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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包括哪些内容？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科学史的不同编史方法，也决定了本书的写法。就科学史这一学科而言，是从何写起，写什么的问题，它涉及如何看待科学，如何回答“科学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只有弄清楚“科学”一词的外延和内涵，我们才能确定本书的写法。
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如下三种关于科学的界说：一，科学是系统化了的自然知识；二，科学是生产力；三，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如果按这三种科学定义来写科学史，可以分别写出理论科学史、技术史和科学社会史。作为一本普及性的科学史通俗读物，我不想让其中一种排斥另外一种，因为大多数读者需要全面地了解科学，所以，需要同时了解这三种历史。照此理解，本书打算写成一部综合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史。
科学的历史如同人类其他的历史一样，千头万绪，材料无限丰富。一部综合科学史如何选材，如何布局，都是问题。不同的科学史书有不同的写法。有的专写观念发展的思想史，有的则专写科学活动的社会史；有的注重科学理论中的哲学家传统，有的则注重科学实验中的工匠传统；有的根本不涉及技术和工艺的历史，有的则根本不谈具体的科学理论本身。此外，按照年代顺序的编年史写法与按照学科内在逻辑发展编史，或按照民族、国别的独立发展线索编史，形成鲜明的对照。对种种不同的写法，我打算取一个折中的态度，为了表明如何折中，下面简单回顾一下科学史的不同写法。
对当代技术史而言，不涉及科学史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今天的技术本质上是科学的技术，是科学的某种应用。但在古代，甚至直到19世纪，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是不大密切的。科学由一些有知识、有学问、有身份的人所掌握，而技术则由一些无名的工匠传授。科学没有为技术革新做什么贡献，也很难做什么。这种情况使得早期的科学成就与技术成就只能大致按照年代顺序简单地放在一起叙述。
人们常说，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学问，但并不是所有认识世界的学问都是科学。认识世界的方式很多，神话、宗教和艺术亦提供对世界的认识，提供某种世界图像，但它们不是科学。科学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它追求清晰和条理性，不像艺术家那样因激情而丧失明晰和条理；它强调知识来源于经验，不像宗教强调知识来源于圣典；它追求理论与观测经验的一致，不像神话肆意妄为地构造世界图景而不顾经验意义上的事实。不过，科学的认知方式脱胎于原始的宗教、神话和诗的认知方式，对这些前科学的宇宙图景，我们也将提及。
英国画家约瑟夫·赖特
人们也常说，技术是改造世界的学问，可是改造世界的学问并不都是技术。在古代，改造世界的工作包括建筑、水利、交通运输工程，这些多由没有文化的工匠主持，谈不上学问。古代世界谈得上学问的改造世界的工作，可能要数炼金术了。炼金术士们的目标是变贱金属为贵重金属，最终炼出黄金来。今天我们知道，他们的目标在根本上是达不到的，因为通过化学方法绝不可能把一种金属转变为另一种金属。但是，他们用烧杯和蒸馏器的确完成了物质的化合和变化，他们使自然界发生了改变。炼金术当然不能算技术科学的代表，但它里面包含了化学和化工的因素，即使它不完全是科学的，也不完全是技术的。从现代的眼光看，我们可以认为炼金术是伪科学，是骗人的把戏，但它在科学技术史上必须占有一席之地。
今日所谓的科学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晚近的东西。许多读者也许不信，“科学家”（Scientist）一词直到19世纪才出现。1833年，在剑桥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会议上，著名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威廉·休厄尔建议仿照“艺术家”（Artist）一词创造一个新词“科学家”，用来称呼像法拉第那样在实验室中探索自然奥秘、丰富人类自然知识的人。读者也许要问，在“科学家”一词出现之前，像牛顿那样的大科学家被称作什么呢？要知道，到了1833年，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大科学家已经不计其数了，他们的名分是什么？原来，他们自称也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他们自以为从事的是自然哲学研究。这一点，我们从许多科学著作的名字中亦能看出。牛顿创立牛顿力学体系的著作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进化论最伟大的先驱拉马克的代表作是《动物哲学》（1809），近代原子论在化学中的复兴者道尔顿的著作名为《化学哲学的新系统》（1808），光之波动说的光大者、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写过《自然哲学讲义》（1807），而且以这个题目作为当时教科书的名字是比较普遍的。
威廉·休厄尔画像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独立的科学传统的形成是非常晚的事情，在此之前，科学寄附在其他传统之上。“在近代历史之前，很少有什么不同于哲学家传统，又不同于工匠传统的科学传统可言。但是，科学是源远流长的，可以追溯到文明出现以前。不管我们把历史追溯多远，总可以从工匠或学者的知识中发现某些带有科学性的技术、事实和见解；不过，在近代以前，这些知识或服从于哲学传统，或服从于工艺传统要求。”
因此，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一直存在着两个传统，它们共同构成了科学的历史渊源。
科学一开始就有两个来源。首先是好奇心，以及获得一个整体世界观的内在要求。人类永远需要为自己的心灵创造一个家园，一个不会因为千变万化的眼前现象而经常改变的理解框架，一种系统地理解世界的方式。这种内在的要求构成科学史上的哲学家传统。第二个来源是，为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人类必须提高自己制造、使用和改进工具的技艺和能力，广而言之，人类需要提高支配自然界为自己服务的能力。技术和工艺的进步，以及近代大工业的发展，构成了科学史上的工匠传统。
有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对工匠传统是不重视的，一提到科学史，往往会想到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想到科学理论如何在卓越天才的头脑中被创造出来。这当然是科学史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科学的进步在某些时候完全是被科学仪器的发明所推动的，而科学仪器往往一开始是由工匠造出来的。近代天文学的进步肯定应该归功于望远镜的发明，而生物学和医学则应归功于显微镜的发明。这两样东西都是工匠而不是科学家发明的。
