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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京生，北京人，生于1952年，因意外触电导致失去双臂，20世纪80年代开始练习用嘴咬着笔写字作画，长于行草和写意花鸟，笔意朴秀并蕴、沉着多变。任中国残疾人书法家联谊会会长，北京市肢残人协会原主席，北京市残疾人书画家会会长。与妻子一起多次被评为“五好家庭”“最美家庭”。
毛大华青春年少的时候，像一管青翠而又柔韧的竹，亭亭玉立，摇曳生姿。她23岁与刘京生结婚时，穿的是一套浅绿色的嫁衣，让人想起竹的灵动与淡泊。婚礼上，她不像别人的新媳妇，娇羞地坐在那里，一边听着祝福，一边在自己的想象里幸福得一塌糊涂，而是迎来送往，点烟递茶，忙里忙外，完全不把自己当新人。
原因很简单，她的夫君刘京生没有双臂和双手，所以婚礼这种具体而又烦琐累人的“喜事”，全得靠她一个人张罗。
婚礼结束，众人告别，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一大早，毛大华开门朝外一瞧，哎哟，厂子里的大嫂大姐们站了一片，好像在等着看动物园的大熊猫。
毛大华觉得稀罕，就问：“你们看啥呢？”
众人就乐：“哈哈哈，咱这妹子没被吓死，还活着呢。”
原来，刘京生没有双臂和双手是表面现象，更严重的是他有内伤：肚子上的皮肤整个是黑的，上面有个一尺见方的洞，经年不愈，血肉模糊。有人说过，这孩子，穿着衣服像人，脱了衣服像鬼，不知道的人保准吓一跳。
这件事，厂子里的人全知道，就瞒着毛大华一个人。
刘京生说：“咱们得承认，肚子上有伤，是瞒了人家姑娘了。”
许多人估计，纸包不住火，毛大华当晚知道了这事儿，一是可能被吓个半死，二是说不定会闹起来。
毛大华说：“那天晚上，我帮刘大哥脱衣服时，发现他的背心全粘到身上了，一看，是伤口往外渗水；再一看，桌上有紫药水、碘酒，还有一个瓶里头有药水泡的纱布。我爸是个老中医，我经常帮他治疗病号，所以我也没害怕，赶紧帮他把伤口弄干净，换了药。”
厂里的大姐们问她：“这事没给你说，你生气吧？”
毛大华淡淡一笑：“那生什么气呀，都结婚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假如头天结婚，第二天又抽风啥的，你不也得跟着过呀。我就跟定我这男人了。”
那一刻，刘京生远远地望着他的新人，一种温暖从心底升起，不仅因为她的善良，还因为她处变不惊的大度与从容。
刘京生寸头方脸，一口京片子，如果不看两只空荡荡的袖管，他就是一位熟悉的邻家大哥。
他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
那个年代的人是吃过大苦挨过大饿的人。
一位日本学者说，挨过饿的一代是最有爆发力的一代，他们埋头苦干的力量是任何一代人都无法企及的。
刘京生的父亲是解放军的一名司机兵，他在抗美援朝时参军，驻扎在南苑机场，因参加建设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转成了学院职工，后来响应政府号召支边，调到江西工作。在刘京生的记忆里，父亲很早的时候就患了严重的肾病，干不了重活，一直病休，家里的事，里里外外全靠妈妈张罗。
刘京生的妈妈是老北京，没有正式工作。“我们家生活条件非常不好，家里有5个小孩，吃饭穿衣都比较困难。除了父亲的工资，主要靠母亲打零工过活，在建筑工地和泥、搬砖这样的活挣钱多，轮不到她，她只能干些收入更低的活。有一种活叫‘补花儿’，桌布或窗帘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花儿，他给你贴好图案，要你按要求把它绣出来。还有一种活叫‘折页子’，把印刷出来的书页按要求折叠起来，以便裁切。我们还糊过‘药口袋’，那时在医院看病，开三天的药，就用这种小纸袋装，糊几十个才一分钱。”
刘京生小小年纪就知道心疼妈妈，“那时候我还挺小的，老想帮我妈干点活，我们胡同口有一个大宅子，里面烧锅炉，我妈每天给人家抬煤，一大筐一大筐地抬，我就站后面帮我妈举着扁担，让她能够轻一点。我妈说你别弄了，你这一举人家没法抬了”。
后来，妈妈找了一份比较稳定的活，制作“伊拉克蜜枣”：在一个小木片上面插一排针当工具，围着枣划开一条条的裂口，然后用蜜腌制。
那个作坊离家很远。
刘京生家住南锣鼓巷附近的炒豆胡同，妈妈每天要从家里走到三环外的大钟寺一带，来回16公里路，需要3个多小时。“那时候我不太清楚大钟寺在哪儿，只是看着我妈每天走着去走着回来，特别辛苦。她舍不得坐公共汽车，干一个月只能挣十几块钱，不可能再拿出钱买车票。那时候向北出了安定门，就是老玉米地了，她一个妇道人家，就这样每天在荒郊野地里奔波。母亲为了养家，别说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了，就说每天走这几十里路，得付出多少汗水和体力呀？”
20世纪60年代初，赶上困难的时期，他们开始挨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白菜帮子。那时候买白菜有定量，每个人规定只能买多少斤，然后剩下就是捡菜帮子，菜帮子也不好捡，捡到后我们就扔在房顶上，把它晒干，一年到头就吃这个。那时候哪见过白面馒头啊！我们是把棒子面跟干菜团在一块儿蒸了吃。我小妹妹说，我不想吃菜窝窝，我就想吃一个真正的窝窝头。那时候市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1斤，一人每天只有几两粮食，你要想吃也可以，我妈就给她做个一两面的窝窝头。这个窝窝头确实漂亮，可是两口就吃没了，第二天妹妹说，我还是吃菜窝窝头。
“我妈那时候不仅瘦，而且浮肿。我们院里有一棵榆树，一棵柳树，榆树的叶子很快就吃没了，只能吃柳树叶。春天时吃嫩芽，还比较好吃，到了夏天柳树叶子变得非常苦，根本不能吃，我妈就把它一遍一遍地煮，然后剁吧剁吧搁在棒子面里一块儿吃。最后把柳树也吃光了。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家有福气在哪儿呢？门口有一个豆制品厂，做豆腐一类的东西，这个厂子每天要把豆腐渣拉出来，一桶一桶倒在马车上，于是全胡同的人都来抢豆腐渣，这个豆腐渣等于把这条胡同的人都给救了。
