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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1957年生于北京，重度脑瘫患者，四肢皆残。9岁入福利院，13岁开始自学文化，用嘴翻书，叼笔写字。20世纪80年代自学写作，在国内外报纸、杂志发表散文、诗歌等上百篇。33岁离开福利院，结婚生子。著有自传《生如残月》《心如皓月》，长篇小说《残花亦俏》等。累计发表上百万字文学作品。
张莉的左手向后背着，有些变形的右手搭在肩头，双腿屈叠着跪坐在床边，嘴巴叼起桌上的一把小铁勺，头向前探，往右一摆，舀了一勺子咖喱米饭，脸再偏一偏，米饭倒在一张白瓷碟子上。
重复同样的动作，她又舀了点牛肉和菜花。饭菜盛满一碟，她把勺子放下来，脸埋在碟子里开始吃饭。
“您别见笑。”她边吃边笑着说，口气里有种抱歉的意味，“我这辈子是除了小时候姥姥给我喂过饭，丈夫、儿子都没给我喂过饭。我自己能做的事绝不麻烦别人。”
桌子右手边放了块小毛巾。张莉吃完饭，头伸过去，用下巴把毛巾够过来，嘴巴在上面蹭了蹭，然后叼起一根痒痒挠，对准几十公分外一把电热水壶的按钮，一使劲，“扑”一声，一股水流从壶嘴里淌出来。
她接了小半杯水，再用痒痒挠把水杯一寸寸拨拉到嘴边，用吸管吸了几口水。
“我每一天都活得很艰难啊。”张莉平静地说。
我觉得生活就像一位严厉的考官，他会逼着你想尽一切办法，去解答生活中面临的一道道难题。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活人没有让尿憋死的。”只要你心不灰，脑不懒，就会发现许多生存之道。我知道，许多残疾人都具有正常人所不具备的生存绝招，说穿了也是生活逼出来的。
——张莉《生如残月》
张莉虚岁60了，一头短发白得不多，脸庞微方，下巴和嘴属于坚毅那种造型，表情总是笑眯眯的，脸上透出股书卷气，说话口齿有些含混，话锋却有种不动声色的犀利。
她是先天重度脑瘫患者，四肢皆残，双腿无法站立行走，双臂无法划动伸直，双手不能抓握东西，一张床就是她的全部天地了。
她终日坐在床上。
床靠窗放着，占据了小屋的大半空间。床上的被褥堆叠得很整齐，床头摆一张电脑桌，床侧放一个写字台。张莉的日常生活、起居、工作、休闲都在这方四五平方米的空间内。吃饭、看书、写作、整理床铺都用下巴和嘴完成。
“我这下巴和嘴可神奇了。”她一边演示一边说。
她伸着头，把桌上一副眼镜叼起来，平放在脸下方，用嘴把眼镜腿撑开，脸对准往里一套，眼镜刚刚好挂在耳朵上。然后她侧了侧身，身体左右摇摆着，屁股一寸寸挪移。
“比蜗牛还慢。”她自嘲道。
从床侧挪到床尾，坐到电脑桌前。她用嘴叼起桌上一根比筷子略粗的小木棍，小木棍有三四十公分长短，两头包了透明胶带，看得出磨损的痕迹。
“这是我的‘笔’。”她说。
她用“笔”戳开一部电脑台式机的主机按钮，用下巴操作鼠标打开一个Word文档，里面的字有指甲盖大小。
她对着显示器开始写作。
头像鸡啄米般不停地点着，“笔”在键盘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有几个字母键的标识已经磨得模糊了。上、下、左、右、前、后……下巴轻微而灵活地摆动，小小的指示箭头在屏幕上游走，让人觉得这下巴并不是脸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有生命的、心思灵巧的“手艺人”。
“我还能用下巴开电动轮椅呢。”她说话的语气里有些许自豪。
张莉用的是拼音输入法，一天能写四五百字，“如果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中间只吃饭不休息，不停地写，一天能写2000字吧”。
以这样的方式，她写出了20多万字的自传《生如残月》、长篇小说《残花亦俏》，都已正式出版，自传续集《心如皓月》正在编排当中。
“书在外面，自己拿吧。”她努努嘴，指示了一个方向。
一摞未拆封的书堆在屋外走廊的角落里。这套40多平方米的廉租房，进门是一条2米宽3米长的走廊，左手边是卫生间，右手边是厨房——为方便残障人士使用，厨卫都造得比较宽敞。走廊尽头是两间小卧室，张莉住的这间约十二三平米，隔壁儿子的房间有七八平方米。屋里的陈设都极简单，床、桌子、柜子、轮椅，水泥地白墙，两间屋都朝南，光线不错。
天气好的时候，张莉会请照顾她的小时工塞十来本书在电动轮椅后面的布袋子里，自己到附近的地铁站、公交站和学校去卖。