汉斯·利珀希
望远镜大概最早出现在1608年的荷兰，据说是眼镜制造商汉斯·利珀希发明的。有一次，他的徒弟偶然拿着两块眼镜片一前一后地观看教堂的尖顶，结果看到了放大的景象，年轻人吓了一跳，把这一奇怪的现象告诉了利珀希。望远镜就这样发明了。可以想见，在有着制造眼镜的悠久历史的欧洲，望远镜完全可能在几千年前就被人发明出来，不知为什么一直拖到这个时候。但这个时代已经为望远镜的使用准备了足够充分的条件，人们对空间的征服正是从望远镜的使用开始的。天文学家最先看到了望远镜的重要意义。这一发明的消息一传到意大利，伽利略就立即动手制作了他自己的望远镜。通过望远镜，他发现了全新的宇宙景象：木星有卫星，月球上有山脉，太阳上有黑子，金星有位相的周期变化。这些新现象大大不利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而强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理论。
显微镜大概最早也是在荷兰出现的，首先将其用于科学发现的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列文虎克。第一批使用显微镜进行科学观察的人还有英国的罗伯特·胡克。在显微镜底下，列文虎克看见了细菌、原生动物、精子、红细胞和毛细血管，胡克则发现软木和其他植物都有细胞状结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显微镜，近代生理学简直无从谈起。
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典型地反映了工匠传统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我们以后将更为详尽地讲述。对科学史上的哲学家传统和工匠传统同样重视，将是本书的一大写作原则。虽然在篇幅上后者会短一些，但这主要是出于史料来源方面的原因。哲学家传统中的科学，或所谓的纯科学、理论科学、基础科学，往往通过著作的方式传到现在；而工匠传统中的科学，其实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湮灭，其发明的过程只在传说中极不可靠地流传到现在。
科学思想史与科学社会史在编史原则上的对立，对读者来说也许是一个过于学术的问题，但由于它们决定了本书叙述的历史线索，这里也有必要多说几句。
编写科学的历史一开始是零散的、偶然的、属于个别人的业余爱好，在它成为一门有讲究的学问后，就出现了所谓科学的编史学。科学编史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建立了三种类型的科学史编史原则和编史方法。
萨顿
第一阶段是以萨顿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编年史方法。乔治·萨顿是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国际最权威科学史杂志《爱西斯》（ Isis ）的创办人。他生于比利时的根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了美国，一直在哈佛大学教授科学史。萨顿倡导实证主义的编史方法，他强调，科学的历史实际上是实证知识积累的历史，科学史家的任务就是尽量无遗漏地将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科学知识都记录下来，并按照年代的顺序编写出来。萨顿的巨著《科学史导论》就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写的。他以半个世纪为一个单元，逐个考证过去年代在许多知识部门里出现过的实证知识。可以想见，编写这样的历史，其工作量是无比巨大的，在萨顿的有生之年，《科学史导论》出版了三卷五册，才写到14世纪。
萨顿的编年史是对他之前广泛流行的专科史的反驳。萨顿坚信，“科学史是人类统一的历史，人类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救赎的历史”
。科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有综合史才能反映科学史的真实面貌。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思想，是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或新人文主义的具体体现，也是本书作者极为赞赏的。但是，完全抛开分科史写法，纯以编年的方式写作，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学科领域划分越来越细、越来越专，抛开分科史的线索就完全不能完整地叙述历史，实证知识的编年史必将忽视或掩盖科学发展的逻辑线索。况且，近代以来的实证知识内容无边无际，事无巨细地搜集整理罗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柯瓦雷
编史学的第二阶段是以亚历山大·柯瓦雷为代表的思想史编史方法。思想史又称观念史或内史，注重追溯科学概念的内在逻辑发展线索。在这个研究纲领下，出现了一大批极为杰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近代科学起源以及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研究。柯瓦雷生于俄罗斯的塔冈洛克，20年代以后一直在法国生活，用法语写作，代表作是出版于1939年的《伽利略研究》。在这部著作中，柯瓦雷展示了“概念分析方法”的威力，揭示了近代科学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基本观念上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柯瓦雷来到美国讲学，把他的“概念分析技术”带到了美国科学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迄今为止，大部分最优秀的科学史著作都遵循思想史的编史纲领。
库恩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史的编史方法获得成功的学科领域往往是数理科学，特别是天文学、力学和几何光学，时段主要在从哥白尼到牛顿这段历史时期。这段时期，科学思想发生了戏剧性的变革。迎接新思想的到来所需要的细节上的改变一环紧扣一环。每一环节都由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完成，整个科学的进展仿佛是早已安排好的一幕戏剧的上演。这样的历史当然使思想史或观念史大有用武之地，可是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上并不总是出现。到了18世纪，科学发展的线索就不那么分明了，科学史不再是少数几个成熟学科观念的变革史，而是许多新学科的诞生史。20世纪著名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曾提出过近代物理学史上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的对立。他认为天文学、声学、数学、光学与静力学这五大学科属于古典物理科学，几乎从古代连续地传到近代，这些学科在近代的主要发展是观念革命。“古典科学在科学革命时期的转变，更多地归因于人们以新眼光去看旧现象，而较少得力于一系列以前未预见到的实验发现。”