“另一个有福气的事儿是我们胡同附近有一个工厂，他们每天烧锅炉剩的煤渣就倒在我们胡同口，煤渣刚一倒出来还很烫人，我们的铲子和簸箕都冒烟了，脚底下的鞋烤得滚烫。那也得抢啊，你不抢就没了。这些没有烧透的煤渣，还挺好烧。我家用砖头码了一个大池子，一年四季就不用买煤了，省下一大笔开支。所以，那时候我们几个孩子放学回来之后，就这一个课外活动，没有什么苦不苦的，捡到煤渣就是幸福。”
刘京生除了捡煤渣，剩余的时间全用来练毛笔字。“我爸爸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特别重视写字，认为字就是一个人的门面，能写出漂亮的字，不管你干什么人家都喜欢。他要求我每天捡完煤渣后写100个字再去玩儿。他跟我讲，老家村里有一个先生，‘字写得像印的一样，那叫一个漂亮’。那时我是小孩儿嘛，心里打下了一个烙印，就觉着字能写成跟印的一样就算好。我就照着书上的字去写呗，书上不是有田字格嘛，我就照这个格写。开始的时候觉得挺没意思的，可是不写就得挨揍啊，写不好‘啪’的一个大耳瓜子，真打呀。那就得硬着头皮写呗。
“那时候写字没有什么正经的本子，有一种白报纸很便宜，一毛钱能买几公斤。白报纸就是没有印字的新闻纸。我爸把这种纸订成一个一个的本子，供我练字。一个本写满了也不能扔，大字中间还要写小字，不能浪费了。
“那时我临摹的字帖有《灵飞经》《草字歌诀》，还有一本是柳公权的字，写着写着，就变成一种爱好了，当时不懂什么叫书法，就是爱写字，为了达到爸爸的标准，‘像印的一样’，我干脆就写仿宋字，后来刻蜡版也那么写，那时的通知、小报什么的，都是用铁笔刻在蜡纸上，再油印出来。我还学会了写美术字。先拿块湿抹布在黑板上勾出这个字的模样，然后用粉笔勾出印子，就可以把字写得很大。”
初中毕业的时候是1968年。那时，大学不再招生，知识青年大多下乡接受“再教育”去了。但是刘京生是个例外，他所在的分司厅中学
被一支由造纸工人组成的工宣队——造纸五厂工宣队接管了，这个厂正好要招工，就留下一半应届生去当工人，刘京生这位16岁的中学毕业生就成了工人。
当工人，学徒工一个月16块钱。“我的钱都交给妈妈，自己一分都不留，那时候觉得自己能够给家帮上忙，尽一份责任，挺高兴的。然后每天上班带饭。偶尔下了夜班，骑上自行车跟伙伴们上街下馆子，花个毛儿八分的，一人来一盘炒饼，打二两白酒，就觉得特别美。”
转眼10年过去，26岁的电工刘京生成了二级工，工资拿到了三十一块二，还谈了一个女朋友，日子平淡却也有滋有味。
可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在下一分钟发生什么。
噩耗说来就来。
那一天，刘京生干完活准备下班回家，扭头看见一个老师傅正在吃力地爬上六七米高的梯子做线路检修，他说，您甭上了我来吧，爬上梯子替师傅干活。当时，纸厂的电路是“文革”中架设的所谓“三合一供电”，这种供电方式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电工拉下电闸后，还会有一路电线带电。
刘京生爬上梯子，刚想伸手维修，一万伏的高压电瞬间释放，一下子把他从高空打落在地。
刘京生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身在医院了。
眼前的情况让他十分绝望：两只胳膊都被烧煳了，左手因为戴着金属表带的手表，烧得最惨，已经从手腕处与胳膊断开了，右手还在，但也烧得能看到骨头。肚子上被高压电打出了一个大洞，肾脏严重受伤，导致肾衰竭……
医生首先想到的是保住他的命。这种被高压电击伤肢体的情况一般都要从没有受伤的地方截肢，这样才能避免感染，不留后遗症，确保生命。
这是最保守也是最保险的办法。
左臂伤得重，截肢时连肩关节都没有保留，齐根摘掉了。轮到右臂了，刘京生的父亲急了，说什么也不同意医生连同右肩关节一起截肢，甚至与医生大吵一架。
“无论如何你要给他留一点，他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我留一点出了人命你负责吗？如果再出现感染，可能会给你儿子造成更大的损伤。”
“我负不负责你都得留。我不管你什么理由！”
父亲为了儿子能多留一截胳膊，顾不上讲理了。
就这样，因为父亲的坚持，刘京生的右肩关节保住了。
多年后，刘京生说起他的截肢经历，仍有无尽的惋惜，“别看我的右臂就留了这么一丁点儿，可管大用了，一寸长一寸强啊，比如桌上的电脑，我可以扶正，搔搔痒擦擦汗什么的，也行。这个小小的关节，它对人非常宝贵，所以医生能保留一个关节就要千方百计保留下来，这对患者今后的生活和康复都非常重要，如果当时能给我留下肘关节，绑个棍我就能骑自行车。”
肚子上的洞一时半会儿好不了，腹部肌肉组织没有了，所幸大网膜
还没有伤及，如果伤到大网膜，他早就没命了。医生把他的几根肋骨去掉，通过植皮先把大网膜保护起来，帮助他先保住命。因为腹部的治疗需要进行多次大手术，刘京生暂时出院了，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腹部的治疗过程会持续20年，并最终严重威胁到他的生命。
出院后，厂里给刘京生分了一间宿舍，派了4个工人照顾他的生活。
一人做饭，另外3个3班倒照顾他，除了照顾生活，另一个重任就是防止刘京生想不开，出问题。
刘京生整天躺在床上，绝望、沮丧。“这时候坚强不坚强，流泪不流泪，已经是次要的了。如果说头磕一大口子，挨了一刀，你疼了，委屈了，哭一哭，宣泄一下情绪，可能有用，可是，当你真的陷入绝境的时候就没眼泪了，有什么用啊？是不是？什么叫欲哭无泪？什么叫四顾茫然？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鲁迅先生说，人生最痛苦的，是当你从噩梦当中醒来，眼前又无路可走的时候。如果有条路，我千辛万苦都可以走下去。可是没人能给我指出这条路。当时许多人都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也多次读过，我觉得没法儿跟保尔·柯察金比，为什么？他有手，再苦再难还可以写字。小时候念书的时候老师说，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人的劳动主要依靠双手，双手没有了，想干什么也干不成呀。看不到前面的路，这使我陷入深深的绝望。”
“有人说，你放心，国家会养你一辈子。没错，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保障，但是，我觉得这是最不可接受的一种命运。我那时候满脑子的理想与抱负，要为国家做贡献，凭什么让国家养着我呢？人们越这样说我就越痛苦。”