“轮椅前头用铁丝绑一个自制的大牌子，就跟‘文革’挨批斗似的，上面有书的简介，还有我的照片，人家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她说。
一本卖不掉，是常有的事；卖三五本，算马马虎虎；生意最好的一次，被一个单位当作励志读物订了30本。“我觉得别人买我的书，同情心占主要部分吧。”
一本书16块，得来的钱她去超市买点小菜，算是给儿子减轻负担，补贴家用。其余的收入是一个月1000块出头的养老金加重残补助。写书挣的几万块稿费存着慢慢花。每个月雇小时工的2000多块，是一笔雷打不动的支出。张莉的生活时刻离不开人照顾。
小时工是一位中年大姐，面相和善，来京打工，在小区里干保洁，就住在廉租房地下室里。每天早上五六点钟来家里帮张莉穿好衣服、解手、洗漱，然后热好一袋牛奶、剥好一枚茶叶蛋给她当早餐。11点钟来做午餐，看看她有没有解手的需求。傍晚下班后再来做晚餐。晚上九十点钟又来，帮她脱衣服睡觉。
张莉的衣服大多是她自己从网上淘的，色彩挺鲜艳。“人家说我还挺臭美的，今天一件衣服明天一条围巾的……我觉得我必须打扮得漂亮点，我不愿意让人说我比别的女人差。漂亮属于我！”她说这句话的口气里带着点小女孩的娇嗔任性。
她家大门平时开着，快递小哥可以推门而入，把她订的东西送到床头。她出门卖书、遛弯或买东西，上下轮椅、开门锁门、出入电梯这些事都得叫小时工帮忙。
“我跟阿姨说了，咱也别算一小时多少钱了，反正我没事绝不会麻烦你，有事我给你打电话。有时我在超市买东西，觉得有什么是阿姨需要的，一般也会给她带上，毕竟老麻烦人家啊。”
每日写作之余，张莉会在网上听歌、阅读、发微博、跟网友聊天，在QQ空间里种菜、养宠物……
“反正我玩的东西还挺多的呢。”她说。
正说着话，电话响了。张莉用下巴颏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操作着。接通、免提、通话……是一位陌生的读者。
张莉： 喂，您好。张莉就是我。
来电者： 我是您的读者，看了您两本书，看完以后特别受感动，我是从1962年病到现在了，都54年了，就在床上待着。
张莉： 唉，真不容易啊。
来电者： 是啊，多苦啊这一辈子。人家都说我的心态好，其实得了病以后没有办法，只有自己给自己加油呗。我连大小便都不知道啊，都是靠摸索总结，就是一心慌就知道要尿，赶紧换尿介子，哎哟特别狼狈啊。几十年就这么凑合过来了……
张莉： 您也够坚强的。
来电者： 没办法。我病的时候还不到18岁呢，现在都72岁了。可是跟您比我不行啊，您的病比我要重，我的手至少没问题。您都成家立业了，有那么好的儿子，还写书。您的手能吃饭吗？
张莉： 不用手也能吃饭，我的嘴可有本事了，还能开电动轮椅，我经常出门。
来电者： 那您颈椎得特棒，不能有毛病。
张莉： 不行，颈椎病现在挺厉害。
来电者： 我也有颈椎病。我这一辈子虽说动不了窝，但干的事不少。我搞了十几年校对，人家写完书我给校稿子，还做手工织毛活挣钱。
张莉： 那您真不简单，比我强呢。
来电者： 可是您自己还敢出门呢，我哪儿都去不了，坐不了电动轮椅，腿老抽搐。跟人一比，我特别悲伤。
张莉： 您是住在养老院里面吧？
来电者： 是，养老院还凑合吧，有吃有喝的，总比自己在家没人照顾强呗。
张莉： 一个月多少钱啊？
来电者： 一个月2300块，我有最低生活保障，所以便宜一些，社会上的人来得将近3000块。
张莉： 人家都叫我去养老院，我可不去。
来电者： 您有家有业的当然不来了。像我这没家没业的特悲凉。母亲去世了，我只好来养老院。
张莉： 我现在也一个人，丈夫去世3年多了，自己维持着呢。
来电者： 哎呀，我还以为您丈夫身体好好的，一块儿过呢。您的书没写后边的事。
张莉： 续集里有呢，还没出。
来电者： 那您怎么上轮椅啊？
张莉： 我现在雇了个人。
来电者： 雇的人跟您一块儿住吗？
张莉： 不，小时工，一天来几回。
来电者： 就你一人的话，还是上养老院比较合适。
张莉： 我不去！
来电者： 一般人都恐惧来这儿，其实待惯了也挺好的。
张莉： 您那养老院在什么地方啊？
来电者： 离天坛东门也就一站多两站地。知道天坛吧？
张莉： 知道。
来电者： 那咱没准能见上面呢。能跟您说上话真好，您忙吧，要是有机会加我微信，记着我姓于就行。
张莉： 好，于大姐……
我想，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是：残疾与爱情。残疾即残缺、限制、阻碍……是属物的，是现实。爱情属灵，是梦想，是对美满的期盼，是无边无限的，尤其是冲破边与限的可能，是残缺的补救。每一个人，每一代人，人间所有的故事，千差万别，千变万化，但究其底蕴终会露出这两种消息。
