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命实在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无可奈何之事。在这个天寒地冻的环境里，除了苟存于世，还想怎样？还能怎样？

萧红有一部作品《生死场》曾得到鲁迅的赞赏，鲁迅还为其作序推荐。在萧红为数不多的作品当中，《生死场》算是比较规整的，意思就是可以很清楚地被归到某种文类当中去。而她的其他一些作品比如《商市街》和《呼兰河传》就不一样了，它们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说是小说吧，却没有清晰的情节和鲜明的人物；说是散文吧，在表达上却显得很抽离，更何况里面的一些主要人物还被虚构了名字。从这种文风也可以感觉出，萧红是一个多么难以定位的作家。

萧红不是能以意识形态轻易区分的作家，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作品曾一度被忽视。她那么关注社会底层，关注劳苦大众，按理说应该属于左翼才对，没错，她身边确实都是一些左翼的朋友，文学史上也曾把她看作左翼文学圈的一部分。可是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她总在时代之中掉队。例如《呼兰河传》出版时茅盾为其写序，就批评作者没有提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 。但是鲁迅当年写《阿Q正传》《孔乙己》，不也没提过这些吗？萧红只不过是延续了鲁迅这种国民性批判的写作路子罢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她写作《呼兰河传》的时候，也就是她在1940年流亡香港期间，这个写法就无法切合时代需要了。那时中国作家不分左右都被动员起来写抗战文学，萧红还在讲国民性批判，不是很不合群吗？

萧红也不是真的在做国民性批判。虽然《呼兰河传》里面写了很多中国农民的愚昧无知，把他们写得那么不堪，但和鲁迅式的辛辣讽刺其实很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萧红在鲁迅的基础上又往前迈进了一步。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从《呼兰河传》的开头看起：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接下来，她写了好几种人是怎么样在这片冻裂的大地上行走：一个车夫，手背被冻出无数裂口；一个卖豆腐的，盛豆腐的方木盘被冻在地上；一个卖馒头的老人，因为鞋底结了冰滑倒在地。而再继续冷下去，水缸会被冻裂，井会被冻住，房子也会被大风雪封得严严实实。

这就是整部小说的开头，北国的严冬气息一下子跃然纸上，此地便是呼兰了。呼兰在今天是哈尔滨市的一个区，以前则是一个独立的小县城，也是萧红的家乡。萧红到了生命的晚期，当她在这本《呼兰河传》里回忆起自己的家乡和童年时，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严酷的天候背景，这是非常有意思也是特别值得留意的。不过抛开这一点先不谈，让我们看看《呼兰河传》有哪些已经得到公认的长处和特点呢？首先它在出版时显得非常前卫，打破了小说的传统样式，并不是以人物角色为核心，而是要为呼兰这个地方立传。它也写人，但人物不是重点，重点是呼兰这块土地如何承载了这些人的生活。写作风格上则有着茅盾所说的抒情诗特色，就是用不断重复的写法，在稍微带着变奏的重复意象、重复描写中产生出诗意。叙述顺序则是从宏观到微观，从小县城的天候讲到这里的几条主要道路，再讲到一年时序里的主要节庆，然后画面才转进萧红自己家，以及她所见到的一些人物的故事。

但是我认为《呼兰河传》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小说一开头所暗示的，在一个中国最靠东北的偏僻之地，面对这里严酷的天候和严重的贫瘠，人们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这里的人穷到什么地步呢？比如有一家人租了三间歪歪斜斜的破草房，下雨天过后房顶上长出蘑菇，那家人便上去采蘑菇，结果引来全院子的人站在下面议论，都羡慕这家人有蘑菇吃。他们说：

“这蘑菇是新鲜的，可不比那干蘑菇，若是杀一个小鸡炒上，那真好吃极了。”

“蘑菇炒豆腐，嗳，真鲜！”

“雨后的蘑菇嫩过了仔鸡。”

“蘑菇炒鸡，吃蘑菇而不吃鸡。”

“蘑菇下面，吃汤而忘了面。”

“吃了这蘑菇，不忘了姓才怪的。”

“清蒸蘑菇加姜丝，能吃八碗小米子干饭。”

“你不要小看了这蘑菇，这是意外之财！”

同院住的那些羡慕的人，都恨自己为什么不住在那草房里。若早知道租了房子连蘑菇都一起租来了，就非租那房子不可。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租房子还带蘑菇的。于是感慨唏嘘，相叹不已。