在刘京生终于能重新坐起来的时候，他开始用脚翻页来读书，这是他唯一能够排遣痛苦的办法。读书使人思考，哲人们告诉他，人在面对强大压力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结局，有的人像玻璃，好像硬度很高，但真正的压力来了，就碎了。反过来也有人压力越大爆发出的能量也越大，比如火药受到压力就会爆炸，释放出百倍的能量。被厄运和压力压垮的人不少，能重新站起来的却不多。
不能让自己沉沦。
什么是救命的稻草？
刘京生想到了写字。他想，如果能写字，我就能干很多事。
那一天，有共青团员来学雷锋，帮他打扫卫生，收拾院子，“我就想怎么跟人说句话呢？因为躺着，我就让人拿纸和笔放在我脚趾间，试试能不能写出一句话来。结果我写了‘想你，谢谢’几个字。虽然歪歪扭扭的，但是他们拿过来一看，大概能明白意思，都笑了”。
刘京生觉得眼前一亮，原来我能写字啊，这不就是我的路吗？
于是，他把心思全部用在写字上，坐在床上用脚夹着钢笔写。一位师傅告诉他，过去咱们天桥那块有一个人叫“万能脚”，这个人没有胳膊却能做木工活，他的绝活是箍桶——过去的木桶是用木板拼接而成，要想不漏水，必须用铁环把桶箍紧。这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所以“万能脚”很有名气。
“万能脚”用脚能做木工活，你用脚肯定能练一手好字。
刘京生想，是呀，我练好了字，最不济也可以到传达室看门，收收发发，抄抄写写，搞宣传、抄资料也没有问题。但是，用脚写字并不容易。“好多跟我一样的朋友都是用脚做事的，但他们大多在很小的时候受伤，所以脚很灵活，也习惯了，像我二十多岁了才受伤，脚已经没那么灵活了。还有一个困难，用脚写字，时间一长脚就抽筋。手指握笔是三个手指头，而脚趾夹笔只有两个脚趾，写字时，笔来回晃，你得使劲夹，一使劲脚就会抽筋，请人帮我把它掰直了，再写，刚写几个字又抽筋了。”
后来他改用嘴咬着笔写字，因为那样可以坐在桌子跟前，不用弓腰低头那么费劲了。笔杆滑咬不住，他就让人把塑料笔杆放到火上烤，烤软的时候，咬出一个牙印，就能咬结实了。但是，还有问题，用门牙咬住笔，只能写竖不能写横，因为笔杆会来回晃。后来他摸出点门儿了，把笔咬在侧面，用槽牙咬着，这样就稳定多了。
嘴累了用脚，脚抽筋了用嘴，刘京生每天练字要练七八个小时。
最苦的是三伏天，身上长了痱子，被蚊虫咬了疙瘩，既不能抓又不能挠，痒得钻心，烦得想疯。有个“发小”说：“瞧你坐在桌上像耍猴的，蹲在地上像要饭的。练半天谁用你？”刘京生说：“我偏要活出个模样来，给大家伙儿瞧瞧！”
刘京生与他的恋人分手了。“自己已经很痛苦了，就不要再给别人增加痛苦了，”他说，“这辈子就不想结婚的事儿了，如果运气好，可以收养一个孩子，长大了照顾我。”
负责照顾他的师傅说：“想啥呢？厂里已经有4个人照顾你了，你再领养一个孩子，谁帮你养呀？”
因为刘京生受伤，厂里照顾他的4个工人不能上班，这让厂里非常着急。当然家里也着急，孩子丧失了劳动能力，这辈子怎么生活？谁能照顾他？所以大家想法一致，就是赶快给刘京生找个媳妇，一辈子有人管有人疼，照顾他的工人也好回去上班。
刘京生对此不以为然，谁会那么傻，好好地嫁一个残疾人，凭什么呀？
厂里的工会主席受领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想起自己老家有个表妹正待字闺中，就请假回老家碰运气。
工会主席的老家在河北霸州，他不敢直接给表妹说，而是去找表妹的父亲。表妹的父亲是个抗日老兵，后来被俘，押到日本北海道当劳工，抗日胜利回国，继承祖业在宣武医院当了中医，后来又回老家行医。
工会主席把刘京生这个因公负伤的有为青年，介绍给老中医，并说明来意。小伙子的遭遇令老先生充满了同情和惋惜，他答应让闺女去见见刘京生。
老中医的闺女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毛大华。
毛大姐原名叫毛桂花，小名大花，芳龄22。她十几岁就在县办工厂上班，是个老实听话的姑娘，别人给她介绍对象，都是等父亲答应了她才露面。家里的事一切听老父亲安排。
那一天，毛桂花下班回到家，妈妈说：“你表哥来了。”“干吗呢？”“我也不知道，好像是提亲的。”
后来爸爸回到家，把这门亲事说给她听，毛桂花听了心里特别不乐意。爸爸说：“闺女呀，我这辈子的工作就是治病救人，救了多少人的命也数不清了，今天你表哥说的这个人需要帮助，你要是能跟这个小伙子，就等于救他一条命。”
工会主席那边得到表叔的首肯，回来就开始张罗，1979年9月，毛桂花被接到工厂见了刘京生。那天下着大雨，毛桂花穿了一双高腰的雨靴，更显得高挑漂亮，好多人因此记住了这个善良的姑娘。
表哥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还行，小伙子还挺英俊的，也怪可怜的。
表哥一看有戏，赶紧叫上刘京生一家人请毛桂花吃了一顿饭，算是订亲。
刘京生记得他没有跟毛桂花说上几句话：“愿意见就见见，愿意看就看看，我从不抱什么希望，我对工会主席说，你这都瞎掰，我这样儿，谁知道以后能不能过下去呀。”
工会主席害怕夜长梦多，毛桂花一走他就去派出所上户口，警察问他女孩叫什么，他说：“毛大花。”原来他根本不知道表妹的大名叫什么。警察说：“哪有叫这名的？干脆叫毛大华吧。”
于是，河北姑娘毛桂花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了北京姑娘毛大华。
隔年春天，刘京生与毛大华开始筹备婚礼。
刘京生的老爸告诉他，你是家里老大，弟妹用钱的地方还多，家里没钱，你结婚用钱自己去借。
刘京生向单位借了300元，向私人借了200元，筹备婚礼。毛大华知道刘京生家里穷，买结婚的衣裳时先打听北京什么地儿东西便宜。
当时菜市口有个商场，她想上那块转转，一位大姐说：“别价别价，那块不适合你，我领你去特别便宜的地方。”
终于，毛大华花16块钱买回一身浅绿色的新嫁衣。
6平方米的新房里，两个小凳子支张床板，一个破旧文件柜，一张三个抽屉的办公桌，两把椅子，两个暖瓶，两个脸盆，大花被面做的被褥，一对新人。
1979年10月16日，他们把婚结了。
毛大华记得很清楚，结婚一共花了70块钱，借的钱还剩下430块。第二天，公公来了，“他来了我赶紧上锅炉房打水去，刚走到门口，听见他爸跟他说，剩下的400多块钱你别跟大华说，不能让她知道。为什么？你受伤这么大的事，家里借了不少的账，你下面一个弟弟三个妹妹他们上学结婚都得用钱啊。”