——史铁生《病隙随笔》
“我要手好，绝不会雇人，我完全可以自己生活。唉，真羡慕人家有一双好手啊。你再怎么强，没俩手啊，没腿可以，没手不行。我最遗憾的是没有两只好手。”张莉用下巴颏挂完电话，叹了口气说。
“还有一个遗憾是我没进过校门。有时候人家让我填表，文化程度填‘无’吗？不甘心，我哪儿是‘无’啊，可是填太高也不行，捏着鼻子填一个‘初中毕业’。别人可以毫不犹豫地填‘大学’，我不行啊，我再怎么努力也走不到那一步。写书出版也填补不了这个遗憾。出名？我不是名人啊，名利这些东西对我没有诱惑力，我就是我，我最恨的两个字是‘残疾’！”
张莉来到这世界上就是残疾的。
她在母亲肚子里只待了6个月，出生体重两斤半，是姥姥用一勺勺面糊糊把她喂活的。半岁以后，病残渐渐显露端倪——不会坐，不会爬，也不会走。父母一番求医问药，得到结论是“小儿脑瘫，活不过20岁”。
姥姥把她带在身边照顾了9年。
1966年“文革”开始，当过国民党少将的姥爷预知在劫难逃，惶惶不可终日；姥姥患有严重高血压，身体日渐变坏；父母在工作之余还要照顾她的哥哥弟弟，张莉被送进了北京社会救济总院。
“刚开始想不通，天天哭。为什么非要把我扔到那儿去？用他们的话说，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但我心里明白，因为我是个残疾人……”张莉回忆起往事，没有一丝哀伤，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精神上被家庭遗弃的人。
很快，姥爷的预感变成了现实，他被红卫兵从家里绑走，下落不明；姥姥被遣送回原籍，一去数载。张莉在救济院（后改名为“福利院”）里一直住了下去。
为了填补生活的寂寞，16岁那年，张莉听着收音机里的样板戏，对着《红灯记》剧本，开始自学认字。她叼着铅笔歪歪扭扭地在纸上写啊写，用嘴巴和舌头一页页地翻字典。功夫不负有心人，认了一些字后，她有了阅读的欲望；坚持听了一段时间的英语广播，她连外文信也能看懂了。
求知欲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张莉说：“有时候我想，如果当初我要不自学会怎么样？如果我要没有文化会怎么样？那就是一辈子混吃等天黑，后面的一切一切都不可能发生了……总归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
1984年，27岁的张莉掘到了生平第一桶金—— 6块钱稿费，她的一首小诗《春之歌》发表在《北京市红十字会报》上。有关她身残志坚、自学文化的新闻报道开始见于各大报刊。
张莉成了“名人”。
1989年，她作为唯一一位中国代表，应邀出席了在美国圣路易斯市召开的“国际残疾人独立生活代表大会”，并作重点发言。
父母亲戚开始对这个不但活过了20岁，还能出国访问的脑瘫儿刮目相看，爱情也接踵而至。
“当初我就没考虑找残疾人，因为我觉得两人都残疾谁照顾谁啊。”张莉说。她在福利院生活20多年，目睹了许多残疾病友的感情悲剧，深知两个生活半自理或无法自理的残疾人，虽然可以相亲相爱，但生活在一起面对着实实在在的日常家务时，一定会备尝生存的艰辛。
可是一个健全人真的会找一个像她这样的重残女人当伴侣吗？张莉看完那些求爱信，大多是淡然一笑，就放在一边了，“我觉得大多数人不过是一时的感情冲动，爱情对残疾人来说就如海市蜃楼一般，可望而不可即”。
也有例外。
一次，一封来自湖北武汉的信打动了她，信里把她称为“中国的典子”。《典子》是当时热映的一部日本影片，主人公典子完全靠双脚自理生活，十分励志。张莉有点受宠若惊，跟对方通了几个月信后，相约在北京见面。然而，一见之下，两人对彼此的“庐山真面目”都不满意，一场感情游戏就此结束。
这种最终“黄了”的所谓“恋情”，张莉经历过好几段。对条件比较好的男士，她知道那只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我只有远远地观赏的份儿”，生活在一起是在开“天大的玩笑”。
最终，张莉选择了一位叫李家绪的人。
李家绪比她大9岁，河北人，身世坎坷，年逾40仍孑然一身，一个人在北京顺义一家供销社打工，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读了她参加《北京日报》征文比赛《无名者剪影》的获奖文章后，主动拎着点心上门拜访。