在如此穷困潦倒的境况下，人们会表现出哪些状态呢？我们举例说明好了。在这个小县城的一条东二道街上，有一个陷下去五六尺的大坑，“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这个泥坑简直就是一个陷阱，让路过的动物、人、马车都很危险，常常马陷进去挣扎不出，一旦躺倒在地，很容易就会死。这时过路人会来帮忙救马，不过也有来看热闹的，“看那马要站起来了，他们就喝彩，‘噢！噢！’地喊叫着，看那马又站不起来，又倒下去了，这时他们又是喝彩，‘噢噢’地又叫了几声。不过这喝的是倒彩”。

“这泥坑子里边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泥坑里边。”到了下大雨的时候，坑里涨满水会一直漫到两边人家的墙根上，就连人也过不去，只好颤巍巍地攀着人家的板墙从坑边挪过去。于是有人建议把两边房子的墙向后拆一点，房子主人却说墙不能拆，最好沿着墙根种一排树，下起雨来就能攀着树过去了。可是没有人想过要把坑填平。萧红写道：“一年之中抬车抬马，在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不就好了吗？没有一个。……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

类似的对呼兰河人愚昧无知的描写在小说里比比皆是，又例如：

所以呼兰河城里凡是一有跳井投河的，或是上吊的，那看热闹的人就特别多，我不知道中国别的地方是否这样，但在我的家乡确是这样的。

投了河的女人，被打捞上来了，也不赶快的埋，也不赶快的葬，摆在那里一两天，让大家围着观看。

跳了井的女人，从井里捞出来，也不赶快的埋，也不赶快的葬，好像国货展览会似的，热闹得车水马龙了。

……

呼兰河这地方，到底是太闭塞，文化是不大有的。虽然当地的官、绅，认为已经满意了，而且请了一位满清的翰林，作了一首歌，歌曰：

溯呼兰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材。

这首歌还配上了从东洋流来的乐谱，使当地的小学都唱着。这歌不止这两句这么短，不过只唱这两句就已经够好的了。所好的是使人听了能够引起一种自负的感情来，尤其当清明植树节的时候，几个小学堂的学生都排起队来在大街上游行，并唱着这首歌。使老百姓听了，也觉得呼兰河是个了不起的地方，一开口说话就“我们呼兰河”；那在街道上捡粪蛋的孩子，手里提着粪耙子，他还说“我们呼兰河！”，可不知道呼兰河给了他什么好处。也许那粪耙子就是呼兰河给了他的。

看到这些辛辣的调侃，是不是让人觉得萧红果然是鲁迅的精神传人了，对国民性的批判如此不遗余力。但我为什么要说这本《呼兰河传》比鲁迅更往前跨进了一步呢？因为它通过对呼兰河自然条件的书写，透露了这里的人愚昧无知背后的根源。他们为什么不去把那个年年出事的泥坑填平呢？这是一种心态决定的，简单讲就是两个字：认命。

因为认命，这里发生了太多让人难过的事，也发生了太多稀奇古怪的事。一个才12岁的童养媳，只是因为太大方了不知道害羞，就遭她婆婆天天毒打虐待，终于被弄疯了。疯了之后又用各种迷信的方法给她治，最后被跳大神的用开水活活折磨死了。一个媳妇，被丈夫打，但她说，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于是也心满意足地并不以为那是缺陷了。

认命实在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无可奈何之事。在这个天寒地冻的环境里，除了苟存于世，还想怎样？还能怎样？这里的人，天天想的是怎么活下去，下一顿饭有没有着落，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趣味。所以当有人上吊了，有人跳河了，难道不是一件令他们兴奋的事吗？他们终于有热闹可看了，生活变得不平常、有滋味了。这种认命就好像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 笔下的俄罗斯，为什么俄罗斯有沙皇专政？因为那片土地上的人都会认命。面对西伯利亚无垠的冻土和风雪，人是那么渺小，所以对于任何事情都只能习惯于接受。接受反而变成一个最重要的活下来的力量，不接受的人全都死了。不接受的像萧红这样子，逃到香港去，还是病死了。

（主讲 梁文道） 9KDxcvRSO9FGl1aDcBw00AK1zwYMnXx3bQ+/Popc7bOJIj54pOKrEuXXP/ITH+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