那时候，小两口一个月62块钱，交家里10块，扣20块还账，剩下的32块钱过日子。忆及当年，她感激地说：“我们净碰上贵人了，门口菜站卖菜的大姐跟我特别好，她看我捡白菜帮子，就说，大华你别捡了，晚上你腾地吧，结果晚上给我送了一大堆没有蕊的白菜，我吃不了，就择干净了，送了东家送西家，大家说，这个菜包饺子蒸包子都好吃。农村这东西多的是，都喂鸭了，没想到在城里算好东西。再往后，都知道我困难了，柿子椒裂口的，西红柿压烂的，鸡蛋硌窝的，便宜东西都给我留着。”
丈夫有病，需要补养，家里买点好吃的，都是丈夫吃，那时候5分钱一个油饼，她一天给丈夫买一个，自己从来舍不得吃。刘京生中午吃饭爱抿一小盅二锅头，那时一斤二锅头才8毛钱，可是他们挣得少，还是有点喝不起。有一次，还差两天开支，没酒了，毛大华就往酒瓶里倒点水端上去，权当是酒。
“结婚一个月时间我回家了，我妈一看我瘦了不少，衣裳还是走时那一身，对我爸说，这闺女肯定困难，给她点钱买身衣裳吧。他们给了200块，我就攥着回北京了，进门我对刘京生说，我妈给了200块钱我想还账，他问，那合适吗？我说怎么不合适，该人家的账我睡不着觉。到了春节，我跟着厂里的顺车又回了一趟家，我妈一看说，这孩子看样子还困难，跟我爸一商量又给了300块。这些钱多数还了账。”
让毛大华难过的是，自己把心都掏出来了，刘家人却并不信任她，怀疑她结婚的动机。“我家的立柜锁着，我婆婆不给我钥匙，怕我把东西卷跑了。我想换洗衣服都得等婆婆回来把立柜门开开。”
不过，毛大华很快就让公公婆婆另眼相看了。
他们住的房间没有暖气，又舍不得买煤，毛大华就像小时候的刘京生一样，去捡煤核。她能干，一下捡回来几百斤，用不完。
毛大华说：“给你家拿去吧。”
“你会蹬大板车吗？”
“会。”
毛大华就借辆车，装了一车煤核，让刘京生坐车上，从广安门一路蹬大板车蹬到炒豆胡同。
寒风飕飕，二十多里路，毛大华蹬得大汗淋漓。
毛大华说：“一进家，老爷子说什么你猜，你拉煤就拉吧，还拉个废物回来。他把刘京生叫‘废物’。他什么都干不了你拉回来干吗，多沉呀。我要是有个闺女叫毛大华，我喂王八也不嫁给他。”
刘京生说：“我爸爸实际上是夸她呢，觉得她受了这么大的累，心疼她。”
隔年，他们的儿子要出生了。
毛大华的预产期是9月16号。15号这天，挺着大肚子的她就忙开了，先买了50斤米，又买了50斤面，再扛了一罐煤气往楼上弄。“我怕生了孩子弄不了了，我都给他买到跟前。也是要强，那煤气罐六七十斤，我一抡一扛，觉得不对劲儿——见红了。赶紧去医院，医院说还不到日子，又跑回来了。折腾到9月21号，医生一检查，说是羊水没了，宫缩也没有，这个没了那个没了，说得挺邪乎，孩子又大，8斤半，必须剖宫产，而且说不能保证生命安全。医生问我，你家丈夫没有胳膊？我说是。他说，假如让你选择留孩子还是保大人，你选择哪个？我说，你们救孩子别救大人，他没有胳膊，我得给他留个孩子照顾他，我无所谓。医生听了，当时就哭了。”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毛大华的话，苍天听了也会垂泪。
一个好女人的标志就是为了心里那份爱，愿意把命都搭上。
结果有惊无险，手术成功，母子平安。
家里添了一张嘴，日子更紧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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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京生的绘画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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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华精打细算，不仅全部还清了欠账，还有了一点积蓄。这之前，厂里领导让他们写个申请，免掉他们的欠账。“可是，刘京生说不行，公家已经为我们花了很多钱，不能再给公家添麻烦。他说得在理，我支持他。”毛大华说。
那时的青年，血脉里有一种东西叫理想。
这种理想，不是有车有房有钱，而是想让自己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中有一段话深深地打动了刘京生：“人生是多方面的，在人生的各个场合里，都要战斗在第一线战士的行列里。”
这段话成了他奋斗和追求的目标。
刘京生觉得自己缓过点劲儿的时候，每天看着工人们骑着自行车经过自己的家门口去上班，特别眼馋，也特别羡慕。他跑到厂里去要求工作。
厂里领导觉得奇怪，因为刘京生的医疗鉴定写的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厂长说：“你连上厕所都得人帮忙，怎么上班？你踏踏实实地待着，就是对四化
最大的贡献！”
书记说：“国家养你一辈子，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工会主席纳闷：“不是给你说上媳妇了吗？那么多知青回了北京，健全人还找不着工作呢！往哪儿安排你？”
有时候，可怜与同情比瞧不起你的滋味还难受。
一进家门，刘京生就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自打受伤他都没有哭过这么痛。
毛大华问：“咋的了？你放心，人家让咱工作，我陪你去上班，人家不让咱工作，我在家陪你一辈子。”
刘京生觉得两人的心一下子就贴近了。但是他不能接受自己不能工作，还要连累另一个年轻人因为自己而失业。
刘京生用嘴咬着笔给团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融入社会的强烈愿望。这封信被转到了主管工业局，局长亲自来到刘京生的家里，看了他用毛笔和钢笔写字，点点头走了。很快，刘京生和毛大华被聘为厂工会的图书管理员。“我觉得从那天开始，自己的生命又重新有了意义，我体会到了工作和劳动的幸福。”
那时，儿子还不到一岁，夏天，毛大华用小推车推着儿子陪刘京生去上班，遇到冬天下雪路滑，她就把棉袄的大襟解开，把孩子往怀里一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拽着刘京生的袖子，小心翼翼地朝前走，生怕刘京生摔倒了。