“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一个思维健全的人谁都有七情六欲，一个女人能被人爱是天大的幸福，更何况儿童福利院也不会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我暗自给自己定下的择偶标准是，岁数要长我一些，成熟一些，生活阅历丰富一些，人起码要诚实，要有责任感。而李家绪似乎比较符合这些标准……”张莉在《生如残月》里写道。
两人开始频繁地接触。她也犹豫过，“自己如果真的迈出这一步，后面是什么我也无法断定，就又产生了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既已如此，也只有一步步地往前迈了”。
父母坚决反对她跟人谈情说爱，甚至谈婚论嫁。张莉不为所动。“他们始终认为我身体这样，不宜成家，即便贸然成家，也将以悲剧告终。但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有我的主见。我那时候就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走出福利院，我不甘心在那里头待一辈子，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跟了老李。”
34岁，张莉坐着轮椅，由李家绪推着，迈出了福利院的大门，嫁为人妇。
关于这25年在福利院的生活和见闻，她在《生如残月》和《残花亦俏》两本书里有着详细的叙述。那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一群因种种原因被社会和家庭排斥甚至遗弃的人，在里面上演了一出出悲欢离合的人生大戏。苦难彰显了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也让张莉“耳濡目染，见多了不幸的人和事，心里竟也豁然了许多。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遭遇不幸的人何止我一个，甚至有的人比我还不幸……事已至此，诅天咒地，怨天尤人，一切一切都无济于事，只有靠自己去驾驭个人的命运”。离开福利院，她打算“全身心做一个贤妻良母，相夫教子，食人间烟火，享天伦之乐，粗茶淡饭，家常布衣足矣”。
我的心里也特别地心疼他，一个身体不好的人本来是需要别人照料的，可是我却坐在床上干着急，什么都不能为他做。为此我的内心常常地被一种深深的自责和歉疚包围着，无法自拔，面临着如此的窘况，不能不使我开始对我的婚姻自测，当初我走进婚姻这一步难道真的错了吗？我在心里无数次地这样问自己。可是事已到如今还能想什么，还能说什么呢？时光不能倒流……
——张莉《心如皓月》
“喵……”一只黄白色的波斯猫，忽然从桌子底下蹿上来，一跳跳到张莉怀里，用头亲昵地蹭着主人的衣服。张莉把右手从肩头移下来，用手肘轻轻摩挲着它。
“它叫‘抱抱’，我们刚搬到这儿捡的，养了6年了，像是我第二个儿子呢，可亲了。”张莉张嘴说话，上腭两侧露出黑洞。“两边的牙都掉了，叼孩子叼的，好像老猫叼小猫一样，叼到七八个月实在叼不动了。我其他牙还好，我觉得到了这把年纪挺难得了，不过我的牙太累了啊，什么都干！”
“抱抱”身上的长毛打了结，一团团一绺绺的，有点“丐帮”的感觉。张莉说它喜欢吃巧克力，有时她会嘴对嘴着喂它吃一块。“抱抱”的餐盘放在床头地上，里面躺了几粒猫粮，都是张莉从超市给买回来的，儿子和小时工负责倒在盘里。
电脑桌下发出微微的响动，一只黑白相间的警长猫在那儿探头探脑，露出黑耳朵和白鼻头，一双机警的眼睛滴溜溜乱转。
“它叫‘淘淘’，捡回来一年多了，刚来还是只奶猫呢，有点胆小。”张莉介绍说。
“抱抱”和“淘淘”每天晚上睡在张莉的枕头边，一边一只。主人睡觉，它们就睡觉；主人起床，它们也起床；主人工作，它们陪伴在侧。两只猫咪为这间简陋的小屋带来了温馨气息，还有一股猫味儿。
“还好有猫陪着我啊。”张莉的语气有些哀伤，“我人生最大的伤痛就是中年丧夫，唉，一个单身女人活着太不容易了，尤其像我这种情况。谁也不知道那一夜我经历了什么，谁也想象不出来。还好，我挺过来了。”
2013年1月8日夜，查出糖尿病两年多的李家绪抽完烟忽然干咳不止，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剧烈地喘息起来，张莉慌忙用下巴拨打999……
