随机。为了帮助理解，首先让我们切换到猜测一致方的立场上进行思考。不论猜对硬币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对方只能获得2个积分，所以你只要抛枚硬币就可以做到随机化，如果是正面就选择右边，是反面则选左边。这代表你选择左右的概率各为50%，那么对手就不再能够预测到你的选择。而如果你偏离了这50%的概率，你的对手就有可能频繁地看透你的选择。现在让我们再切换到猜测不一致方的立场上：如果你现在放一枚硬币，而猜测一致方会倾向于猜测硬币在左边，因为这样他可以拿到4个积分而不是1个，所以你需要一直以80%的概率选择硬币在右边。因此，一个智慧而理性的被试者在博弈中成功的预测策略是，猜测一致方要做到随机化的猜测，以50%的概率选择左边，而猜测不一致方则要随机化为一直以20%的概率选择左边。这种结果被称为纳什均衡理论。可以通过简单地改变猜测在左边还是在右边的一致或不一致的奖励程度来调整选择左边的概率。

一个由来自加州理工学院与京都大学的成员组成的研究团队测试了6只黑猩猩与2个成年人小组：来自非洲几内亚共和国博苏地区的黑猩猩与日本大学生们。当黑猩猩参与变化了的奖励不对称的猜硬币博弈时（见图2–4），其结果与预测的基本相同，符合纳什均衡理论。然而人类持续又系统地偏离了预测，在担任猜测不一致方时表现得尤其不佳。这种偏离“理性”的现象与此前测试人类理性的结果一致，与黑猩猩相比偏离将近7倍。此外，研究者对多轮比赛的反应模式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根据近几轮情况和奖励的不同标准（如从猜测一致转为猜测不一致的结果时），黑猩猩会更迅速地回应对手。至少在这个博弈中，黑猩猩在个体学习与战略预测上似乎比人类做得更好。

猿类的这种表现不是偶然现象。研究团队还在其他两个版本的博弈中用不同的奖励标准进行了测试。在这两个版本的博弈中，黑猩猩测出的结果也接近纳什均衡理论。这意味着黑猩猩可以发展出博弈论这种所谓的“混合策略”，即做到一定概率上的随机化，而这是人类普遍做不到的。

最后一种体现人类表现不佳的观点来自对参与者做出反应时间的分析，测试参与者从一个回合开始直到做出选择的反应时间。黑猩猩与人类在担任猜测不一致方时所耗费的时间都比担任猜测一致方时的时间长。但是，人类在整体上耗费的时间比黑猩猩更长，就好像是在努力试图抑制一种自动反应一样。

这种模式可能反映出人类认知中的一个大漏洞：（为了猜测一致而做的）无意识的模仿。在猜硬币与诸如“剪刀石头布”的其他游戏里，参与者经常无意中在对手出手前的一瞬间暴露他或她的选择。看到对方举措的一瞬间可能会使动作稍迟的一方有更大的胜率。猜硬币博弈的实验结果表明：对于猜测一致的参与者，依靠模仿是可以获胜的。但对猜测不一致的参考者来说，依靠模仿只会让他输得更多，因为他们有时会不自觉地模仿对手的选择。 其原因在于，人类更倾向于无意识地进行模仿。黑猩猩似乎不会在认知上受到这样的“干扰”，至少没有达到如此程度。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通过对比人类与猿类认识到，我们是一个聪明的物种，却没有聪明到可以解释我们在大自然取得的成功。我还有大量的基于统计学、概率论、逻辑学以及合理性方面的测试本科生基准判断力与决策的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文献。在多数情况下，人类会习惯性地造成系统性的逻辑错误，也经常会产生错觉，错将因果性认为是随机过程，以及给予具有不同重要性的事情同等重视。人类不只是系统地缺乏这些标准的判断基准，在这些实验结果上，我们甚至不如鸟类、蜜蜂和啮齿类动物等物种。有时候，人类还会做出更糟糕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陷入诸如赌徒谬误、协和谬误（或沉没成本谬误）以及热手效应的困扰。赌徒们往往相信他们的赌博行为是一种“义务”（实际上并不是），正在观看一部糟糕影片的观众明明知道可以用余下的时间去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睡觉），但是仍然会选择继续看完电影，篮球运动中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球员手感火热的现象，而实际上这只跟他们的投篮命中率有关。与此同时，像老鼠、鸽子或其他动物就不会陷入这种推理谬误，因而在遇到各种情况时往往也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假如人类真的是这么一群“傻瓜”的话，又该如何解释我们取得的成功？为什么我们看起来很聪明？我将在接下来的15个章节中回答这些问题。但在此之前，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在被剥去文化知识后，是否仍然能够激发大脑与智力，并依靠狩猎采集生存下去呢？ 2RoEVwBDBbUz4yVwLGhmgKdUh9JJx5aHzkR+GUEemLcUsIzvy4ypZk8AbDBvsK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