图书管理员，是刘京生喜爱的工作，他爱读书。记得“文革”后首都图书馆刚开放时，他跑去借长篇小说《苦菜花》，管理员一脸不屑，“年轻轻的学点好行不行？找别的书去。”那时，《苦菜花》被认为是“毒草”，想学好的刘京生就借不是“毒草”的《史记》《资治通鉴》和《古文观止》。
读书使刘京生感到了文化底子的薄弱。20世纪80年代初，他报考了北京人文函授大学，希望通过深造更进一步丰富自己。
这是设在南礼士路一个礼堂里的成人大专班，晚上上课，每周四天。刘京生没有手，上下班时间公交车又特别挤，干脆就和毛大华一起走路去上课。刘京生说：“礼堂没有桌子，我记不了笔记，一位朋友把淘汰的收录机给了我，我让大华拎着一块儿听课去。我们坐在第一排，她把老师讲的内容录下来，晚上回去后我再听录音，抄笔记。”
那个收录机个儿很大，很重，毛大华天天拎着走一个多小时路，胳膊都粗了一圈。有一次下大雨，毛大华一手给刘京生撑伞，一手护着宝贵的收录机，自己被淋成了落汤鸡。
3年后，刘京生拿到了大专文凭。发毕业证的时候，校长特意请毛大华走上前台，他说：“这个毕业证是发给你们两个人的，毕业证里有毛大华的心血。这三年，最难的是你，风里来雨里去，你对刘京生的好，我们都看到了。”
如果说毛大华身边的“贵人”多，刘京生遇到的“贵人”也不少。
刚开始写字的时候，有个“片儿警”叫小胡，他知道刘京生爱写字，就问：“有个书法班你去不去？”那时刘京生还没有走出悲观的阴影，不愿意见人，就说不去。星期天，热情的小胡推着自行车来了，不由分说，小胡把刘京生推上车，来到了书法班，让他结识了许多书法界的老师和朋友，得到了认可和鼓励。
小胡的这份情义，刘京生没齿难忘。他说：“是小胡把我拉出了阴影，重新融入了广阔的世界。”
1985年的一天，厂里来了两个人找刘先生，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日本人，他们拿着一本杂志，上面有一篇关于刘京生的报道。那时候，刘京生经常到各个学校作报告，介绍自己不向命运屈服的故事，北京的报纸、杂志几乎都报道过他的事迹。
两位外国人是国际口足画艺协会﹙Association of Mouth and Foot Painting Artists﹚的工作人员，这个协会旨在让没有双臂或者双臂失去功能的重残人士通过绘画过上自食其力的、有尊严的生活，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他们希望刘京生加入这个协会。不久，刘京生收到了协会的来信：“由于您的加入，我们由39个会员国变成了40个，我们相信您会成为一位优秀的艺术家。”
那一刻，刘京生产生了一种责任感，觉得应该用这支笔走向世界，他产生了继续深造的渴望。
1987年，长春大学开始向残疾人开放，主要招收生活能够自理的盲人和聋哑人学生。37岁的刘京生给长春大学的校长写了一封信，问问他这种情况的人能不能上学。“那一天，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不认识。来人自我介绍说，我是长春大学的校长，我收到了你的信，觉得不可思议，你说你能看书、写字、画画，我想眼见为实。我当时惊呆了，哇！校长跑我家里来了。我就翻书写字给校长看，他说，行，你就报考去吧。
“但是，学校老师们的意见不统一，说您弄这么一个人，谁管他啊？别的学生再困难也会自己吃饭、洗衣服，这个学生放在班上还得每天伺候他啊？校长说，你放心啊，我保证这是一个好学生。
“这份信任太珍贵了。我觉得一个人承担起一份信任，不是件容易的事，你要用一生的努力才能够承担。有时候为了这份信任，你会穷其一生去达到你想达到的高度。”
那时，刘京生的儿子已经上学了，毛大华分身无术，不能跟着他去长春上学，她开学、放假都亲自接送，仍是放心不下。
“谁言千里自今昔，离梦杳如关塞长。”
刘京生的宿舍里住了10多个残疾学生，老师发愁，这个学生生活上的事怎么办？同学们说：“老师您放心，刘大哥交给我们。”有一个聋哑人叫徐井，心眼特好，天天帮着刘京生打饭洗碗干杂事，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那时候，大学生都要值日，打扫教室，“我到学校以后就是老大哥了，党支书、团支书都是我来干，我得像那么回事儿。我坚决要求当值日生，用一个小水桶，上边拴根绳，用牙叼着放到水管跟前，用脑袋把水管顶开，接满水再用脑袋把水管关上，然后把水桶叼到教室，站在桌子上用湿毛巾擦桌子，用同样的办法也能擦地板”。
《吉林日报》的记者听说了这些事儿，赶去采访，写了一篇表扬徐井的稿子：《刘京生的影子》。
记者问徐井：“你为什么要帮助他？”
徐井拿起笔写了一句话，“和同学一起征服命运”。
在刘京生读书的日子里，毛大华也没闲着，她要挣钱养家养孩子。
那阵子，工会派她去荣宝斋学习手工裱画，毛大华学会了，上班时间为公家裱画，晚上时间找些活自己干。“我这一辈子净碰到贵人了，我儿子一同学的姥姥知道了我们家的情况，挺同情的，隔三岔五就给我揽一批活让我做，裱一张画25块钱，扣除成本可以挣12块钱。荣宝斋的师傅也帮我，外国人买画不要画轴，他们就把这些东西让我拉回来用，可以节约成本。有时候活比较急，我就成宿成宿地熬夜干。最多时一晚上挣200块钱。
“有一次，头天晚上接了一批活，第二天儿子睡醒了一看，画全裱出来上墙了。儿子说，妈，你一夜没睡呀？那哪儿行啊。晚上他放学回来，写完作业赶紧帮着我干，打个蜡上个轴，没少帮忙。”
毛大华挣了钱先给刘京生寄去。“挣得多了就寄150块，少了就寄100块，最少也不能低于80块钱，我总想着他一个人在外边不容易。”
毛大华的贤惠让荣宝斋的师傅们敬重。师傅们说：“把你们家京生的画儿拿来，我们帮他卖。”刘京生的书画在荣宝斋卖8000元一幅，他说：“是毛大华的好人缘，使我的书画走进了荣宝斋。”
有了毛大华，刘京生才能专心读书作画。
长春大学毕业，刘京生又去北京画院进修一年，向王培东老师学习花鸟画。
到了1998年，刘京生对毛大华说：“儿子要上大学了，我才是个大专生，咱也得接着念书去。”
毛大华说：“我听你的。”
刘京生报考了首都师范大学书法学院成人教育班，毛大华陪他去考试，走到考场门口，工作人员说，对不起，您不能进去，让他自个儿进去。毛大华赶紧给人家交代，考卷怎么摆，笔怎么放，上厕所怎么办。对方说，放心吧，我们会帮助他的。
于是，刘京生进考场，毛大华就坐在操场上等，陪儿子高考时她也是这么等的，而现在，她更多了一份牵挂。刘京生考完出来，毛大华比他还急，行吗？
刘京生说：“考了3天，毛大华每天陪我去，坐操场上等着，一想到这个画面，我就挺感动。考上大学后，她仍然每天陪我听课，这样又学了3年，直到我读完本科。之后我又到中国花鸟画研修院向徐湛老师学习。”