3个多小时后，医生宣布抢救无效，死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导致胸积水压迫心脏衰竭。张莉冲着电话崩溃地大哭起来。
上大学住校的儿子紧急请假回家，在屋里整整陪了母亲一个月。可是除了陪伴，张莉内心深处那些感受——一个重度脑瘫妻子和一个健全人丈夫走过22年婚姻的感受，孩子是无法理解的。
那一个月里，张莉吃不下也喝不下，人瘦得脱了形，每日盯着丈夫的骨灰盒发呆。居丧期间，小叔子有意无意间说的一句话——“我哥是累死的”，让她感到万分自责和无奈。
她还记得当初领结婚证的时候，办事的女科员翻着白眼嘲讽道：“就你这样还想结婚？将来男的一烦把你一扔，你哭都找不着调儿，还得成为社会负担……”她针锋相对地反问道：“请你指出《婚姻法》上哪条规定残疾人不可以结婚？请你不必为我多虑，即使将来我沦为乞丐也麻烦不到您的头上。”
婚后，李家绪靠在自由市场摆摊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张莉在自传《生如残月》里对两人刚结婚的点点滴滴有着详细的描写：
李家绪每天早早地爬起来，服侍我大小便，洗漱，再弄点吃的，然后用小三轮拉着货物去市场上摆摊。中午暂时把货物收起来，像狼追着似的跑回家，匆匆忙忙做点吃的，再服侍我方便一下，就又匆匆忙忙地回到摊位上去……傍晚收摊后，再顺便捎点蔬菜，到家好做晚饭，然后再刷锅洗碗，洗洗涮涮。总之，他一天到晚就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除了和李家绪去北太平庄市场以外，其余时间我只能待在床上，看看书，背背英语，实在闷了我就打开电视看看。李家绪还特意给我准备了两根一尺多长的竹棍，我可以用嘴叼着它去开关电视……酷暑天是最难熬的，我又特别爱出汗，一天到晚衣服总是湿的。李家绪除了每天顶着烈日两头跑以外，每天
晚上还让我坐在一张椅子上，用塑料盆给我冲洗全身，然后再洗衣服……
孩子出生后，李家绪要照顾一大一小两个人，越发辛劳。
家绪见我躺下喂奶很吃力，又想出一个办法，就让我坐着，在我的腿上摞上两个枕头，再把小家伙放到枕头上，小家伙很轻易地就够到了乳头。看来办法都是人想的，活人没有让尿憋死的……有次家绪出去的时间长了些，他回来时，我正眼看着小家伙无计可施。原来，家绪走后，我坐在床上守着小家伙，不住地冲他做着怪相逗他，希望他安安静静待着别哭别闹。谁知我逗得他来了精神，竟然不安心在襁褓里待着了，小腿一蹬一蹬地开始往外蹿。没想到刚出生半个多月的小家伙，两条小腿竟然那么有力气，三蹿五蹿就蹿出去了，光着肉乎乎的小身子蹿到床旮旯去了。我揪也揪不住，按也没法按，只好勉强掀起被子的一角捂在他身上。谁知这下小家伙急了，“啊啊”地大哭起来。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家绪回来了，这才把他重新包在小被子里……
孩子上学后，为了接送和照顾孩子，李家绪没法再像以前那样正常做生意了。两人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加上其他一点点经济来源，日子一直过得很拮据……
22年，相依为命，相守相伴，酸甜苦辣，悲喜交加……这其中的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
张莉反思她的婚姻：“我在心里无数次地问自己，难道当初我走这一步真的错了吗？我首先肯定我的爱人太不容易了，他做到了一般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他也给了我一定的痛苦，一些我无法言说的痛苦……什么样的婚姻算幸福啊？婚姻就像人们说的，是一堵墙、一座围城，没进去的人想进去，进去的人却想出来……这些年我的吃喝拉撒全靠他，可是我连一件衣服都不能给他洗，我连一顿饭都无法给他做，他有病我没给他喂过一口水，他躺在医院里急救我寸步难行，坐在床上干着急……我任何事情都做不了。唉，爱不能分享，爱不能分享啊！”
因为这场婚姻，父亲终生不跟她来往，“他反对我结婚，直到他去世，我们没有再见过面”。