电学、磁学、热学、化学等学科则极大地依赖实验，库恩称之为培根科学，因为培根曾在他的《新工具》中为这些学科的发展设计过蓝图。库恩指出，数学传统的古典科学和实验传统的培根科学直到19世纪仍然是分离的、独立发展的，不能用一种发展模式来概括全部科学史。库恩的观点对克服思想史编史方法的局限性很有益处。
默顿
编史学的第三阶段是以默顿和贝尔纳为代表的社会史编史方法。默顿的代表作《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被认为是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而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则被认为是科学学的奠基之作。不论是科学社会学还是科学学，都重视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社会学把科学活动本身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考察科学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科学学则注重研究科学发展与外部社会条件的相互制约关系。这两个方面在科学史研究中构成了所谓的外史学派。
贝尔纳
科学社会史的研究无疑是对科学思想史的极大补充，虽然内史学派与外史学派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学术分歧。比如，柯瓦雷就坚决反对社会经济因素在科学理论的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柯瓦雷的异议有他的道理。在近代早期，科学与技术还没有挂上钩，科学对技术的促进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古典科学已形成其固有的学术传统，技术对科学虽有促进，但绝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在科学史的其他时期和其他领域，特别是技术领域，生产和经济的因素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蒸汽机的发明，就明显来源于生产上的需要。它一开始被用于矿井抽水，后来则成了万能动力机，被用于一切动力机械上。由此可见，对全面理解科学史而言，思想史与社会史有和平共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作为一部通俗的科学技术通史，本书不敢妄称在方法上对内史学派和外史学派进行综合，我所能做的只是简单地不忽略这两个方面，尽量同时顾及它们。
一开始，所有的科学史著作都是分科史，大多作为著名科学家的讲义的第一章出现。分科史内容集中，条理分明，容易满足学生的需要，并对他们熟悉正在学习的课程有一定的帮助。不过，正如萨顿所说，分科史是不完善的科学史，尤其不能反映科学作为统一的整体，以及作为人类文明这个统一体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本书大体采取综合史的写法，但对于某个历史时期的带头学科，则以专门章节叙述该学科的专科史。
综合史常常以编年的方式写作，本书也不例外。年代顺序是本书的基本框架，不过考虑到上述诸多关系，年代顺序不可能严格遵循。除了分科的缘故，各民族之间科学发展的不平衡也是无法严格遵循年代顺序的原因。虽然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科学文明的影响持续到了公元后，但我们也只能在第一卷一并写完。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隔绝，它独自发展，走着一条独特的路线。如果严格按照编年的顺序，则会破坏对中国科学史的完整叙述，也使近代以来的世界科学史丧失了连续性。有鉴于此，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基本上都放在第三卷。
总的来讲，本书将写成一部综合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史。这种写法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它什么都写到了，但可能什么都没写好。萨顿以来，国际科学史界致力于专题史、断代史、国别史、科学家传记的著述，通史出版得不多，因为往往吃力不讨好。但对普通读者而言，这样的通史是十分必要的。在西方国家，不断有各种形式的通俗科学通史著作出版，能够满足读者的需要。我国普及性的科学史著作也出了不少，但史话居多，缺乏历史线索的连贯性。作为教材的小部头科学通史也编了不少，但目前看来还没有能力编写大型的西方科学通史。
本书力求保持的另一特色是插图丰富。对科学史著作而言，配以特定的历史图片，将使所叙述的历史事件变得生动、直观、亲切，使人仿佛身临其境，能否达到这一效果，请读者明鉴。
过去30多年间，我国流传最广的西方科学史著作始终是丹皮尔的《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出版）和梅森的《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出版，198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新版）。这两本书的作者都不是职业科学史家，丹皮尔是位作家，梅森是位化学家，加之出版时间较早，它们未能吸收职业科学史界的研究成果。近十几年，有不少新的西方科学史著作被翻译引进，值得一提的有三本：麦克莱伦第三的《世界科学技术通史》（原名《世界史上的科学与技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罗南的《剑桥插图世界科学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阿里奥托的《西方科学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这三本书均出自职业科学史家之手，出版年代较近，比丹皮尔和梅森的著作更为权威。
由西方专业科学史家编写的大型科学通史本来就不多，国内译本更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好的多卷本科学通史大概要数法国科学史家塔顿主编的四卷本《科学通史》，原文是法文，英文本第一卷《古代和中世纪科学》，1963年出版，第二卷《近代科学的开端，从1450年至1800年》，1964年出版，第三卷《十九世纪的科学》，1965年出版，第四卷《二十世纪的科学》，1966年出版。这四大卷科学通史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术界的需要，但至今未译成中文。21世纪，剑桥出版社邀请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奖获得者林德伯格和南博斯联合主编了一套八卷本的《剑桥科学史》，原书正在陆续推出。河南大象出版社购得版权，也在陆续推出中译本，到2011年已经出版了第四卷《十八世纪科学》和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