“毛大华这辈子陪我读了10年书，给我研了30多年墨。我每天写字要用一小缸墨汁，毛大华从结婚那一天起，只要我在家，她就给我研墨，无论是坐月子还是生病，她都硬挺着帮我铺纸研墨。现在头发都白了，不容易呀。”
毛大华在旁边接过话茬：“我不陪着他怎么办呢？上哪儿去都得陪着。人家上课我在边上听，也学了不少东西。但是我操心的事儿多，刘大哥身体特别不好，陪他读书，心里想的都是治病的事儿。”
从1981年起，刘京生开始投身中国的残疾人事业。
他是北京残联的创业元老。
刘京生回首往事，语气里都是欣慰：“1981年是国际残疾人年，那时候还没有残联，由国家劳动部牵头来组织这个活动，推选了两位代表，我是其中之一。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一次有组织的残疾人活动，很多报纸都登了，结果有很多人给我来信，我比较认真吧，总是一封封地回信。结果老婆就来问，什么事啊？你每个月纸墨都是必须买的，这又写信，一封信邮票8分钱，这笔开销怎么办啊？我说，干脆这么办吧，咱们俩一块看信，你说哪封应该回信咱就回，你说不回咱就不回了。好嘛，我们俩一块儿看信，那时候残疾人困难很多，也没有专人管。一念信，她比我还动感情，说是怎么着也得给人家回信，我们两人就一块儿给人回信。
“后来，国际残疾人年结束了，许多求助信得不到回音。我觉得肢残人这么多问题和困难，应该由谁来管？应该有一个组织来管。于是我就和几个朋友去共青团中央和民政部呼吁，大家都觉得我们说得有道理，但具体怎么办，不清楚。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这是残疾人事业的萌芽阶段。受到北京的启发，广州、辽宁和山西出现了类似的残疾人组织。最终，北京市政府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成立了残疾人协会，由我担任肢残协会主席。没有工资，完全是尽义务。”
事业从细节开始。
中国人在1982年之前，对残疾人的称呼为“残废人”，这个“废”字既刺耳又不准确，是贬义。1982年，刘京生和几位残疾朋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身有残疾不等于“废”，“残而不废”是我们的心声，建议将“残废人”改写为“残疾人”。不久，中国开始启用“残疾人”这个词。它准确、中性，对于树立残障人士的自信有积极意义。刘京生的另一个建议，是希望残联的领导层有残疾人的代表。这个建议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高度认可。
刘京生说：“作为主席，我应该在法规上、政策制定上去解决残疾人的困难。如果天天去帮人推轮椅，端饭洗衣服，累死也干不过来。这份工作使我学会了着眼大局，抓住根本，把残疾人的具体困难问题与政府的具体政策紧密结合起来，使残疾人在生存状态上有所改变，这是我要做的。
“我那时候见面就跟人家说厕所，无论是大头小脑，还是建筑设计师，我都给人家介绍，国外的残疾人厕所是什么样的。我有切身体会呀，我和毛大华出门，遇到要上厕所，你说我是进男厕所还是进女厕所？进男厕所，毛大华不能进，我自己解决不了问题，还得进女厕所，因为它的空间是封闭的。可是，管理厕所的大妈不干了，‘哎哎，你眼瞎啦？往哪儿进呢？那是女厕所！’她还以为我要耍流氓呢。毛大华费半天口舌才让我们进去。
“还有走轮椅的坡道，对残疾人来说就是大事。我见到城市领导也好，城市设计师也好，见面就说这事。发达国家的坡道设计得特别人性化，就像一块蛋糕踩了一脚那个感觉，非常柔和。而我们的坡道，两边有坎，像个小簸箕反扣在那儿，容易磕着人。”
为了这两件事儿，刘京生嘴皮儿都磨薄了，不停地呼吁。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因为有了白色的帆，
船长吻过深情的海洋；
因为有了坚实的马鞍，
驭手热恋着美丽的草原；
因为有了小小的坡道，
我的轮椅车啊，
一下子拥抱住整个春天。
给我一个坡吧，
让我能自由进出自己的家。
给我一个坡吧，
让我融入春天的童话。
刘京生说：“现在全国都有残疾人独立厕所了，北京的小胡同里边也有残疾人的独立厕所，很方便；轮椅坡道也有了很大的改进，这多好啊。”
刘京生当北京市肢残协会主席30年，赢得了残疾朋友的信任和敬重。有一位残疾人得了重病，没钱治疗，为了救人一命，刘京生组织了募捐活动，号召残疾朋友伸出援手。“我跟大家讲：第一，我们今天帮助的人，可能你认识，也可能不认识，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第二，这一次活动的意义跟以前不一样，过去我们残疾朋友是接受者，是别人帮助我们。而这一次是我们要帮助别人，帮助自己的兄弟姐妹。最后我们帮助那位残疾朋友做了骨髓移植，挽救了他的生命。”
毛大华说：“在北京的残疾人圈子里，一提刘大哥，大家都服气。”刘京生却话锋一转说：“大家佩服刘大哥，可是更敬重的是谁啊？是大嫂子。我的活动，毛大姐都跟着，看到同行的残疾朋友有困难，马上就搭手帮，她的贤惠与热心让大家看了心里暖和。当时的残疾人面临几大困难：求学、就业、婚姻。毛大华和我成了大家效仿的榜样。他们说，‘都说残疾人找不到对象，可大嫂子往这儿一站，让我们有信心也有勇气找个好妻子。要说活得不容易，谁也没有大嫂子难。可人家却把日子操持得这么条理，把刘大哥照顾得这么周到，我们找对象也得按大嫂的样儿找’。许多残疾朋友处了对象，先让大嫂给参谋，家里遇到困难了，最先想到的也是大嫂子。遇到解不开的疙瘩，遇到不听话不讲理的事儿，大嫂子去了吵一顿，骂一顿，劝一通，那比我说了管用。”
毛大华说：“其实呀，刘大哥忙着给残友捐款的时候，身体不好呀，他忙得噔噔噔地跑，我一边陪着他跑一边心疼，谁知道他一直在住院呀，他的肾脏已经很脆弱了。”
可是，刘京生社会活动多，而且都是残疾朋友的事儿，再难也得咬牙坚持。那会儿，北京打出租车特别难，刘京生想打车就更难。别人是招手，他是伸头。好不容易打到一辆，一上车，司机就开骂：“你有毛病吧，伸个脑袋晃来晃去的，不要命啦？”
为了丈夫的安全，毛大华一跺脚，自己学开车！保证让刘大哥出行方便。那时的驾校没有小车，全是“老解放”，长鼻子的大卡车。她坐进驾驶室，驾校的师傅命令道：“手握方向盘。”见毛大华瞪着眼没反应，师傅又大声重复了一句。毛大华这才战战兢兢地问：“方向盘在哪儿呀？”师傅说：“毛大华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不认识方向盘！”毛大华说：“我真不认识。”她坐卡车的大厢坐惯了，驾驶室里面长啥样，一概不知。