对于儿子，她的内心也充满了愧疚，虽然这孩子是她在无法注射全身麻醉的情况下，生吞活剥似的从肚腹里掏出来的，但她甚至无法给孩子一个母亲的拥抱。小时候，儿子得了急病，她没法带他上医院看病，只能任凭自己坐在家里床上，成宿不睡觉，心就像被放在油锅里煎了一样。再大一点，她没法带孩子去一趟公园，手把手地教他写字，辅导作业，到学校去开家长会。上了高中、大学，孩子的学费是别人资助的——虽然人家是看了她的自传《生如残月》才拿的这笔钱。毕业工作之后，她怕拖累孩子谈不上对象，娶不了媳妇。
“别人凭什么接纳我啊？”张莉心里清楚，“他如果成家，我不会跟他生活在一起，不要耽误他……”
儿子越长大，性格越内向，跟母亲的交流越来越少。“他也照顾我，比如穿衣服、戴围巾、接尿什么的，都干得特好，可是他不说话。”
许久以来，为减轻丈夫和孩子的负担，张莉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强迫着自己节食节水，一周才大便一次，还得吃治便秘的药。她自己能做的事，绝不麻烦别人，无论再怎么艰难——“例如每天早晨起床后，我嘴和手并用把被子折起来，用牙叼起枕头放到被子上。之后再用不听使唤但尚存一点点功能的左手整理一下床单，扫扫床上的灰尘……”
仅此而已。
然而，随着李家绪的离世，这一切的克己慎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都坍塌了。像是一个人再度被五花大绑地扔进了旷野里，沉重的肉身让她一步都不能挪移，四顾无人，她该怎么办？怎么活下去？
亲戚、朋友、邻居、居委会大妈甚至连自己的亲哥嫂都劝她上养老院。张莉在自传续集《心如皓月》里叙述当时的困境：
是的，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考虑，如今家绪已经丢下我们娘俩儿撒手人寰，我又面临着生活不能自理，事事都需要别人的照顾。孩子面临着自己的学业，不可能拖着他天天守在家中照理我。听哥嫂的建议去养老院吗？想想真的不能接受，回想一下25年的福利院的生活，福利院、养老院是一个等同的地方，那个在我的内心已经写满了生活的酸、甜、苦和辣，人生的冷与暖，一个缺乏家人亲情的地方……20年前当家绪用轮椅推着我走出福利院大门的那一刻，我就发誓；无论今后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突变，我绝不再踏进那个门槛。但是万万没想到生活居然是这般的无情，仿佛再次把我推向了绝境。
关键时刻，以前在福利院结识的好朋友曹雁帮了她的大忙。曹雁是一位小儿麻痹患者，多年来自己办教育当校长，事业做得很成功，多次在张莉有难时伸手援助。这次，她又给张莉送来了10000块钱，还聘用她在自己的公司干一份工作。“说是管资料，其实就是为了帮我，每个月给我发2000块钱工资。”张莉很感激，她用这笔钱雇了一位小时工照顾自己的生活。
我自己的生活开始了，我的情况虽然如此的糟糕，但是我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却是很重……为了儿子我也要坚强守住这个家。
——张莉《心如皓月》
“我觉得养老院再人性化也没有自己在这个小屋里待着好。我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自己说了算，不能再像小时候人家想把我送哪儿去就送哪儿去。”张莉坚定地说，“而且我上养老院谁交钱啊？不还得我孩子掏钱？我绝不能给他添麻烦，也绝不能把他拴在家里照顾我。”
张莉用下巴学会了开电动轮椅。
轮椅是经过改装的，在扶手上焊接了一截铁管，连上遥控器，让她能低着头用下巴够到，好像操作鼠标那样。小时工把她抱上轮椅，推出电梯，张莉就变成一只长了翅膀的鸟，可以四处飞翔。
“我这样子能开着电动轮椅出门，大家都不相信。”她说。
她形容自己开电动轮椅的样子“真好似乌龟一样”，车后面背包里搁着菜、书或其他东西，满满当当的，像个乌龟壳，她自己在前头哈着腰低着头，翻着眼睛查看前方路况，摆动着下巴进行操作，光看着就让人胆战心惊。
“当然一路上会招来许许多多异样的目光。我已经顾不得我是什么模样了，是张莉也好，是乌龟也罢，总归一句话：我得生存，我要独立！”她说。
张莉走出了家门，到超市买菜，去街心花园遛弯，上车站等人多的地方卖书，偶尔还能开个几公里到附近朋友家小聚一番。而所有这些行为背后的悬梁刺股、卧薪尝胆，是常人难以想象也无法体会的。
有一次，她到地铁口卖书，回家的路上刮起了沙尘暴。风太大了，她逆风而行，使出全身力气，下巴往前拱着操控器，但轮椅就是开不动，而且还往后倒，危急万分。
“大姐，需要帮忙吗？”一位路过的小伙子看不过眼，想伸手帮她推轮椅。张莉拒绝了。一路上又有几位好心人想走上前来帮忙，张莉都一一谢绝。