20世纪后半期西方科学史界的主要成果是由专业科学史家编写的分科史、断代史，国内推出了不少译本，这里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值得首先推荐的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11册的“剑桥科学史丛书”，包括格兰特的《中世纪的物理科学思想》、狄博斯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韦斯特福尔的《近代科学的建构》、汉金斯的《科学与启蒙运动》、科尔曼的《十九世纪的生物学和人学》、哈曼的《十九世纪物理学概念的发展》、拜纳姆的《十九世纪医学科学史》、艾伦的《二十世纪的生命科学史》、巴萨拉的《技术发展简史》、布鲁克的《科学与宗教》。这套丛书缺古代部分，如果加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的林德伯格的《西方科学的起源》，就可以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通俗版西方科学通史系列，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普通读者将受益匪浅。
更具专业性的著作也出版了不少。在断代史方面，除了上述系列外，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85年、1991年出版了沃尔夫的《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以及《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专家认为，两书所搜集的史料依然有查考价值。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的科恩的《科学中的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霍伊卡的《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是专业性很强的专题研究。大象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萨顿的《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有丰富的资料。
属于内史传统的著作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推出的“北大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包括柯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牛顿研究》《伽利略研究》，库恩的《哥白尼革命》，伯特的《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还有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三思文库·科学史经典系列”的三部著作：科恩的《牛顿革命》、鲍勒的《进化思想史》、吉利思俾的《创世纪与地质学》；华夏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巴特菲尔德的《近代科学的起源》、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许良英编选的霍尔顿的《科学思想史论集》也属内史范围。由张卜天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科学源流丛书”汇集了科学思想史的许多经典著作，包括戴克斯特霍伊斯的《世界图景的机械化》、格兰特的《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科恩的《新物理学的诞生》、吉莱斯皮的《现代性的神学起源》、科恩的《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
属于外史传统的著作有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的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2000年出版的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普赖斯的《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也属此列。
数学史方面，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中文分四册，对西方数学史有比较全面而权威的勾画；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的丹齐克的《数：科学的语言》是一部非常有名的数学史话，据说爱因斯坦十分喜欢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波耶的《微积分概念史》是一部较好的数学专题史。
物理学史方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过卡约里的《物理学史》，此书实证主义味道很浓，但也有不少资料；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的马吉编的《物理学原著选读》是一个权威的物理学史资料选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霍尔顿的《物理科学的概念与理论导论》（下册1987年改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是一本以史带论的物理学导论，也可以当成物理学史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的伽莫夫的《物理学发展史》是一本非常有趣的著作。此外，相对论史和量子论史译本更多，不一一述说。
化学史方面，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的柏廷顿的《化学简史》是一个权威的化学通史读本，但只写到了20世纪初年。
天文学史方面，霍斯金主编的《剑桥插图天文学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是一部比较出色的西方天文学通史著作；伏古勒尔的《天文学简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是一部经典的作品，但只写到了20世纪60年代。