回到家，她往椅子上一坐，抱着洗脸盆当方向盘就练开了。刘京生则用脚夹着一只拖鞋跟着她的手式比画，让她了解汽车转弯和后退时的各种方位。
3个月后，毛大华领到了驾照，她买了一辆松花江小面包车，从此可以拉着“刘主席”和他的残友们去参加各种活动了。
男人的脚走到哪儿，女人的心跟到哪儿。
男人把事业与功名当成第一生命，女人把爱情与情侣当成第一生命。
刘京生就是毛大华的命。
2012年5月20日，全国助残日，毛大华陪着刘京生一天参加了四场活动，回到家，她看到丈夫脚肿得老高，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年底，刘京生又拖着病体去绍兴组织“无臂七子”书画活动，回来就感冒高烧，住进了医院。医生警告他：肾病最怕感冒，若再次感冒，后果不堪设想。
果然，刘京生的生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很多人看到，刘大哥的脸变得灰黄暗淡，说话都是强打精神。
肾脏出毛病，还是当年遭受电击落下的病根。
这并不是刘京生受伤后第一次遭遇生命危机，早在1998年，毛大华就签过一次生死契约。
毛大华在结婚之日看到的刘京生肚子上那个大洞，一直就没有好，肋骨去掉后，剩下的那个尖老是把伤口磨破，伤口20年没有痊愈，一直在流水。到了1998年，刘京生再也扛不住了，他的肠子从伤口处鼓了出来，医生说是“腹疝”，有生命危险。
医院说有一种新技术可以治他的病，叫扩张器植皮，通俗地讲，就是在病人身上找一块好皮肤划开，里面放一个气球，然后逐渐往气球里充水，随着气球变大，身上就会多出一块真皮，这样的皮肤补在肚子上，才有可能长结实。由于伤口过大，一次只能补一半。每次从身上取下手掌那么大一块真皮。
医生说，手术风险极大，让毛大华选择。不做手术，人肯定不行，但手术如果失败，人也活不长。
毛大华一咬牙，签了风险告知书，这是必选题呀。
第一次手术后，移植的那块皮两三个月长不好，还大量出血。毛大华说：“他那伤口动不动就鼓起一个大血包，呼呼地往外抽血，一抽就是一大杯。医生判断，那气球跟这皮肤之间，因时间长了就长了一层膜，这膜跟伤口里边那膜接不住，不好长，要慢慢恢复。我愁得没办法了，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说，气是帅，血是兵。人弱了，别耗着，我给你开个方子，你赶快去抓药。”
那天外面刮着大风下着大雪，毛大华开始打个伞，后来伞被风刮烂了，她索性冒着雪，一跌一滑地去抓药。一家没有，就去下一家。就这样，她从广安门一口气跑到王府井，走了四五个小时，见药店就进，问了7家药店，都说没有那种名叫“米壳”的中药。王府井那家药店的售货员看毛大华浑身湿透的样子可怜，说了实话，您就别瞎跑了，这味药其实就是罂粟壳，是控制药品，没有主任医师的处方，你去哪儿也不会卖给你。毛大华急哭了，跑回家给爸爸打电话。爸爸说：“别急，明天我让你弟弟开车给你送去。”
老爸的药送到了，刘京生吃了六服就止住了出血。
医生特别奇怪，咦，怎么就突然好了呢？
毛大华把吃中药的事说了，把药方子给了医生。
医生一听，这个办法好，赶紧找了个本子记在上面。
第二次植皮手术，又用了一年的时间，20多年的创面终于全部修复了。
刘京生又闯过了一道生命的关口。
有时候，好男人的顽强与坚韧，是由好女人用生命滋养出来的。
毛大华说：“我这一辈子，除了陪刘大哥读书，就是陪刘大哥住院。住院时，刘大哥睡病床，我在地上铺个硬纸壳睡，早上五点之前就得把我睡觉用的东西藏起来，护士看见了不愿意。刘大哥2006年住一年院，我就在病房的地上睡了一年。”
2012年，刘京生体检时发现自己的肌酐高，也没太再意，想吃些中药调理，结果不出一年，肾衰竭了，需要定期进行血液透析才能存活。
可是，刘京生的透析特别难。“一般人通过透析，再活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我双臂没有了，两个最主要的通道断了，就像我们要往灾区送物资，没有路谁也进不去。”
刘京生是通过胸前静脉埋管的方法进行透析的，因为这是唯一的通道，时间一长，这一带的血管变得很脆，他的血压升得很高。
毛大华一说那时的事儿就掉泪：“刘大哥那时候血压200多，都快到300了，脸青黄青黄的，一次吃那降压药就是一小碗，能用的降压药都吃遍了，血压还是降不下来。给他透析的那管子，时间一长就会堵。医生说，你们赶快找肾源换肾吧，不然，就没时间了。”
危急关头，北京残联伸出了援手，一时间，北京的各个新闻媒体都发出了救助刘京生的文章和信息。《光明日报》非常重视，在头版头条位置介绍刘京生的事迹，并向社会求助。
但是，肾源非常稀缺，排队的患者很多，成功配型的概率很小。“不管有多少热心的朋友，不管病情多么急迫，最后还得靠排队，你着急也使不上劲，有钱也没有用，有力气也没有用，只有耐心地等待，所有关心我的人都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我对朋友们说，我构思一个电影画面，将来有机会你们可以去拍，”刘京生从容地构想自己的结局，“几个朋友在讨论我的救治方案，争来争去，谁也不知道前途何在，大家决定抛硬币，看看天意如何。硬币抛上了天空，缓慢地、翻滚着下落，这时可能出现两种很有意境的画面：一个是天边出现了一片草原，漫天遍野的绿色之中，一只活蹦乱跳的羔羊在欢快地玩耍、吃草。剧终——我回到了自然的怀抱中。另一个画面是出现一行字‘第三乐章’——我开始了新生命的辉煌。”
刘京生说得仿佛很轻松，但内心深处却充满了盼望与眷恋。
毛大华没有那么多浪漫情调，她只有一个需求，刘京生必须活着。“我跟他说，老头子啊，你才60岁，日子还长呢！前半辈子我伺候了你34年，后半辈子你怎么也得再陪我30年……”
从医生确定要换肾那一刻起，她就想尽一些办法联系肾源，每天把刘京生安置好，就开着车、带着病历，到北京的各大医院去求助。见了医生，往往话没出口，已经泪流满面。
刘京生让她耐心等待，相信组织，她急了：“你整天就是听这个的话，听那个的话，可是我呢，就比你多一个不听话，你别管我，我就要满世界跑，挨个儿医院找。知道吗？我两个膝盖都是骨刺，走不了路了都，那样也得去，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再好的肾源也救不了你的命。”
爱河之中的女人让人看到最真实最生动最激情的生命。她们勾魂摄魄的魅力来自于忘我的全身心投入。
也许是真情感动了苍天，也许是命不该绝，毛大华在朝阳医院找到了肾源。