就这样孤身一人，靠一个下巴在风沙里走走停停，以往十几分钟的路程那天傍晚她走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家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她空着肚子喝了两杯白酒，想借着酒精的威力减轻一点身体的疼痛。
“你认为我在逞能吗？”张莉冷峻的语气里满是倔强，“今天你让人家帮你推了，如果明天再遇到困难怎么办？再找人帮吗？不可能啊。我从很久以前就养成一个习惯，凡事自己承受，绝不麻烦人。当然有时候心里会很苦，那我就听听歌什么的。我就是要证明一点，我不是个废人。我不服输，到现在也不服输。我没上过学，可我不比上过学的人差啊。我残疾，可我也得到了一个家庭啊。医生说我活不过20岁，我现在活了快三个20岁。我还没活够呢，美好的东西还在召唤我呢。”
张莉最爱吃冻豆腐熬白菜，也爱吃肉，平时让阿姨下点面条就是一顿晚餐，“想吃好点就买些鸡腿、炸鸡块什么的”。
她在电动轮椅扶手上安了一个巴掌大的铁皮零钱罐，买菜的钱就放在里面。附近超市的售货员和她很熟，她边开轮椅边逛，看上的货品，售货员会帮她挑选、称重、打包。结账时，收银员自己从铁盒里取钱、找钱。
“一般我都买我儿子爱吃的菜，他爱吃蒜苗、土豆这些。”她说，“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今天想吃什么得买点，都是给他买。我总觉得欠他的，孩子占据了我的整个心思。”
张莉的儿子个头不高，眉宇间有股英气，相貌可算得上英俊，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网站当编辑，经常出差。
儿子一出差，张莉就六神无主，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他一走，就剩下我自己了，从天黑到天明，家里就我一人，心就像掉进了十八层地狱，没个着落。他一进门，我才能踏实，觉得好像全世界都平安了。但他总有一天要离开我，我知道，我有思想准备。”
儿子在家的时候，每天晚上到她房间坐坐，逗猫玩。张莉说：“我什么话都跟他说，他心里的话未必跟我说。孩子大了，自然而然离母亲远了，这可能是一个过程。有一次他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伤心，他说你为什么要生我啊。这句话真像一把刀子扎在我心上，那一整天我没跟他说话，他绝对体会不到我当时的心情。”
2014年下半年，张莉被撤销了低保金，廉租房的审核也没通过，面临着被赶出房子睡大马路的窘境。
“他们说我们娘俩没资格住廉租房了，因为孩子工作了，家庭总收入超出了廉租房标准，不过政策还是照顾我的，因为我是重残，要把目前的小两居换成一居，但不能说换就换，需要重新申请。试问我们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我和孩子要去哪儿住？总不能睡马路吧。”张莉无奈地说。
那段时间因为房子的事儿，张莉寝食难安。儿子刚工作几个月，工资只够维持日常开销，租不起一整套房子。张莉说：“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孩子是我唯一的监护人，如果把我们分开，漫漫长夜只有我一人，倘若生病了或者发生不测，谁会在我身边？租房租不起，买房更是想都不敢想。他们让我腾退房子，再去重新申请，至于儿子的去向与他们无关，未免太绝情了吧。”
张莉想起刚结婚那几年四处搬家的恐慌。他们先是租住在郊外的农民房里，三天两头被赶来赶去。孩子上学后，弟弟把单位分得的一间13平方米的小平房借给她住，这才算踏踏实实地住了近10年。
孩子上高中，他们经过一轮又一轮申请审核，分到这套廉租房，但是手拿着新房的钥匙，丈夫却面露难色。“我还记得家绪跟我说，这套房子就5年合同，5年以后我们照样是无房户，弄不好还是没地方住。”张莉说，“现在看来男人考虑问题比女人长远，他起初就料到了这一步。”
在这间小屋里，一家三口还是度过了两三年的温馨时光。“白天我和家绪各自占一间卧室，他也喜欢写作，每天忙乎完家务就坐在电脑前，他写我也写，我的‘笔’就是他给我做的。晚上儿子放学回家，他烧好两个菜，我们围坐饭桌，听儿子说一说学校里发生的趣事……想一想那是多么温馨的时刻，一去不复返了。”