地学史方面，奥尔德罗伊德的《地球探赜索隐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是一个重要的译本，还有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的詹姆斯的《地理学思想史》和克拉瓦尔的《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生物学史方面，迈尔的巨著《生物学思想的发展》中文本1990年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还有一个译本是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玛格纳的《生命科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也是一部很好的生物学通史著作。
医学史方面，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了卡斯蒂格略尼的《世界医学史》第一卷，未有下文；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波特的《剑桥医学史》，图文并茂，印刷精美。
技术史方面，查尔斯·辛格等主编的七卷本巨著《技术史》经多方努力，终于在2004年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全部出齐。
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的著作，首推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该书20世纪70年代曾经部分出版过；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由卢嘉锡主持重译，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0年出版第一卷、第二卷、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原著计划共七卷，尚未出齐。罗南据此巨著缩编的《中华科学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可供普通读者阅读。
中国科学史家写作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著作有很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由杜石然等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中国科学技术通史；199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卢嘉锡主编的十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显示了中国科学史界在中国科技史领域的总体成就；董光璧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大部头《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卢嘉锡、席泽宗主编的《彩色插图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是一部图文并茂、印制精良的作品；路甬祥主编的三卷本《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可供普通读者阅读。中国科学史家写作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分科史、断代史著作不胜枚举，这里只提江晓原的《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和《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因为它们可能是在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中遵循社会史纲领的少有的成功范例。
科学家传记译文则更多，这里只举四部名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韦斯特福尔的《牛顿传》，是作者另一部巨著《永不停息》的缩写本；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派依斯的《上帝难以捉摸——爱因斯坦的科学与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的派斯的《尼耳斯·玻尔传》；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戴斯蒙德和穆尔合著的《达尔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史家也写作出版了不少世界科学的专科史和断代史，择其要者如下：由李佩姗、许良英主编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童鹰的《世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童鹰的《现代科学技术史》；由杜石然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自然科学史丛书”，包括《世界数学史》（杜石然、孔国平主编）、《世界物理学史》（董光璧、田昆玉著）、《世界化学史》（周嘉华、张黎、苏永能著）、《世界天文学史》（崔振华、陈丹著）、《世界地理学史》（杨文衡主编）、《世界地质学史》（吴凤鸣编著）、《世界生物学史》（汪子春、田铭、易华著）、《世界电子科学史》（高鼎三主编）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梁宗巨的《世界数学通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宣焕灿编的《天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孙荣圭的《地质科学史纲》等。
中国科学史家写作的科学家传记可能是过去20年来西方科学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由李醒民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哲人科学家丛书”，传主包括玻尔、开普勒、彭加勒、希尔伯特、奥斯特瓦尔德、薛定谔、康托尔、马赫、维纳、弗洛伊德、迪昂、爱因斯坦、玻恩、牛顿、莱布尼茨、赫尔姆霍茨、海森堡、哥德尔等，内容通俗，形式活泼。
在科学史的工具书方面，樊洪业等编译的日本科学史家伊东俊太郎等主编的《科学技术史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宋子良等翻译的拜纳姆等主编的《科学史词典》（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杨建邺主编的《二十世纪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都很有用处。我本人编的《科学思想史指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对科学史学科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初步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