刘京生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2013年12月31日，他正躺在病床上透析呢，毛大华打电话过来，说话声音很大，有点语无伦次。“她说肾源找到了，让我马上准备走。我说你别咋咋呼呼的，有谱没谱呀？‘真有了，让你马上过去。’我是夜里11点钟被推进手术室的，2014年1月1日1点钟手术成功，新生命就在这一时刻开始，赶得挺寸的。当天上午我苏醒过来，一睁眼看见三个穿白大褂的小伙子，都不认识。他们自我介绍说是给我做手术的医生，因为从小听过我的事迹报告，所以对我换肾这事儿特别上心。”
30多年来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一转眼，刘京生换肾已经3年，情况良好，身体各项指标都回归正常。“第三乐章”神奇地展开了。他说：“经历了换肾以后，自己的追求有了新的变化，我以前的书法跟我的工作节奏一样，忙忙叨叨的，多是写一些行书、草书，现在退休了，静下心来了，我又重新写楷书、魏碑，我总觉得自己能够写得更好。其实，这个所谓的‘好’实际上是一种个人的向往和追求。有一位老师跟我讲过，书法学习，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山不近我我向山行。山不会来靠近你，只有你去登山，无论多远，你都可以走到它跟前去，尽可能地去攀登。”
刘京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是中国书法协会的会员，2000年的时候，又成为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的会员。论及在书画界的地位，他说：“我不跟别人比，只跟自己比。别人从平原登上了高山，我是从深渊爬到了平原，高度与境界并不一样，我曾写过一句话，‘谷底莫忧勇登攀，见平川，更慕千峰好’。概括来讲，就是好好向别人学习，自己与自己对比，以古人的法帖为楷模。不论哪一行的艺术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要有自己的模样儿。这种模样儿，是符合书法规律的个性，不是越怪越美。这是一种追求，能不能够达到，很难说，但这种追求一定要有。”
刘京生家最醒目的就是一张四五平方米的大书案，上面摆满了笔墨纸张，还有一些未完成的作品。他每天练字、画画，毛大华每天研墨涮笔。有时自己也画上几笔，她画的花鸟山水，因为有多位名师指点，倒也像模像样。而她手工裱画的技艺在圈内更是小有名气。
刘京生说：“什么是好夫妻？就是互相成就。你因我而成长，我因你而闪光。我给毛大华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家里，‘诸葛经纶多资内助，乐羊学问半自妻成’。好妻子就是好老师呀。”
刘京生把感激寄放在自己的诗歌之中。
多幸福，和你在一起，
反复的叮咛，
无眠的守望，
轻柔的儿歌，
一日间，
电话N次的震响，
你用深深的爱织成甜蜜的网。
多幸福，和你在一起，
可口的饭菜，
淡淡的茶香，
细碎的唠叨，
汗湿的面庞。
你用操碎的心融成爱的安详。
多幸福，和你在一起，
你说你是我的手臂，
你说你是我的肩膀。
于是你把辛劳握在手心，
你把艰难扛在肩上。
风你去顶，
雨你去挡，
你用辛苦铸成全家温馨的船港。
——《献给妻子的歌》
毛大华不甘落后，也要学习写诗，她的诗有儿歌的天然纯真，有漫画般的风趣幽默，韵味独特。
京生哥，
我打了个锅，
进门别问我呀，
问我没法儿说。
只要我一说，
你立马儿会翻车。
翻车别发火，
咱买个名牌锅。
莫耍奸，人不憨。
你一耍奸人看穿。
拱手作揖站一边，
心中离你八丈远。
真诚待人朋友多，
忠厚传家天地宽。
刘京生说：“我们家事无巨细，家里家外，都得靠我太太，你别吹牛，说我这能，那能，那都是瞎扯，是不是？没有她，我什么也不能了。比如说，一到夏天，一个是出汗，一个是蚊子咬，我就得折腾毛大华，这儿疼，那儿痒，你都得让她帮忙。有时候我想自力更生，夏天出门，汗流浃背，我就找前面那电线杆，特别是晒得很热的电线杆，脑袋挨上去一转一头汗就没有了，别蹭，要蹭还把脸蹭脏了，就贴着它一转，全给你擦干净了。身上痒了，墙角是宝贝，靠着它蹭一蹭，问题解决了。当然，最终还得靠毛大华。所以她说，一到夏天你受罪我也受罪。
“还有我洗脸、洗澡，都是她帮忙，胡子也得她刮。买刮胡刀，你说这个好那个好都不算，得毛大华说好才是真的好，因为是她拿着给我使，对不对？”
2016年，北京市丰台区将刘京生和毛大华的家评为“最美家庭”，毛大华很重视这个荣誉，把奖牌和之前两次得到“五好家庭”的证书放在一起拍照，发到了微信里，一天之内，她就得到了近200个“赞”。
刘京生看着毛大华美滋滋的样儿，回想起了1983年他们家第一次被评为“五好家庭”的情景：“那年我们家这位进了人民大会堂，邓颖超大姐亲手给她发了一个奖牌，木头的，还给她一朵红花。那红花是用普通皱纹纸做的，有一个拳头大小。她回到家，戴上花对着大衣柜的镜子左照右照，一个劲儿说，‘这朵花是给我的。这朵花是给我的’。”
毛大姐插话道：“我不是不知道那花儿戴在胸前是什么样儿吗？回来就戴上对着镜子照照，看看好看不好看。你知道吗？我在大会堂捧着这朵花，眼泪哗哗地流呀。这朵花来得太不容易了，我受了多少累，受了多少委屈？人家不理解啊，好多人说这女的不是傻子就缺心眼。这些年，我净看刘大哥得奖状了，这儿给他一个，那儿给他一个，我这一辈子就得了这一朵花。”
刘京生说：“我站在一边看着她，觉得她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她真是受了很多委屈。20世纪70年代跟残疾人结婚是被人看不起的，是会被人怀疑是另有动机的，所以她百感交集。真的，毛大华太不容易了。”
毛大华说：“世界上的花千千万万，我最喜欢的是向日葵，因为它心里充满了阳光。”
刘京生虽然折断了双翼，但是毛大华让他的心灵里长出了新的翅膀，让他急速下坠的精神与肉体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托举了起来。
毛大华是让刘京生重上云端的清风。这风，有恩有爱，柔韧而又强劲，温情而又奔放，那是一种奋不顾身的努力，那是一种牺牲自我的大爱，那是一种悲悯万物的慈悲。
如果你是一条船，我鼓荡起你的白帆。
如果你是一只鸟，我托举起你的翅膀。
如果你是月亮，我伴你清影起舞。
如果你是剑侠，我伴你御风而行。
记住，总会有天使因你而来。