2015年春节，中残联、北京市残联和海淀区残联的领导来家里探望张莉，为她送来了米面油和慰问金，张莉提到房子的事……不久，这个所谓的“廉租房超标”难题迎刃而解，她栖身5年的这个小窝临时保住了。
约伯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约伯的信心前面没有福乐做引诱，有的倒是接连不断的苦难。不断的苦难曾使约伯的信心动摇，他质问上帝：作为一个虔诚的信者，他为什么要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上帝把他伟大的创造指给约伯看，意思是说：这就是你要接受的全部，威力无比的现实，这就是你不能从中单单拿掉苦难的整个世界！约伯于是醒悟。
——史铁生《病隙碎笔》
“我喜欢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还有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张莉说。
她的文学品位不低。
小屋靠墙摆放着一面书柜，里面书不多，塞了各种杂物，以及她各种征文得奖的荣誉证书。张莉的文学之路完全靠自学，现在她依然每天在网上阅读，用嘴叼着木棍在电脑上笔耕不辍。她的创作题材都是福利院的故事，她亲身经历过的人和事。“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去揭示这个群体的故事，因为没有那种切身的感受。”
《残花亦俏》就是以福利院故事为蓝本写成的长篇小说。这群体态非常、性格迥异的男男女女，拼凑成一个临时的大家庭，演绎着不为人知的亲情、友情、爱情……读之令人唏嘘。
张莉还写了一部电视剧本，30万字，主题不太新颖，关于弃婴的故事。这名弃婴被一位女士捡到，她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妈妈，为了这个孩子她离婚了……孩子成长、上学、工作，一直不知道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
这是她听别人讲的一个故事。她说：“我特别渴望有这样一位母亲。”
80岁的老母每隔一两个月来探望她一次，给她带点吃的喝的。她给李家绪买墓地的钱是母亲给的，算是支持了她一把，她铭记于心。“从我的感觉里，我母亲对我有一些愧疚吧，毕竟我生成这样，残疾是个太沉重的话题。我想我要是不残疾的话，肯定不会经历这样的人生。”
张莉还把李家绪留下的两部遗稿整理出来，等待出版的机会。
“不过他写的是解放前后农村土改那些事，有点像浩然的《金光大道》，现在谁还看这些东西啊？”她有些担心。
太阳从窗户里照进来，在床铺上缓慢地移动着，从明亮到暗淡，从温暖到冷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张莉也这样移动着，一点点挪动着屁股，缓慢地从吃饭的书桌前移动到写作的电脑桌前，距离不过几十公分。
电脑主机旁边摆了两只黄色的小熊玩具，毛茸茸的，模样很可爱，商标还没撕。
“别人送的。”她说，“我特别喜欢毛绒玩具，温暖的象征。我也喜欢动物，它们是喜欢猫狗。我还想养条狗呢，不过没条件。”
记者： 你为何会有这种命运？你想过吗？
张莉： 不知道。我还是信命吧，也许在我出生之前，命运就已经给我这么安排了。
记者： 接受这个命运吗？
张莉： 不接受。我所做的一切，我人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反抗它。我超出了我的本能去反抗它。我一直在超越自己，到现在我也这样想。
记者： 从来没想过放弃？
张莉： 没有。本来我不应该活下来的，可是我真的活了下来。
记者： 感恩这个世界吗？
张莉： 感恩。我周围有几个人，我今生今世可能报答不了。
记者： 你相信有天堂？
张莉： 相信，我觉得我会上天堂。
记者： 因为你已经克服了这么巨大的苦难，所以有资格上天堂，你真的这么想？
张莉： 对。
记者： 如果有来世，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莉： 做一个有本事的女人啊。美貌、独立、才华、智慧，超出一般的女人吧。当然首先必须是健全的，这是最基本的。
记者： 还写作吗？
张莉： 写，想当一个大作家呢，还要有一个完美家庭，有深爱我的母亲、父亲、丈夫和孩子。我要把我的爱分享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